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廷杖的渊源与特点
　　自古便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说法。然而在明朝，午门外往往上演士大夫被杖打的情形。即所谓的廷杖：回首历史，廷杖之法，古已有之。《后汉纪》：“明帝时，政事严峻，故卿皆鞭杖。”（《太平御览》卷605·刑法部·16杖条），“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挞，其间诛戮黜免者，不可胜言。每笞捶人，皆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嬖，亦多被杖背。于是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某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矣。”（《北史·本记·卷十》）就分别对其进行了记载。只是到了明代，廷杖之罚才真正“司空见惯”，并与国家走运“唇亡齒寒”。可以说明朝的廷杖制度自朱元璋廷杖薛祥开始——“工部尚书薛祥毙杖下，故上书者以大臣当诛不宜加辱为言。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明史·刑法志》卷十五），往后的历代皇帝都对其情有独钟，直至明朝末代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歪脖子树下，午门口士大夫的哀叫之声才得以稍稍缓解。
　　纵观明史，从受杖的士大夫来看，上书所言之事，都是有关国体大局，这在根本上与皇帝的意图是一致的。那为什么廷杖的实行却如此接二连三呢？
　　二、廷杖产生的原因
　　首先：明刑弼教的立法思想。“明刑弼教”，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弼乃辅佐之意。宋代以前，“明刑弼教往往在“德主刑辅”的后面，宋代以后，在处理德、刑关系上才有了新的进展。理学家朱熹首先对其做了新的解释。他提高了刑的地位，认为在治国方面，礼法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若夫道德性命与刑名度数，则其精粗本末虽若有间，然其相为表里，如影随形，则又不可得而分。”又从“礼法合一”角度对“明刑弼教”做了更深的阐释：“故圣人之治，为之教以明之，为之刑以弼之，虽其所施或先或后或缓或急。”
　　经过朱熹阐发，“明刑弼教”增添新意，可以说它既不违背“圣贤之道”又能为重刑实施提供有力证据。“刑乱国用重典”，在此指导下，《大明律》、《明大诰》相继而出，除此之外，断手、斩指、袅首等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又妄加滥用。那么此时的廷杖，正以公开的方式使得官员、老百姓畏惧皇权，以此达到天下太平。
　　其次：廷杖是加强皇权，维护一家之统治的需要。在整个大明王朝，廷杖制度可谓延续始终。除去惠帝、成祖、仁宗、宣宗、孝宗、广宗外，其他帝王在位时，均有大臣被廷杖的记录。任何一次的廷杖都在表明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可践踏。
　　最后：廷杖成为打破皇权与官僚阶层政治冲突僵持不下的杀手锏。正德十六年，武宗借“祭神祈福”欲南巡，因为江西的宁王朱宸濠怀有反叛之心，朝臣得到消息后议论纷纷。黄巩、舒芳上疏劝阻，武宗怒，下令“兵部郎中黄巩六人于锦衣卫狱，跪修撰舒芬百有七人于午门五日。金吾卫都指挥佥事张英自刃以谏，卫士夺刃，得不死，鞫治，杖杀之。乙卯，下寺正周叙、行人司副余廷瓒、主事林大辂三十三人于锦衣卫狱。戊午，杖舒芬等百有七人于阙下。……戊寅，杖黄巩等三十九人于阙下，先后死者十一人。”《明史》本纪第十六《武宗纪》。
　　嘉靖三年，群臣之间在称世宗生父文献王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还是“皇考恭穆献皇帝”存在分歧。在这次分歧中，朝臣认为必须加“本生”方可符合祖宗之制，故此在杨慎：“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的号召下九卿、翰林、给事中等在内的各级官员二百二十余人“俱跪伏左顺门。帝命俱跪伏左顺门。帝命司礼中官谕退，众皆曰：“必得俞旨乃敢退。”自辰至午，凡再传谕，犹跪伏不起。帝大怒，遣锦衣先执为首者。于是丰熙、张翀、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母德纯八人，并系诏狱。杨慎、王元正乃撼门大哭，众皆哭，声震阙廷。帝益怒，命收系五品以下官若干人，而令孟春等待罪。翼日，编修王相等十八人俱杖死。”“阅十日，有言前此朝罢，群臣已散，慎、元正及给事中刘济、安磐、张汉卿、张原，御史王时柯实纠众伏哭。乃再杖七人于廷。
　　两次的大规模廷杖可谓说从侧面恢复了一时受到伤害的君权。
　　三、廷杖下的谏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做为中国古代的文人士人，他们的出处去就，离不开政权。他们依附于政权，政权决定于他们之荣辱。那么在面对如此损身损辱的廷杖，为何如此的前赴后继呢？
　　其一：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传统社会里，“文死谏，武死战”是对文武官员最高的道德评价。
　　其二：朝官以直谏死忠为荣的心理。纵目睽睽之下，士大夫被脱去裤子给予杖行，可以说是身体和精神的同时受辱。然而此事与尽忠、直言敢谏相联系，因此时间一长，官员们甚至将其视为一种荣耀。
　　理学家魏亮弼因屡遭廷杖而“肤尽而股不续”，但他毫无惧色，依旧多次表达自我意见，朝野上下对受杖之人多以“直臣”看待，魏良弼也因多次受杖而“直声大著”。帝经筵的讲官许国（字维桢，徽州歙县人）在吴中行廷杖后，赠与其玉杯，上刻诗：“斑斑者何？卞生泪。英英者何？兰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器。”送给赵用贤犀角杯一只，上刻诗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对二人做出高度的评价和美好的祝福。
　　孟森说：“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义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万历野获篇》，两者的评价可以说是对官员的心态最直接的展露。
　　其三：明代言官的保障制度和制约机制，规范着言官尽职感言。向皇上进谏，风险可谓如影随形。为了保证言官恪尽职守，敢于直言，明代在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保障，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
　　一是：言官的选择经过精挑细选，保证了素质。
　　言官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促使了言官之间既合作，又彼此独立，互相纠察制衡，共同为皇权服务。作为士大夫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在言官素质尚好的时候，言官之间的关系多为君子之交，互相倾慕、鼓励、危难关头则能同生死、共患难。
　　二是：严加考察，使其时刻警悚，不敢忽职。对言官，不仅对其进行鼓励激赏，而且制定相关的机制进行约束，“谏臣之职，在纠慝弼违。”只有勉力“戒盘游，斥权幸，引义力争”，才能“无忝厥职”，因此对于言官而言，直言进谏不仅仅是权力，更是义务。
　　四、结语
　　唐太宗告诉过我们"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但是历史不过是几张一指可催的薄纸，回首明代廷杖，在诸多被杖人之中，难免会有邀取名声之辈，难免会有老朽迂腐之人，但更多的是像杨爵上书言事，请“存善类、恤民众、多朝讲、止方术、多纳谏”这些忠诚义士。没有什么可以把人轻易打动，除了无私的贡献。当面对皇权的任意胡为，士大夫调节了皇帝个人意志与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矛盾，使君主专制集权不至于达到危害整个集团统治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