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格决定作品这种提法，不少人表示异议。其实当然没错，只是不能机械和简单地去将人与作品对号而已。人格低下，作品反而走得很远，境界高远，这大概也不可能。
　　英国作家王尔德到美国去的时候，海关人员问他有哪些需要过关申报的?比如一些贵重物品。他回答说：“除了我的才华之外，没有任何东西需要申报。”的确，王尔德不仅自信，也确有过人的才华。但当时他被认为是一个品格低下的人。其实他的人品和作品还是统一的。他的品格不是低下，而是他自己的品格，这种品格并不要求与他人-致。而不与他人一致的品格，却不一定低下。低下的品格与极为个性的行为、甚至是有极大瑕疵的性格仍然不能划等号。
　　李白在当年，据记载说“世人皆日可杀”。如果杀了，还有伟大的李白吗?超平常人的天才总有非同常人的个性，这又不是常人所能在当时当事所能理解和宽容的。
　　所以说，人格决定作品的说法，从根本上是不会错的。
　　所有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在当时—定是居于最高的道德基础之上的。无论是他的创作还是他的言论，必须具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是不容置疑的。但这里不是指一个作家的言行“适度”，在行为规范等方面切合了一个时期的最大公约数。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这里的道德高度是不同的，它的要求甚至更高。如果说文学家的最大行为是他的作品，那么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即要看作品在所处的这个时期、在整个的精神流向里面所占有的位置，要看其对人性洞察的深度，对人类精神向上提升的强度，是这一切。这种表达可以是多个层次、多种方式，它既可以极其曲折地表达，又可以直接地呼告。总之并非那么简单。
　　哲学家佛罗姆讲，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生的本能，生长的、创造的；另一种是与生本能同样强大的力量，就是死本能。这两种本能纠缠在一起。死本能在人的潜意识里，会不自觉地以毁坏周围的世界为快意。可见任何一个时期居于较高道德水准的艺术家，都是不倦地、不屈不挠地与死本能在做斗争。面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他们是极清晰的洞察者。僵化，可以让它活跃；板结，可以把它打碎；保守，可以让它激进。总之用各种方式来推动人类的精神。
　　美国的“跨掉派”作品，如《在路上》，读后或许会认为太不道德，写了滥交、流浪、偷盗等内容，可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否定，不能简单否定其道德高度。这要和当时美国人的普遍精神生态相结合去考察。它从另一个维度，提供了一股清新向上的气息。作者以反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完美，以反道德的方式来确立自己的道德。所以我们还不能直接地、简单化地去划分和谈论艺术家的道德，更不能简单化地去谈论文学家和艺术家人格的高下，这是一个相当晦涩、曲折复杂的问题。
　　当然，这一切都构不成作家艺术家诲淫诲盗的理由。
　　作家究竟有没有个性，需要观察他的写作与整个时代精神流向的关系。说到时代的精神流向，有一个总的把握。比如说“十年动乱”，那很明白，就是“造反”。每个村庄每个车间，无不“造反”。至于现在，也很清楚，就是用消费来带动生产和创造，是一个消费的时代。全世界极少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公开地号召人们全力以赴去赚钱。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成为生活主潮。那么观察一个作家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基调、自己的立场，就要看他与这个总流向的关系。
　　“十年动乱”时期，一个作家无论怎样在文字上巧妙折腾，如果总是在歌颂造反，他么就算不得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作家。同样，今天的作家写得再花哨，如果总是与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合拍，那也不算有自己的立场和个性。
　　我们现在学习的经济方面、商业方面的游戏规则，仍然是北美。这就伤害了传统和民族性。俄国作家拉斯普京前些年来中国说过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这段话虽然不长，但谈了极其复杂的、重要的问题。
　　“两年前，我曾经希望13亿中国人民与其他东方国家以及尚未失去鉴别力的俄罗斯读者会结成统一堡垒，去抵御道德和精神的堕落。如今我明白，我的这种希望是多么脆弱。中国今天翻译和出版我们的作品，但明天将会如何?我在上海举目仰望那些摩天大楼，我相信住在那里的‘天人’将会认为并且如今也认为，那些被大加炒作的俄罗斯文人抛出的消遣娱乐书籍和‘肮脏’的产品要比我们的书好。在东方，最先向毫无意义的和‘肮脏’的文学投降的是日本，然后是韩国……一些国家随后也会被征服……我不想在这点上责备任何人。这是时代的使然，多数人都要屈从。而真理在哪一方?未来会对这场讼争做出判决。”
　　拉斯普京说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也就不须再饶舌了。
　　他寄希望于中国和俄罗斯能团结起来，来抵制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潮流，但他到中国各处走了一趟以后，显然是失望了。他发现个人根本没有力量去阻挡这股强大的消费潮流、严格讲是无耻的潮流。
　　作家与其他人不同，他需要有抵御整个潮流的勇气，无论自己的力量多么弱小。有没有这个勇气，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