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从1931年9月18日至1932年2月5日，4个月又18天的时间，全东北沦亡。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造成巨大灾难，同时拉开14年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之所以快速沦陷，其实质原因是东北军实行了不抵抗主义政策，这个不抵抗主义的总根源是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外妥协、退让的总方针和总政策;而同时，张学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命令，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也难辞其咎。

不抵抗主义政策发端

　　九一八事变，从军事上来说，日军是以少胜多，先机制人，侵占东北各地的。据中国有关资料记载：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关东军第二师团14760人;独立守备队5400人，宪兵队2560人;飞机52架，空军官兵1110人;路警2500人，各地日本领事馆警察3000余人。总兵力正式军队2.4万人，警察6000人。另据日本方面记载：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兵力是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共1.4万人，加上从朝鲜越境而来的1个旅团也不过1.5万人。而中国东北军在关外的部队，虽无法精确统计，如有的说17.9505万人，有的说东北军在关外的包括非战斗人员共计19万人，有的说13.7万人。总之，与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日军相比，东北军几倍于敌。日军在1931年9月18日夜，攻击北大营时，其主力只有一个独立守备队，总兵力800余人，而北大营有中国驻军7000人之众，却在日军攻击下死伤惨重地败走。九一八事变的最初几天，东北军接连丧师失地，不战自退，有土不守，造成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史上的奇耻大辱。当日军突然发动事变后，一部分官兵如沈阳北大营第七旅，长春宽城子、南岭兵营中国驻军也曾起而抗争，持枪自卫，并给日军以一定打击，但在长官的压制下，上命难违，只得饮泣而退。这个上命是什么，就是不抵抗主义的乱命。
　　日军自炸南满铁路后，向北大营进行攻击，“北大营驻军长官由电话向荣臻请示，荣令以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侵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后来，有些人就是根据荣臻的这个答复，把不抵抗的罪名加于荣臻名下，说“荣臻在中国历史上将永久留下懦夫的恶名”。还有人说东北当局苦心发明的不抵抗主义弥漫了全国，张学良是“不抵抗的将军”等等。而其背后则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的不抵抗主义政策。
　　所谓不抵抗主义政策，是指在外敌入侵面前，不进行坚决自卫和抗争，而是采取一种消极退让和妥协的态度，其进一步发展就是民族投降主义，这在中国是历史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境地，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当权的统治阶级，不论是腐败的清政府，还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北洋军阀政权，直到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帝国主义面前基本上是采取妥协、退让的立场;而当强敌入侵时，大多单纯强调通过所谓“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不实行武装抵抗。蒋介石曾说：“战争不仅限于有形之军事……而外交上无形之战争，其成败胜负之价值，则超于任何一切战争之上”。

　　蒋介石主政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不论日本帝国主义如何兴师动众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都只是采取无形的战争即外交手段处理争端，不实行抵抗。
　　1928年4月，蒋介石开始第二次“北伐”，很快抵达山东。日本人出兵占领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开枪射击中国人民，残杀中国外交官蔡公时等17人，想给蒋介石下马威，不想讓蒋北伐。5月10日，南京国民党两个重要人物到山东与蒋开会，研究对日态度，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蒋介石的日记中写道：“决定不抵抗主义。”也就因此有了北伐军绕道济南，连夜秘密渡过黄河，继续北上的行动。这篇日记确凿地证明，蒋介石最早的不抵抗，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三年就已经有了这种决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有人评价：“民国十七年的济南事件，蒋介石走的也是不抵抗主义路线，对日军挑衅不抵抗，转而诉诸国联”。有人说：“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蒋主席济南之役，蒋以不抵抗制福田于无形，一面吁请国联，且不得国联之承认”。
　　由此可以看出，1928年的“济南事件”，是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政策的开端，也是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不抵抗行为的历史源头。

九一八事变前后不抵抗主义的发展及表现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多事之秋。日本帝国主义总是企图利用各种机会，制造借口，滋生事端，以挑起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而南京国民政府总以为挑起事端者是日本陆军，日本中央政府可以约束陆军的行动，因此严令各地避免和日军冲突，“希望在不抵抗的姿势上可以闪过日本寻衅的锋芒”。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东北乃至全国各地反日形势达到高潮，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宁愿把事情由大化小。于是电令全国各级党部，“在反日运动中切切不能有加害日本人的行动，并训令上海当局，要尽力以提倡国货运动代替排斥日货运动，用以缓和全国的反日风潮”。南京国民政府如此态度，东北当局不敢不唯命是从。自1928年12月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在一切外交方面的交涉、办理，无不听命于中央，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于是，张学良于1931年7月6日电告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当时，报纸上公开报道这一消息时，是这样说的：“张学良副司令，对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华鲜人民冲突事件颇为注重，日昨特致电此间最高当局，略谓凡我东北官民，对于华鲜冲突事件咸宜一体自重，切勿轻举妄动其各注意云云”。但东北当局及张学良对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张也有不知所从的情况。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外交部长王正廷给张学良来电：要东北坚定抗日态度，并向日本严格提出撤退驻军，限制日人活动，限制满铁筑路以及禁止中日合办事业等要求。但7月11日，王正廷在南京接见国际记者时，却一味对日表示温和，甚至把外交责任都推到东北当局身上。这使张学良在舆论面前，“进退失据，左右为难”。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于7月11日给张学良发来训电：“日本诚狡滑阴险，但现在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7月15日《盛京时报》第二版又披露一条消息：蒋介石于13日在江西抚州“剿共”前线向南京国民政府及张学良发出通电：“发生全国排日运动时恐被共产党利用，逞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时机。”张复电：“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 　　1931年7月间，中村大尉事件发生后，日本借此事件横生枝节，咄咄逼人，中日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学良深感东北形势严峻，乃两次致电蒋介石，略谓：“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日本开始其大陆政策，有急进满蒙之意……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应早为之计”。这时蒋介石正准备用兵西南，而张学良电文中偏又有“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执此外患煎迫之机，务期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之句。“蒋介石对张学良的电报极感不快，认为大军已发的时候，张电无异动摇军心”。

　　为使南京国民政府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蒋介石不顾日本在东北的各种图谋不轨的迹象，也不顾东北当局再三恳请南京国民政府注意东北的严重形势，而一再指示东北当局妥协、退让。8月16日，蒋介石致张学良“铣电”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目前，学术界一些学者尤其是台海学者否认“铣电”的存在，而筆者依据相关资料并进行梳理、研究，认可“铣电”的切实存在。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按照历史发展逻辑来看，其实，“铣电”的内容正是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力避与日军冲突、秉持对外妥协退让不抵抗主义政策内在逻辑的发展和具体表现。“铣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在此后一个很长时期的大方针。蒋介石“铣电”提出的“此后”这个时间概念，当然指8月以后，而且强调无论日军如何在东北寻衅，语气很绝对。据蒋“铣电”精神，张学良于9月6日给辽宁政委会代主席臧式毅、边署参谋长荣臻发出“鱼电”：“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9月12日，蒋介石曾由汉口乘专车来石家庄，张学良自北平乘专车前去，二人在专车上晤谈。当时何柱国驻防石家庄，担任其二人会晤之外围警戒。会晤后，张氏告何：日军可能要在东北动手，蒋氏要求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嘴大，我们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

　　有上述这样一个过程，才有1931年9月18日荣臻对北大营不抵抗的指示。当日军进攻北大营开始后，23时左右，荣臻用电话向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应付办法，张回答：“仍按9月6日的训令不与反抗免滋事端”。所谓“9月6日训令”的根据当然是8月16日蒋介石“铣电”的不抵抗精神。后因电话线被割断，在电台被占领，电话、电报均无法与北平再联系的情况下，荣臻等用帅府的小型无线电机，利用电灯之电力向北平发一电报，电报到达北平时已是19日黎明，这就是史书经常提到和引用的“皓电”。张接电后，遂召集在北平的东北军政要员开会。会上，张学良说：“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但他又强调：“现在我们既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有鉴于听候中央的指示这一原则，张学良将“皓电”加衔后即呈报南京国民政府。“皓电”中也说：“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嗣后，张学良于19日上午、20日晚分别接见天津大公报记者和各报记者时也说：“我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下令收缴军械子弹，不得作报复行动”。张又强调，“对此事全国一致，当归中央应付”。
　　张学良在1931年9月24日为报告日军入侵东省经过呈中央蒋主席电时说：“日军向我兵营攻击时，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起事端，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张学良在报告中说的“向官方请示办法”，即指发往南京的“皓电”，所谓“官方即根据命令”，就是蒋介石在“铣电”中“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的指示。
　　张学良的“皓电”告达南京时已是9月19日上午，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已从各方面得知日军进占沈阳的消息。“晚6时张副司令通电到外交部，王外长乃与中央常委于右任、丁淮芬、戴季陶等商定，开一临时紧急常会”。所谓官方答复“绝对抱不抵抗主义”，也应当在接“皓电”之后发出的。蒋介石于9月17日赴江西主持“剿共”，“皓电”到时不在南京，但不抵抗主义为南京国民政府既定方针，蒋在南京与否，都不会改变这个方针。中常会上决定电召蒋回南京，蒋于20日由湖口返回，21日，到南京后便召见外交部长面询一切。22日，蒋在南京党员大会上发表讲话，讲话中虽也有“一致奋起，以救危亡”，“中正许身革命，生死早置之度外，值此危急存亡之际，自当国存与存、国亡与亡，必立在国民之最前线，为国民之先锋，共赴国难”等慷慨激昂之辞，但其讲话中的主旨是要求“服从统一指挥”，“不可人自为战，以陷分裂”，“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在蒋介石发表讲话的同一天发出的《国民党中央告全国同胞书》和《国民政府告国民书》，也只强调“动作一致，步骤一致，听统一之指挥，守严整之纪律”，“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这种所谓的“服从统一指挥”，“不可人自为战”，“严守完整纪律”，就是不给东北军留有任何余地，只能按既定的“不冲突”“不抵抗”方针，坐以等待国联公理的判断。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四个月，辞职下野在奉化讲演时又说：“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总理孙先生谓：‘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灭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为危辞耸听也”。蒋介石在这里抬出孙中山，以证明其不抵抗主义是正确的，实际上也正是道出了他推行不抵抗主义路线的原因之一，就是恐日心理。由于国力薄弱，抵抗就会招致失败，这种抗日亡国论，其实质是民族失败主义。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不抵抗主义政策，不起于九一八事变;而九一八事变中的不抵抗主义是自1928年以来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主义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张学良与不抵抗主义政策

　　在分析和研究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主义责任问题时，有人认为不抵抗主义是张学良的创造，和蒋介石没有关系;东北沦陷的责任应由张学良来负。应该说，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是不抵抗主义政策的执行者;在东北沦陷问题上，蒋介石应负总责，而同时张学良也难辞其咎。
　　20世纪30年代有人评论说：“九一八的不抵抗是个政策问题，他的政策是历史产物，而且是与中央相一致的。自北大营的攻袭，以至辽吉的失陷，未五日失地两省，或撤退，或投降，彻底实行了不抵抗主义。这时的不抵抗主义真是白日中天，不啻成为中国的国策”。这种评论是很切中要害的。既然不抵抗是个“政策”问题，是“中国的国策”，那么不论什么人主政东北，“即使是旁人当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十分之九也是不抵抗的”。
　　就张学良个人而言，在九一八事变时，他作为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地方军政长官的封疆大吏，握有相当实力的兵权，但又确实执行了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命令。这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一是张学良在外交、军事行动上要與中央保持一致，对中央的政策要绝对服从。既然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都是执行不抵抗主义政策，当然张学良也只有执行不抵抗主义政策。
　　二是张学良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性质和目的有一个认识过程。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形势紧张，“张学良自己也知道沈阳将要发生事情，但他总存着万一心理，日本或许不敢吧”。在九一八事变发生59年后的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NHK记者采访时说：“关东军搞九一八事变，那时候我没有想到”，“当时还有俄国条约，日本有自己国家控制的种种问题”，“我考虑日本不可能这样做，军人要这样做，政府也会要控制它”。又说：“我没有判断出日本会整个儿来。我判断他要挑衅，就是先找件事对中国挑衅，然后军人好有借口说话。当时中国有好多事情，譬如南京事件、济南事件，也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假如我知道这件事不能了了，那就不同了。”他还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认这个账的，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学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外疯狂扩张侵略的本性，对于日本军队与日本政府在侵略中国问题上的冒险性以及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根本目的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对九一八事变判断失误。

　　三是张学良持有全国抗战论，其思想实质是认为东北单独打不过日本。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就讲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所能应付”。又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必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张学良“觉得打，一定打不过日本，还是不抵抗，不授日本以口实，国际自有办法”。
　　总体说来，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是绝对执行的，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也有一些具体的抵抗和自卫行动。日军占领沈阳等地以后，不断扩大侵略范围，接连攻城掠地，南京国民政府诉诸国联的唯一措施，于事无济，张学良的认识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并有一定的行动。如，继1931年9月间辽宁省政府迁往锦州之后，张学良又于10月间命令在宾县设立吉林省政府，任命马占山担任黑龙江省代主席，以示东北三省政权继续存在，以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抗争。当日军进犯江桥，拟向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进攻时，张学良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日军“进逼不容我方避免，现正坚持原阵地，力谋自卫中”，并有“设法抵御”等语，表明他守土自卫的立场。1931年12月末，日军对锦州发动大规模的攻势，张学良也命令驻锦州及其附近的中国守军进行了一定的抵抗。但东北军“应战往日，给养弹药，均受飞机妨碍，不能供给，以是未克持久抵抗。官兵气势，均发指眦裂，死力搏战，卒以器不敌，未获胜利”。就这样，锦州才又沦入敌手。
　　虽然张学良在局部地区和一些问题上有具体的抵抗和自卫行动，但他从根本上却摆脱不了不抵抗主义政策的影响和束缚。20世纪30年代有人评论1931年12月的锦州之战时说：“东北军在锦州未撤退前，召开过军事会议。会上有人说：‘古人说，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我们现在不是玉碎，而是瓦碎。瓦虽然碎了，人家还说我们不好，所以还是保全实力要紧”。这就说明东北军在锦州之战中确实有保存实力的想法。当时不仅中央未派一兵一卒支援锦州之战，就是东北军，也只有驻在锦州一带的少量部队，并未倾全力保卫锦州。这不仅说明东北军的行动受到国民党中央不抵抗政策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一部分东北军高级将领担心蒋介石趁机削弱东北军实力的思想。在锦州失守后，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到北平与张学良见面，说服张学良“应该和日本打”，并且说“政府受到外界很大的压力”，如果张不听汪的意见，汪的“行政院长面子就完了”。当时张对汪说：“政府有什么与日本打仗的准备，有没有胜利的把握？如果政府有打的决心，蒋委员长一定会向我下令，这样的话就不同了，我服从命令。”汪回答说：“打起来的话，我们肯定会败。”张学良说：“你这是让我拿我的部下生命与你的政治生命进行交换，这样的事，我绝对不能做。”
　　事实证明，在九一八事变中东北沦陷，张学良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命令，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政策，尽管有种种主客观原因，也是难辞其咎的。正如东北军高级将领何柱国后来在回忆九一八事变时所说：“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
　　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主义政策的推行和执行，造成了极大危害，它一方面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因此，后来中国人民大众和广大爱国官兵对不抵抗主义政策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和抗争。
　　（责任编辑 杨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