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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以来文学史编著方兴未艾，成果蔚为大观。据近现代学人统计，目前已出版的文学史著作至少有一千种。然而总会有遗珠。2018年8月，北京出版社推出了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四卷本，以下简称《史稿》）。此前十年内，天津古籍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浦先生《中国文学史讲义》的“宋元卷”、“明清卷”部分。此次北京出版社又将“先秦两汉卷”、“魏晋南北朝隋唐卷”整理补入，首次以“通史”面目问世。
浦江清（1904—1957），又名浦穀，字君练，江苏省松江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1926年经吴宓先生推荐至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担任陈寅恪先生助教。1929年清华改属后，入中国文学系做教员。1933年与冯友兰、浦薛凤、蔡可选等人赴欧洲游学，翌年回国。1937—1945年间，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任教。1946年返回清华。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年病逝。浦江清生前在清华、西南联大、北大等校任职，长期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一直有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愿望，可惜壮志未酬。其女及婿浦汉明、彭书麟继承乃父遗志，将其生前讲义《史稿》整理出版。此时，距离浦先生去世已有六十余年。
大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清华时期开始，直到1957年于北大去世，浦江清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长达二十六七年之久，留下了数种文学史讲义。和他同时代的学人，很多撰有文学史，如郭绍虞、郑振铎、容肇祖、游国恩、林庚、李长之等。但不论从他所处时代还是当下来看，这部文学史仍有其独到之处与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西会通与比较文学视野。浦江清博通中、西的学术风格，向来被学界推崇备至。《史稿》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皇皇四卷中，外文词句随处可见，尤其是“引论”在梳理中、外文学观念的演进时，博涉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旁征了大量国外学人的观点和著作，显示出宏阔的世界文学视域和比较研究意识。这固然与其西洋文学系的出身、师从陈寅恪等先生以及留学的经历有关，更是浦江清独特的治学路径和研究理念的显现。一个旁证是，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中有大量阅读国外诗歌、话剧和小说，并与人探讨、辩论中、西文学异同的记录，好友吕叔湘在整理浦氏日记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甚至不得不将大量的英文段落翻译成中文，亦可想见浦公此一风采。
第二，别具一格的文学史观。浦江清的文学史设有“引论”，主要讨论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及其分期等概念问题，最能体现他的文学史观。这一写法，实际承自前人，如胡怀琛、许啸天和钱基博等，在今天看来或许已成通例，但在当时是比较前沿的;但他也不满于当时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对它们的优劣都有客观评价，并做出有益的改善和尝试。浦江清的文学史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明确指出中国古今文学观念有广狭之分，今以狭义为内容。二是主张以语言文字学、文艺批评和历史研究相结合，中外、古今文学相辅相成的“通观”路径来研究文学史。三是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博观，一些时行的研究方法如唯物史观派、科学主义派等，都可以加以扬弃;但主要依从的是由训诂进入批评，再由批评进入文学史研究的研究思路。事实上，他在《史稿》中也是这么践行的。
除了高屋建瓴的方法论，浦江清还将自己的研究优长和兴趣方向融入文学史写作。正如王季思《清华园日记》跋语中所说：“在学问途径上则避熟就生，常能于一般学者注意不到之处深入钻研，提出个人的独得之见。”举《史稿》两个例子来说明。一是论述文学的起源时，单设“甲骨文、金文”一节，除叙述学术史外，还大量列举字形字例，显示出极高的专业水准。这或许与浦江清师从王国维先生之经历有关。二是特重古典戏曲传奇的研究，并多有发现。全书四卷三十七章，古代戏曲占了七章以上，这与浦江清本人的兴趣相关，他不仅喜爱研究、观赏戏曲，还亲自参与表演和录制，可谓知行合一。
第三，独撰与“在场”特质。浦江清生活在一个独撰文学史流行的时代。与今时今日之集体编纂相比，那时候的文学史虽难以尽善尽美，却有着鲜明的个人印记。浦《史稿》也是如此。除了上文提到的研究方法、理念的特色外，它还有着“在场”特质。浦江清于“引论”中单设“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一节，详述了文学史教学的课程开设、培养方式、课时学分、教师配备等内容。与纯学术意味的撰述相比，更像一篇教研方案。这固然与浦江清时任中文系主任一职有关，却也表现了科研与教学并重的理念，从中可窥见当时之历史现场。《史稿》源出讲义稿，故而文、白间生，偶尔带有口语化特点，具有“课堂”、“现场”性。据浦汉明后记，浦江清极其重视教学，将课务放在第一位，為此花费大量心血来备课。这些深入浅出的讲稿，背后的辛酸是一言难尽的。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系其1928—1949年间的日记残集，其中多次提到文学史授课经历，从中亦可建构起《史稿》的另一番镜像。
除了文学史课程外，浦江清还长期教授“作品选”。他的日记中提到的作品有《庄子》、《乐府诗集》、“散曲选”、“唐诗选”等，而且与文学史课是并行的。这体现了文学史与作品并重的教学理念。直到生命最后几年，浦江清依然关心着中文系的课改与文学史编写工作，据王季思回忆：“五十年代初期，我到北京参加高等学校文科课程改革的讨论，当时江清代表清华大学中文系参加，我还听到他有关这方面的议论。……在京参加中文系课程改革和文学史编写讨论，和程千帆同公寓，浦江清从西郊来谈，往往到深夜。”
浦江清（1904—1957），又名浦穀，字君练，江苏省松江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1926年经吴宓先生推荐至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担任陈寅恪先生助教。1929年清华改属后，入中国文学系做教员。1933年与冯友兰、浦薛凤、蔡可选等人赴欧洲游学，翌年回国。1937—1945年间，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任教。1946年返回清华。1952年院系调整，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7年病逝。浦江清生前在清华、西南联大、北大等校任职，长期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一直有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愿望，可惜壮志未酬。其女及婿浦汉明、彭书麟继承乃父遗志，将其生前讲义《史稿》整理出版。此时，距离浦先生去世已有六十余年。
大约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清华时期开始，直到1957年于北大去世，浦江清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长达二十六七年之久，留下了数种文学史讲义。和他同时代的学人，很多撰有文学史，如郭绍虞、郑振铎、容肇祖、游国恩、林庚、李长之等。但不论从他所处时代还是当下来看，这部文学史仍有其独到之处与独特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西会通与比较文学视野。浦江清博通中、西的学术风格，向来被学界推崇备至。《史稿》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皇皇四卷中，外文词句随处可见，尤其是“引论”在梳理中、外文学观念的演进时，博涉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旁征了大量国外学人的观点和著作，显示出宏阔的世界文学视域和比较研究意识。这固然与其西洋文学系的出身、师从陈寅恪等先生以及留学的经历有关，更是浦江清独特的治学路径和研究理念的显现。一个旁证是，浦江清《清华园日记》中有大量阅读国外诗歌、话剧和小说，并与人探讨、辩论中、西文学异同的记录，好友吕叔湘在整理浦氏日记时，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甚至不得不将大量的英文段落翻译成中文，亦可想见浦公此一风采。
第二，别具一格的文学史观。浦江清的文学史设有“引论”，主要讨论文学、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及其分期等概念问题，最能体现他的文学史观。这一写法，实际承自前人，如胡怀琛、许啸天和钱基博等，在今天看来或许已成通例，但在当时是比较前沿的;但他也不满于当时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对它们的优劣都有客观评价，并做出有益的改善和尝试。浦江清的文学史观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明确指出中国古今文学观念有广狭之分，今以狭义为内容。二是主张以语言文字学、文艺批评和历史研究相结合，中外、古今文学相辅相成的“通观”路径来研究文学史。三是在研究方法上主张博观，一些时行的研究方法如唯物史观派、科学主义派等，都可以加以扬弃;但主要依从的是由训诂进入批评，再由批评进入文学史研究的研究思路。事实上，他在《史稿》中也是这么践行的。
除了高屋建瓴的方法论，浦江清还将自己的研究优长和兴趣方向融入文学史写作。正如王季思《清华园日记》跋语中所说：“在学问途径上则避熟就生，常能于一般学者注意不到之处深入钻研，提出个人的独得之见。”举《史稿》两个例子来说明。一是论述文学的起源时，单设“甲骨文、金文”一节，除叙述学术史外，还大量列举字形字例，显示出极高的专业水准。这或许与浦江清师从王国维先生之经历有关。二是特重古典戏曲传奇的研究，并多有发现。全书四卷三十七章，古代戏曲占了七章以上，这与浦江清本人的兴趣相关，他不仅喜爱研究、观赏戏曲，还亲自参与表演和录制，可谓知行合一。
第三，独撰与“在场”特质。浦江清生活在一个独撰文学史流行的时代。与今时今日之集体编纂相比，那时候的文学史虽难以尽善尽美，却有着鲜明的个人印记。浦《史稿》也是如此。除了上文提到的研究方法、理念的特色外，它还有着“在场”特质。浦江清于“引论”中单设“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一节，详述了文学史教学的课程开设、培养方式、课时学分、教师配备等内容。与纯学术意味的撰述相比，更像一篇教研方案。这固然与浦江清时任中文系主任一职有关，却也表现了科研与教学并重的理念，从中可窥见当时之历史现场。《史稿》源出讲义稿，故而文、白间生，偶尔带有口语化特点，具有“课堂”、“现场”性。据浦汉明后记，浦江清极其重视教学，将课务放在第一位，為此花费大量心血来备课。这些深入浅出的讲稿，背后的辛酸是一言难尽的。
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三联书店1987年版）系其1928—1949年间的日记残集，其中多次提到文学史授课经历，从中亦可建构起《史稿》的另一番镜像。
除了文学史课程外，浦江清还长期教授“作品选”。他的日记中提到的作品有《庄子》、《乐府诗集》、“散曲选”、“唐诗选”等，而且与文学史课是并行的。这体现了文学史与作品并重的教学理念。直到生命最后几年，浦江清依然关心着中文系的课改与文学史编写工作，据王季思回忆：“五十年代初期，我到北京参加高等学校文科课程改革的讨论，当时江清代表清华大学中文系参加，我还听到他有关这方面的议论。……在京参加中文系课程改革和文学史编写讨论，和程千帆同公寓，浦江清从西郊来谈，往往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