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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项羽归还刘父、刘妻的九月开始，直至汉五年（前202）十二月项羽最后被灌婴消灭的这短短四个月间，发生了很多事，但《史記》《汉书》等书所记都比较简括或付之阙如，需要细梳才能明了很多为人所忽略的细节。本文重点梳理固陵之战前后刘、项的军事动向，并对陈下之战、城父之战及垓下之战前后做了诸多合理的推析，呈现了包括固陵之战作为项羽以进为退的迷障之战等在内的刘项之争整个事件的人情和心态的复杂性。同时通过推析，填充了陈下之战、城父之战和垓下之战有关正史于项羽、韩信等过于简略与疏于详载的缺失。此外，一定程度上，揭开了项羽用兵的神秘性，以及最后四个月项氏大逃亡充满令人窒息的气氛。
关键词：楚汉之争 固陵 陈下垓下
韩彭义利之辨
但实情并不如此。此计出自谋士张良与陈平。如果说他们设陷，就阴谋家惯用的伎俩来说，一点都不奇怪。但以为仅仅或完全出于谋士们的阴谋和陷害，怕也仍然看轻了整个事件的复杂性，尤其是事件背后所涉复杂的人情与心态。
综合这两次“用计”，不难发现这些智囊人物的一些特点。
所谓优点是：其一是有战略的意识。像以前火烧栈道、开辟北方战场，以及深入西楚国开辟敌后战场等，都见出大格局设计。而此次也深知刘、项双方疲敝已甚，任何一方再加力即可改变局面。其二是有作战的机敏性。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而在明知不是项羽对手的情形下，仍然要尾随追击。甚至冒着被打灭的危险，也要咬死项羽。
而其不足则有：其一是缺乏战略的规划。既已知刘项双方大致棋局，就应当在“鸿沟和议”签定之前，早做详细规划。其二是缺乏战略性布局。一般而言，涉及整个战局的战略变动，一定要召开全局性会议来统整思想、协调行动。像楚汉议和、终杀项羽等如此重大的行动，应当及时告知各战区的将帅。这个过程也没有。而从汉四年八月签定和议到九月归还刘氏人质，时间显然比较充裕。再从历次使用计策的情形看，像汉二年（前205）四月彭城大败之后的“马邑决策”、汉三年（前204）四月荥阳相持吃紧、刘邦极度危急时所实施的“反间计”，以及汉五年十月这两次向韩、彭二人征兵的“阳夏南一固陵决策”，都系事发之后的应急之策而并非预变之谋。其五是喜欢设梗下套乃至甩脱。这是阴谋家惯用的伎俩。一旦形势危急，或制造舆论或构陷设局，将相关人事拖进并使局面复杂化，从而方便后面于中取事。
再看这两个不足，行动虽有一定的方向性，却在实际过程中表现出精准度不高，盲目性、随意性过大的缺点，其结果必然是冒进和冒失，等到遭遇挫折，才想起更改或补救。幸亏项羽智囊里没有以决策见长的人物，否则刘邦阵营根本无法一再扳回已然形成的颓势。对此，刘邦是再清楚也不过了。《高祖本纪》特地记述了“天下大定”后，刘邦置酒洛阳南宫与臣属的谈话，就“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进行征询，在不满意下属的回答之后，刘邦发表了一番意味深长的看法。在肯定“兴汉三杰”张良、萧何和韩信等作用的同时，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可谓洞若观火。显然，这是项羽个人的“私智”不及刘邦系统的“众智”所致。
就其第五点来说，刘邦利诱之计的诡异之处在于专对韩信、彭越。如果只针对彭越，或者范围扩大一些，再涉及靳歙、刘贾、英布等人，尚可理解。但后者并未涉及，这就将韩、彭二人的复杂人事带到战后（即“天下平定”）。一旦形势危急，还可以甩包开脱，归咎于二人。而即使危机解除，最终也会致二人以种种难看。如此计设，确实见出阴谋家的另一份用心：战局顺利，则是运筹帷幄之功;战事失利，则是二人怠慢所致。由此可知，固陵之败前后短短的时间之内，两次要求二人紧急出兵，夹带着刘邦智囊的隐秘性操作。后世温公所谓二人“乘时求利”“为利出兵”的批评，多少与阴谋家们的“一手炮制”是分不开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可能前往当年现场，看看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前面业已述及刘邦对项羽充满了极度恐惧，特别是连遭打击之后即死守待命的情形。其实，包括张良、陈平在内的高级智囊层，对于项羽的不敢恋战、择路脱逃也都没有准确的把脉。否则，怎么会跟脱项羽呢？后来即使判定项氏动向，在陈下之战中亦不见霸王的踪影。这个事件本身，实可窥刘邦集团核心决策层的整体慌乱和失措之状。
下面来看看《项羽本纪））里张良此次“利动”之计的内容：“（汉王）谓张子房日：‘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日：‘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日：‘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日：‘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毂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日：‘请今进兵。”’
不难看出：其一，此前刘邦原本就没有与人“共分天下”的意思，现在拿出两块土地，来做所谓花钱消灾救命的买卖。但这种“拿出”，仍然属于开空头支票的性质，因为这两块土地此时尚不属于刘邦的汉国。其二，张良担心开出的“与共分天下”的利动条款，假如不能及时送达韩、彭处，则后果不堪设想，形势将难以预料，即所谓“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其三，考虑到更长更坏些的情形，即给此二人开出实利盘面的支票，假如并不被买账而皆不来与会，那也没关系：“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这种算计，说白了，不过是项羽“戏水分封”、诸侯各就各国之后，田荣等人反叛而致天下翻覆的翻版。就是为项羽再树二强敌，然后乘乱再缓口气看看。再想想这第三点，张良似乎有点“死马当活马医”的意思。而给出虚设的利益并让大家再去搅乱天下，又颇有些诓骗世人的味道。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这一点，与汉三年项羽急围荥阳、刘邦危在旦夕之际，郦食其所献“复立六国之后”的计策如出一辙。而其时张良则有“八不可”的否议。如今反而再提此计，说明刘邦被项羽围困之剧，其核心层被恐慌、无奈和寄存侥幸的气氛层层围裹着，以至于连张良也倍感绝望，深以为刘邦“事去矣”。所以，倒不如放手，实行分封，“让利”于韩信、彭越等人，然后让他们去与项羽“争取天下”。而这个计策针对韩、彭二人而非刘贾、英布等人，在客观上可能也是充分评估了诸人的实力才做出的。至少，不再是汉二年四月“下邑决策”时所认定的英布、彭越和韩信三人与汉王共分天下的情形。现在从能力和实力看，只有彭越和韩信二人出面打阵，或许最终能替刘邦复仇。而其余包括英布在内的诸人，都不足以凭单独力量或是聚集起来形成合力以对抗项羽，因此二人成了重中之重。 事实上正是如此。韩、彭之外的每一股力量单独面对项羽时，都抵御不了其冲击。而这二人，彭越与项羽较量，虽屡屡落于下風，但转移和保存实力比较迅速，让项羽很是头痛;至于韩信，在北方战场连连取胜，无一失手，并在“潍水之战”中将项羽手下最勇猛的大将龙且斩杀，握有斗取项羽的心理优势。
其四，“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毂城与彭相国”。《史记》两次叙及刘邦集团对韩、彭二人的王国地界划分，应该说也有很深的意味。如此一交代，自是凸显和强调，也等于说明汉王国下了血本;或者说是“昭告天下”，万一分封文书为项氏所截，也可以达到转移目标的目的。当然，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宣告韩、彭二人“几及汉王”的实力已经存在，因此此次相助作战，也应该像汉王一样是为自己而战，再不出力则说不过去。
不过吊诡的是，这两块新王国区域划分的地界似乎颇有“讲究”。因为这封文书特地提到固陵不远的两个地名，一个是“陈”，另一个是“睢阳”。前者在南方，离固陵70里的样子;后者在东北向，离固陵160里左右。显然，刘邦对目前空间距离更远的韩信出兵相助的要求，反而显得更为迫切。于是，在具体王国地界的划分上，刘邦则故意将齐王国疆域划到“陈”，给天下人的印象是，韩信将占有西楚国的大部分（天下最富庶的所在），显示了刘邦实在是诚意满满。同时，又给人这样的印象：刘邦甚至主动而充分地为韩信考虑了很多，因为这次的版图划分切实地照顾到了韩信作为楚人而不是齐人对家乡的情感。看来，汉王似乎挺想韩信之所想。不过从另一角度看，难道不也有意挑起项羽与韩信的矛盾吗？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封分封文书所赋予的，是让韩信来取代项羽。
当然，韩信、彭越二人对此也完全可以“乘时以徼利”，索要比所分封的更多，而此时此刻的汉王再忍痛也得给。尤其如果他们了解到汉王此时的真实处境，欲迫使与之订立所谓均分或三分盟约，后者可能也得爽快答应，已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对天下某块区域的拥有，并非出于刘邦的开恩与施舍，而是实力的必然。不过，细揣相关传记文本，还是觉得二人内心存有“大义”，并没有“乘时徽利”。否则，至少韩信是知道的，此时按兵不动，最为有利。等着项羽逐一剪除刘邦的羽翼，再消灭刘氏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因为除了韩、彭之外并没有谁可以单独面对项羽。我们看，汉元年（前206）十一月，“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项羽本纪》），自不必提。而在汉二年四月彭城之战，拥有56万之众的刘邦，仍然难以抵挡只带3万精锐的项羽的冲击，生生被灭20余万，其余皆作鸟兽散，情形格外骇人。而后来的刘、项对抗，刘邦多次差一点被活捉。因此，如果不是“兵罢食绝”，项羽可能根本无视刘邦集团。即使到了汉五年十月，此时已疲乏不堪的项羽，当遭遇到“盛食多”的汉兵的包围，仍可以一再予以痛击并大败之。
确实，在这个节骨眼上，论强对抗、彭越不是项王的对手，而韩信的砝码才最重。他有深不可测的权谋，也有从容冷对的形势把握。如果稍稍使用一点，那么，完全可以坐等项羽收拾刘邦，再收拾剩局。
当然，综合《史记》有关文本，对于韩信来说，除了此次机会，还有一次时机可以坐等有利局面的到来，即在潍水之战之后。关于此次战后，已见有多人游说.对于有利的局势，至少韩信不是傻瓜，只不过仍以君子之心量人，依『日选站刘邦一方。从传记诸文本的叙述来看，韩信并无趁机要挟，对刘邦亦不存戒备，否则垓下之战结束后其兵权怎么会再度轻易落于刘邦之手呢？由此可见，司马氏所谓“乘时以徼利”论，实在是蔽护君主（刘邦）而罔顾事实的诛心之论。
陈下、城父之战与贾殷行动
再回到刘邦在固陵一带的行动。
前面引述了《樊郦滕灌列传·灌婴传》一节文字，在“降留、薛、沛、 、萧、相”之后，紧接其后还有一点文字：“攻苦（河南鹿邑）、谯（安徽亳州）。与汉王会颐乡（在苦县）。从击项籍军陈下（河南淮阳）。”从这里看，在刘邦困守固陵时，灌婴军已快与刘邦会合，随后不久，终于会合。就地名位置来看，“固陵”在北而“苦县”在东，相距120余里;而“陈下（陈县县城）”在南，与“固陵”相距80里左右。而从地点与事件关系来判断，项羽虽在固陵围困刘邦一阵，使其如惊弓之鸟，但并未作久留。待蜷缩军垒、守困盼援的刘邦发现时，项羽早已悄悄撤离。于是刘邦继续寻判项羽撤军方向，向东追击，遂与灌婴会合于苦县颐乡。
由于灌婴一直在东边经营，并未与项羽遭遇，于是刘、灌二人合谋刺探，判定项羽投南。从刘邦要求韩信带兵前来陈下会战（《史记·曹相国世家》：“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又可知刘、灌等人经过仔细商讨，大致摸清了项羽的陈县方向与布局陈郡的战略意图。
然后刘邦人马又回到固陵，稍做休整，同时又开始了较大的谋划。针对项羽可能盘踞陈郡进行休整和战备的后手，刘邦在着手部署围陈的同时，就考虑到如何拔掉项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据《汉书·高祖本纪》并《史记·荆燕世家》，在汉五年十一月，刘邦派遣刘贾率军进入淮南地界，围攻寿春，随后引诱西楚国大司马周殷投降，然后再回来向刘邦汇报。
关于西楚国大司马周殷，有必要再追溯一些内容。从《史记·高祖本纪》所记述的一段文字“汉王败固陵，乃使使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行屠城父，随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看，刘贾的诱降，不过是挑明和公开了周殷与汉国的关系而已。而在固陵新败的十月份，大约在刘邦派人请兵韩、彭的同时，就已经派人前去“召”之。这“召”字，如作“召唤”讲，则周殷早已是刘邦的人;如果作“（邀）请”讲，则刘邦已知周殷不向于项羽，故而礼遇在先，为后手准备。至于项羽与周殷君臣之间，其实早已是貌合神离。二人的裂隙，可能还要追溯到汉三年四月荥阳相持刘邦危急时所施的“反间之计”。在《陈丞相世家》，刘邦问计于陈平，在比较了刘、项二人的为人及所归附之人的特点之后，后者说：“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锺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传文又说：“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锺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锺离昧等。”看来，陈平所施反间计的效果极为成功，致使项王深陷迷局而不知。 现在，再回到刘邦的固陵布局。据《汉书·高祖本纪》，“汉王发使韩信彭越”后，不长时间，“皆引兵来”。时间在汉五年十一月之前。这次二人都再没推迟，而迅速出兵。不过，谁都不曾料到的是，整个刘、项局势的进展骤然提速了。
一是项羽考虑到自身的处境，在固陵有利形势下，选择了围而后撤、甩掉刘邦以回到彭城（或会稽或鲁地）进行重整，并想尽快摆脱疲困的被动局面。而就在刘邦、灌婴会合之时，项羽业已南撤到陈县进行休整。二是当再次回到固陵备防和休整的刘邦派遣刘贾围攻寿春，居然比较顺利，而且项羽的大司马周殷也没费多少周折就向刘邦举降。这些可能都离不开潜伏下来的英布的暗中策划。这样，整个大好局面竞骤然倒向了刘邦一方。
至于刘贾、周殷等人的行动线路，有必要再做一二简述。
《项羽本纪》对包括刘、周他们在内的诸军的行军线索有一个交代，谓：“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先说大致地理方位及距离。寿春在陈县的东南方向400多里处，六县在寿春南近200里处，舒县在六县的东南边100里。韩信、刘贾、周殷等人，在刘邦、张良等人的谋划里，原本是被要求赶赴陈县进行围歼项羽的会战，但因形势出现了很大变化，致使刘贾、周殷原定的西北行线路随之而取消。他们并未赶达陈下，而是撇开并转而北上。在城父（今安徽毫州谯城区），先期到达的刘贾率军与守城楚军作战，经过激烈交锋而获胜。其次，随后赶上的周殷，见刘贾屠城，也参与了行动，然后兵合一处，到垓下与诸刘系部队会聚。
至于陈下会战，发生没有？应当发生了。
陈下之战本来是刘邦精心准备了相当长时间、积聚了很大力量而想打的一场大战。为了做到围困项羽，刘邦四面招兵，东面希望韩信、彭越前来会战;与此同时，东南面成功策反周殷，形成刘贾、英布、周殷合围的态势。至于北面，自然是刘邦和韩信一部灌婴的联合力量。如果这三大方面能够成功聚拢陈下，则项羽基本成了瓮中之鳖。即使不能将项羽捉拿，也可以有效地消耗其本已疲敝的有生力量。
但奇怪的是，《史记》《汉书》都没有关于陈下之战的具体描述。涉及楚军一方，除了陈县守备人员与并不关键的一些人物，如“令尹灵常、左令尹吕清、陳公利几等大臣”外，并无项羽的任何行踪纪录。然后项羽突然被发现出现在距陈下东方500里以外沛郡洨县的一个聚邑——今安徽灵璧县的垓下。
尽管如此，《史记》还是可查与此相关的一些记录。刘邦一方的主要大将都参与此次战役，很多人据此记下了军功，说明战事还是比较激烈。施丁先生在《再谈陈下之战》一文中说：“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写明参与陈下之战者有灌婴、靳歙、樊哙、夏侯婴、蛊逢、灵常等6人，实际参战者有丁义、靳强、尹恢等3人。可能参与者还有周勃、卢绾、韩王信、申屠嘉等等，共12位以上将领。这是历史记载楚汉数十次战役中出现将名最多的，也就是对于参与陈下之战者封侯最多。”因此，对陈下之战的真实性是不必怀疑的。
至于所发生的具体时间，陈下之战当在汉五年十一月之后，更在刘贾、英布成功策反周殷之后。可能先是试探性地小规模接触，待没有发现项羽行踪之后，恼怒的刘邦下令提前围攻。只是没有想到，守卫陈县的楚国左令尹吕清、陈公利几等人的抵抗非常顽强，再次刺激了刘邦，于是一怒之下，调集了灌婴、靳歙、樊哙等猛将会集强攻。守城诸人显然不是刘邦这些虎狼之将的对手。经过激烈的战斗，陈下被刘系人马成功拿下。
大约等到刘贾、英布带兵到来之时，战斗已经结束。与此同时，刘邦也摸请了项羽的去向，于是在灌婴、靳歙、樊哙等参战的主力休整之机，下令刘贾、英布追击项羽，遂有城父之战的爆发。等到城父战斗快要结束时，被成功策反的周殷也带兵赶来，参与了拿下城父最后的屠杀。此之所谓“屠杀”，乃是因为西楚国一方的守卫，为保证项羽东归有足够的时间，誓死抗击刘邦军队，遂激起了后者的疯狂报复。应当说，陈下之战和城父之战的性质一样，都是项羽部属为项羽赢得脱身的时间而所做的誓死抗拒，故而这两场战役都打得格外激烈和惨烈。这也解释了前面并不显赫的陈下之战，何以会出现在灌婴、靳歙、樊哙等的功劳簿上。
当然，陈下之兵和城父之兵是无法阻挡刘邦方的追击，但毕竟延缓了追击的速度。等到再一次发现项羽的时候，已经是在500里之外了。《秦楚之际月表》记录了这一时间，系“汉五年十二月”。
现在再回顾一下自阳夏（南）之战、固陵之战、陈下之战，以及垓下战之前的一些细节。
《汉书·高祖本纪》明确记录了有关时间：“五年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十一月，刘贾人楚地，围寿春。汉亦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十二月，围羽垓下。……羽与数百骑走，是以兵大败。灌婴追斩羽东城。”
假定在阳夏的时间正好进入十月初五，刘、项战斗一日，刘邦“止军”之后等待韩彭援军，然后过十五日，再到固陵战斗一日，再固守、请援以待援军。又过四日，再发现项羽已经撤离，东寻与灌婴会合二日。考虑到行动缓慢、谨慎，再返回固陵军壁二日。
进入十一月，派遣刘贾围攻400里外的寿春，约八日;传递消息再做工作到300里外的周殷处，大约七日。而周殷从舒县到六县100里，攻打并屠城五日，先期递送消息到200里处的寿春，二日。此时刘贾获得周殷的消息已经是第二四日，再派递到陈下附近的刘邦处，已经是第二十二日。
估计第二十日是陈下之战的开战日。考虑到刘贾、英布并未投入战斗，其时应该还在赶往陈下的路上，而那里的战斗可能已结束或进入尾声。又获刘邦的传令，因急行军较为疲惫，遂就地调整、休息一日。然后是北上追击到170里外的城父，第二十七日;与项羽的守军鏖战二日，是第二十九日。
再看周殷。六县屠城后休整一日，是第十三日;再北上急行600里，尚未到达陈下时，是第二十五日。接到刘邦命令，再休整一日，然后继续沿着东北方向追随刘贾、英布，到达城父是第二十八日。然后合力拿下城父，加上休整，时间已经进入十二月。 从城父再到垓下，约350里，快行军需要七日。估计沿途不断探寻和摸索项羽去向，要花费一定的时日，真正到达垓下时，可能需要十五日。
垓下合围前动向与韩信张良谋局
现在再看前面所列《项羽本纪》的一则史料：“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此次应刘邦之请赴陈下会合，也并非简单地听从命令，作为伟大的军事家，韩信对于整个战局相信有更为深刻的判断和解读，因此他的行军线路，更带有拦截和兜底的性质。首先一定是由齐国南下彭城，并不断由东向西、向南缓缓推进，同时不断密切关注西方项羽与刘邦作战的动态，以及沿途所发生的变化。
对于韩信来说，如何判断项羽行军線路并提前备防截击，成了一大课题。如果南下彭城之后，一路向西，设防和迎击项羽，不仅判断错误，还会贻误战机，致使项羽逃脱。可能最初，项羽也想再次回到彭城，但中途变线东南，遂至于垓下，准备过乌江以回到会稽郡（即吴县）旧地。显然，回到彭城的线路已经是一条死路，对项羽来说如此，而对韩信来说亦然。所以.韩信并没有从彭城折而向西，以按刘邦的要求会战陈下;而是以彭城为据点，缓慢南下，并另派员北上，以截断项羽的两至三条线路：回彭城之路，回吴之路，以及回鲁之路。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所以到达垓下的项羽10余万军队，这个时候停顿下来，准备来一场最后的决战。
无独有偶，刘邦集团在陈下之战刚刚结束，即做出一项惊人的决策，命令樊哙带领一支别动队，可能与前面的刘贾和英布军队同时出发，都经过城父，但并没有参战，而是长途奔袭，不做任何纠缠，以迎接彭越和韩信，并将最新战报送达。相信途中遇到了彭越，也遇到了韩信。而遇到韩信，则必然无疑——最后我们看到，韩信的重兵扼守了中线（彭城）和南线（吴县）;而樊哙一共行军450多里，最后直往彭城以北的胡陵，实行北线设防，以拦截项羽逃往原封地鲁国的去路。
等到了胡陵，樊哙可能遭遇到西楚国当地守军的顽强抵抗，遂“屠胡陵”，占据了一个要点。而据《樊郦滕灌列传》，同时攻打这一地方的，还有老将郦商。随后，继续在西楚国东部地区扩大存在，而周勃，也在“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绛侯周勃世家》）。由此说明，胡陵确实是块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资治通鉴》周赧王四十二年（戌子，公元前273年），春申君黄歇向秦建议：“秦若伐楚，魏必乘间袭取胡陵等故宋之地，而齐则必南夺楚泗。”率先占据并经营胡陵，自然是防止项羽，不过在客观上也有挟制韩信、彭越回齐回梁的意图。
张良、陈平诸人的运筹帷幄，尽管有些迟滞，但能于战中提前一步谋布新局，能力还算是很强的。
再说项羽，自固陵之战后，忽然消失，直至垓下才显出真身，给人以神鬼莫测之感。应当说自荥阳撤军以来，项羽军一直处于运动、行军以及交战之中，并未获得充足的休整。即使到了陈下，其仍然感觉到被压缩和挤压的窘迫，所以在刘邦聚兵、会战陈下之前就撤离远去;然后充分利用沿途一些城池的防守，延缓刘邦的尾追速度，并迷惑其追兵的寻索与判断，从而使得10多万大军消失于刘邦视野达十几二十日，堪称用兵史上的一个奇迹。但非常遗憾的是，项羽军还是因为军需匮乏和兵源难继而无法走出困境，最终因没有突破韩信的设局而走向了人生的末路。
秋风悲咽，朔风凛凛，整个秋冬都充满了阴郁和晦暗。四个月的大逃亡，如神龙零现，尽管最终没有逃脱命运的设置，但困龙拼命挣扎，还是显示了龙性难御的存在，而为后世无数人景仰和慨叹。
作者：吴礼明，文史学者，现任职于安徽铜陵技师学院。著有《汉书精华注译评》《后汉书精华注译评》等。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 com
关键词：楚汉之争 固陵 陈下垓下
韩彭义利之辨
但实情并不如此。此计出自谋士张良与陈平。如果说他们设陷，就阴谋家惯用的伎俩来说，一点都不奇怪。但以为仅仅或完全出于谋士们的阴谋和陷害，怕也仍然看轻了整个事件的复杂性，尤其是事件背后所涉复杂的人情与心态。
综合这两次“用计”，不难发现这些智囊人物的一些特点。
所谓优点是：其一是有战略的意识。像以前火烧栈道、开辟北方战场，以及深入西楚国开辟敌后战场等，都见出大格局设计。而此次也深知刘、项双方疲敝已甚，任何一方再加力即可改变局面。其二是有作战的机敏性。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而在明知不是项羽对手的情形下，仍然要尾随追击。甚至冒着被打灭的危险，也要咬死项羽。
而其不足则有：其一是缺乏战略的规划。既已知刘项双方大致棋局，就应当在“鸿沟和议”签定之前，早做详细规划。其二是缺乏战略性布局。一般而言，涉及整个战局的战略变动，一定要召开全局性会议来统整思想、协调行动。像楚汉议和、终杀项羽等如此重大的行动，应当及时告知各战区的将帅。这个过程也没有。而从汉四年八月签定和议到九月归还刘氏人质，时间显然比较充裕。再从历次使用计策的情形看，像汉二年（前205）四月彭城大败之后的“马邑决策”、汉三年（前204）四月荥阳相持吃紧、刘邦极度危急时所实施的“反间计”，以及汉五年十月这两次向韩、彭二人征兵的“阳夏南一固陵决策”，都系事发之后的应急之策而并非预变之谋。其五是喜欢设梗下套乃至甩脱。这是阴谋家惯用的伎俩。一旦形势危急，或制造舆论或构陷设局，将相关人事拖进并使局面复杂化，从而方便后面于中取事。
再看这两个不足，行动虽有一定的方向性，却在实际过程中表现出精准度不高，盲目性、随意性过大的缺点，其结果必然是冒进和冒失，等到遭遇挫折，才想起更改或补救。幸亏项羽智囊里没有以决策见长的人物，否则刘邦阵营根本无法一再扳回已然形成的颓势。对此，刘邦是再清楚也不过了。《高祖本纪》特地记述了“天下大定”后，刘邦置酒洛阳南宫与臣属的谈话，就“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进行征询，在不满意下属的回答之后，刘邦发表了一番意味深长的看法。在肯定“兴汉三杰”张良、萧何和韩信等作用的同时，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可谓洞若观火。显然，这是项羽个人的“私智”不及刘邦系统的“众智”所致。
就其第五点来说，刘邦利诱之计的诡异之处在于专对韩信、彭越。如果只针对彭越，或者范围扩大一些，再涉及靳歙、刘贾、英布等人，尚可理解。但后者并未涉及，这就将韩、彭二人的复杂人事带到战后（即“天下平定”）。一旦形势危急，还可以甩包开脱，归咎于二人。而即使危机解除，最终也会致二人以种种难看。如此计设，确实见出阴谋家的另一份用心：战局顺利，则是运筹帷幄之功;战事失利，则是二人怠慢所致。由此可知，固陵之败前后短短的时间之内，两次要求二人紧急出兵，夹带着刘邦智囊的隐秘性操作。后世温公所谓二人“乘时求利”“为利出兵”的批评，多少与阴谋家们的“一手炮制”是分不开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尽可能前往当年现场，看看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前面业已述及刘邦对项羽充满了极度恐惧，特别是连遭打击之后即死守待命的情形。其实，包括张良、陈平在内的高级智囊层，对于项羽的不敢恋战、择路脱逃也都没有准确的把脉。否则，怎么会跟脱项羽呢？后来即使判定项氏动向，在陈下之战中亦不见霸王的踪影。这个事件本身，实可窥刘邦集团核心决策层的整体慌乱和失措之状。
下面来看看《项羽本纪））里张良此次“利动”之计的内容：“（汉王）谓张子房日：‘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对日：‘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日：‘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日：‘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毂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日：‘请今进兵。”’
不难看出：其一，此前刘邦原本就没有与人“共分天下”的意思，现在拿出两块土地，来做所谓花钱消灾救命的买卖。但这种“拿出”，仍然属于开空头支票的性质，因为这两块土地此时尚不属于刘邦的汉国。其二，张良担心开出的“与共分天下”的利动条款，假如不能及时送达韩、彭处，则后果不堪设想，形势将难以预料，即所谓“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其三，考虑到更长更坏些的情形，即给此二人开出实利盘面的支票，假如并不被买账而皆不来与会，那也没关系：“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这种算计，说白了，不过是项羽“戏水分封”、诸侯各就各国之后，田荣等人反叛而致天下翻覆的翻版。就是为项羽再树二强敌，然后乘乱再缓口气看看。再想想这第三点，张良似乎有点“死马当活马医”的意思。而给出虚设的利益并让大家再去搅乱天下，又颇有些诓骗世人的味道。
如果读者还有印象，这一点，与汉三年项羽急围荥阳、刘邦危在旦夕之际，郦食其所献“复立六国之后”的计策如出一辙。而其时张良则有“八不可”的否议。如今反而再提此计，说明刘邦被项羽围困之剧，其核心层被恐慌、无奈和寄存侥幸的气氛层层围裹着，以至于连张良也倍感绝望，深以为刘邦“事去矣”。所以，倒不如放手，实行分封，“让利”于韩信、彭越等人，然后让他们去与项羽“争取天下”。而这个计策针对韩、彭二人而非刘贾、英布等人，在客观上可能也是充分评估了诸人的实力才做出的。至少，不再是汉二年四月“下邑决策”时所认定的英布、彭越和韩信三人与汉王共分天下的情形。现在从能力和实力看，只有彭越和韩信二人出面打阵，或许最终能替刘邦复仇。而其余包括英布在内的诸人，都不足以凭单独力量或是聚集起来形成合力以对抗项羽，因此二人成了重中之重。 事实上正是如此。韩、彭之外的每一股力量单独面对项羽时，都抵御不了其冲击。而这二人，彭越与项羽较量，虽屡屡落于下風，但转移和保存实力比较迅速，让项羽很是头痛;至于韩信，在北方战场连连取胜，无一失手，并在“潍水之战”中将项羽手下最勇猛的大将龙且斩杀，握有斗取项羽的心理优势。
其四，“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毂城与彭相国”。《史记》两次叙及刘邦集团对韩、彭二人的王国地界划分，应该说也有很深的意味。如此一交代，自是凸显和强调，也等于说明汉王国下了血本;或者说是“昭告天下”，万一分封文书为项氏所截，也可以达到转移目标的目的。当然，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宣告韩、彭二人“几及汉王”的实力已经存在，因此此次相助作战，也应该像汉王一样是为自己而战，再不出力则说不过去。
不过吊诡的是，这两块新王国区域划分的地界似乎颇有“讲究”。因为这封文书特地提到固陵不远的两个地名，一个是“陈”，另一个是“睢阳”。前者在南方，离固陵70里的样子;后者在东北向，离固陵160里左右。显然，刘邦对目前空间距离更远的韩信出兵相助的要求，反而显得更为迫切。于是，在具体王国地界的划分上，刘邦则故意将齐王国疆域划到“陈”，给天下人的印象是，韩信将占有西楚国的大部分（天下最富庶的所在），显示了刘邦实在是诚意满满。同时，又给人这样的印象：刘邦甚至主动而充分地为韩信考虑了很多，因为这次的版图划分切实地照顾到了韩信作为楚人而不是齐人对家乡的情感。看来，汉王似乎挺想韩信之所想。不过从另一角度看，难道不也有意挑起项羽与韩信的矛盾吗？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看出，这封分封文书所赋予的，是让韩信来取代项羽。
当然，韩信、彭越二人对此也完全可以“乘时以徼利”，索要比所分封的更多，而此时此刻的汉王再忍痛也得给。尤其如果他们了解到汉王此时的真实处境，欲迫使与之订立所谓均分或三分盟约，后者可能也得爽快答应，已没有任何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对天下某块区域的拥有，并非出于刘邦的开恩与施舍，而是实力的必然。不过，细揣相关传记文本，还是觉得二人内心存有“大义”，并没有“乘时徽利”。否则，至少韩信是知道的，此时按兵不动，最为有利。等着项羽逐一剪除刘邦的羽翼，再消灭刘氏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因为除了韩、彭之外并没有谁可以单独面对项羽。我们看，汉元年（前206）十一月，“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项羽本纪》），自不必提。而在汉二年四月彭城之战，拥有56万之众的刘邦，仍然难以抵挡只带3万精锐的项羽的冲击，生生被灭20余万，其余皆作鸟兽散，情形格外骇人。而后来的刘、项对抗，刘邦多次差一点被活捉。因此，如果不是“兵罢食绝”，项羽可能根本无视刘邦集团。即使到了汉五年十月，此时已疲乏不堪的项羽，当遭遇到“盛食多”的汉兵的包围，仍可以一再予以痛击并大败之。
确实，在这个节骨眼上，论强对抗、彭越不是项王的对手，而韩信的砝码才最重。他有深不可测的权谋，也有从容冷对的形势把握。如果稍稍使用一点，那么，完全可以坐等项羽收拾刘邦，再收拾剩局。
当然，综合《史记》有关文本，对于韩信来说，除了此次机会，还有一次时机可以坐等有利局面的到来，即在潍水之战之后。关于此次战后，已见有多人游说.对于有利的局势，至少韩信不是傻瓜，只不过仍以君子之心量人，依『日选站刘邦一方。从传记诸文本的叙述来看，韩信并无趁机要挟，对刘邦亦不存戒备，否则垓下之战结束后其兵权怎么会再度轻易落于刘邦之手呢？由此可见，司马氏所谓“乘时以徼利”论，实在是蔽护君主（刘邦）而罔顾事实的诛心之论。
陈下、城父之战与贾殷行动
再回到刘邦在固陵一带的行动。
前面引述了《樊郦滕灌列传·灌婴传》一节文字，在“降留、薛、沛、 、萧、相”之后，紧接其后还有一点文字：“攻苦（河南鹿邑）、谯（安徽亳州）。与汉王会颐乡（在苦县）。从击项籍军陈下（河南淮阳）。”从这里看，在刘邦困守固陵时，灌婴军已快与刘邦会合，随后不久，终于会合。就地名位置来看，“固陵”在北而“苦县”在东，相距120余里;而“陈下（陈县县城）”在南，与“固陵”相距80里左右。而从地点与事件关系来判断，项羽虽在固陵围困刘邦一阵，使其如惊弓之鸟，但并未作久留。待蜷缩军垒、守困盼援的刘邦发现时，项羽早已悄悄撤离。于是刘邦继续寻判项羽撤军方向，向东追击，遂与灌婴会合于苦县颐乡。
由于灌婴一直在东边经营，并未与项羽遭遇，于是刘、灌二人合谋刺探，判定项羽投南。从刘邦要求韩信带兵前来陈下会战（《史记·曹相国世家》：“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又可知刘、灌等人经过仔细商讨，大致摸清了项羽的陈县方向与布局陈郡的战略意图。
然后刘邦人马又回到固陵，稍做休整，同时又开始了较大的谋划。针对项羽可能盘踞陈郡进行休整和战备的后手，刘邦在着手部署围陈的同时，就考虑到如何拔掉项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据《汉书·高祖本纪》并《史记·荆燕世家》，在汉五年十一月，刘邦派遣刘贾率军进入淮南地界，围攻寿春，随后引诱西楚国大司马周殷投降，然后再回来向刘邦汇报。
关于西楚国大司马周殷，有必要再追溯一些内容。从《史记·高祖本纪》所记述的一段文字“汉王败固陵，乃使使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行屠城父，随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看，刘贾的诱降，不过是挑明和公开了周殷与汉国的关系而已。而在固陵新败的十月份，大约在刘邦派人请兵韩、彭的同时，就已经派人前去“召”之。这“召”字，如作“召唤”讲，则周殷早已是刘邦的人;如果作“（邀）请”讲，则刘邦已知周殷不向于项羽，故而礼遇在先，为后手准备。至于项羽与周殷君臣之间，其实早已是貌合神离。二人的裂隙，可能还要追溯到汉三年四月荥阳相持刘邦危急时所施的“反间之计”。在《陈丞相世家》，刘邦问计于陈平，在比较了刘、项二人的为人及所归附之人的特点之后，后者说：“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锺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传文又说：“陈平既多以金纵反间于楚军，宣言诸将锺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项羽果意不信锺离昧等。”看来，陈平所施反间计的效果极为成功，致使项王深陷迷局而不知。 现在，再回到刘邦的固陵布局。据《汉书·高祖本纪》，“汉王发使韩信彭越”后，不长时间，“皆引兵来”。时间在汉五年十一月之前。这次二人都再没推迟，而迅速出兵。不过，谁都不曾料到的是，整个刘、项局势的进展骤然提速了。
一是项羽考虑到自身的处境，在固陵有利形势下，选择了围而后撤、甩掉刘邦以回到彭城（或会稽或鲁地）进行重整，并想尽快摆脱疲困的被动局面。而就在刘邦、灌婴会合之时，项羽业已南撤到陈县进行休整。二是当再次回到固陵备防和休整的刘邦派遣刘贾围攻寿春，居然比较顺利，而且项羽的大司马周殷也没费多少周折就向刘邦举降。这些可能都离不开潜伏下来的英布的暗中策划。这样，整个大好局面竞骤然倒向了刘邦一方。
至于刘贾、周殷等人的行动线路，有必要再做一二简述。
《项羽本纪》对包括刘、周他们在内的诸军的行军线索有一个交代，谓：“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先说大致地理方位及距离。寿春在陈县的东南方向400多里处，六县在寿春南近200里处，舒县在六县的东南边100里。韩信、刘贾、周殷等人，在刘邦、张良等人的谋划里，原本是被要求赶赴陈县进行围歼项羽的会战，但因形势出现了很大变化，致使刘贾、周殷原定的西北行线路随之而取消。他们并未赶达陈下，而是撇开并转而北上。在城父（今安徽毫州谯城区），先期到达的刘贾率军与守城楚军作战，经过激烈交锋而获胜。其次，随后赶上的周殷，见刘贾屠城，也参与了行动，然后兵合一处，到垓下与诸刘系部队会聚。
至于陈下会战，发生没有？应当发生了。
陈下之战本来是刘邦精心准备了相当长时间、积聚了很大力量而想打的一场大战。为了做到围困项羽，刘邦四面招兵，东面希望韩信、彭越前来会战;与此同时，东南面成功策反周殷，形成刘贾、英布、周殷合围的态势。至于北面，自然是刘邦和韩信一部灌婴的联合力量。如果这三大方面能够成功聚拢陈下，则项羽基本成了瓮中之鳖。即使不能将项羽捉拿，也可以有效地消耗其本已疲敝的有生力量。
但奇怪的是，《史记》《汉书》都没有关于陈下之战的具体描述。涉及楚军一方，除了陈县守备人员与并不关键的一些人物，如“令尹灵常、左令尹吕清、陳公利几等大臣”外，并无项羽的任何行踪纪录。然后项羽突然被发现出现在距陈下东方500里以外沛郡洨县的一个聚邑——今安徽灵璧县的垓下。
尽管如此，《史记》还是可查与此相关的一些记录。刘邦一方的主要大将都参与此次战役，很多人据此记下了军功，说明战事还是比较激烈。施丁先生在《再谈陈下之战》一文中说：“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写明参与陈下之战者有灌婴、靳歙、樊哙、夏侯婴、蛊逢、灵常等6人，实际参战者有丁义、靳强、尹恢等3人。可能参与者还有周勃、卢绾、韩王信、申屠嘉等等，共12位以上将领。这是历史记载楚汉数十次战役中出现将名最多的，也就是对于参与陈下之战者封侯最多。”因此，对陈下之战的真实性是不必怀疑的。
至于所发生的具体时间，陈下之战当在汉五年十一月之后，更在刘贾、英布成功策反周殷之后。可能先是试探性地小规模接触，待没有发现项羽行踪之后，恼怒的刘邦下令提前围攻。只是没有想到，守卫陈县的楚国左令尹吕清、陈公利几等人的抵抗非常顽强，再次刺激了刘邦，于是一怒之下，调集了灌婴、靳歙、樊哙等猛将会集强攻。守城诸人显然不是刘邦这些虎狼之将的对手。经过激烈的战斗，陈下被刘系人马成功拿下。
大约等到刘贾、英布带兵到来之时，战斗已经结束。与此同时，刘邦也摸请了项羽的去向，于是在灌婴、靳歙、樊哙等参战的主力休整之机，下令刘贾、英布追击项羽，遂有城父之战的爆发。等到城父战斗快要结束时，被成功策反的周殷也带兵赶来，参与了拿下城父最后的屠杀。此之所谓“屠杀”，乃是因为西楚国一方的守卫，为保证项羽东归有足够的时间，誓死抗击刘邦军队，遂激起了后者的疯狂报复。应当说，陈下之战和城父之战的性质一样，都是项羽部属为项羽赢得脱身的时间而所做的誓死抗拒，故而这两场战役都打得格外激烈和惨烈。这也解释了前面并不显赫的陈下之战，何以会出现在灌婴、靳歙、樊哙等的功劳簿上。
当然，陈下之兵和城父之兵是无法阻挡刘邦方的追击，但毕竟延缓了追击的速度。等到再一次发现项羽的时候，已经是在500里之外了。《秦楚之际月表》记录了这一时间，系“汉五年十二月”。
现在再回顾一下自阳夏（南）之战、固陵之战、陈下之战，以及垓下战之前的一些细节。
《汉书·高祖本纪》明确记录了有关时间：“五年冬十月，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十一月，刘贾人楚地，围寿春。汉亦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十二月，围羽垓下。……羽与数百骑走，是以兵大败。灌婴追斩羽东城。”
假定在阳夏的时间正好进入十月初五，刘、项战斗一日，刘邦“止军”之后等待韩彭援军，然后过十五日，再到固陵战斗一日，再固守、请援以待援军。又过四日，再发现项羽已经撤离，东寻与灌婴会合二日。考虑到行动缓慢、谨慎，再返回固陵军壁二日。
进入十一月，派遣刘贾围攻400里外的寿春，约八日;传递消息再做工作到300里外的周殷处，大约七日。而周殷从舒县到六县100里，攻打并屠城五日，先期递送消息到200里处的寿春，二日。此时刘贾获得周殷的消息已经是第二四日，再派递到陈下附近的刘邦处，已经是第二十二日。
估计第二十日是陈下之战的开战日。考虑到刘贾、英布并未投入战斗，其时应该还在赶往陈下的路上，而那里的战斗可能已结束或进入尾声。又获刘邦的传令，因急行军较为疲惫，遂就地调整、休息一日。然后是北上追击到170里外的城父，第二十七日;与项羽的守军鏖战二日，是第二十九日。
再看周殷。六县屠城后休整一日，是第十三日;再北上急行600里，尚未到达陈下时，是第二十五日。接到刘邦命令，再休整一日，然后继续沿着东北方向追随刘贾、英布，到达城父是第二十八日。然后合力拿下城父，加上休整，时间已经进入十二月。 从城父再到垓下，约350里，快行军需要七日。估计沿途不断探寻和摸索项羽去向，要花费一定的时日，真正到达垓下时，可能需要十五日。
垓下合围前动向与韩信张良谋局
现在再看前面所列《项羽本纪》的一则史料：“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此次应刘邦之请赴陈下会合，也并非简单地听从命令，作为伟大的军事家，韩信对于整个战局相信有更为深刻的判断和解读，因此他的行军线路，更带有拦截和兜底的性质。首先一定是由齐国南下彭城，并不断由东向西、向南缓缓推进，同时不断密切关注西方项羽与刘邦作战的动态，以及沿途所发生的变化。
对于韩信来说，如何判断项羽行军線路并提前备防截击，成了一大课题。如果南下彭城之后，一路向西，设防和迎击项羽，不仅判断错误，还会贻误战机，致使项羽逃脱。可能最初，项羽也想再次回到彭城，但中途变线东南，遂至于垓下，准备过乌江以回到会稽郡（即吴县）旧地。显然，回到彭城的线路已经是一条死路，对项羽来说如此，而对韩信来说亦然。所以.韩信并没有从彭城折而向西，以按刘邦的要求会战陈下;而是以彭城为据点，缓慢南下，并另派员北上，以截断项羽的两至三条线路：回彭城之路，回吴之路，以及回鲁之路。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所以到达垓下的项羽10余万军队，这个时候停顿下来，准备来一场最后的决战。
无独有偶，刘邦集团在陈下之战刚刚结束，即做出一项惊人的决策，命令樊哙带领一支别动队，可能与前面的刘贾和英布军队同时出发，都经过城父，但并没有参战，而是长途奔袭，不做任何纠缠，以迎接彭越和韩信，并将最新战报送达。相信途中遇到了彭越，也遇到了韩信。而遇到韩信，则必然无疑——最后我们看到，韩信的重兵扼守了中线（彭城）和南线（吴县）;而樊哙一共行军450多里，最后直往彭城以北的胡陵，实行北线设防，以拦截项羽逃往原封地鲁国的去路。
等到了胡陵，樊哙可能遭遇到西楚国当地守军的顽强抵抗，遂“屠胡陵”，占据了一个要点。而据《樊郦滕灌列传》，同时攻打这一地方的，还有老将郦商。随后，继续在西楚国东部地区扩大存在，而周勃，也在“籍已死，因东定楚地泗、东海郡，凡得二十二县”（《绛侯周勃世家》）。由此说明，胡陵确实是块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资治通鉴》周赧王四十二年（戌子，公元前273年），春申君黄歇向秦建议：“秦若伐楚，魏必乘间袭取胡陵等故宋之地，而齐则必南夺楚泗。”率先占据并经营胡陵，自然是防止项羽，不过在客观上也有挟制韩信、彭越回齐回梁的意图。
张良、陈平诸人的运筹帷幄，尽管有些迟滞，但能于战中提前一步谋布新局，能力还算是很强的。
再说项羽，自固陵之战后，忽然消失，直至垓下才显出真身，给人以神鬼莫测之感。应当说自荥阳撤军以来，项羽军一直处于运动、行军以及交战之中，并未获得充足的休整。即使到了陈下，其仍然感觉到被压缩和挤压的窘迫，所以在刘邦聚兵、会战陈下之前就撤离远去;然后充分利用沿途一些城池的防守，延缓刘邦的尾追速度，并迷惑其追兵的寻索与判断，从而使得10多万大军消失于刘邦视野达十几二十日，堪称用兵史上的一个奇迹。但非常遗憾的是，项羽军还是因为军需匮乏和兵源难继而无法走出困境，最终因没有突破韩信的设局而走向了人生的末路。
秋风悲咽，朔风凛凛，整个秋冬都充满了阴郁和晦暗。四个月的大逃亡，如神龙零现，尽管最终没有逃脱命运的设置，但困龙拼命挣扎，还是显示了龙性难御的存在，而为后世无数人景仰和慨叹。
作者：吴礼明，文史学者，现任职于安徽铜陵技师学院。著有《汉书精华注译评》《后汉书精华注译评》等。
编辑：杜碧媛 dubiyuan@163.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