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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国内部分产业向三线城市的转移，FDI为追求较高投资回报，开始将FDI向三线城市转移，县级区域利用FDI规模发展迅速。论文考虑地区特点，以2000-2012年三线城市FDI和GDP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二元VAR模型，实证分析盐城市FDI对区域GDP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地区GD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FDI与GDP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FDI是格兰杰因，GDP是格兰杰果。在此基础上，对盐城市利用外资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中国自70年代实现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利用外资规模快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FDI投资从一线城市向三线城市转移趋势明显。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由于产业优势、基础设施优势、政策优势、人才优势，从开放之初，利用FDI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但外商进行FDI投资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由于一线城市的发展，FDI在一线城市投资的成本越来越高，FDI投资带来的利润回报逐渐减少。与此同时，作为县级基层的三线地区，招引FDI的投资环境转佳，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后发优势”开始发力，对FDI的吸引力逐渐增强。因此，随着国内部分产业向三线城市的转移，FDI为追求较高投资回报，也正向三线城市转移，县级区域利用FDI规模发展迅速。
三线城市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有战略意义、比较发达或经济总量较大的中小城市，拥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产业，但是城市综合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当前FDI向三城市转移，寻找新突破口的情况下，三线城市吸收FDI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如何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特点有效利用FDI，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紧要问题。因此，本文考虑微观县级层面地区特点，选择位于我国东部沿海中心，处于沿海开发、长三角一体化两大国家战略交汇点，外向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的江苏省盐城市为例，研究三线城市FDI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为我国三线城市利用FDI的政策取向提供理论与实证的依据。
二、FDI的作用路径
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劳动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只有通过外生的技术冲击才能增加经济增长。以内生经济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不仅自身具有递增的效应，而且能够渗透到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中去，使之也产生递增收益，最终使整个经济规模收益递增。制度创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制度变迁和创新比技术创新对经济的增长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即使没有技术变迁的情形出现，通过高效率的制度创新（如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利用外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一是增加东道国的资本积累、提高资本的形成率；二是引进新技术，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改善产品的性能，提高资本产出比；三是FDI本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会诱导和敦促东道国对微观经济制度、市场组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等进行全面的改进，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三、实证分析
以2000-2012年盐城市FDI和GDP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二元VAR模型，实证分析盐城市FDI对区域GDP增长的影响。
（一）样本数据
论文以2000-2012年盐城市FDI和GDP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二元VAR模型，实证分析盐城市FDI对区域GDP增长的影响。具体数据如表1。
数据来源：（1）盐城市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的实际利用外资数据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系统（www.lhnj.gov.cn），主要数据经整理获得；（2）盐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等数据来源于2001年-2013年的《盐城市统计年鉴》。
（二）VAR模型设定
地区经济增长指标以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来表示，根据盐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的年度变量，建立地区GDP和FDI所构成的二元VAR（向量自回归）系统。假设两个时间序列标变量地区GDP和FDI为y1t和y2t，分别作为两个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而解释变量为这两个变量的P阶滞后值，构成一个二元的VAR（p）系统：
y1t=β10+β11y1，t-1+…+β1py1，t-p+γ11y2，t-1+…+γ1py2，t-p+ε1t（1）
y2t=β20+β21y1，t-1+…+β2py1，t-p+γ21y2，t-1+…+γ2py2，t-p+ε2t（2）
（三）单位根检验
由于VAR模型的运用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具有平稳性，因此，首先要对所研究问题的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其平稳性。本文使用Augmented Dickey-Fuller （ 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对 FDI及其细分变量（外商独资企业FDI、中外合资企业FDI、中外合作企业FDI）和GDP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
根据ADF单位根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将FDI细分成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FDI、中外合作企业FDI三种细分变量后，各细分FDI和外资企业总FDI经过差分后的ADF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平稳的，因此该时间序列是平稳序列。
（四）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
在通过单位根检验之后，根据AIC信息准则估计得到此VAR系统的滞后阶数为3。由于本样本容量较小，估计该二阶向量自回归模型时，运用选择项dfk进行自由度调整，同时加入选择项small以显示小样本的t和F统计量，而非大样本的标准正态和χ2统计量。表3可以看出，外资企业FDI的一、二阶滞后对地区GDP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此，需要进一步确定地区GDP和FDI二者的因果关系，以确定究竟是从FDI到GDP，还是从GDP到FDI，或者是双向因果关系。这需要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在经济学中需要格兰杰因果检验提出基于以下的思想：若x是y的因，但是y不是x的因，那么x的过去值可以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是y的过去值不能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所以在本文中，如果独资企业FDI是地区GDP的因，但地区GDP不是独资企业FDI的因，则独资企业FDI的过去值可以帮助预测地区GDP的未来值，但地区GDP的过去值不能帮助预测独资企业FDI的未来值。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假设为“H0：β1=…=βp=0”，即x的过去值对预测y的未来值没有帮助。从表4可以看出，当地区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时，p值为0.0556，拒绝原假设，即认为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外资企业FDI是因，地区GDP是果；而当外资企业FDI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检验的p值为0.4502，接受原假设，地区GDP不是外资企业FDI增加的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FDI是资金、技术、管理的载体，FDI对GDP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弥补资金、技术进步、管理科学的路径实现的。
2.FDI对地区GD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保证FDI“增量”十分关键。数据分析得知，在短期内FDI对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效应，FDI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带动作用。
3.FDI与GDP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FDI是格兰杰因，GDP是格兰杰果。经济增长对FDI的冲击并不明显，这是由于FDI流入和增长的因素除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外，还包括短期内地区政策环境（招商引资政策）、生产成本、市场波动等因素。
（二）政策建议
基于实证研究发现FDI对GDP的促进作用，建议盐城市通过努力扩大FDI，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我们应按照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原则，充分发挥三线城市的区域优势，继续保持吸收外资优势的同时，创新优惠政策，吸收FDI。
1.加强招商力度，扩大FDI规模。建立专业招商团队，增强引资力量。创新招商方式，提高引资效率。
2.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引资魅力。立足产业链，规划引领产业布局，实现产业集聚，建设产业基地。精简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打造和谐稳定的投资环境。
3.培育优秀企业，做大外资规模。鼓励中小外资企业战略重组，引导重点产业内资企业通过外资参股与并购实现内资转外资，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企业。鼓励企业增强自主研发能力，用新产品新技术提升企业内涵，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基金项目： 本文是江苏省教育厅2015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开放背景下江苏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项目编号：2015SJD098）、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SK20150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陈玉平. 江苏经济增长中外资投资贡献的计量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2004， （6）： 233-236.
[2] 崔艳娟，赵琛. 利用最小二乘法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J]. 大连工业大学学报，2008， （27）： 94-96.
[3] 刘宏，李述晟.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影响研究——基于VAR模型[J]. 国际贸易问题，2013，（4）：105-113.
[4] 汪文姣、肖鹏. 我国泛长三角FDI的空间格局与扩散转移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14，（15）：137-140.
[5] 肖亦卓. 外商直接投资与北京经济增长[J]. 北京社会科学，2006，（5）：87-90.
[6] Easterly. 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9， （32）： 417-458.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VAR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国际直接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中国自70年代实现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利用外资规模快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FDI投资从一线城市向三线城市转移趋势明显。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由于产业优势、基础设施优势、政策优势、人才优势，从开放之初，利用FDI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但外商进行FDI投资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由于一线城市的发展，FDI在一线城市投资的成本越来越高，FDI投资带来的利润回报逐渐减少。与此同时，作为县级基层的三线地区，招引FDI的投资环境转佳，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后发优势”开始发力，对FDI的吸引力逐渐增强。因此，随着国内部分产业向三线城市的转移，FDI为追求较高投资回报，也正向三线城市转移，县级区域利用FDI规模发展迅速。
三线城市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有战略意义、比较发达或经济总量较大的中小城市，拥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产业，但是城市综合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当前FDI向三城市转移，寻找新突破口的情况下，三线城市吸收FDI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如何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特点有效利用FDI，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紧要问题。因此，本文考虑微观县级层面地区特点，选择位于我国东部沿海中心，处于沿海开发、长三角一体化两大国家战略交汇点，外向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的江苏省盐城市为例，研究三线城市FDI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为我国三线城市利用FDI的政策取向提供理论与实证的依据。
二、FDI的作用路径
完全竞争均衡条件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劳动增长率，外国直接投资只有通过外生的技术冲击才能增加经济增长。以内生经济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不仅自身具有递增的效应，而且能够渗透到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中去，使之也产生递增收益，最终使整个经济规模收益递增。制度创新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因素，制度变迁和创新比技术创新对经济的增长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即使没有技术变迁的情形出现，通过高效率的制度创新（如有效率的产权结构）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利用外资、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一是增加东道国的资本积累、提高资本的形成率；二是引进新技术，提高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改善产品的性能，提高资本产出比；三是FDI本身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会诱导和敦促东道国对微观经济制度、市场组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等进行全面的改进，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三、实证分析
以2000-2012年盐城市FDI和GDP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二元VAR模型，实证分析盐城市FDI对区域GDP增长的影响。
（一）样本数据
论文以2000-2012年盐城市FDI和GDP的相关数据为样本，构建二元VAR模型，实证分析盐城市FDI对区域GDP增长的影响。具体数据如表1。
数据来源：（1）盐城市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的实际利用外资数据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系统（www.lhnj.gov.cn），主要数据经整理获得；（2）盐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等数据来源于2001年-2013年的《盐城市统计年鉴》。
（二）VAR模型设定
地区经济增长指标以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来表示，根据盐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和外资企业实际利用外资的年度变量，建立地区GDP和FDI所构成的二元VAR（向量自回归）系统。假设两个时间序列标变量地区GDP和FDI为y1t和y2t，分别作为两个回归方程的被解释变量，而解释变量为这两个变量的P阶滞后值，构成一个二元的VAR（p）系统：
y1t=β10+β11y1，t-1+…+β1py1，t-p+γ11y2，t-1+…+γ1py2，t-p+ε1t（1）
y2t=β20+β21y1，t-1+…+β2py1，t-p+γ21y2，t-1+…+γ2py2，t-p+ε2t（2）
（三）单位根检验
由于VAR模型的运用要求系统中的变量具有平稳性，因此，首先要对所研究问题的相关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其平稳性。本文使用Augmented Dickey-Fuller （ 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对 FDI及其细分变量（外商独资企业FDI、中外合资企业FDI、中外合作企业FDI）和GDP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
根据ADF单位根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将FDI细分成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FDI、中外合作企业FDI三种细分变量后，各细分FDI和外资企业总FDI经过差分后的ADF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是平稳的，因此该时间序列是平稳序列。
（四）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
在通过单位根检验之后，根据AIC信息准则估计得到此VAR系统的滞后阶数为3。由于本样本容量较小，估计该二阶向量自回归模型时，运用选择项dfk进行自由度调整，同时加入选择项small以显示小样本的t和F统计量，而非大样本的标准正态和χ2统计量。表3可以看出，外资企业FDI的一、二阶滞后对地区GDP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此，需要进一步确定地区GDP和FDI二者的因果关系，以确定究竟是从FDI到GDP，还是从GDP到FDI，或者是双向因果关系。这需要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在经济学中需要格兰杰因果检验提出基于以下的思想：若x是y的因，但是y不是x的因，那么x的过去值可以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是y的过去值不能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所以在本文中，如果独资企业FDI是地区GDP的因，但地区GDP不是独资企业FDI的因，则独资企业FDI的过去值可以帮助预测地区GDP的未来值，但地区GDP的过去值不能帮助预测独资企业FDI的未来值。
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原假设为“H0：β1=…=βp=0”，即x的过去值对预测y的未来值没有帮助。从表4可以看出，当地区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时，p值为0.0556，拒绝原假设，即认为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外资企业FDI是因，地区GDP是果；而当外资企业FDI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检验的p值为0.4502，接受原假设，地区GDP不是外资企业FDI增加的原因。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FDI是资金、技术、管理的载体，FDI对GDP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弥补资金、技术进步、管理科学的路径实现的。
2.FDI对地区GDP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保证FDI“增量”十分关键。数据分析得知，在短期内FDI对经济增长具有滞后效应，FDI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带动作用。
3.FDI与GDP之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 FDI是格兰杰因，GDP是格兰杰果。经济增长对FDI的冲击并不明显，这是由于FDI流入和增长的因素除了长期的经济增长趋势外，还包括短期内地区政策环境（招商引资政策）、生产成本、市场波动等因素。
（二）政策建议
基于实证研究发现FDI对GDP的促进作用，建议盐城市通过努力扩大FDI，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在这种经济形势下，我们应按照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原则，充分发挥三线城市的区域优势，继续保持吸收外资优势的同时，创新优惠政策，吸收FDI。
1.加强招商力度，扩大FDI规模。建立专业招商团队，增强引资力量。创新招商方式，提高引资效率。
2.改善投资环境，增强引资魅力。立足产业链，规划引领产业布局，实现产业集聚，建设产业基地。精简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打造和谐稳定的投资环境。
3.培育优秀企业，做大外资规模。鼓励中小外资企业战略重组，引导重点产业内资企业通过外资参股与并购实现内资转外资，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企业。鼓励企业增强自主研发能力，用新产品新技术提升企业内涵，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作者单位：南京农业大学）
基金项目： 本文是江苏省教育厅2015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开放背景下江苏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研究”（项目编号：2015SJD098）、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SK201500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陈玉平. 江苏经济增长中外资投资贡献的计量分析[J]. 江苏社会科学，2004， （6）： 233-236.
[2] 崔艳娟，赵琛. 利用最小二乘法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J]. 大连工业大学学报，2008， （27）： 94-96.
[3] 刘宏，李述晟.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影响研究——基于VAR模型[J]. 国际贸易问题，2013，（4）：105-113.
[4] 汪文姣、肖鹏. 我国泛长三角FDI的空间格局与扩散转移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14，（15）：137-140.
[5] 肖亦卓. 外商直接投资与北京经济增长[J]. 北京社会科学，2006，（5）：87-90.
[6] Easterly. Fiscal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99， （32）： 417-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