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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记者是社会活动家。石野就是这样,他视现场为刀尖,为风口,他乐于在刀尖上舞蹈,在风口瞭望。
世界各国招聘记者,大致有两个路径:一个是从高校毕业生尤其是新闻传播院校毕业生中挑选,一个是直接从社会各种“写匠”中发现。原南方都市报记者石野走的就是后一条路子。“我没有文凭没有背景,面对陌生而喧哗的城市,梦想过上美好而体面的生活,但除了热血和憧憬,除了心头那挥之不去的美丽梦想,我一无所有。几经挣扎和拼搏,我这个从没进过大学校门的农家子弟,终于成为一名为民请命的政法记者。”
对记者这一行当,不同的入行者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大凡从校门到校门最后从校门到传媒门的学生记者,多数人设想得很浪漫,很洒脱。“相机胸前挂,信步走天下,今朝名记者,他日大作家。”但在实际工作中摸爬滚打几年之后,这种念头会烟消云散。请听听石野是怎么说的:“人生是快乐的,但人生又是痛苦的。作为一名直面人生,直接调查许许多多虚伪、冤屈、凶恶、丑陋和邪恶的记者,我们的心灵深处不仅要忍受着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折磨,更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危险。我觉得危险无处不在。但我总看到,在危险的深处,隐藏着正义的火焰。”这种正义的火焰,就是指点着、支撑着每个有良知的记者去勇敢地充当侠义之士。
记者行业里有一句经验之谈:脚板底下出新闻。只有到现场去,才是记者真正的成才之路。胡乔木同志曾对记者的产生做过这样的分析:“为什么要有记者?人生活在社会上,为什么会发生记者这一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职务或职业?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其根本问题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后,还有生产问题,所以社会问题根本上还是生产问题。生产斗争以及围生产,产生了种种经验,对于这些经验,有加以宣传之必要,于是,有人自告奋勇,或被指定介绍这些经验,使世人周知,特别希望与他利益相同的人,根据这些经验办事,这就是记者产生的根本基础。”(胡乔木:《记者的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页)。很明显,报道这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经验,记者是必须到第一线、到现场去的。
业内对记者到现场去,视为记者成才之路,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有人说,记者是社会直观现象的追逐者和永不疲倦的探索者。有人说,记者是社会真相的挖掘者和社会财富的探宝人。有人说,记者有十足的好奇心,渴望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将要发生什么事以及渴望迅速捕捉到这件事的第一手材料。有人说,记者是调查研究的职业工作者。还有人说,记者是社会活动家。石野就是这样,他视现场为刀尖,为风口,他乐于在刀尖上舞蹈,在风口瞭望。
“尽管我至今是一位没有编制没有任何保障的流浪记者,但为了我热爱的新闻事业,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悬崖,我都会勇往直前,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种高姿态,于石野当令人肃然起敬,于我们则当思考我们的新闻体制应有哪些作为。如今“北漂派”在京城,“南飞族”在珠三角,已不在少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传媒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当然不必把各种“自由职业者”统统纳入体制里面来,但如何为这些游弋在体制外的自由写手提供社会保障,让他们在改革成果阳光普照下更有活力、没有后顾之忧地放手工作,我认为是文化传播改革中必须认真考虑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当然,如果人才流动真正成为一种普遍性制度,一些自由职业写手愿意受到“国有企业”这棵大树的庇护,经过一定手续把他们吸纳到体制里面来,给以较好的物质待遇,使他们免于体制外种种意想不到的“日晒雨淋”,也不是不可考虑的一种善待之策。当然,把这些自由职业写手吸纳到体制里面来,依然要给他们自由思考和写作的广阔空间,而不要增添不必要的约束。
(童兵,男,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撰写出版教材专著24部,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参与主编《新闻学大辞典》等。)
世界各国招聘记者,大致有两个路径:一个是从高校毕业生尤其是新闻传播院校毕业生中挑选,一个是直接从社会各种“写匠”中发现。原南方都市报记者石野走的就是后一条路子。“我没有文凭没有背景,面对陌生而喧哗的城市,梦想过上美好而体面的生活,但除了热血和憧憬,除了心头那挥之不去的美丽梦想,我一无所有。几经挣扎和拼搏,我这个从没进过大学校门的农家子弟,终于成为一名为民请命的政法记者。”
对记者这一行当,不同的入行者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大凡从校门到校门最后从校门到传媒门的学生记者,多数人设想得很浪漫,很洒脱。“相机胸前挂,信步走天下,今朝名记者,他日大作家。”但在实际工作中摸爬滚打几年之后,这种念头会烟消云散。请听听石野是怎么说的:“人生是快乐的,但人生又是痛苦的。作为一名直面人生,直接调查许许多多虚伪、冤屈、凶恶、丑陋和邪恶的记者,我们的心灵深处不仅要忍受着那一幕幕血淋淋的折磨,更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甚至危险。我觉得危险无处不在。但我总看到,在危险的深处,隐藏着正义的火焰。”这种正义的火焰,就是指点着、支撑着每个有良知的记者去勇敢地充当侠义之士。
记者行业里有一句经验之谈:脚板底下出新闻。只有到现场去,才是记者真正的成才之路。胡乔木同志曾对记者的产生做过这样的分析:“为什么要有记者?人生活在社会上,为什么会发生记者这一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职务或职业?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其根本问题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消灭以后,还有生产问题,所以社会问题根本上还是生产问题。生产斗争以及围生产,产生了种种经验,对于这些经验,有加以宣传之必要,于是,有人自告奋勇,或被指定介绍这些经验,使世人周知,特别希望与他利益相同的人,根据这些经验办事,这就是记者产生的根本基础。”(胡乔木:《记者的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页)。很明显,报道这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的经验,记者是必须到第一线、到现场去的。
业内对记者到现场去,视为记者成才之路,有许多精彩的论述。有人说,记者是社会直观现象的追逐者和永不疲倦的探索者。有人说,记者是社会真相的挖掘者和社会财富的探宝人。有人说,记者有十足的好奇心,渴望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将要发生什么事以及渴望迅速捕捉到这件事的第一手材料。有人说,记者是调查研究的职业工作者。还有人说,记者是社会活动家。石野就是这样,他视现场为刀尖,为风口,他乐于在刀尖上舞蹈,在风口瞭望。
“尽管我至今是一位没有编制没有任何保障的流浪记者,但为了我热爱的新闻事业,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悬崖,我都会勇往直前,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种高姿态,于石野当令人肃然起敬,于我们则当思考我们的新闻体制应有哪些作为。如今“北漂派”在京城,“南飞族”在珠三角,已不在少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闻传媒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当然不必把各种“自由职业者”统统纳入体制里面来,但如何为这些游弋在体制外的自由写手提供社会保障,让他们在改革成果阳光普照下更有活力、没有后顾之忧地放手工作,我认为是文化传播改革中必须认真考虑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当然,如果人才流动真正成为一种普遍性制度,一些自由职业写手愿意受到“国有企业”这棵大树的庇护,经过一定手续把他们吸纳到体制里面来,给以较好的物质待遇,使他们免于体制外种种意想不到的“日晒雨淋”,也不是不可考虑的一种善待之策。当然,把这些自由职业写手吸纳到体制里面来,依然要给他们自由思考和写作的广阔空间,而不要增添不必要的约束。
(童兵,男,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与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撰写出版教材专著24部,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参与主编《新闻学大辞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