8月中旬，美国民主党召开主题为“团结美国”的全国代表大会，并正式提名前副总统拜登为总统候选人。8月20日晚，拜登以远程视频方式发表提名演讲。在此次全代会期间，民主党还发布了长达92页的新版党纲，为未来一个时期该党的内外政策确定基调。与此同时，拜登的多位主要外交政策顾问频频发声，阐释拜登的外交理念和政策构想。对上述内容进行梳理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民主党的对华政策取向。
　　修复美国全球主义的外交政策总框架
　　拜登团队的总体外交战略首先强调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修补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损害，消除“特朗普主义”的负面影响，与世界重新接触，尤其是深化与美国盟友和伙伴国的关系。其次，将应对疫情挑战作为上台后的外交重点，在处理疫情及相关经济危机问题上促进国际协调。第三，继续在大国战略竞争的框架下处理与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关系，把强化美国与印度的关系作为重要优先事项，将外交政策资源进一步向印太地区、美洲地区和欧洲地区聚焦，继续减少对中东事务的干预。第四，突出价值观因素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拜登的重要外交政策顾问杰克·沙利文提出，必须重新拥抱“美国例外论”，“恢复对美国价值观在世界上的力量之信仰”。
　　值得强调的是，虽然拜登曾担任奥巴马的副手，其主要政策顾问也多曾在奥巴马政府任过职，但拜登一旦当选，并不会回到奥巴马时期的那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路线上。正如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的本·罗兹所言，过去数年来美国和世界发生的变化极为深刻，包括世界对美国信心的下降、美国国内民主体制遭遇的危机等，“重要的是，拜登总统不应在过去而是当下寻求机遇”。
　　未过度炒作中国议题
　　拜登在提名演讲中仅一次提及“中国”。在谈及民主党将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危机时，拜登表示，“我们将生产国家所需的医疗物资和防护装备，就在我们美国这里生产。我们将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民，而去受中国或其他国家的摆布”。相较于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提名演讲，拜登似有意淡化“中国议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着力利用演讲抨击特朗普缺乏领导力和道德品格，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应对疫情的不力表现，以及对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事件的不当处理，不希望“中国议题”等其他内容冲淡这一主题，不愿间接帮助特朗普让中国成为掩盖其政治无能的“替罪羊”;二是，由于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持续攻击拜登“亲华”，甚至称拜登是“中国共产党的候选人”，拜登在策略上不愿跟风炒作涉华议题，以免被对手带偏了节奏。
　　民主党新版政纲不能等同于拜登的政纲，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党内不同派别政策主张的“大杂烩”，尤其是吸纳了以伯尼·桑德斯为代表的“进步派”的很多观点和诉求。这份政纲系统性地指责中国的经济、科技、南海等政策，公然宣称民主党在对华政策方面持“强硬立场”，表示将更加重视修复美国的同盟体系，与盟友和伙伴国共同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值得关注的是，在涉及亚太政策的部分，该政纲写道：“民主党尊重对台关系法，并继续支持以符合台湾人民愿望和利益的和平方式解决台海问题。”同2016年版的民主党政纲相比，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表述消失了，引起各方猜测。

　　与中国的“正向竞争”如何开展？
　　目前，拜登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团队已经较为完备，正所谓“人即政策”，也就是说，从团队的人员构成情况及其言论观点，可以看出民主党外交和对华政策的基本取向。概括民主党政纲和拜登外交团队迄已发表的涉华言论以及他们在历史上与中国打交道的表现，可以看出，拜登如果在2020年大选中胜选并执政，其对华政策或会展现以下几方面的取向：
　　第一，注重美国国内自身建设，强调要与中国展开“正向竞争”。拜登在提名演讲中较为深入地阐述了美国面临的诸多严峻挑战，其列举的施政要点包括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对美国科技研发的支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促进种族和性别平等、在“奥巴马医保”的基础上改善医保体系、改革移民制度等。这些做法旨在修正美国自身问题，提升美国在基础设施、科技、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竞争力。前常务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称，美国面临着几十年来最具挑战性和最复杂的国际格局，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应当首先强化自己的竞争力，注重恢复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拜登团队对华政策的主要负责人、新美国安全中心副总裁伊莱·拉特纳等人也指出，美国应与中国展开“有管理的竞争”，不搞新冷战，而是以“从不同议题出发”的方式与中国进行竞争，并且不排斥与中国的对话和合作。民主党政纲明确表示，不应落入与中国的“新冷战”陷阱。
　　第二，在经济问题上延续保护主义的做法，采取较“关税战”更为全面的对华制衡举措。拜登在提名演讲中强调要促进制造业的回归、增强美国工会的作用，明确表示在供应链方面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前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等人称，拜登团队对全球经济和贸易问题有新的看法，将努力减少其对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的损害。这种政策立场也是为了赢得民主党内反对自由贸易选民群体的支持，吸引桑德斯、伊丽莎白·沃伦等人的支持者。今年7月，拜登发表过一次经济政策演讲，也体现了“雇美国人、买美国货”的取向。与特朗普政府主要使用关税手段对中国展开经济施压不同，拜登政府将重视运用多种手段调整美中经济关系。通过保留和利用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关税杠杆，迫使中国在产业政策、企业补贴、所谓商业网络窃密等问题上对美让步。此外，拜登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承诺上台后启动为期100天的“供应链审查”，预计后续会采取降低对华依赖的新举措。
　　第三，提升人权和意识形态问题在对华政策中的重要性，通过强化所谓“道义领导力”赢得竞争优势。拜登在提名演讲中称他会“与盟友和朋友站在一起”，支持美国的人权和价值观，为一个更安全、和平和繁荣的世界努力。应该看到，拜登团队的对华政策已表现出加大操弄人权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倾向，包括指责特朗普政府为与中国达成经贸协议而在香港、新疆等人权问题上未能对中国进行足够“惩治”。拜登称，特朗普面对中国时“放弃了我们的价值观”。布林肯等人明确表示，拜登政府将会把价值观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中心，进一步深化“自由世界”的合作，建立更紧密的“民主国家联合体”。民主党政纲称，“美国在面对中国时必须充满自信，要与民主国家携手抵制中国的恶意行动”。拜登外交政策团队还认为，价值观和人权问题是美国推动建立压制中国的国际联合阵线的关键因素，提升美国的“道义领导力”能够帮助美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打造“优势地位”。此外，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等拜登团队成员对新疆问题高度关注，拜登政府或会将人权问题与经济、技术方面的对华政策更加紧密地缠绕在一起。
　　第四，在疫情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或会推动对华合作，但也会借此向中国施压。拜登在提名演讲中用大量篇幅阐述如何应对疫情给美国带来的冲击。布林肯等人也在多个场合表示，控制疫情以及处理疫情带来的经济挑战是拜登执政后的重中之重。前国防部高官科林·卡尔称，拜登当选总统后，首要任务是在应对疫情和相关经济危机方面促进国际协调。拜登政策团队目前还关注由疫情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等问题。奥巴马时期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汤姆·多尼隆等人认为，在这些方面美国和中国应当展开合作。但是，萨曼莎·鲍尔等拜登团队人员主张在疫情问题上对中国进行调查追责。此外，拜登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称应对气候变化蕴含着“重大机遇”，可提升美国在清洁能源等领域的竞争力，并为美国选民带来数百万个高薪就业岗位。拜登上台后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召开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参加的峰会，落实在2050年实现清洁能源经济的计划。虽然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美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但拜登政府也会在此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如要求中国停止对煤炭出口的補贴、要求“一带一路”倡议停止支持化石燃料能源类项目，等等，以减少全球碳排放。此外，拜登一旦上台，很有可能将环境保护等问题与中美经贸谈判“挂钩”，力图在贸易协定中回应环保利益团体等民主党支持者的关切。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