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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注意到，在1957年7月14日——24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即章（伯钧）罗（隆基）以民盟中央名义制定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座谈会上，与父亲私交极深的院长兼会议主席郭沫若开口一个章（伯钧）罗（隆基），闭口一个章罗地批判着。而翦伯赞的通篇发言，一个右派的名字也没点。在发言结尾处，竟这样讲：“我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包括我在内）在大鸣大放期间都说了一点，走了点火，虽然大小程度各有不同，是不是都算右派呢？不是的。我的动机目的是要搞好研究工作，对党提些意见，虽然过分一些，偏激一些，不要紧，只要动机是好的，不是想搞垮党，搞垮社会主义，相反的是想搞得更好，那么言者无罪，而且今后还可以讲……”
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所做的题为《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长篇发言里，调子大变。他说史学界“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就明目张胆地发表了各种谬论，并假借学术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接着，他把揭发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学术威望很高的雷海宗、向达以及荣孟源。
那时的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苏联什么都是对的，老大哥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而雷海宗，这个在西南联大就出任历史系系主任的教授却不买账。他说：“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最近六十年来，世界（指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的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等于不存在。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做说的个别的语句。”还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进而又说，解放后出的书（指史学方面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内容贫乏，逻辑混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读了使人脑筋僵化。”——雷海宗的言论，被翦伯赞指认为是“带着旧史学所属的阶级利益和最恶毒的敌意，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疯狂的公开的进攻。”
翦伯赞批判的重点对象是同校同系执教的向达。他着重揭发了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揭发向达把中国科学院一些行政干部比喻成“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我们的“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而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尤其不能让翦伯赞容忍的是向达提出的解放后“历史学只有五朵金花”的观点。向达所指的五朵金花，就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翦伯赞说向达讨厌这五朵花，“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来的花朵。”或许是为了进一步揭示向达鄙视靠马列做学问的“阴暗心理”，翦伯赞举例证明，说：“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做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了则说：‘这是降低身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向达所指的史学“五朵金花”无一不渗透着翦伯赞的心血。
专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荣孟源，是个老革命，且来自延安。翦伯赞对他的批判也同样无情。因为荣孟源的观点既牵涉到史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也牵涉到翦伯赞自身的治学之本。荣孟源反对“以论带史”，主张编年史要继承中国的历史传统，做到“直言无隐”。他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里写道：“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除原始资料之外，多是夹叙夹议的论文。论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论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历史科学的研究。”
翦伯赞虽为北大历史系主任，但他一向关注全国史学界的走向和风气。他从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的言论里，察觉到抵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的动向。这样的问题，对翦伯赞而言，自属于大是大非了。从一种权威理论的自负出发，也要责无旁贷地为马列主义史学进行规范性解释。故翦伯赞激烈指责他们。
最后，翦伯赞表明自己是站在左派郭沫若一边。他说：“正像郭沫若院长所说的‘学术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又是一回事……，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进行的活动，实质上不是学术活动，而是章罗联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不是学术上的唯物与唯心之争，而是为了根本改变历史科学的方向，替资本主义的复辟铺平道路。”
《光明日报》对这个批判会做了报道。父亲读罢，对母亲说：“老翦的调门全变了，怕要保护自己过关吧！”又道：“何苦要借政治批判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正名呢？揭发向达看不起自己的马列主义史学，能证明什么政治问题？这样就能抬高马列主义史学？我看效果是适得其反。倒叫那些老学者更瞧不起他了。”
与翦伯赞的行为表现相反，当雷海宗的右派言论揭发出来，并被《人民日报》加了按语发表后，北京大学教授罗常培、游国恩乘着到天津出差的机会，特地去看望了他，表示慰问。游国恩还以俞平伯的经历，来宽慰情绪低落的雷海宗。
反右运动收场以后，父亲在全国政协礼堂碰到了向达。
面带歉疚之色的父亲，说：“都是我连累了你们这些做学问的人。”
“伯钧先生，你怎么这样说？不过我成为右派，你那位老友是很出力的。连‘鸿门宴’的事，都翻出来了(指此前翦受邀到北京大学讲学，年轻教师当场发表了不同意见的事——编者注)。”
父亲吃惊不小。翦伯赞对向达所表现的狭小气度，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父亲继而又问向达戴帽处理的情况。他告诉父亲，自己是降职降薪。无党派人士的向达，在史学界的地位很高：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即考古所）副所长（所长陈垣）。现在这些职务统统“撸”光。
“也好，我今后专心做学问吧。”这是与父亲握别时，向达说的最后一句话。
说者平淡，听者沉重。好在向达很快就摘了帽子，据说周恩来是打了招呼的。消息传出，父亲高兴了。说：“共产党到哪里去找向达这样的高级人才？”
我问：“他怎么个高级法？”
父亲扳着手指说：“向达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学，还能编蛮书，搞翻译，对中国美术、壁画也是很有研究。”
“共产党把这样的人都搞掉，好像不太划算。”
父亲哈哈大笑，说：“我的小女儿不错，会想点问题了。这个问题现在还看不出来，时间久了，共产党就会发现运动过后，剩下的是些什么人。”
“剩下什么人？”
父亲瞪大眼睛说：“剩下业务上的平庸之辈，政治上的应声虫。”害怕父亲再捅篓子的母亲没有反驳，狠狠地“扫”了父亲一眼。
1957年夏季的翦伯赞在思想上是必须坚守比冰还冷、比铁还硬的党性原则。在行为上，他必须义无反顾地积极投入：在公开场合表态，写批判文章，在批判会上发言。通过这场反右运动，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只能放弃公开的抵触和反感。为保护自己或表示归顺，或接受洗礼。反右斗争使民主党派全线崩溃，知识分子悉数缴械。反右运动还协助毛泽东完成了共产党对学术的绝对领导权，达到了包括史学在内的当代社会科学尊奉共产党政治思想原则与纪律的目的，满足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统一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意志。
反右运动后期进入处理阶段时，有人发现：北大历史系戴右戴帽的人要比中文系少得多。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除了对向达等人的批判，翦伯赞这个系主任没有更多地涉及教职员工。翦伯赞毕竟和绝大部分的中国文人一样，本性善良。但环境的、现实的、生活的、生存的以及组织的、思想上的原因，不得不把善或隐匿或放逐。在强大而急切的政治需要面前，被迫地却又是清醒地、积极地却又是有限度地弃置良知。作为史学家的他，恐怕已经认识到对党的忠诚在本质上，意味着程度不同的出卖——既出卖了无辜者，也出卖了自己。如果说，把一场政治运动比做一个大合唱。翦伯赞即使无意于做一位出色的歌手，也必为歌者——为党而歌。然而，歌里承载着他内心的情感和思虑。歌里，还带着心灵的颤抖。也许，人性的微妙和思想的复杂在于一个人独自在宏大政治舞台上，表演着悲与喜的双重角色；在于一瞬间完成善与恶的交替。
1959年秋，父亲和翦伯赞重逢在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戏院。这是反右后的第一次会面。那晚演出的是福建莆仙戏，戏名叫《团圆之后》。写的是一个书生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本该阖家欢乐，不想悲剧却由此开始。戏的结尾，是满台的绝望和死亡。我和母亲看得唏嘘不已。父亲也很不平静。
母亲边擦泪边退场，忽听后面有人在叫：“健生。”
回头看去，是翦伯赞夫妇，他们的一个儿子跟在后面。
我第一个迎了上去，大喊：“翦伯伯！翦伯母！”
翦伯母和母亲相拥在一起。
翦伯赞赶忙和父亲握手，问：“伯钧，好久不见了。你的生活怎么样？”
“还好。”父亲答。
“还好，就好。”
“深松寒白石，僻路到人稀。”北京的秋夜，天空如洗，月色如银。他们并排而行，说着话，亲切又悠闲。其余的人都有意拉在了后面……
不久，父亲在报纸上读到了翦伯赞的观剧感——《在贞节牌坊的背后》。
反右斗争的胜利，为中共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权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时，周扬适时提出了编写高等院校文史各学科通用教材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翦伯赞，自然成为这方面工作的重要领导者。而这也使他的学术活动达到了高峰。这部教材取名为《中国史纲要》，是一部力图将历史唯物主义融会其内的中国通史。出版后，受到周扬等人的称赞。与此相适应，翦伯赞也取得了在史学界近乎权威的地位。官方任命他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委员和副校长，并公布其中共党员的身份。翦伯赞是在1937年由吕振羽介绍参加共产党的。为统战工作的需要，他一直隐瞒身份，1949年后亦如此，只与李维汉夫妇保持单线联系。在江隆基调入北大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后，即由江隆基和他进行组织联系。其实，他刚进城暂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由于说话比校长陆志韦还硬气，已有不少人怀疑他是个中共党员。
自1959年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进入了极其严峻的时期。人人空着肚皮，个个唱着高调。教育界以行政方式推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生视教师为对头。资格越老，学问越好的教师，就越是死对头，搞什么“拔白旗”、“批白专”运动。把老师搞倒了，学生自己编教材。典型的事例，就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倒退之行和激烈之态，无不受到官方的默许和鼓励。中山大学的王季思曾对我和其他搞戏曲史论的同事说：“（19）59年大学里掀起学生写教材的热潮。人们常说荒唐梦，这样的事比梦还要荒唐。我私下里对北大王力先生讲：‘现在教育界的情况是，教授不如大学生，大学生不如中学生，中学生不如小学生，小学生不如幼儿园。’想想吧！这是多么可怕的愚昧。”
在官方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厚今薄古”的方针指引下，史学已将其本质抽剥到一种“武器”的特性解释。各种各样的观点及做法，便接踵而至。有人主张要以阶级斗争为红线贯穿中国历史；有人提出要打破封建王朝体系，以农民起义为纲；有人要求“以论带史”。乍一看，还以为史学界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实则，它已成为另一场政治狂飙的前奏。翦伯赞是主张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但他决不能容忍教育如此低级地伺候于政治，服务于某项政策。翦伯赞是主张学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但他绝不能容忍学术如此卑贱地跪拜于权力。对于那时的教育革命和史学革命的种种做法，他有投入，有参与，有调适，但也有不满，有抵制，有排拒。其思想冲突非常激烈，内心变化也十分复杂。毕竟政治难以取代常识，环境无法窒息心灵。可以说，到了六十年代，翦伯赞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折。
毛泽东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恰恰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翦伯赞主张“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他说：“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帝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并进一步说：“王朝和皇帝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涂掉的，用不着涂掉的，也是涂不掉的。”
毛泽东说：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翦伯赞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他说：“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隋炀帝没有挖运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翦伯赞对史学革命后的无产阶级阶级史学阵地，可谓痛心疾首。他的评价是：“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成了一种风气。总的说来，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
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翦伯赞不厌其烦地大讲“历史主义”，说“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他批评有的人为了表示站稳立场，“把中国古代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
对很多具体问题，翦伯赞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他多次参观和审查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常常是大发议论，甚至是边看边议。他说：“要通过具体历史实际来提原则理论，不要以理论原则来套历史实际。”
官方博物馆给谁陈列画像，一向属于重大问题。对此，翦伯赞说：“现在博物馆的历史人物画，没有一张是历史画。”并建议：“乾隆皇帝也应加入，没有他就否定了疆土。即或左宗棠也可考虑一下，没有他则新疆早已脱离祖国。……朱熹，我以为应当进去，当时他的时代是容许他唯心的。”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翦伯赞极为称许的历史人物竟是玄奘。他动情地说：“玄奘这么一个最大的翻译家，不仅是空前，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翻译过那么多。他是最大的冒险家，最大的思想家，唯实论，在印度压倒一切。这个人胸襟开阔的很，智慧很高，胆子很大，毫无名利思想，到死前二十七天还在翻译。找个美术家，好好画一画。玄奘像，头应该大。现在的像，既不够大知识家，也不够冒险家，这样又很庸俗无用。玄奘的说明，看不出他是唐代的一个高僧。我以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着避讳。说他是一个高僧也不贬低他。宗教不一定是坏事。”
六十年代的翦伯赞很想效仿司马光，编写一部像《资治通鉴》那样的史著。着手如此浩大的编纂工程，当时北大历史系有的是人手，没有的是环境。毛泽东站在政治的巅峰，呼风唤雨，对知识分子批来斗去。哪里有安定？何处寻寂静？1949年前的翦伯赞，能够脚踏政治、学术两个圈子。可到了六十年代，他已经无法将政治与学术联系在一起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父亲和他在内蒙的一座新兴小城，作了最后的会晤。
到了9月18日，在由郭沫若主持的社会科学界批判右派的大会上，翦伯赞所做的题为《右派在历史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长篇发言里，调子大变。他说史学界“有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他们一直是在不同程度上抗拒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中尚有所顾忌，在章罗联盟发动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前后，就明目张胆地发表了各种谬论，并假借学术名义对共产党进行政治性的攻击活动，彻底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接着，他把揭发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学术威望很高的雷海宗、向达以及荣孟源。
那时的中国奉行“一边倒”政策。苏联什么都是对的，老大哥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而雷海宗，这个在西南联大就出任历史系系主任的教授却不买账。他说：“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苏联历史科学水平之低，是惊人的。苏联学者的著作，在资本主义学术界看来连评论的资格也够不上，可以说不是科学作品。……最近六十年来，世界（指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科学仍在不断的有新的发展，不断地增加新的材料，对旧的材料不断地有新的认识、新的解释。但这些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科学界来说，等于不存在。我们今天仍满足于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当时的认识条件和资料条件下对问题所做说的个别的语句。”还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进而又说，解放后出的书（指史学方面的书）“没有什么可看的，内容贫乏，逻辑混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读了使人脑筋僵化。”——雷海宗的言论，被翦伯赞指认为是“带着旧史学所属的阶级利益和最恶毒的敌意，向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了疯狂的公开的进攻。”
翦伯赞批判的重点对象是同校同系执教的向达。他着重揭发了向达对党的领导的攻击性言论。揭发向达把中国科学院一些行政干部比喻成“张宗昌带兵”，“既是外行又不信任人”；形容我们的“科学家是街头流浪者，呼之则来，挥之即去。”“而现在的史学界之所以奄奄一息是和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分不开的。”尤其不能让翦伯赞容忍的是向达提出的解放后“历史学只有五朵金花”的观点。向达所指的五朵金花，就是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翦伯赞说向达讨厌这五朵花，“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五朵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出来的花朵。”或许是为了进一步揭示向达鄙视靠马列做学问的“阴暗心理”，翦伯赞举例证明，说：“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做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了则说：‘这是降低身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向达所指的史学“五朵金花”无一不渗透着翦伯赞的心血。
专攻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荣孟源，是个老革命，且来自延安。翦伯赞对他的批判也同样无情。因为荣孟源的观点既牵涉到史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也牵涉到翦伯赞自身的治学之本。荣孟源反对“以论带史”，主张编年史要继承中国的历史传统，做到“直言无隐”。他在《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一文里写道：“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除原始资料之外，多是夹叙夹议的论文。论文固然是必要的，但以论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历史科学的研究。”
翦伯赞虽为北大历史系主任，但他一向关注全国史学界的走向和风气。他从雷海宗、向达、荣孟源的言论里，察觉到抵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历史的动向。这样的问题，对翦伯赞而言，自属于大是大非了。从一种权威理论的自负出发，也要责无旁贷地为马列主义史学进行规范性解释。故翦伯赞激烈指责他们。
最后，翦伯赞表明自己是站在左派郭沫若一边。他说：“正像郭沫若院长所说的‘学术研究是一回事，假借学术研究的名义，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又是一回事……，史学界的右派分子和具有右派思想的人所进行的活动，实质上不是学术活动，而是章罗联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不是学术上的唯物与唯心之争，而是为了根本改变历史科学的方向，替资本主义的复辟铺平道路。”
《光明日报》对这个批判会做了报道。父亲读罢，对母亲说：“老翦的调门全变了，怕要保护自己过关吧！”又道：“何苦要借政治批判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正名呢？揭发向达看不起自己的马列主义史学，能证明什么政治问题？这样就能抬高马列主义史学？我看效果是适得其反。倒叫那些老学者更瞧不起他了。”
与翦伯赞的行为表现相反，当雷海宗的右派言论揭发出来，并被《人民日报》加了按语发表后，北京大学教授罗常培、游国恩乘着到天津出差的机会，特地去看望了他，表示慰问。游国恩还以俞平伯的经历，来宽慰情绪低落的雷海宗。
反右运动收场以后，父亲在全国政协礼堂碰到了向达。
面带歉疚之色的父亲，说：“都是我连累了你们这些做学问的人。”
“伯钧先生，你怎么这样说？不过我成为右派，你那位老友是很出力的。连‘鸿门宴’的事，都翻出来了(指此前翦受邀到北京大学讲学，年轻教师当场发表了不同意见的事——编者注)。”
父亲吃惊不小。翦伯赞对向达所表现的狭小气度，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父亲继而又问向达戴帽处理的情况。他告诉父亲，自己是降职降薪。无党派人士的向达，在史学界的地位很高：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即考古所）副所长（所长陈垣）。现在这些职务统统“撸”光。
“也好，我今后专心做学问吧。”这是与父亲握别时，向达说的最后一句话。
说者平淡，听者沉重。好在向达很快就摘了帽子，据说周恩来是打了招呼的。消息传出，父亲高兴了。说：“共产党到哪里去找向达这样的高级人才？”
我问：“他怎么个高级法？”
父亲扳着手指说：“向达精通中外交通史，西域史，唐史，敦煌学，还能编蛮书，搞翻译，对中国美术、壁画也是很有研究。”
“共产党把这样的人都搞掉，好像不太划算。”
父亲哈哈大笑，说：“我的小女儿不错，会想点问题了。这个问题现在还看不出来，时间久了，共产党就会发现运动过后，剩下的是些什么人。”
“剩下什么人？”
父亲瞪大眼睛说：“剩下业务上的平庸之辈，政治上的应声虫。”害怕父亲再捅篓子的母亲没有反驳，狠狠地“扫”了父亲一眼。
1957年夏季的翦伯赞在思想上是必须坚守比冰还冷、比铁还硬的党性原则。在行为上，他必须义无反顾地积极投入：在公开场合表态，写批判文章，在批判会上发言。通过这场反右运动，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只能放弃公开的抵触和反感。为保护自己或表示归顺，或接受洗礼。反右斗争使民主党派全线崩溃，知识分子悉数缴械。反右运动还协助毛泽东完成了共产党对学术的绝对领导权，达到了包括史学在内的当代社会科学尊奉共产党政治思想原则与纪律的目的，满足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统一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意志。
反右运动后期进入处理阶段时，有人发现：北大历史系戴右戴帽的人要比中文系少得多。究其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除了对向达等人的批判，翦伯赞这个系主任没有更多地涉及教职员工。翦伯赞毕竟和绝大部分的中国文人一样，本性善良。但环境的、现实的、生活的、生存的以及组织的、思想上的原因，不得不把善或隐匿或放逐。在强大而急切的政治需要面前，被迫地却又是清醒地、积极地却又是有限度地弃置良知。作为史学家的他，恐怕已经认识到对党的忠诚在本质上，意味着程度不同的出卖——既出卖了无辜者，也出卖了自己。如果说，把一场政治运动比做一个大合唱。翦伯赞即使无意于做一位出色的歌手，也必为歌者——为党而歌。然而，歌里承载着他内心的情感和思虑。歌里，还带着心灵的颤抖。也许，人性的微妙和思想的复杂在于一个人独自在宏大政治舞台上，表演着悲与喜的双重角色；在于一瞬间完成善与恶的交替。
1959年秋，父亲和翦伯赞重逢在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戏院。这是反右后的第一次会面。那晚演出的是福建莆仙戏，戏名叫《团圆之后》。写的是一个书生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本该阖家欢乐，不想悲剧却由此开始。戏的结尾，是满台的绝望和死亡。我和母亲看得唏嘘不已。父亲也很不平静。
母亲边擦泪边退场，忽听后面有人在叫：“健生。”
回头看去，是翦伯赞夫妇，他们的一个儿子跟在后面。
我第一个迎了上去，大喊：“翦伯伯！翦伯母！”
翦伯母和母亲相拥在一起。
翦伯赞赶忙和父亲握手，问：“伯钧，好久不见了。你的生活怎么样？”
“还好。”父亲答。
“还好，就好。”
“深松寒白石，僻路到人稀。”北京的秋夜，天空如洗，月色如银。他们并排而行，说着话，亲切又悠闲。其余的人都有意拉在了后面……
不久，父亲在报纸上读到了翦伯赞的观剧感——《在贞节牌坊的背后》。
反右斗争的胜利，为中共确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权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时，周扬适时提出了编写高等院校文史各学科通用教材的任务。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翦伯赞，自然成为这方面工作的重要领导者。而这也使他的学术活动达到了高峰。这部教材取名为《中国史纲要》，是一部力图将历史唯物主义融会其内的中国通史。出版后，受到周扬等人的称赞。与此相适应，翦伯赞也取得了在史学界近乎权威的地位。官方任命他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委员和副校长，并公布其中共党员的身份。翦伯赞是在1937年由吕振羽介绍参加共产党的。为统战工作的需要，他一直隐瞒身份，1949年后亦如此，只与李维汉夫妇保持单线联系。在江隆基调入北大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后，即由江隆基和他进行组织联系。其实，他刚进城暂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由于说话比校长陆志韦还硬气，已有不少人怀疑他是个中共党员。
自1959年以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进入了极其严峻的时期。人人空着肚皮，个个唱着高调。教育界以行政方式推行“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学生视教师为对头。资格越老，学问越好的教师，就越是死对头，搞什么“拔白旗”、“批白专”运动。把老师搞倒了，学生自己编教材。典型的事例，就是北大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倒退之行和激烈之态，无不受到官方的默许和鼓励。中山大学的王季思曾对我和其他搞戏曲史论的同事说：“（19）59年大学里掀起学生写教材的热潮。人们常说荒唐梦，这样的事比梦还要荒唐。我私下里对北大王力先生讲：‘现在教育界的情况是，教授不如大学生，大学生不如中学生，中学生不如小学生，小学生不如幼儿园。’想想吧！这是多么可怕的愚昧。”
在官方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厚今薄古”的方针指引下，史学已将其本质抽剥到一种“武器”的特性解释。各种各样的观点及做法，便接踵而至。有人主张要以阶级斗争为红线贯穿中国历史；有人提出要打破封建王朝体系，以农民起义为纲；有人要求“以论带史”。乍一看，还以为史学界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实则，它已成为另一场政治狂飙的前奏。翦伯赞是主张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但他决不能容忍教育如此低级地伺候于政治，服务于某项政策。翦伯赞是主张学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但他绝不能容忍学术如此卑贱地跪拜于权力。对于那时的教育革命和史学革命的种种做法，他有投入，有参与，有调适，但也有不满，有抵制，有排拒。其思想冲突非常激烈，内心变化也十分复杂。毕竟政治难以取代常识，环境无法窒息心灵。可以说，到了六十年代，翦伯赞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折。
毛泽东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恰恰在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翦伯赞主张“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他说：“农民反对封建压迫、剥削，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当作一个制度来反对。农民反对地主，但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反对。农民反对皇帝，但没有、也不可能把皇帝当作一个主义来反对。……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是封建性的政权。”并进一步说：“王朝和皇帝是历史的存在，是不应该涂掉的，用不着涂掉的，也是涂不掉的。”
毛泽东说：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的阶级。”翦伯赞认为，必须承认和肯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的功劳。他说：“筑长城、治黄河、开运河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的劳动。秦始皇没有挑土，隋炀帝没有挖运河，但是他们却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翦伯赞对史学革命后的无产阶级阶级史学阵地，可谓痛心疾首。他的评价是：“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成了一种风气。总的说来，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
在北京、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翦伯赞不厌其烦地大讲“历史主义”，说“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他批评有的人为了表示站稳立场，“把中国古代历史说得一团漆黑……简直用阶级成分作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标准。很多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否定，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阶级。”
对很多具体问题，翦伯赞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他多次参观和审查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常常是大发议论，甚至是边看边议。他说：“要通过具体历史实际来提原则理论，不要以理论原则来套历史实际。”
官方博物馆给谁陈列画像，一向属于重大问题。对此，翦伯赞说：“现在博物馆的历史人物画，没有一张是历史画。”并建议：“乾隆皇帝也应加入，没有他就否定了疆土。即或左宗棠也可考虑一下，没有他则新疆早已脱离祖国。……朱熹，我以为应当进去，当时他的时代是容许他唯心的。”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翦伯赞极为称许的历史人物竟是玄奘。他动情地说：“玄奘这么一个最大的翻译家，不仅是空前，而且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翻译过那么多。他是最大的冒险家，最大的思想家，唯实论，在印度压倒一切。这个人胸襟开阔的很，智慧很高，胆子很大，毫无名利思想，到死前二十七天还在翻译。找个美术家，好好画一画。玄奘像，头应该大。现在的像，既不够大知识家，也不够冒险家，这样又很庸俗无用。玄奘的说明，看不出他是唐代的一个高僧。我以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事，用不着避讳。说他是一个高僧也不贬低他。宗教不一定是坏事。”
六十年代的翦伯赞很想效仿司马光，编写一部像《资治通鉴》那样的史著。着手如此浩大的编纂工程，当时北大历史系有的是人手，没有的是环境。毛泽东站在政治的巅峰，呼风唤雨，对知识分子批来斗去。哪里有安定？何处寻寂静？1949年前的翦伯赞，能够脚踏政治、学术两个圈子。可到了六十年代，他已经无法将政治与学术联系在一起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父亲和他在内蒙的一座新兴小城，作了最后的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