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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吴思敬是我人生的幸运和福分。鲁迅说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说的就是我此时的心境。我当然不敢妄比前贤，但心情却是相同的。我记不起来我们最初是如何相识的，但那时我们真还说不上深交。只知吴思敬是原先的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一位年轻的文学老师，热情，敬业，很有学识，如此而已。记得那时他家住在北京最繁华的街区，王府井的一个胡同——菜厂胡同。一个大杂院，弯弯曲曲的通道，通往他窄狭的住房。我住北大，路远，却是不辞辛苦前去拜访。我们在那里会见，吃饭，饮酒，闲话。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他教会我喝北京的二锅头。论喝酒，现在他不如我了，但却真是我的领路人。后来他搬了几次家，芳草地，我也去过，除了论学，也喝酒。
我与思敬真正相知、相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时风大变，《今天》出版，星星画展，新诗潮涌现，还有难忘的南宁诗会。我那时被潮流所推涌，写文章，发议论，惹人另目。1980年南宁会后，《诗刊》看准时期，开了“定福庄会议”，一时诸路人马云集京城。会议的主题是当时出现的“朦胧诗”。支持一方，我和孙绍振到会了，反对一方，主将是丁力，他的队伍庞大。会议开得激烈，气氛紧张。我素怯于言，不善辩，虽然孙绍振勇猛盖世，但依然力量悬殊。正是关键时刻，我方后卫突然杀出了两员大将，一员是来自重庆大学的钟文，另一员则是来自如今首都师范大学的吴思敬！
那时的钟文和吴思敬，都是三十出頭，风华正茂。他们的出现不仅给我以助力，也给我以惊喜，攻守双方顿时形势大变。现在的人们也许难以想象当年我们的处境：舆论偏执，诗歌界的领袖人物几乎都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而且相当多的人诗歌观念已被积习所“固化”——新诗潮处境维艰。在会上，这两员骁将的出现使论争的形势急转直下，钟文的理论锐气自不必说，吴思敬显然是有备而来，但见他从容不迫地掏出一沓卡片，引经据典，连珠炮般地打向对方。他历数诗歌变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坚持为当日出现的诗学变革辩护。正是这个定福庄会议，使我不仅在为人方面，而且在学术的准备和素质方面，重新认识了吴思敬。
就这样，我和思敬在“火线”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定福庄会议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和思敬始终是学术上和事业上互帮互助的知交好友。我比思敬年长，他尊我敬我如兄长。他在首都师大文学院和诗歌研究中心做着他的工作，研究，授课，写作，带研究生，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与此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协助我办《诗探索》。北大成立诗歌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以及后来的中国诗歌研究院，他都是其中的一员，而且都是工作上的积极协助者和推动者。北大召开的所有诗歌会议和开展的所有诗歌活动，他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协助者。思敬在首都师大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作团队，他无私地带着他的团队参与我的工作。我们情同一家。
这些年，我和思敬一起参加过许多国内外的诗歌活动，他辛勤培养了诸多博士生和年轻的诗歌研究者，可谓桃李芬华。同时，他又拥有为数众多的学术追随者。他在诗歌理论界的影响巨大，这都是我感到欣慰的。思敬性格谦和，心胸豁达，他待人以善，乐于助人，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的诗人、诗评家和诗歌爱好者，往往有求必应，他是诗歌界有名的“大好人”。在此一端，我与他也是心有灵犀，是认同并相通的。我坚信诗歌乃柔软之物，最终作用于世道人心，诗歌之用，首重广结人缘，使人心向善。也许这点易招人议，释之可也。
因为合作久了，我对他有充分的信任感，我主事《诗探索》多年，身边琐务甚多，多半办不过来，遇有难事，也多半推给思敬去办。再后来，干脆把《诗探索》的全部编务推给他和林莽了。思敬办事，我总很放心，也不多过问，由他自主。这也是我的一贯作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人放手，自己也清闲。前面说过，思敬是尊重我的，遇有重大的事，他总会及时与我沟通。难办的事，他承担了，遇有“疑难杂症”，他也会与我汇通解决。我和思敬在这点上绝对和谐，我们总会在“走不动”时，或“忍”或“退”，于是天地顿时开阔，大家也都欣然。
我与思敬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在学业上互相支持。我先后主事的《中国新诗总系》（十卷）、《中国新诗总论》（六卷），洋洋千万字，都有思敬的加入与劳作，他不仅是我可信赖的作者，而且是我非常得力的助手。我的许多项目，没有他的鼎力相助是无法完成的，我的许多工作计划安排，他总是执行得最认真的一个。为此，我认定他是敬我、知我、助我的理想的合作伙伴。单举《中国新诗总系》他主编的理论卷为例，他不仅按照计划写了数万字的导言和编辑后记，而且为了紧缩篇幅，在总数八十万字的选文中竟然不给自己留下一个字！
思敬办事的忘我和公心如此，使我对他格外敬重！我只能感谢冥冥中的命运之神对我的恩惠，使我在这个美好而又艰难的时代，有幸结识了这样一位帮我一路前行的知心朋友。
思敬著作丰硕，已是影响中国新诗界的卓然名家。近年，他为了纪念中国新诗创立一百年，先后与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合办纪念中国新诗一百年的庆祝，并与我联名主编了纪念文集。目下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做着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长达数百万字的“中国新诗百年学案”。在此，我诚挚期待着这项创举的早日完成！
2021年4月20日，历时前后跨越三年之久的疫情稍缓之日，于北京大学圈
作者：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首任院长。著有《文学的绿色革命》《中国现代诗人论》《新世纪的太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898：百年忧患》等专著十余种。
编辑：张玲玲 sdzl10803@163. com
我与思敬真正相知、相识，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时风大变，《今天》出版，星星画展，新诗潮涌现，还有难忘的南宁诗会。我那时被潮流所推涌，写文章，发议论，惹人另目。1980年南宁会后，《诗刊》看准时期，开了“定福庄会议”，一时诸路人马云集京城。会议的主题是当时出现的“朦胧诗”。支持一方，我和孙绍振到会了，反对一方，主将是丁力，他的队伍庞大。会议开得激烈，气氛紧张。我素怯于言，不善辩，虽然孙绍振勇猛盖世，但依然力量悬殊。正是关键时刻，我方后卫突然杀出了两员大将，一员是来自重庆大学的钟文，另一员则是来自如今首都师范大学的吴思敬！
那时的钟文和吴思敬，都是三十出頭，风华正茂。他们的出现不仅给我以助力，也给我以惊喜，攻守双方顿时形势大变。现在的人们也许难以想象当年我们的处境：舆论偏执，诗歌界的领袖人物几乎都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而且相当多的人诗歌观念已被积习所“固化”——新诗潮处境维艰。在会上，这两员骁将的出现使论争的形势急转直下，钟文的理论锐气自不必说，吴思敬显然是有备而来，但见他从容不迫地掏出一沓卡片，引经据典，连珠炮般地打向对方。他历数诗歌变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坚持为当日出现的诗学变革辩护。正是这个定福庄会议，使我不仅在为人方面，而且在学术的准备和素质方面，重新认识了吴思敬。
就这样，我和思敬在“火线”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定福庄会议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和思敬始终是学术上和事业上互帮互助的知交好友。我比思敬年长，他尊我敬我如兄长。他在首都师大文学院和诗歌研究中心做着他的工作，研究，授课，写作，带研究生，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与此同时，他不遗余力地协助我办《诗探索》。北大成立诗歌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研究所以及后来的中国诗歌研究院，他都是其中的一员，而且都是工作上的积极协助者和推动者。北大召开的所有诗歌会议和开展的所有诗歌活动，他都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协助者。思敬在首都师大有一个训练有素的工作团队，他无私地带着他的团队参与我的工作。我们情同一家。
这些年，我和思敬一起参加过许多国内外的诗歌活动，他辛勤培养了诸多博士生和年轻的诗歌研究者，可谓桃李芬华。同时，他又拥有为数众多的学术追随者。他在诗歌理论界的影响巨大，这都是我感到欣慰的。思敬性格谦和，心胸豁达，他待人以善，乐于助人，特别是对那些年轻的诗人、诗评家和诗歌爱好者，往往有求必应，他是诗歌界有名的“大好人”。在此一端，我与他也是心有灵犀，是认同并相通的。我坚信诗歌乃柔软之物，最终作用于世道人心，诗歌之用，首重广结人缘，使人心向善。也许这点易招人议，释之可也。
因为合作久了，我对他有充分的信任感，我主事《诗探索》多年，身边琐务甚多，多半办不过来，遇有难事，也多半推给思敬去办。再后来，干脆把《诗探索》的全部编务推给他和林莽了。思敬办事，我总很放心，也不多过问，由他自主。这也是我的一贯作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人放手，自己也清闲。前面说过，思敬是尊重我的，遇有重大的事，他总会及时与我沟通。难办的事，他承担了，遇有“疑难杂症”，他也会与我汇通解决。我和思敬在这点上绝对和谐，我们总会在“走不动”时，或“忍”或“退”，于是天地顿时开阔，大家也都欣然。
我与思敬在工作上密切配合，在学业上互相支持。我先后主事的《中国新诗总系》（十卷）、《中国新诗总论》（六卷），洋洋千万字，都有思敬的加入与劳作，他不仅是我可信赖的作者，而且是我非常得力的助手。我的许多项目，没有他的鼎力相助是无法完成的，我的许多工作计划安排，他总是执行得最认真的一个。为此，我认定他是敬我、知我、助我的理想的合作伙伴。单举《中国新诗总系》他主编的理论卷为例，他不仅按照计划写了数万字的导言和编辑后记，而且为了紧缩篇幅，在总数八十万字的选文中竟然不给自己留下一个字！
思敬办事的忘我和公心如此，使我对他格外敬重！我只能感谢冥冥中的命运之神对我的恩惠，使我在这个美好而又艰难的时代，有幸结识了这样一位帮我一路前行的知心朋友。
思敬著作丰硕，已是影响中国新诗界的卓然名家。近年，他为了纪念中国新诗创立一百年，先后与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合办纪念中国新诗一百年的庆祝，并与我联名主编了纪念文集。目下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做着一项重大的学术工程：长达数百万字的“中国新诗百年学案”。在此，我诚挚期待着这项创举的早日完成！
2021年4月20日，历时前后跨越三年之久的疫情稍缓之日，于北京大学圈
作者：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首任院长。著有《文学的绿色革命》《中国现代诗人论》《新世纪的太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898：百年忧患》等专著十余种。
编辑：张玲玲 sdzl10803@163.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