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除夕夜，人们对着电视摇红包，群发着“新年快乐”、“升官发财”之类的微信，把一个好端端的除夕夜戳得支离破碎的时候，总在抱怨年味淡了。询之什么叫“过年”，却又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在皖西南某个偏僻山村的十几载的年，伴我长大，那是“点灯要油，耕地靠牛”的年代，每家兄弟姊妹都很多，七姑八姨的亲戚也不少呢。
　　过年
　　到了大年除夕，主妇们以年夜饭为中心忙碌着，早饭中餐可以草草的打发，年夜饭万万马虎不得的，一年也难得见到几次荤腥，除夕的饭桌上，鸡鸭鱼肉，还有什么圆子、和气菜可得全乎，父亲烧些硬柴作木炭，堂屋里摆的火桶、小伢们拎出去的小火球，那是最好的燃料，小伢们也停止了滚铁环跳田子，担水的担水，洗涮的洗涮，屋里屋外再扫个遍，灯罩用软布擦拭得一尘不染，贴春联，似乎并不那么讲究，高年级的孩子们就跃跃欲试，歪歪斜斜写“敢叫日月换新天”之类的语录体，与墙头上“敬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相映衬，图个红火，厅堂中间，工整地贴上领袖的画像，两边贴上宣传画，军属和退伍军人家里，自会有人敲锣打鼓送来年历和慰问信，那是很风光的事，至于牛栏猪圈鸡埘里的六畜，也是要过年，早早地喂些精饲料。终于到了掌灯时分，平日里舍不得煤油，这时每个房间都点起了灯，并且要亮个通宵，开饭了，放一挂鞭炮，关上大门，丰盛的年夜饭就端上了八仙桌，筷简里的筷子好像要全部抽上来，预示着以后的日子人丁兴旺，按尊卑长幼次序坐定，大大小小的萝卜头可以敞开肚皮吃喝，老人们总是左叮咛右吩咐慢点吃，吃多点，并且讲一些规矩、有禁忌的事情，到人家里去要讲好话，否则回来时要用草纸擦嘴的，坐要有坐相，站得有站相，不能碰倒人家板凳，灯笼要防止在人家屋里被烧了，好像不能说“不”等否定词，小辈敬酒，老人不能说“不喝（活）了”，鱼万万动不得的，要留到来年日子有余，大人们在絮叨，伢子们早年饱了，耳朵留意门外，有没有伙伴出门了？他们会不会捡走不曾炸响的哑鞭炮？吃过年夜饭，小伢們就提着灯笼家家户户去串门，邻居家大人们顿时都和颜悦色起来，总要在他（她）荷包里装一点山芋糖、蚕豆之类的吃的小东西。顽皮的、贪心的小孩，于是家家户户到处串，一夜无眠。老人们则谈古，说以前年夜饭要先敬祖宗，说他们小时候，见到长辈要叩头、鞠躬，大人们偶尔打打小牌，想想还有没有应该干的事，水缸是否挑满了，还有没有什么衣服要缝补，来年第一次出门总不能穿破衣，家里是否扫干净了，因为初一不能扫地，不可动刀剪，可以不干活的，实在撑不住了才脱衣上床，因为他们要惦记着初一什么时候“出晴”（开门）。
　　拜年
　　正月里，拜年是家家户户的正事。
　　新年第一天，起床的孩子总会有一些惊喜，先是发现枕头下面有一两张小票子，三五毛的，能拿到一元两元的就算家庭很殷实了，接下来发现床头搭新衣踏板有新鞋，全家穿戴洗涮完毕，欢天喜地“出睛”（开门放炮），果碟摆上了桌，宣示可以出门拜年或接受拜年，小伢子由大人领着，先拜同族长辈。再就是左邻右舍，整个上午要走遍全村，对小伢而言，无非说一些好听得体的话，换来“有出息”等表扬，口袋里再多些瓜子糖果甜着嘴，对大人则不同，拜年是增进感情化解矛盾的重要方式，过去的一年，邻里住着，锅碗磕过瓢盆在所难免，上家狗咬过下家的鸡，李家的猪进过张家菜园，借拜年之机，嗑点瓜子喝杯茶，一来一住相互祝愿，恩恩怨怨也就烟消云散了。初二，是个隆重的日子，岳父母外公外婆家是一定得去的，新姑爷回门，可要坐首席，还要找平辈的堂兄弟陪着，他们的任务是要把人家喝倒才好；拖家带口给外公外婆、舅舅拜年，没有空手的道理，总得有几样糕点，还用红纸条贴上，比如红糖、挂面、片糕还有一刀猪肉之类的，祝福新年的日子红红火火，挂面表示常来常往，亲情长长久久，糕是万万不能收的，寓意高来高去，回礼时，外婆疼外孙，准备几双袜子，这有讲究，说是步步高升，可就推不掉了。初三、初四，那是老亲拜年，姑妈姨爸家，礼数也不能少的，接下来的日子，什么老表，哪怕远亲，也得走一走，路远情近，走动了才有亲戚，那时交通主要靠脚，一年难得见上几次面，正月里走动走动，是维系亲情的重要方式，物质上也能互通有无，山里扛根木头，从畈区带回棉花，挑担红薯，换点稻谷。过了破五的日子，年轻的后生就在一起谋划着舞龙舞狮，对了，舞狮，那是捞外快的副业，锣鼓一响，半大的伢子举灯，七八个人就到邻村舞狮子灯，白天上面说要“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晚上去，盖房的、娶亲的、生子的，乡里乡亲大家都清楚，那是要接灯的，主家总得准备一两块钱，一两包香烟，舞掉狮子头的绣球，那是事先设计好的，主家得另加一个红包；至于舞龙，那要看村里的实力，大村才能有那么多的人手，时间也有说道，初七龙试水，从初八舞到十五，白天偶尔有戏班子，唱什么《打猪草》、《观灯》，那只是俚俗小调，不是被上面提倡的，只有那些下放知青们搭台演《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才有革命气势，炽亮的汽灯下，大队书记在开演前是要上台讲话，说不准还要领着呼几句革命口号；得到支持的还有放电影，各村轮流放，影片中的对白几乎都能背下来，还得跟电影队到处跑，如果能借到自行车，那可是现在的敞篷跑车，小伙子几十里地也不觉得远，放过新闻片后，尽量往姑娘堆里挤，还时不时伸出左手引领着人们看他手腕，电影结束，某个姑娘如果答应可以坐到后座被捎上一截路，爱情就潜滋暗长了。那时没听说过打工，不知道春晚是何东东，农村那“广阔的天地”可多数不通电，唯一的“电器”是手电筒、红灯牌收音机，还有村口的大喇叭。
　　如是记述，似乎有那么点诗意、浪漫且富有诗意。但我们这一辈人过的年，没几个年成好的，正月没过完就步入了“春荒”，大人们还在斗天斗地斗资批修，砍光山上的树木，用石头砌成“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在山坡上修梯田，红旗猎猎，战歌阵阵，家里养几只鸡，放几只鸭子，都得依照规定，否则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是要被割掉的，杀猪那是要经过生产队开会，完成征统购任务，大队书记要签批：同意杀某某某。一平二调，农民“自由”的禁锢在那一方小天地里，不谈出远门没粮票吃不上饭，情侣没有大队开的介绍信，人民旅社是会轰你出门的，作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们也有很重的历史担当，“既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本主义”，因为长大后还要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劳苦大众。我曾当过“大干部”，在“双抢”中给生产队当过记工员，年底还给会计打过下手，某年年成好，一个工分（一个男劳力一天所得）值三毛九分钱。
　　至于大队书记勉励民办教师说“好好努力，将来提拔你去供销社当营业员”，那只是听来的故事罢了。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