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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杜拉斯有关东方的作品中，对东方地理风貌中水的描写是含义丰富的。水在这里不仅是一种自然环境，更多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而存在，它折射出了一种特定的历史观念和作者的东方视角。
关键词：玛格丽特·杜拉斯 东方 水 《情人》 《副领事》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在玛格丽特·杜拉斯有关东方的作品中，她对东方地理特征的描绘是不应被忽视的。福柯认为，“一种完整的历史，需要描述诸种空间，因为各种空间在同时又是各种权力的历史。这种描述从地理政治的大策略到居住地的小战术。”空间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摆设，而是有着丰富而深厚的内涵。杜拉斯在对她记忆深处的东方风貌进行描述时，并不是纯粹客观地记录，而是在表达一种历史，一种观念。
一 水意象的表现形式
水的意象在杜拉斯有关东方的作品中频繁出现，它包含以下具体表现形式：河流、雨水和海洋。河流是出现较为频繁的意象。她笔下的河流充满着原始的狂野力量，汹涌澎湃，席卷一切。在《情人》中，她写到：
“……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湄公河这样美、这样雄伟、这样凶猛的大河，湄公河和它的支流就在这里汹涌流过，注入海洋，这片汪洋大水就在这里流入海洋深陷之处消失不见。这几条大河在一望无际的平地上流速极快，一泻如注，仿佛大地也倾斜了似的。”
在《副领事》中，她写到：
“菩萨河里已是满满的河水，暗黄的河水泛滥出来，河边的竹林沉陷在水里，乖乖地被死亡攫住。”
丰沛的降雨是杜拉斯笔下东方的又一个特征，在根据《副领事》改编的剧本《印度之歌》中，她多次提到暴风雨的来袭：“孟加拉湾上在下雨”；“是从河口来的，又要下个没完没了……”。海洋则是不变的背景，是河流、雨水最终流向的归宿：“一个除了水还是水的边境地区，淡水、咸水、黑水在恒河口，都与那绿色的，冰冷的海洋水混合到一起。”（《副领事》）在杜拉斯的描述中，东方是一个水淋淋、湿漉漉的世界。
二 水与疾病
“水”在杜拉斯笔下的表现并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它蕴含着多重的信息和复杂的内涵，折射着杜拉斯对东方进行审视时的特有目光，正如福柯所说：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种虚无的空间，其实，我们可以在其中安置各种个体和事物。我们并不生活于一种虚无的内部，它可以被涂上各种各样亮度不等的色彩。”
水汽的氤氲所带来的湿热对于习惯于干爽的欧洲白人来说是一种无法适应的噩梦。有资料记载：“英国人觉得热带环境对他们是一种考验并严重有碍健康。……西方人对当地疾病没有免疫力，他们惊人高的死亡率一直延续到20世纪，每年11月凉爽季节开始时，西方人已习惯于见面时互相祝贺又活过了一年。”炎热潮湿与疾病已构成西方人对东方可怕的集体记忆，杜拉斯的个体记忆也浸染着这种印象。在她的访谈录里，她曾这样提及：
“我们在有水的地方，在井边停下来喝水，给马达加水，而井边总有一些麻风病人。所以我开始有了一种麻风恐怖症，说到麻风就会焦虑。……这完全成了一种背景，麻风成了，随你怎么说，殖民主义背景的光线，我就在这种背景里度过了我的童年。”
在杜拉斯的叙述中，水与疾病这种可怕的元素是共生的，有水流的地方就如影相随着令人窒息的湿热以及由之而产生的疾病。
在《情人》中，大河与烈日共同造就了令人窒息的热浪，在《副领事》中的加尔各答上空，覆盖着停滞不动的恶劣云翳，在《印度之歌》中，声音的叙述多次重复：“多炎热呀，无法忍受，热的可怕……”；“这是什么样的夜晚啊。真是太热了。一切都让人受不了。”甚至，频发于热带湿热地区的麻风病几乎成了东方的标签：“这就是加尔各答或拉合尔，棕榈树，麻风病，黄昏般的晨光。”（《副领事》）耐人寻味的是，麻风病人的活动区域与“河流”密切相关，这种表述是频频出现的：“沿恒河一带，麻风病人在那里走着，笑着”（《情人》）； “在恒河的岸边，总是那些麻风病人，他们醒来了，在看。”（《副领事》）；“恒河边上，麻风病人混杂着野狗，围成一大片场地”（《副领事》）；“天亮了。第一道围墙被围的是麻风病人和狗，他们在恒河岸上的大树底下，已经没有力气，也不知道疼痛”（《印度之歌》）。在这样的表述中，河流，尤其是恒河，它不再是东方文学中“圣河”的代称，不再是信徒们圣洁的沐浴之所，而是成为了麻风病人的载体，颠覆了“水”在东方文学中的意义与地位——“水”的存在成为了麻风病的显在标志，“水”与麻风病一起成了不祥之物。而在历史的记载中，麻风病作为一种恶性传染病，历来都是被放逐、被隔离的对象。福柯对此说过：
“麻风病的奇异消失，无疑不是长期以来简陋的医疗实践的结果，而是实行隔离，以及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切断了东方病源的结果。”
于是，被麻风病化的“水”失去了一贯的圣洁、丰美、博大的内涵，而成为了应被隔离的灾难的源头，隔离于文明世界之外。
三 水与非理性
在杜拉斯对水的描写中，水还暗示着一种强大的力量——非理性。福柯曾写道：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理智长期以来就属于坚实的土地，无论是岛屿还是大陆，辽阔宽广的大地执拗地推挡着水，只给它留下岸边的沙地；而非理性自古以来就属于水，更确切地讲，属于汪洋大海，浩瀚无际，动荡不安，变化无穷，却只留下淡淡的痕迹与浪花，无论是狂涛骇浪还是风平浪静，大海永远是无路之途。”
首先，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水”暗示着欲望的放纵。西方人推崇的理性秩序同时也压制了人的欲望，在东方这个他们所认为的中心之外的非理性的世界里，理性可以消失，取而代之以欲望的肆意。在杜拉斯的叙述中，许多在主流观念上所认为的不伦之恋就发生在这么一个多水的地域。《情人》中，“我”与中国情人的故事的发生、发展始终没有脱离湄公河的背景：他们的相遇是在湄公河的渡船上；他们的幽会房间是在“堤岸的那个地方，它在河的彼岸。只要渡过河去，就到了那个地方。”甚至，杜拉斯将他们的欲望的放纵也归因于这种水汽丰沛的炎热气候：
“至于他，作为堤岸一个情人，他认为这个小小的白种女人在成长中受到强烈的炎热气候的损害。他自己，也是在这种炎热气候中出生，长大的。”
在《副领事》中，大使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拐走了劳儿的未婚夫米歇尔·查里逊之后，东方成为了他们忘乎所以并受人诟病的爱情的落脚地；副领事对大使夫人歇斯底里的单相思也是发生在这个水淋淋、湿漉漉的地方。
但欲望的泛滥总是与罪恶、堕落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它是危险的。在杜拉斯对水的描绘中，一语双关地透露出对于这种危险的隐忧：
“汽车开到渡船上，我总是走下车来，即使在夜晚我也下车，因为我总是害怕，怕钢缆断开，我们都被冲到大海里去。我怕在可怕的湍流之中看着我生命最后一刻到来。激流是那样凶猛有力，可以把一切冲走，甚至一些岩石，一座大教堂，一座城市都可以冲走。在河水之下，还有一场风暴在狂吼。风在呼啸。”（《情人》）
象征着理性与秩序的教堂、城市只不过是悬浮在“水”这种巨大的非理性力量之上，并且可能随时被颠覆掉，相对于非理性的躁动，所谓的理性，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牵强的形式，而真正的本质的力量则是无可把握的非理性。在东方，理性注定要让位于非理性，从而走向失落。作为一种矫正，或是惩罚，杜拉斯在文中对欲望的定性总是负面的，这与她对勃发的欲望的不厌其烦的描述构成了一对矛盾或是鲜明的对比：她把“我”与中国情人的幽会之所定性为“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接近死亡的地方，是暴力、痛苦、绝望和可耻的地方。”（《情人》）同样，美丽的沉湎于欲望的大使夫人，成功周旋于各个男人之间，但这也无法使她获得真正的满足与快乐，终因无法忍受自身的空虚与失落，而以死亡解脱了自己。
其次，“水”还暗示着非理性的另一种表现——疯狂。在杜拉斯的有关东方的作品中，固执地活跃着一个女疯子的形象，在《情人》、《副领事》、《爱》、《印度之歌》、《恒河女子》中都有出现，但对她较为完整的勾勒是在《副领事》中。她浑浑噩噩地怀了孕，被母亲赶出了家门，一路流浪，当她流浪到加尔各答时，已经失去了清醒的头脑，成为了一个没有烦恼的疯子，哼唱着可能是来自于故乡的歌谣。而这个女疯子，她的来源与经历以及最后的归宿和水是分不开的：她从故乡洞里萨湖出发，顺着河流而行，或者说“又是一条河流，把她引到这里。”（《副领事》）她沿着湄公河的一条又一条支流走过，顺伊洛瓦底江而下，经过孟加拉湾，最后到达了加尔各答的恒河边上，并留在了那里。无独有偶，在《情人》中，“我”遭遇女疯子的地点则是在永隆的一条长街上，这条长街的“尽头一直通到湄公河岸边”，这个女疯子的活动地带依然没有脱离水，水与疯狂如此自然而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根据福柯的观点，疯狂并不纯粹是一个生理学上的名词，而是“禁闭权力的一个最模糊又最明显，最持久的象征”，疯狂更多地意味着与世界的隔离，女疯子也是一个被放逐于正常秩序世界之外的象征。那么，东方的“水”作为孕育这种疯狂的载体，也意味着与中心世界的隔离。
总之，在西方人的注视下，东方是一个“异”的象征体系，这种体系与西方人所推崇的理性是迥异的，是处于理性中心之外的。而“水”在这里就成为了代表这种观念的一个恰如其分的东方象征物，蕴含着与西方文明秩序的隔离，成为被放逐的对象，被边缘化。所以，“水”在杜拉斯的作品中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自然背景，它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折射出了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杜拉斯作为从殖民时代走出的白人，她的文化身份也决定了她的视阈，以及叙述她的东方记忆的方式。
而毋庸置疑的是，杜拉斯对自己心目中边缘化的非理性的东方有着极大的兴趣和激情，这从她写下诸多东方题材的作品可以看出。这也是与杜拉斯本人的气质吻合的，她热衷于描写狂热而绝望的爱情和濒于疯狂的主人公，除了上述例子之外，还有《长别离》中与丈夫永远分离的少妇，《劳儿之劫》中为爱疯狂的劳儿，《广岛之恋》中发疯的法国少女等等。这种剧烈起伏的情绪是不属于理性世界的。克里斯蒂娃认为，“他们欣喜若狂地仔细观察发病状态，将文学的和谐砸个稀巴烂，指出文学和病理学是一对近邻。杜拉斯便是这帮叛逆者之一。”她干脆直接称杜拉斯为“一位异乡女”。可以说，杜拉斯创造了她心目中的东方，而这样的东方又反过来昭示了她的精神本质。
注：本文系周口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zknuqn200935。
参考文献：
[1] Foucault,M（1980）‘Questions on Geography’,in C.Gordon（ed.）,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63-77，
[2] [美]爱德华·W·苏贾：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3]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王道乾、南山译：《情人·乌发碧眼》，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4]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许钧译：《杜拉斯文集·副领事》，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5]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许钧译：《印度之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6] Foucault,M（1986）‘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16,22-27 （translate from the French by Jay Miskowiec）.
[7] [美]罗兹·墨菲，黄磷译：《亚洲史》，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
[8]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格扎维埃尔·戈蒂埃，吴岳添译：《话多的女人》，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9] [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疯颠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10] [法]米歇尔·福柯，杜小真译：《福柯集·水与疯狂》，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
[11] [法]克里斯蒂娃，许钧译：《杜拉斯文集·一位异乡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王宛颍，女，1981—，河南周口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工作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关键词：玛格丽特·杜拉斯 东方 水 《情人》 《副领事》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在玛格丽特·杜拉斯有关东方的作品中，她对东方地理特征的描绘是不应被忽视的。福柯认为，“一种完整的历史，需要描述诸种空间，因为各种空间在同时又是各种权力的历史。这种描述从地理政治的大策略到居住地的小战术。”空间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摆设，而是有着丰富而深厚的内涵。杜拉斯在对她记忆深处的东方风貌进行描述时，并不是纯粹客观地记录，而是在表达一种历史，一种观念。
一 水意象的表现形式
水的意象在杜拉斯有关东方的作品中频繁出现，它包含以下具体表现形式：河流、雨水和海洋。河流是出现较为频繁的意象。她笔下的河流充满着原始的狂野力量，汹涌澎湃，席卷一切。在《情人》中，她写到：
“……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湄公河这样美、这样雄伟、这样凶猛的大河，湄公河和它的支流就在这里汹涌流过，注入海洋，这片汪洋大水就在这里流入海洋深陷之处消失不见。这几条大河在一望无际的平地上流速极快，一泻如注，仿佛大地也倾斜了似的。”
在《副领事》中，她写到：
“菩萨河里已是满满的河水，暗黄的河水泛滥出来，河边的竹林沉陷在水里，乖乖地被死亡攫住。”
丰沛的降雨是杜拉斯笔下东方的又一个特征，在根据《副领事》改编的剧本《印度之歌》中，她多次提到暴风雨的来袭：“孟加拉湾上在下雨”；“是从河口来的，又要下个没完没了……”。海洋则是不变的背景，是河流、雨水最终流向的归宿：“一个除了水还是水的边境地区，淡水、咸水、黑水在恒河口，都与那绿色的，冰冷的海洋水混合到一起。”（《副领事》）在杜拉斯的描述中，东方是一个水淋淋、湿漉漉的世界。
二 水与疾病
“水”在杜拉斯笔下的表现并不是单纯的自然景观，它蕴含着多重的信息和复杂的内涵，折射着杜拉斯对东方进行审视时的特有目光，正如福柯所说：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种虚无的空间，其实，我们可以在其中安置各种个体和事物。我们并不生活于一种虚无的内部，它可以被涂上各种各样亮度不等的色彩。”
水汽的氤氲所带来的湿热对于习惯于干爽的欧洲白人来说是一种无法适应的噩梦。有资料记载：“英国人觉得热带环境对他们是一种考验并严重有碍健康。……西方人对当地疾病没有免疫力，他们惊人高的死亡率一直延续到20世纪，每年11月凉爽季节开始时，西方人已习惯于见面时互相祝贺又活过了一年。”炎热潮湿与疾病已构成西方人对东方可怕的集体记忆，杜拉斯的个体记忆也浸染着这种印象。在她的访谈录里，她曾这样提及：
“我们在有水的地方，在井边停下来喝水，给马达加水，而井边总有一些麻风病人。所以我开始有了一种麻风恐怖症，说到麻风就会焦虑。……这完全成了一种背景，麻风成了，随你怎么说，殖民主义背景的光线，我就在这种背景里度过了我的童年。”
在杜拉斯的叙述中，水与疾病这种可怕的元素是共生的，有水流的地方就如影相随着令人窒息的湿热以及由之而产生的疾病。
在《情人》中，大河与烈日共同造就了令人窒息的热浪，在《副领事》中的加尔各答上空，覆盖着停滞不动的恶劣云翳，在《印度之歌》中，声音的叙述多次重复：“多炎热呀，无法忍受，热的可怕……”；“这是什么样的夜晚啊。真是太热了。一切都让人受不了。”甚至，频发于热带湿热地区的麻风病几乎成了东方的标签：“这就是加尔各答或拉合尔，棕榈树，麻风病，黄昏般的晨光。”（《副领事》）耐人寻味的是，麻风病人的活动区域与“河流”密切相关，这种表述是频频出现的：“沿恒河一带，麻风病人在那里走着，笑着”（《情人》）； “在恒河的岸边，总是那些麻风病人，他们醒来了，在看。”（《副领事》）；“恒河边上，麻风病人混杂着野狗，围成一大片场地”（《副领事》）；“天亮了。第一道围墙被围的是麻风病人和狗，他们在恒河岸上的大树底下，已经没有力气，也不知道疼痛”（《印度之歌》）。在这样的表述中，河流，尤其是恒河，它不再是东方文学中“圣河”的代称，不再是信徒们圣洁的沐浴之所，而是成为了麻风病人的载体，颠覆了“水”在东方文学中的意义与地位——“水”的存在成为了麻风病的显在标志，“水”与麻风病一起成了不祥之物。而在历史的记载中，麻风病作为一种恶性传染病，历来都是被放逐、被隔离的对象。福柯对此说过：
“麻风病的奇异消失，无疑不是长期以来简陋的医疗实践的结果，而是实行隔离，以及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切断了东方病源的结果。”
于是，被麻风病化的“水”失去了一贯的圣洁、丰美、博大的内涵，而成为了应被隔离的灾难的源头，隔离于文明世界之外。
三 水与非理性
在杜拉斯对水的描写中，水还暗示着一种强大的力量——非理性。福柯曾写道：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理智长期以来就属于坚实的土地，无论是岛屿还是大陆，辽阔宽广的大地执拗地推挡着水，只给它留下岸边的沙地；而非理性自古以来就属于水，更确切地讲，属于汪洋大海，浩瀚无际，动荡不安，变化无穷，却只留下淡淡的痕迹与浪花，无论是狂涛骇浪还是风平浪静，大海永远是无路之途。”
首先，在杜拉斯的作品中，“水”暗示着欲望的放纵。西方人推崇的理性秩序同时也压制了人的欲望，在东方这个他们所认为的中心之外的非理性的世界里，理性可以消失，取而代之以欲望的肆意。在杜拉斯的叙述中，许多在主流观念上所认为的不伦之恋就发生在这么一个多水的地域。《情人》中，“我”与中国情人的故事的发生、发展始终没有脱离湄公河的背景：他们的相遇是在湄公河的渡船上；他们的幽会房间是在“堤岸的那个地方，它在河的彼岸。只要渡过河去，就到了那个地方。”甚至，杜拉斯将他们的欲望的放纵也归因于这种水汽丰沛的炎热气候：
“至于他，作为堤岸一个情人，他认为这个小小的白种女人在成长中受到强烈的炎热气候的损害。他自己，也是在这种炎热气候中出生，长大的。”
在《副领事》中，大使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拐走了劳儿的未婚夫米歇尔·查里逊之后，东方成为了他们忘乎所以并受人诟病的爱情的落脚地；副领事对大使夫人歇斯底里的单相思也是发生在这个水淋淋、湿漉漉的地方。
但欲望的泛滥总是与罪恶、堕落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方人的观念中，它是危险的。在杜拉斯对水的描绘中，一语双关地透露出对于这种危险的隐忧：
“汽车开到渡船上，我总是走下车来，即使在夜晚我也下车，因为我总是害怕，怕钢缆断开，我们都被冲到大海里去。我怕在可怕的湍流之中看着我生命最后一刻到来。激流是那样凶猛有力，可以把一切冲走，甚至一些岩石，一座大教堂，一座城市都可以冲走。在河水之下，还有一场风暴在狂吼。风在呼啸。”（《情人》）
象征着理性与秩序的教堂、城市只不过是悬浮在“水”这种巨大的非理性力量之上，并且可能随时被颠覆掉，相对于非理性的躁动，所谓的理性，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牵强的形式，而真正的本质的力量则是无可把握的非理性。在东方，理性注定要让位于非理性，从而走向失落。作为一种矫正，或是惩罚，杜拉斯在文中对欲望的定性总是负面的，这与她对勃发的欲望的不厌其烦的描述构成了一对矛盾或是鲜明的对比：她把“我”与中国情人的幽会之所定性为“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接近死亡的地方，是暴力、痛苦、绝望和可耻的地方。”（《情人》）同样，美丽的沉湎于欲望的大使夫人，成功周旋于各个男人之间，但这也无法使她获得真正的满足与快乐，终因无法忍受自身的空虚与失落，而以死亡解脱了自己。
其次，“水”还暗示着非理性的另一种表现——疯狂。在杜拉斯的有关东方的作品中，固执地活跃着一个女疯子的形象，在《情人》、《副领事》、《爱》、《印度之歌》、《恒河女子》中都有出现，但对她较为完整的勾勒是在《副领事》中。她浑浑噩噩地怀了孕，被母亲赶出了家门，一路流浪，当她流浪到加尔各答时，已经失去了清醒的头脑，成为了一个没有烦恼的疯子，哼唱着可能是来自于故乡的歌谣。而这个女疯子，她的来源与经历以及最后的归宿和水是分不开的：她从故乡洞里萨湖出发，顺着河流而行，或者说“又是一条河流，把她引到这里。”（《副领事》）她沿着湄公河的一条又一条支流走过，顺伊洛瓦底江而下，经过孟加拉湾，最后到达了加尔各答的恒河边上，并留在了那里。无独有偶，在《情人》中，“我”遭遇女疯子的地点则是在永隆的一条长街上，这条长街的“尽头一直通到湄公河岸边”，这个女疯子的活动地带依然没有脱离水，水与疯狂如此自然而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根据福柯的观点，疯狂并不纯粹是一个生理学上的名词，而是“禁闭权力的一个最模糊又最明显，最持久的象征”，疯狂更多地意味着与世界的隔离，女疯子也是一个被放逐于正常秩序世界之外的象征。那么，东方的“水”作为孕育这种疯狂的载体，也意味着与中心世界的隔离。
总之，在西方人的注视下，东方是一个“异”的象征体系，这种体系与西方人所推崇的理性是迥异的，是处于理性中心之外的。而“水”在这里就成为了代表这种观念的一个恰如其分的东方象征物，蕴含着与西方文明秩序的隔离，成为被放逐的对象，被边缘化。所以，“水”在杜拉斯的作品中不仅是人物活动的自然背景，它更是一种文化符号，折射出了一段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念。杜拉斯作为从殖民时代走出的白人，她的文化身份也决定了她的视阈，以及叙述她的东方记忆的方式。
而毋庸置疑的是，杜拉斯对自己心目中边缘化的非理性的东方有着极大的兴趣和激情，这从她写下诸多东方题材的作品可以看出。这也是与杜拉斯本人的气质吻合的，她热衷于描写狂热而绝望的爱情和濒于疯狂的主人公，除了上述例子之外，还有《长别离》中与丈夫永远分离的少妇，《劳儿之劫》中为爱疯狂的劳儿，《广岛之恋》中发疯的法国少女等等。这种剧烈起伏的情绪是不属于理性世界的。克里斯蒂娃认为，“他们欣喜若狂地仔细观察发病状态，将文学的和谐砸个稀巴烂，指出文学和病理学是一对近邻。杜拉斯便是这帮叛逆者之一。”她干脆直接称杜拉斯为“一位异乡女”。可以说，杜拉斯创造了她心目中的东方，而这样的东方又反过来昭示了她的精神本质。
注：本文系周口师范学院青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zknuqn200935。
参考文献：
[1] Foucault,M（1980）‘Questions on Geography’,in C.Gordon（ed.）,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63-77，
[2] [美]爱德华·W·苏贾：王文斌译：《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3]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王道乾、南山译：《情人·乌发碧眼》，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4]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许钧译：《杜拉斯文集·副领事》，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5]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许钧译：《印度之歌》，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6] Foucault,M（1986）‘Of Other Spaces’,Diacritics16,22-27 （translate from the French by Jay Miskowiec）.
[7] [美]罗兹·墨菲，黄磷译：《亚洲史》，三环出版社，2004年版。
[8]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格扎维埃尔·戈蒂埃，吴岳添译：《话多的女人》，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
[9] [法]米歇尔·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疯颠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10] [法]米歇尔·福柯，杜小真译：《福柯集·水与疯狂》，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
[11] [法]克里斯蒂娃，许钧译：《杜拉斯文集·一位异乡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王宛颍，女，1981—，河南周口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外国文学，工作单位：周口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