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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6日上午，位于北京市朝阳门外的中国外交部门前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外交部新大楼在明亮的阳光下矗立着，宏伟，神秘。记者第一次走进这座大楼。
自1949年11月成立以来，中国外交部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此中，中国外交官更是完成了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变得更为大方、自信与成熟。
“将军大使”与“八路大使”
1949年7月的一天，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特纵炮三团政委的康矛召在南京街头买了一双皮鞋，换下了脚上的布鞋。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这时，南京解放不久，新中国尚未成立，原来各国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机构和人员有很多还没撤走。因新政府尚未建立，与他们均无外交关系，只能将他们当作侨民对待。与这些“侨民”打交道的是“南京外事处”。
英国大使馆提前与成立前的新政府做建交工作，英国原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胡阶森约见“南京外事处”官员。外事处决定由康矛召陪同外事处负责人刘柯进行会见。
“现在是搞外交活动，你们应该穿皮鞋！”有人提议。那时，康矛召等人还是一身解放军装扮，穿着军服和布鞋。
康矛召新买的这双鞋，也许就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外交官脚上的第一双皮鞋。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周恩来任首任外交部长。
周恩来曾说：“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挑选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分子来从事外交工作。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几个来源：首先是从军队中选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的经验，也是很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锻炼过来的，也是可靠的。”
这样，王稼祥任外交部副部长，出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李克农任副部长，主持外交部常务工作；章汉夫任副部长；王炳南任办公厅主任；时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伍修權将军主持东欧司；等等。
而在首批驻外大使中，将军占了绝大多数。算至1951年6月底为止，新中国所派出的首批驻外大使15人中，绝大部分都是从解放军各部队或军区调来的兵团级、军级以上的干部。这些外交官被称为“将军大使”。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袁仲贤、耿飙、黄镇等。
袁仲贤长期从事军队领导工作，1950年任我国驻印度首任大使，1955年兼任我国驻尼泊尔首任大使，1956—1957年，任外交部副部长。在袁仲贤赴印度当大使时，康矛召随他去当参赞，之后不久，他也成了一位驻外大使，曾驻柬埔寨、毛里塔尼亚、比利时等国。
这批外交官是在建国之初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外交学院对外关系教研室的周尊南教授告诉本刊记者：“这批大使与外交官政治上很可靠，其中也产生了多位知名外交家，但也有其不足，比如他们不懂外语。”
新老交替
周尊南教授介绍，1950年9月，为立即着手培养外交人才，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时，就设置了外交系。1955年9月，鉴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为进一步加强外交队伍建设，由周恩来亲自提议，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决定在人大外交系的基础上创建外交学院。1959年，原北京外语学校和北京俄语学院合并又成立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62年，该院被确定为外交部外语人才的培养基地。
王毅所在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成立于1964年10月。这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深感外事渐多而人才匮乏，在他的提议下，新建了这所外语院校。
周尊南教授介绍，这些院校的陆续成立，使中国外交人才有了培养基地，因此产生了一批既懂外语，又受过外交专业训练的新型外交官。后来，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外交部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从其他重点高校招人入部。
1980年代中期，外交队伍新老交替逐步完成。新型外交官开始在各个岗位上施展手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外交部现任副部长戴秉国、王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等。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章启月也是其中一个。出身外交官家庭的她进入外交界颇为传奇，1973年，外交部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一种探试，决定派遣5名中小学生去美国学习英语，未满14岁的章启月是其中一个。目前，章启月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李金华（前驻新西兰大使）、范慧娟（前驻爱尔兰大使）后，中国外交部又一位女发言人。
“报人外交家”
在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宫少朋看来，在完成新老交替前的中国外交队伍中，还曾存在一个特殊的“报人群体”，即一批调入外交部前曾在新闻界从事过采编评论工作的人士。宫少朋教授估计，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报人”外交官一度占资深外交官总数的1/5左右。而1949年以来的历任外交部长中，周恩来、陈毅、乔冠华曾有“报人”经历，钱其琛也曾在上海《大公报》供过职。
这个报人外交家群体是如何形成的？在宫教授看来，它并非是某种刻意规划的产物，而是在一些客观基础上造成的结果。一些奉调入部的“报人”干部进入外交界，更多地是出于外交工作属于打“文仗”，因而需要知识分子干部的缘故。
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缘由在于，新中国在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这就是“说理外交”。“说理外交”是相对于“表态外交”而言的，其基本点在于：坚持原则，同时也要求把道理讲清楚，做到以理服人，同时还要体谅对方的处境，不强人所难，注意留有余地。
宫教授认为，在国际关系乃至外交活动中，书面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外交的日常工作不在外交前台，而在办公桌旁。”“‘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外交文件、声明乃至有关外交的新闻评论，如果内容不合逻辑，言辞缺乏文采，又如何达到充分说理的目的呢？”
在宫教授看来，建国后的这批“报人外交家”用手中之笔为“说理外交”写下了光辉篇章。虽然随着外交队伍新老交替的完成，外交界的 “报人群体”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其优良传统仍值得当今外交官们继承与发扬。
自1949年11月成立以来，中国外交部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此中，中国外交官更是完成了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变得更为大方、自信与成熟。
“将军大使”与“八路大使”
1949年7月的一天，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特纵炮三团政委的康矛召在南京街头买了一双皮鞋，换下了脚上的布鞋。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这时，南京解放不久，新中国尚未成立，原来各国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机构和人员有很多还没撤走。因新政府尚未建立，与他们均无外交关系，只能将他们当作侨民对待。与这些“侨民”打交道的是“南京外事处”。
英国大使馆提前与成立前的新政府做建交工作，英国原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胡阶森约见“南京外事处”官员。外事处决定由康矛召陪同外事处负责人刘柯进行会见。
“现在是搞外交活动，你们应该穿皮鞋！”有人提议。那时，康矛召等人还是一身解放军装扮，穿着军服和布鞋。
康矛召新买的这双鞋，也许就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外交官脚上的第一双皮鞋。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周恩来任首任外交部长。
周恩来曾说：“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要挑选最忠诚、最可靠、最有才干的分子来从事外交工作。我们的外交干部无非几个来源：首先是从军队中选调，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二是从地方干部中选调，他们有领导工作的经验，也是很靠得住的；三是从地下党中选调，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锻炼过来的，也是可靠的。”
这样，王稼祥任外交部副部长，出任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李克农任副部长，主持外交部常务工作；章汉夫任副部长；王炳南任办公厅主任；时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伍修權将军主持东欧司；等等。
而在首批驻外大使中，将军占了绝大多数。算至1951年6月底为止，新中国所派出的首批驻外大使15人中，绝大部分都是从解放军各部队或军区调来的兵团级、军级以上的干部。这些外交官被称为“将军大使”。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袁仲贤、耿飙、黄镇等。
袁仲贤长期从事军队领导工作，1950年任我国驻印度首任大使，1955年兼任我国驻尼泊尔首任大使，1956—1957年，任外交部副部长。在袁仲贤赴印度当大使时，康矛召随他去当参赞，之后不久，他也成了一位驻外大使，曾驻柬埔寨、毛里塔尼亚、比利时等国。
这批外交官是在建国之初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外交学院对外关系教研室的周尊南教授告诉本刊记者：“这批大使与外交官政治上很可靠，其中也产生了多位知名外交家，但也有其不足，比如他们不懂外语。”
新老交替
周尊南教授介绍，1950年9月，为立即着手培养外交人才，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之时，就设置了外交系。1955年9月，鉴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为进一步加强外交队伍建设，由周恩来亲自提议，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决定在人大外交系的基础上创建外交学院。1959年，原北京外语学校和北京俄语学院合并又成立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62年，该院被确定为外交部外语人才的培养基地。
王毅所在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成立于1964年10月。这年春天，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深感外事渐多而人才匮乏，在他的提议下，新建了这所外语院校。
周尊南教授介绍，这些院校的陆续成立，使中国外交人才有了培养基地，因此产生了一批既懂外语，又受过外交专业训练的新型外交官。后来，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外交部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从其他重点高校招人入部。
1980年代中期，外交队伍新老交替逐步完成。新型外交官开始在各个岗位上施展手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外交部现任副部长戴秉国、王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等。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章启月也是其中一个。出身外交官家庭的她进入外交界颇为传奇，1973年，外交部报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一种探试，决定派遣5名中小学生去美国学习英语，未满14岁的章启月是其中一个。目前，章启月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李金华（前驻新西兰大使）、范慧娟（前驻爱尔兰大使）后，中国外交部又一位女发言人。
“报人外交家”
在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宫少朋看来，在完成新老交替前的中国外交队伍中，还曾存在一个特殊的“报人群体”，即一批调入外交部前曾在新闻界从事过采编评论工作的人士。宫少朋教授估计，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报人”外交官一度占资深外交官总数的1/5左右。而1949年以来的历任外交部长中，周恩来、陈毅、乔冠华曾有“报人”经历，钱其琛也曾在上海《大公报》供过职。
这个报人外交家群体是如何形成的？在宫教授看来，它并非是某种刻意规划的产物，而是在一些客观基础上造成的结果。一些奉调入部的“报人”干部进入外交界，更多地是出于外交工作属于打“文仗”，因而需要知识分子干部的缘故。
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缘由在于，新中国在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这就是“说理外交”。“说理外交”是相对于“表态外交”而言的，其基本点在于：坚持原则，同时也要求把道理讲清楚，做到以理服人，同时还要体谅对方的处境，不强人所难，注意留有余地。
宫教授认为，在国际关系乃至外交活动中，书面语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代外交的日常工作不在外交前台，而在办公桌旁。”“‘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外交文件、声明乃至有关外交的新闻评论，如果内容不合逻辑，言辞缺乏文采，又如何达到充分说理的目的呢？”
在宫教授看来，建国后的这批“报人外交家”用手中之笔为“说理外交”写下了光辉篇章。虽然随着外交队伍新老交替的完成，外交界的 “报人群体”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其优良传统仍值得当今外交官们继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