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识》：作为执掌了德国这个欧盟最重要的国家近14年的重要政治人物，默克尔在欧洲可以说是毁誉参半、颇具争议性。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默克尔治下的德国在欧洲发挥的作用？
　　金玲：今天的欧洲出现了种种乱象，但如果因此就把板子全打在德国、打在默克尔身上，是不太公平的。就默克尔个人来说，学界的评价是，她更多的还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技术型领导人，而不是一个具有战略视野的领导人。默克尔治下的德国，更多地还是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欧盟的规则框架和政治现实的框架内行事。
　　欧洲近年来乱象的根源是一个全球性引发的深层次问题：全球化、资本市场与社会之间存在矛盾，在欧盟内部，表现为其内部的利益结构失衡的问题。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面前，之前普遍被用于维持社会稳定与利益均衡的福利体系面临着调整和转型的压力。欧盟有统一的大市场，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社会政策。默克尔的前任施罗德总理任职期间在德国进行了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推动紧缩，削减了包括社会福利在内的公共支出。德国改革早、产业竞争力强、制造业份额又大，因而在欧洲一体化不断拆除欧洲统一大市场内部壁垒的进程中，德国就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在应对债务危机过程中，默克尔更多的还是从德国的经济文化、经济理念出发去行事的。德国战后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强马克的基础上，通过劳动力市场改革、控制工资水平、执行审慎的宏观经济和公共财政政策、以及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实现。因此，德国反对通过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反周期干预。基于这种理念，德国民众普遍认为南欧国家就是“懒散不劳动”，而且对“拿德国的钱补贴”这些国家不满。建立在上述民意基础上的德国国内政治无疑给默克尔带来了多重束缚，极大地限制了她的行动自由。默克尔更多的还是在试图寻求一种平衡：既要稳定市场，还要稳住德国的国内政治，同时还要保证整个欧元区体系的平衡。
　　作为一个技术型的领导人，默克尔对这些问题的处理的还是不错的。债务危机强化了欧元区的治理，紧缩政策在像爱尔兰、葡萄牙这样的国家也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无疑，欧洲的结构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有更趋严重化的势头。例如，客观上讲，德国还是2009年欧债危机的受益者。南欧国家债务收益率的风险溢价在债务危机中被推高，德国持有了这些债务中的很大一部分。然后，德国又利用欧盟机制逼着欧洲南方国家搞结构性改革，还债。

　　《世界知识》：当今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大行其道，可以说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了决定欧洲前途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欧洲民粹主义的兴盛又与大规模移民/难民涌入紧密相关。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默克尔及其治下的德国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作为？
　　金玲：债务危机是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导火索之一。默克尔不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领导人，如上面所说，她一直在寻求各种因素的平衡，试图兼顾——这当然是一个非常耗费时间的过程。因此，在债务危机不断发酵的过程中，问题不断地从经济层面向政治、社会领域蔓延。但就政策本身而言，实际上，无论默克尔采取什么政策，都会带来民粹主义势力的兴起。比如希腊和意大利的民粹主义政党是反对紧缩的，而德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连以对象国结构改革为条件的救助都无法容忍，其从根本上反对任何救助行为。这就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是由深层次的原因决定的。
　　难民问题也是如此。当前，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了欧洲各民粹主义政党打的最主要的一张牌，成为了分裂欧洲的核心议题，这个议题也将在接下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发挥重要影响。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已经被高度政治化和安全化了。正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他2015年的“盟情咨文”里所说的，欧盟28个国家有5亿人口，当时涌入的移民/难民总共有100多万，相比其他移民/难民来源地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接收的难民数量，欧洲面对的难民规模并不大，欧盟也完全有能力消化。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和社会、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在加剧，那些在全球化中受损的人认为是“外来者”侵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开始强调自己“欧洲的身份”，强调“民族的身份”。在这种土壤下，移民/难民主体是穆斯林的现实，使得他们与欧洲主流的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差异凸显。这就导致了难民问题的政治化。
　　而在难民危机爆发的前后，欧洲恰好又迎来了一轮恐怖袭击。一方面，欧洲国家的恐袭更多地与在中东和南亚的冲突有关，与美国在全球的反恐行动有关。美国在全球打击恐怖分子的同时为实现其政治意图，不惜以破坏有关地区和平稳定局势为代价，同时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文明冲突”。作为西方文明共同体的一员，在地缘上临近中东地区的欧洲自然就成为了美国所作所为的“买单者”。另一方面，也与二代移民融入失败有关，可以观察到，欧洲很多恐怖袭击的发动者其实不是新进来的移民/难民，而是之前移民的第二代。二代移民的融入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不是哪个政治领导人能轻易解决的。但一轮轮的恐袭恰好发生在移民/难民大规模涌入的同时，这就使得很多欧洲民众在两者之间建立了某种“联系”，从而造成了难民问题的“安全化”。可以看出，欧洲民粹主义的土壤本身已经存在，会发生差别的只会是其爆发的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默克尔对难民问题的处理也非常有德国的文化特色。由于战争的历史，德国人在对人道主义灾难進行救济方面有着更为强烈的责任感。当时，在叙利亚小男孩遗体被冲上土耳其海滩的照片充斥全网的情况下，默克尔大开国门的决定无疑顺应了德国的民意。引入移民/难民作为劳动力无疑也有利于德国的经济发展。根据最新的数据，如果要维持德国现有的经济增长率，其每年要从境外吸收26万名劳动力。2015年涌到欧洲门口的移民/难民数量是100多万，如果进展顺利，德国一个国家消化掉他们都没问题。所以默克尔当初高呼“我们能做到”，但她这种做法却没有和欧洲其他国家进行充分商量。就外来移民/难民问题，欧洲原本有《都柏林协定》，默克尔没有和其他国家充分商量就把这套规则全部推翻了。这就引发了欧盟其他国家的广泛不满：在债务危机的时候德国强调一定要按规则来，但面对难民危机的时候德国又带头突破了规则。把难民放进来了以后，德国还主张要在欧盟范围内强制分配——像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这样的领导人是绝对不会接受如此安排的。 　　在难民问题上“撞墙”之后，默克尔采取的政策再一次体现了她作为技术型领导人的特色，那就是“堵”。欧非移民峰会、欧土协定、关闭西巴尔干移民路线都是德国主导的。当初欧尔班在匈牙利边界修墙引发了整个欧洲舆论的批评，现在欧尔班的政策却成了欧洲的政策。从这一点上来说，默克尔在试图迎合民粹主义势力的一些政策主张，以扭转国内支持率不断下滑的势头。这样的办法能否有效应对民粹主义呢？上面已经说过了，民粹主义是有其非常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的，不是光堵住移民/难民就能解决的。比如英国受到了难民危机多大的冲击呢？基本没有太大影响，但这并不能保证英国脱欧不出现。要扭转这种势头，并不是哪个政治领导人个人能做到的。尤其默克尔作为一个技术型的领导人，更多的还是致力于解决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大的战略设计。
　　《世界知识》：域外大国在欧洲的作用越来越引发欧洲各界的关注。欧洲内部很多声音主张欧洲应该团结起来，在“超级大国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发挥“欧洲作用”。那么默克尔在这个过程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金玲：当前，欧洲人都感受到了既有秩序的崩裂。2月17日刚刚结束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办方发布的报告名称就是《全球拼图：谁来拼起碎片》，也恰恰反映了包括德国人在内欧洲人的普遍认知。在许多欧洲人眼中，美国人带头不遵守秩序，中国人“挑战秩序”，俄罗斯人早已经违反了秩序，这些都威胁了欧洲的利益。欧洲面临着在这些大国的博弈中进行抉择的难题——希望在尽可能保存“既有秩序”的情况下多边获利。但实际上，当前的全球体系和全球化模式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欧洲人没有去关注这些问题而是只注意国际政治的表象，即大国博弈。
　　欧洲人把自己定位为重要的“规制性力量”。而规则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是欧洲在全球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如在数字经济领域，欧盟去年通过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近期刚刚修订了《版权法》，还在准备征收“数字税”。欧盟的规制性力量之源正是其5亿人规模的大市场（虽然在英国脱欧后这个大市场会缩减）。要在欧洲做生意，就必须要接受欧洲的规则。对中国发起的投资审查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当前，欧洲正是在内部加强联合、塑造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利用作为其核心竞争优势的规范来发挥全球性影响力的。当前在欧盟大力推动的“战略自主”的根基也是欧洲联合的加强。1月2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与默克尔达成的《亚琛条约》正反映了欧洲的这种思路。
　　当前的大国博弈恰恰强化了欧洲作为“中间地带”所占的权重。原先欧洲追随美国的时候，其作用反而是相对下降的。现在大国博弈加剧，各大国都希望争取欧洲的支持，这就强化了欧洲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现在欧洲处在一个“可左可右”的位置，可以“择其利益而行”。近几年，欧洲也正在从“后现代”比较意识形态化的思维之中走出来，例如荷兰首相吕特最近就说欧洲不应该再把注意力放在“规则的力量”（Power of principle）上，而是应该更多地注意“力量的规则”（Principle of power），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观念轉变。最近几年，欧洲实际上是在战略观望，“多面下注”，试图以能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行事。当然，如果美俄安全博弈升级，做为“前沿”的欧洲脆弱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中，默克尔无疑顺应了“历史潮流”。默克尔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非常意识形态化的领导人，她2007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来中国社科院做演讲时，我就坐在台下。那一次演讲的意识形态色彩很浓，她对中国做了很多批评，如人权问题等。但后来，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强和中德合作的深化，默克尔就更多地讲两国的合作了。从这个角度讲，默克尔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她希望在意识形态和德国的利益两方面实现平衡。
　　德国与俄罗斯交往的历史也呈现出这种特点。无疑，乌克兰危机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对欧洲、对德国都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欧洲国家实力的优势并不在军事等硬实力的方面，一旦博弈转移到了这个层面，其发言权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欧洲的安全不能没有俄罗斯的合作，欧洲的繁荣也离不开俄罗斯，特别是在能源方面。尽管乌克兰危机导致德俄关系恶化，但近年来默克尔还是主张务实对俄合作，“北溪”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默克尔推动加强了德国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她关注更多的是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出现了问题，在既有框架内解决问题——这恰恰是技术型政治人物主导性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