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著名学者，在文学、史学、古文字研究、翻译、外交等诸多领域都有着重要建树 。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郭沫若在现代文学大师座次排名——“鲁郭茅、巴老曹”中的地位一度受到质疑，其人其文，自那以后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两极评价”的现象，但有争议非但不是该将之拒之门外的理由，反而可以引发我们更多独立的思考。其成就最为突出的是其诗歌及历史剧，但他的散文及小说也同样不容忽视，今天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是他的历史小说集《豕蹄》。
　　近代以前文言白话的历史小说多划分到集部。郭沫若的《豕蹄》是其诗集《女神》与六部历史剧两座文学成就高峰中过渡的桥梁。
　　《豕蹄》，郭沫若在《从典型说起——〈豕蹄〉的序文》中就解释了书名的意义为“史题空托”，意在拿古写今、以古讽今。《豕蹄》包括历史小说十篇：1923年至1925年的《漆园吏游梁》《柱下史入关》《马克思进文庙》，这是他的前期历史小说；1935年与1936年的《孔夫子吃饭》《孟夫子休妻》《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齐勇士比武》《司马迁发愤》与《贾长沙痛哭》，称之为他的后期历史小说。前期历史小说既是抒发自身的穷愁，又是着对社会的现状、人性的扭曲理性而沉重的思考，体现出一种困惑；而后期历史小说则更近一步的关注现实，不但有明显的讽刺时政的意味，还洋溢着一种在苦难中迎难而上的坚贞，这与其进步的政治理想与高昂的爱国热情是分不开的。
　　贾谊和司马迁都是西汉文人杰出的代表，才高——贾谊的《过秦论》等政论散文及一些辞赋树立了中國文学上的标杆，司马迁的《史记》更是一部宏伟史诗；命苦——贾谊政论天下却倍遭嫉妒，屡被排挤，忧郁而死，英年早逝；司马迁受李陵之祸，惨遭宫刑，在炎凉世态之中只能以撰写《史记》为救命稻草。此时流亡中的的郭沫若正是借两人悲惨的经历来写“愤”写“哭”，宫刑后的司马迁被朋友一次次不留情面地揭伤疤，但仍不改变初衷；贾谊直率，蔑视权势、志在功化，思文帝之恩、惜梁王之死，却被群臣视为最大的威胁，终在失望之中痛哭流涕，于梦中遇屈原聊以慰藉，郁郁而死。这便是脱于《史记》而借古喻今的《司马迁发愤》和《贾长沙痛哭》。
　　还有一段从古书上翻译出来的故事——《齐勇士比武》，讲的是所谓的中国的勇士——齐国的两位勇士逃避国难、残忍内斗的故事，故事短小的七个小节自有其趣味和深刻性。
　　1931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大难已至，蒋介石还在钻着“攘外必先安内”的牛角尖。蒋介石为了配合自己的反革命军事围剿，于1934年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其中阐述的种种愚昧人心的主张是清醒的中国人所不齿的，逃亡日本的郭沫若更是无法舒怀，治史之余，以这些典型的历史人物进行“速写”，表现着对现世的讽喻，发人深省。
　　我阅读完郭沫若先生的《豕蹄》，有一些新的阅读体验。
　　1.“历史小”而表现大
　　中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似乎一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就可以道出马克思主义矗立的根底，也有“前车之鉴”这一成语警醒人们不要忽略史实。但就完整客观的人类史而言，我们所能领略到的是粗略、是大概，而越久远的历史越具有不真实性，难以证实。进一步言，人类主观上的差异导致我们对历史的接触、选取、舍弃、肯定和否定更是小之又小，更不用说郭沫若先生在《痈》一文中提出的中国史与人类史、宇宙史的比较。正如“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历史应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星空。
　　郭沫若先生的历史文学创作正是基于“历史小”这一主题而深刻的。老庄孔孟遭遇人性的透视，名言警句摇身一变成信口雌黄；太史令、贾太傅憋了两千多年的苦愤译成现代白话还掷地有声；秦始皇、楚霸王悔不当初也是咎由自取。郭沫若先生“失事而拟”的历史小说创作观正如鲁迅所形容的“油滑”，虽不是言必有据，但也是在博考文献的基础上“随意点染”的。
　　《豕蹄》借寥寥一些历史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件，写出了从不同的角度辨析历史人物的幽默，反映了作者对适时生活和政治的思考，讽刺时政之激烈可见一斑。对于新世纪历史文学的尝试，《豕蹄》就与《故事新编》一样，充斥着表现主义的色彩，表现着对人性和革命运动本质的洞见。
　　2.失拟而事——对现代有关历史的文学作品之思考
　　信息化时代到来之后，在泛滥成灾的网络俗文学里，到处可见作者不负责任地引经用典，而对历史的种种破坏更让人心惊胆战，更多的让我们自己都对本就大概的历史更加摇摆不定、模糊不清。各种未经雕琢的语言、矛盾不堪的思想充斥在现在的网络文学中。同样是历史小说，我们如果能将眼光放回到文言白话的四大名著去审视，放回到类似于郭沫若《豕蹄》这些近代历史小说上去思考，而不是每天投身于茫茫的新兴的电子小说上打发时间，那么我们即便没有多大收获，也会自然而然地提高文学审美。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