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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辈出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有一群特别的“80后”和 “90后”，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闻传播学科最早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为学科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所著的教材和论文是学科发展的奠基之石，他们门下的学生有的是业界的领军人物，有的是学界的大咖级人物，以研究报纸编辑学见长的郑兴东老师就是这样一位特别的“80后”。
郑兴东老师1932年出生于浙江建德，1953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启了他的教学生涯。除了1953年至1958年、1973年至1978年两度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外，其余时间皆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身高一米八四的郑兴东老师在人群中总是那么显眼，波浪微卷有点“潮”的发型、英俊潇洒的面庞、高大挺拔的身材，用今天年轻人的话说就是妥妥的“男神”级人物。即使步入老年，满头银发，依旧是玉树临风的学者风范。郑老师带的第一位博士赵先权接受采访时说：“我导师是玉树临风的谦谦君子，是那个年代新闻系男生和女生共同的偶像。”曾在人大任教的著名网络传播研究学者彭兰老师，在一则带有郑兴东老师照片的微博下面评论道：“郑老师是一位有‘高度’的老师，说的不只是身高。”的确，“高”是郑兴东老师一个突出的特点，但是体现他“高度”的可绝不仅仅是身高。
一、有高度的学者——第三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之“终身成就奖”得主
（一）新闻编辑学的大家
可能很多学生听到郑兴东老师的名字，第一反应是《报纸编辑学教程》这本书。的确，郑老师撰写的《报纸编辑学教程》影响非常大，是一本非常经典的教科书，至今仍然是很多学校的教学用书。而该书较早的版本《报纸编辑学》①还获得过原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2年又获得第二届吴玉章奖金新闻学科一等奖。吴玉章奖金在当时是面向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最高规格的奖金，每四年评选一次，其含金量之高不言而喻。鉴于郑兴东老师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诸多贡献，2017年，他获得了第三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之“终身成就奖”。
报纸编辑学是郑兴东老师最深耕的领域，他和他的同事陈仁风老师同为该领域的开拓者。早在1962年，郑老师就撰写过《版面形式美初探》一文，探讨如何改进报纸版面的问题。1981年在《试论版面语言》中第一次提出“版面语言”的概念，这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从大环境看，1980年前后正是“新闻无学论”盛行的年代，当时在许多人的观念里新闻不是一门科学，负责管理新闻工作的领导、报纸的编辑和读者都不怎么关注、重视新闻理论。从具体的实践看，对于报刊更关注其内容及新闻、评论、图片的问题，却极少关注到版面的作用，更不可能提出一个与此相关的理论来指导实践。
郑老师在这篇《试论版面语言》中认为，阅读始于注意，版面在吸引读者注意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版面语言是一种独特的语言，“版面不是让读者随便去看、去理解它所提供的内容，而是以自己的声音去引导读者思考，去启发读者的感情。它或直陈、或暗示、或用辛辣的对比、或用热烈的渲染，有所爱憎，有所褒贬。它可以加强或者削弱新闻、评论、图片等的力量，甚至赋予它们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并且列举《申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人民日报》等报纸的具体案例，详尽阐述了版面语言的发展和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运用好版面语言的问题。整篇文章既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在教材方面，除了《报纸编辑学》，郑老师还编写出版了一系列配套的参考辅助书籍。由于20世纪80年代有关报纸编辑工作的材料分散在各种报刊书籍之中，不方便查阅，因此郑老师萌生了把这些材料聚集起来的想法。于是在1987年出版了《中外报纸编辑参考资料》，收录了44篇有关报纸编辑工作的材料，其中有7篇是外国的材料，分别来自苏联、日本、英国和美国四个国家。不能不说，这在当时是比较有国际视野的。
1990年他又出版了《不要这样写——对百篇新闻写法的商榷》，郑老师在这部专著中点评所选新闻的缺陷而不是优点，这是比较有新意的。他在前言中说，自己出此书的初衷有两个：一是学习新闻写作不仅要学习范文，还要学习有缺陷的新闻作品，吸取教训。学习新闻编辑也要训练一种既要能看到稿件优点又能看到稿件缺点的能力;二是更高层面的目的——为新闻改革尽一份力，通过对稿件的分析，改变实践中过分强调新闻的“说话”功能、宣传功能的现象，使新闻业同行树立读者观念和改进写作技巧。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1993年出版的《好新闻后面——编辑耕耘录》则是“一本具體反映编辑劳动与创造的书”。此书系他指导他的两位研究生贾奋勇、谭诚训利用实习和调查的机会，南下上海、浙江，北上吉林、黑龙江，先后走访了数百位报社编辑编写而成。记录了许多关于编辑如何选稿、编稿的故事，在学习资源丰富程度远不如今天的年代，这本书是一部非常生动形象的教材。
郑老师不仅研究编辑，自己还当过12年编辑。在改革开放后，人大新闻系出版过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学术刊物《新闻学论集》，一共19辑。在1980年到1992年间，甘惜分老师和郑兴东老师是主要编辑者，由于郑老师年轻所以在具体工作上承担得更多。当编辑不简单，就像郑老师在《好新闻后面——编辑耕耘录》序言里总结的：编辑是一个默默奉献的群体，具有发现价值、发现人才、修饰、整合稿件的重要作用。更何况是在经费、人员、稿源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办《新闻学论集》坚持了12年，更是不容易。
（二）创造两座学术高峰
郑老师在新闻学方面的研究不限于报刊编辑，还有新闻学的基本理论。在他担任过主编的《新闻学论集》中，他就发表过三篇与新闻价值相关的论著。这是1978年以后最早讨论“新闻价值”问题的论文。
第一篇是1980年发表的《论新闻价值》，开宗明义指出“新闻价值”是选择和衡量新闻的标准，包括及时、新意、重要性三个要素;第二篇是1981年发表的《再论新闻价值》，文中区分了“新闻价值”与新闻产生的“效果”这对易混淆的概念，并详尽阐述了新闻价值如何确定、新闻价值与传播者的关系的问题;第三篇是1986年发表的《新闻价值相关论》，重点讨论了与新闻价值相关的现象，即一个事实的新闻价值在传播系统中与其他事实的新闻价值相关的问题。 虽然郑老师当时是以报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但他从中提炼出来的理论在纸媒不景气的今天依旧极具参考价值。譬如，他在1986年的《新闻价值相关论》中提到，新闻价值扩展具有两种基本表现形式：一种是链状的，一种是辐射状的。其中，新闻价值的辐射状扩展表现为一个事件的新闻价值对它的相关联的其它事件的新闻价值的引发。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过“新闻搭车现象”，意即一个新闻事件发生时，与之类似的事件也会搭上“顺风车”成为新闻。其实这就是郑老师所说的新闻价值輻射状扩展的表现之一。比如，在重庆万州因乘客与公交车司机发生肢体冲突，司机失控坠江的事情发生后，很多地方的乘客与公交车司机斗殴事件都成为了新闻，这种现象其实以前也有，但是因为重庆这个悲剧的发生，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新闻价值更加凸显。
如果说新闻学研究是郑老师的一座学术高峰，那么传播学研究则是他的第二座高峰。中国传播学的起点始于1978年，郑兴东老师属于较早接触和研究传播学的学者。
1981年，郑兴东老师和陈仁风老师撰写了1.5万多字的《传播方式的探讨》的长文，运用了三种分类方式，按信息流向将传播方式分为单向传播、回应传播和相向传播;根据控制的方法分成集中传播与分散传播;根据信息内容联系的不同，分成组合传播与非组合传播。这种划分在当时是极其细致和新颖的。
郑老师在传播学领域也有一部影响力很大的教材——《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此书于1999年4月第一次出版，2003年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后又被教育部推荐为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生教学用书。彭兰老师对这本书的评价是“理念非常前沿”。当时的传播学研究以大众传播学为主，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报纸、广播、电视。多是从传播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鲜有人注意和研究受众。而这本书恰恰探究的是受众的心理，开篇就对受众做了详细的分析，从社会角色、受传行为、受传自觉程度和受传动机四个维度进行分类，还独辟一章专门论述受众的逆反心理。
（三）高瞻远瞩的学科领军人
大概是郑老师在学术上占位高，所以能看得长远。作为新闻学院元老级的人物，面对日新月异、变化万千的新闻传播业态，他对问题的洞察与思考不仅能够做到与时俱进，而且能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
著名的新闻学研究者、人大新闻学院的蔡雯教授是郑老师培养的博士生。蔡雯老师读博士正是郑老师的建议，他很赞赏蔡雯的已有研究成果，鼓励她继续花时间系统地去研究宏观编辑业务，填补这一领域的一些空白。于是，当时已经工作9年的蔡雯才决定到人大攻读博士学位。
蔡雯老师的毕业论文《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宏观新闻编辑研究》在2002年时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科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获奖的第一篇论文。在采访中谈及郑老师对这篇论文选题和写作的影响时，她说：“这篇论文讨论的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选题，因为当时媒体的生态与今天不同，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新闻传播策划的重要性，而一些软文、有偿新闻让人们感觉背后的策划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是违反新闻客观性原则的，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不应该在新闻学中研究‘策划’。郑老师认为正是有争议，才更应该研究，他坚决支持，这才使论文能写下去。”
彭兰老师在采访中也讲到一个故事：“郑老师一直关注新媒体发展的动向，并且经常有深刻的见解，十多年前，在一次博士论文的开题会上，他针对那位博士生研究的媒介融合的问题提出既要关注融合，也要关注分化。正是在他的观点的启发下，我后来写了一篇《媒介融合的‘合’与‘分’》的论文。直到今天，媒介融合中的分化也仍是媒介融合进程中值得深入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郑老师的前瞻性还体现在教学实践和师资力量培养中。彭兰老师回忆，她1991年硕士毕业后能幸运留在人大新闻学院任教，就与郑兴东老师有关。当时学院看到了新技术对传媒业的影响，决定在教学中引入新的内容与技术手段，以编辑教研室为主建设了激光照排实验室，开设激光照排这方面的课程，本科有计算机软件专业背景的她便成为了意向人选。而郑兴东老师当时是编辑教研室主任，正是对开设激光照排课程和她的留校起到了主导作用的人。
彭兰老师还提到：“对于我在事业上的发展，郑老师也考虑得很长远，他认为我不能只讲激光照排这样的课程，也要能胜任报纸编辑课程的教学，于是，留校后我听了一个学期陈仁风老师的报纸编辑课程，从教学内容到方法方面进行全面学习。虽然后来我担任这个课的教学任务不多，但那个阶段的学习不仅使我在新闻业务上有更多的提升，也使我能始终把技术与内容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研究，这也为我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铺垫。”
二、有高度的师者——为人师表，事业和人生的典范
（一）严谨又开明的严师——“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在《论语》中子夏说过这样一句话：“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翻译成大白话大概就是，君子会使人感到有三种变化：远远望去庄严可畏，接近他时却温和可亲，听他说话则严谨不苟。用这句话来形容郑老师非常合适。郑老师相貌端正、风度翩翩，再加上又是赫赫有名的大学问家，自带气场，令人敬畏。中国传媒大学的刘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在硕士论文答辩时郑老师是答辩的老师之一，当时特别紧张，一直觉得郑老师水平高，当时我特别缺乏自信。”
但是郑老师其实对自己的学生温和可亲，赵先权老师说，郑老师常会和学生在林园家中的书房进行无主题的聊天，师母则端茶倒水、嘘寒问暖，算是一种增进师生感情的特别方式。蔡雯老师接受采访时也说到：“1997年至2000年我在人大读博士学位时，教师们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学生都是去老师家接受指导，所以我也常去郑老师林园的家中探讨问题，有时到了饭点，郑老师和师母会留我一起吃饭，很亲切、很温暖。”
从学生们毕业论文后记提供的信息来看，郑老师所带的学生对他评价的关键词是“严谨”，几乎所有学生都用到了这个词。的确，即便没有接触过郑老师的人，通过阅读其编著的教材、撰写的论文，也能感受到他严谨细致的作风。郑老师写的论文往往是万字长文，论述系统、逻辑严密，古今中外的典故信手拈来，内容又直白通俗，紧紧结合业界实践，因而其观点能让人感觉有很强的说服力。 郑老师严谨的作风不仅体现在做学问上，更体现在对学生学业的要求上。2008届的毕业生张景云在毕业论文后记中写道：“每当我去请教时，简单的寒暄后，您总是很快转入正题，虽然只面对一个学生，也像在课堂上讲课一样，时而点拨、时而探讨。您的严格要求，叫我不敢有一丝放松和懈怠。当我想早些提交论文，‘逃离’写作的‘困境’时，您毫不松口，要求我再下功夫。如果您当时‘放’了我，论文肯定是另外的样子。在師母病重期间，您还抽出晚上的时间看稿子。虽已76岁高龄，稿子中的标点、字句、逻辑不通之处居然都逃不过您的眼睛，您用笔轻轻勾勒，还将意见密密麻麻地写在一张纸上，待与我交谈时备忘。师母仙逝后，您忍着悲痛询问写作情况，国庆长假的第一个早晨，您就约我去谈论文中的问题，您对学生的爱是一种‘大爱’。”
也许正是因为郑老师有着严谨的风范，所以对不断发展的学术更抱有一种开明、开放的胸怀。现在已经成为人大新闻学院教授的2005届毕业生宋建武老师，在毕业论文后记中就写道：“每次到郑老师的书房面聆教诲，都会看到他那里添了新书。在一般人眼里，其中许多是原本以为研究报纸编辑学著名的郑老师‘用不着’的，如营销学和经济学的著作。郑老师还总是非常关切地与我讨论业界的最新发展，其中每每有运用新学科的方法而产生的真知灼见。我想，正是这种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学习新知识，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的治学态度和作风，使他不断进取，在新闻传播学的多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
其实，对于郑老师这样的学者而言，严谨或许只是一种习惯，但是对学术的严谨、对学生严格的背后，又何尝不是一种爱岗敬业、一种有责任担当的体现呢？
（二）爱徒如子——“每到导师家，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尽管郑老师对学生学业上要求严格，是位“严师”，但他非常关爱学生。郑兴东老师的开山弟子赵先权是中央电视台招录的第一位博士生，现在已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级编辑，在接受采访时感慨道：“没有郑老师的培养，没有他的举荐，就没有我的今天。他是我的恩师。如果没有郑老师的努力，我差点不能读博。1993年我是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华科大）青年教师，由于该校给我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所以不放我读博。那时候，需要配偶也离开才能放我走，因此扣留我的档案两个月。郑老师协调人大的人事处几次发函给华中理工大学人事处要求放我的人事档案。终于，我如愿以偿到人大新闻学院读博。”
入学之后，赵先权作为一个有家庭的全日制博士，收入不高，生活比较困难，郑老师就根据他是青年教师出身的特点，让他一边读书研究，一边兼课勤工俭学，联系和安排他到北京电影学院、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人大新闻学院给本科生兼课。
郑老师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不仅羡煞旁人，也无形中在家庭生活方面给学生树立了学习榜样。在彭兰老师印象中，郑老师和夫人非常恩爱。当年，他和夫人胡赛珍老师经常并肩在校园里散步，成为学院师生的美谈。
对莘莘学子来说，毕业论文的后记无疑是对学生时代最深刻或最美好记忆的记录。郑老师门下的学生在毕业论文后记中，除了提到郑老师本人外，绝大多数都提及郑老师的夫人胡赛珍老师，2001届的毕业生屈小平写道：“导师渊博的知识和包容的人格，对我影响极深。师母待我如同自己的孩子，每到导师家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2008届的毕业生张景云写道：“每次去参加辅导，您总是笑容可掬，端茶倒水，问寒问暖。在与郑老师交谈时，时而听到优雅的钢琴曲，如沐春风。在我的一生中，再没有时光在那种特别的气氛中度过，典雅、深沉、悠扬，那可能是‘净化’的最好的阐释。”
或许，对于郑门弟子而言，郑老师在人大林园的家就像他们的家，郑老师像严父，胡老师像慈母。导师传授给他们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还有为人处世与道德风范。彭兰老师作为郑老师曾经的同事，评价郑老师是“事业和人生的典范”，也是不为过的。
郑老师除了是人大的教授和博导外，还有过很多的头衔：教育部高校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他编著的教材和撰写的论文也得过许多的奖项;为新闻传播学科更是培育了无数人才。早在2002年，他的学生曹鹏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事实上，单是郑门弟子聚到一起，也足以构成一次有一定层次的新闻界活动，因为除了鄙人才疏学浅、无所成就以外，其他的同学不乏教授、名编、名记、学术权威、媒介机构CEO，称得上一时才俊，每次聚会都够格道一句‘座中多是精英’。”
但是，功成名就的郑老师却非常淡泊、朴实和低调，连70大寿和80大寿也不聚不庆，鲜有参加公开活动。这大概就是唐朝诗人储光羲在《咏山泉》中所说的“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那样吧！
在采访中，不止一位老师提到，郑兴东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开阔的胸怀、对名利的淡泊、对晚辈的爱护和提携。不光郑老师一人所有，也是很多人大新闻学院前辈教师的共同特点。也许，这些品格和风度正是新闻学院的“80后”和 “90后”老师们留给晚辈的和学术成就一样珍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根据《报纸编辑学教程》的序言中介绍：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是《报纸编辑学》（修订本），《报纸编辑学教程》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报纸编辑学教程》的第一版在2001年出版。而郑兴东老师以第一作者身份主编的编辑学教材最早可以追溯到1982出版的《报纸编辑学》讲义。
郑兴东老师1932年出生于浙江建德，1953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启了他的教学生涯。除了1953年至1958年、1973年至1978年两度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外，其余时间皆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身高一米八四的郑兴东老师在人群中总是那么显眼，波浪微卷有点“潮”的发型、英俊潇洒的面庞、高大挺拔的身材，用今天年轻人的话说就是妥妥的“男神”级人物。即使步入老年，满头银发，依旧是玉树临风的学者风范。郑老师带的第一位博士赵先权接受采访时说：“我导师是玉树临风的谦谦君子，是那个年代新闻系男生和女生共同的偶像。”曾在人大任教的著名网络传播研究学者彭兰老师，在一则带有郑兴东老师照片的微博下面评论道：“郑老师是一位有‘高度’的老师，说的不只是身高。”的确，“高”是郑兴东老师一个突出的特点，但是体现他“高度”的可绝不仅仅是身高。
一、有高度的学者——第三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之“终身成就奖”得主
（一）新闻编辑学的大家
可能很多学生听到郑兴东老师的名字，第一反应是《报纸编辑学教程》这本书。的确，郑老师撰写的《报纸编辑学教程》影响非常大，是一本非常经典的教科书，至今仍然是很多学校的教学用书。而该书较早的版本《报纸编辑学》①还获得过原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92年又获得第二届吴玉章奖金新闻学科一等奖。吴玉章奖金在当时是面向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最高规格的奖金，每四年评选一次，其含金量之高不言而喻。鉴于郑兴东老师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诸多贡献，2017年，他获得了第三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之“终身成就奖”。
报纸编辑学是郑兴东老师最深耕的领域，他和他的同事陈仁风老师同为该领域的开拓者。早在1962年，郑老师就撰写过《版面形式美初探》一文，探讨如何改进报纸版面的问题。1981年在《试论版面语言》中第一次提出“版面语言”的概念，这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从大环境看，1980年前后正是“新闻无学论”盛行的年代，当时在许多人的观念里新闻不是一门科学，负责管理新闻工作的领导、报纸的编辑和读者都不怎么关注、重视新闻理论。从具体的实践看，对于报刊更关注其内容及新闻、评论、图片的问题，却极少关注到版面的作用，更不可能提出一个与此相关的理论来指导实践。
郑老师在这篇《试论版面语言》中认为，阅读始于注意，版面在吸引读者注意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版面语言是一种独特的语言，“版面不是让读者随便去看、去理解它所提供的内容，而是以自己的声音去引导读者思考，去启发读者的感情。它或直陈、或暗示、或用辛辣的对比、或用热烈的渲染，有所爱憎，有所褒贬。它可以加强或者削弱新闻、评论、图片等的力量，甚至赋予它们新的内容、新的思想。”并且列举《申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人民日报》等报纸的具体案例，详尽阐述了版面语言的发展和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运用好版面语言的问题。整篇文章既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又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在教材方面，除了《报纸编辑学》，郑老师还编写出版了一系列配套的参考辅助书籍。由于20世纪80年代有关报纸编辑工作的材料分散在各种报刊书籍之中，不方便查阅，因此郑老师萌生了把这些材料聚集起来的想法。于是在1987年出版了《中外报纸编辑参考资料》，收录了44篇有关报纸编辑工作的材料，其中有7篇是外国的材料，分别来自苏联、日本、英国和美国四个国家。不能不说，这在当时是比较有国际视野的。
1990年他又出版了《不要这样写——对百篇新闻写法的商榷》，郑老师在这部专著中点评所选新闻的缺陷而不是优点，这是比较有新意的。他在前言中说，自己出此书的初衷有两个：一是学习新闻写作不仅要学习范文，还要学习有缺陷的新闻作品，吸取教训。学习新闻编辑也要训练一种既要能看到稿件优点又能看到稿件缺点的能力;二是更高层面的目的——为新闻改革尽一份力，通过对稿件的分析，改变实践中过分强调新闻的“说话”功能、宣传功能的现象，使新闻业同行树立读者观念和改进写作技巧。真可谓是用心良苦。
1993年出版的《好新闻后面——编辑耕耘录》则是“一本具體反映编辑劳动与创造的书”。此书系他指导他的两位研究生贾奋勇、谭诚训利用实习和调查的机会，南下上海、浙江，北上吉林、黑龙江，先后走访了数百位报社编辑编写而成。记录了许多关于编辑如何选稿、编稿的故事，在学习资源丰富程度远不如今天的年代，这本书是一部非常生动形象的教材。
郑老师不仅研究编辑，自己还当过12年编辑。在改革开放后，人大新闻系出版过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学术刊物《新闻学论集》，一共19辑。在1980年到1992年间，甘惜分老师和郑兴东老师是主要编辑者，由于郑老师年轻所以在具体工作上承担得更多。当编辑不简单，就像郑老师在《好新闻后面——编辑耕耘录》序言里总结的：编辑是一个默默奉献的群体，具有发现价值、发现人才、修饰、整合稿件的重要作用。更何况是在经费、人员、稿源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办《新闻学论集》坚持了12年，更是不容易。
（二）创造两座学术高峰
郑老师在新闻学方面的研究不限于报刊编辑，还有新闻学的基本理论。在他担任过主编的《新闻学论集》中，他就发表过三篇与新闻价值相关的论著。这是1978年以后最早讨论“新闻价值”问题的论文。
第一篇是1980年发表的《论新闻价值》，开宗明义指出“新闻价值”是选择和衡量新闻的标准，包括及时、新意、重要性三个要素;第二篇是1981年发表的《再论新闻价值》，文中区分了“新闻价值”与新闻产生的“效果”这对易混淆的概念，并详尽阐述了新闻价值如何确定、新闻价值与传播者的关系的问题;第三篇是1986年发表的《新闻价值相关论》，重点讨论了与新闻价值相关的现象，即一个事实的新闻价值在传播系统中与其他事实的新闻价值相关的问题。 虽然郑老师当时是以报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但他从中提炼出来的理论在纸媒不景气的今天依旧极具参考价值。譬如，他在1986年的《新闻价值相关论》中提到，新闻价值扩展具有两种基本表现形式：一种是链状的，一种是辐射状的。其中，新闻价值的辐射状扩展表现为一个事件的新闻价值对它的相关联的其它事件的新闻价值的引发。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过“新闻搭车现象”，意即一个新闻事件发生时，与之类似的事件也会搭上“顺风车”成为新闻。其实这就是郑老师所说的新闻价值輻射状扩展的表现之一。比如，在重庆万州因乘客与公交车司机发生肢体冲突，司机失控坠江的事情发生后，很多地方的乘客与公交车司机斗殴事件都成为了新闻，这种现象其实以前也有，但是因为重庆这个悲剧的发生，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新闻价值更加凸显。
如果说新闻学研究是郑老师的一座学术高峰，那么传播学研究则是他的第二座高峰。中国传播学的起点始于1978年，郑兴东老师属于较早接触和研究传播学的学者。
1981年，郑兴东老师和陈仁风老师撰写了1.5万多字的《传播方式的探讨》的长文，运用了三种分类方式，按信息流向将传播方式分为单向传播、回应传播和相向传播;根据控制的方法分成集中传播与分散传播;根据信息内容联系的不同，分成组合传播与非组合传播。这种划分在当时是极其细致和新颖的。
郑老师在传播学领域也有一部影响力很大的教材——《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此书于1999年4月第一次出版，2003年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后又被教育部推荐为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生教学用书。彭兰老师对这本书的评价是“理念非常前沿”。当时的传播学研究以大众传播学为主，主要研究的对象是报纸、广播、电视。多是从传播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鲜有人注意和研究受众。而这本书恰恰探究的是受众的心理，开篇就对受众做了详细的分析，从社会角色、受传行为、受传自觉程度和受传动机四个维度进行分类，还独辟一章专门论述受众的逆反心理。
（三）高瞻远瞩的学科领军人
大概是郑老师在学术上占位高，所以能看得长远。作为新闻学院元老级的人物，面对日新月异、变化万千的新闻传播业态，他对问题的洞察与思考不仅能够做到与时俱进，而且能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
著名的新闻学研究者、人大新闻学院的蔡雯教授是郑老师培养的博士生。蔡雯老师读博士正是郑老师的建议，他很赞赏蔡雯的已有研究成果，鼓励她继续花时间系统地去研究宏观编辑业务，填补这一领域的一些空白。于是，当时已经工作9年的蔡雯才决定到人大攻读博士学位。
蔡雯老师的毕业论文《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宏观新闻编辑研究》在2002年时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科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获奖的第一篇论文。在采访中谈及郑老师对这篇论文选题和写作的影响时，她说：“这篇论文讨论的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选题，因为当时媒体的生态与今天不同，大家还没有意识到新闻传播策划的重要性，而一些软文、有偿新闻让人们感觉背后的策划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是违反新闻客观性原则的，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不应该在新闻学中研究‘策划’。郑老师认为正是有争议，才更应该研究，他坚决支持，这才使论文能写下去。”
彭兰老师在采访中也讲到一个故事：“郑老师一直关注新媒体发展的动向，并且经常有深刻的见解，十多年前，在一次博士论文的开题会上，他针对那位博士生研究的媒介融合的问题提出既要关注融合，也要关注分化。正是在他的观点的启发下，我后来写了一篇《媒介融合的‘合’与‘分’》的论文。直到今天，媒介融合中的分化也仍是媒介融合进程中值得深入思考与探索的问题。”
郑老师的前瞻性还体现在教学实践和师资力量培养中。彭兰老师回忆，她1991年硕士毕业后能幸运留在人大新闻学院任教，就与郑兴东老师有关。当时学院看到了新技术对传媒业的影响，决定在教学中引入新的内容与技术手段，以编辑教研室为主建设了激光照排实验室，开设激光照排这方面的课程，本科有计算机软件专业背景的她便成为了意向人选。而郑兴东老师当时是编辑教研室主任，正是对开设激光照排课程和她的留校起到了主导作用的人。
彭兰老师还提到：“对于我在事业上的发展，郑老师也考虑得很长远，他认为我不能只讲激光照排这样的课程，也要能胜任报纸编辑课程的教学，于是，留校后我听了一个学期陈仁风老师的报纸编辑课程，从教学内容到方法方面进行全面学习。虽然后来我担任这个课的教学任务不多，但那个阶段的学习不仅使我在新闻业务上有更多的提升，也使我能始终把技术与内容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思考、研究，这也为我之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铺垫。”
二、有高度的师者——为人师表，事业和人生的典范
（一）严谨又开明的严师——“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在《论语》中子夏说过这样一句话：“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翻译成大白话大概就是，君子会使人感到有三种变化：远远望去庄严可畏，接近他时却温和可亲，听他说话则严谨不苟。用这句话来形容郑老师非常合适。郑老师相貌端正、风度翩翩，再加上又是赫赫有名的大学问家，自带气场，令人敬畏。中国传媒大学的刘宏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在硕士论文答辩时郑老师是答辩的老师之一，当时特别紧张，一直觉得郑老师水平高，当时我特别缺乏自信。”
但是郑老师其实对自己的学生温和可亲，赵先权老师说，郑老师常会和学生在林园家中的书房进行无主题的聊天，师母则端茶倒水、嘘寒问暖，算是一种增进师生感情的特别方式。蔡雯老师接受采访时也说到：“1997年至2000年我在人大读博士学位时，教师们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学生都是去老师家接受指导，所以我也常去郑老师林园的家中探讨问题，有时到了饭点，郑老师和师母会留我一起吃饭，很亲切、很温暖。”
从学生们毕业论文后记提供的信息来看，郑老师所带的学生对他评价的关键词是“严谨”，几乎所有学生都用到了这个词。的确，即便没有接触过郑老师的人，通过阅读其编著的教材、撰写的论文，也能感受到他严谨细致的作风。郑老师写的论文往往是万字长文，论述系统、逻辑严密，古今中外的典故信手拈来，内容又直白通俗，紧紧结合业界实践，因而其观点能让人感觉有很强的说服力。 郑老师严谨的作风不仅体现在做学问上，更体现在对学生学业的要求上。2008届的毕业生张景云在毕业论文后记中写道：“每当我去请教时，简单的寒暄后，您总是很快转入正题，虽然只面对一个学生，也像在课堂上讲课一样，时而点拨、时而探讨。您的严格要求，叫我不敢有一丝放松和懈怠。当我想早些提交论文，‘逃离’写作的‘困境’时，您毫不松口，要求我再下功夫。如果您当时‘放’了我，论文肯定是另外的样子。在師母病重期间，您还抽出晚上的时间看稿子。虽已76岁高龄，稿子中的标点、字句、逻辑不通之处居然都逃不过您的眼睛，您用笔轻轻勾勒，还将意见密密麻麻地写在一张纸上，待与我交谈时备忘。师母仙逝后，您忍着悲痛询问写作情况，国庆长假的第一个早晨，您就约我去谈论文中的问题，您对学生的爱是一种‘大爱’。”
也许正是因为郑老师有着严谨的风范，所以对不断发展的学术更抱有一种开明、开放的胸怀。现在已经成为人大新闻学院教授的2005届毕业生宋建武老师，在毕业论文后记中就写道：“每次到郑老师的书房面聆教诲，都会看到他那里添了新书。在一般人眼里，其中许多是原本以为研究报纸编辑学著名的郑老师‘用不着’的，如营销学和经济学的著作。郑老师还总是非常关切地与我讨论业界的最新发展，其中每每有运用新学科的方法而产生的真知灼见。我想，正是这种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学习新知识，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的治学态度和作风，使他不断进取，在新闻传播学的多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
其实，对于郑老师这样的学者而言，严谨或许只是一种习惯，但是对学术的严谨、对学生严格的背后，又何尝不是一种爱岗敬业、一种有责任担当的体现呢？
（二）爱徒如子——“每到导师家，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尽管郑老师对学生学业上要求严格，是位“严师”，但他非常关爱学生。郑兴东老师的开山弟子赵先权是中央电视台招录的第一位博士生，现在已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高级编辑，在接受采访时感慨道：“没有郑老师的培养，没有他的举荐，就没有我的今天。他是我的恩师。如果没有郑老师的努力，我差点不能读博。1993年我是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华科大）青年教师，由于该校给我解决了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所以不放我读博。那时候，需要配偶也离开才能放我走，因此扣留我的档案两个月。郑老师协调人大的人事处几次发函给华中理工大学人事处要求放我的人事档案。终于，我如愿以偿到人大新闻学院读博。”
入学之后，赵先权作为一个有家庭的全日制博士，收入不高，生活比较困难，郑老师就根据他是青年教师出身的特点，让他一边读书研究，一边兼课勤工俭学，联系和安排他到北京电影学院、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人大新闻学院给本科生兼课。
郑老师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不仅羡煞旁人，也无形中在家庭生活方面给学生树立了学习榜样。在彭兰老师印象中，郑老师和夫人非常恩爱。当年，他和夫人胡赛珍老师经常并肩在校园里散步，成为学院师生的美谈。
对莘莘学子来说，毕业论文的后记无疑是对学生时代最深刻或最美好记忆的记录。郑老师门下的学生在毕业论文后记中，除了提到郑老师本人外，绝大多数都提及郑老师的夫人胡赛珍老师，2001届的毕业生屈小平写道：“导师渊博的知识和包容的人格，对我影响极深。师母待我如同自己的孩子，每到导师家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2008届的毕业生张景云写道：“每次去参加辅导，您总是笑容可掬，端茶倒水，问寒问暖。在与郑老师交谈时，时而听到优雅的钢琴曲，如沐春风。在我的一生中，再没有时光在那种特别的气氛中度过，典雅、深沉、悠扬，那可能是‘净化’的最好的阐释。”
或许，对于郑门弟子而言，郑老师在人大林园的家就像他们的家，郑老师像严父，胡老师像慈母。导师传授给他们的不仅仅是专业知识，还有为人处世与道德风范。彭兰老师作为郑老师曾经的同事，评价郑老师是“事业和人生的典范”，也是不为过的。
郑老师除了是人大的教授和博导外，还有过很多的头衔：教育部高校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他编著的教材和撰写的论文也得过许多的奖项;为新闻传播学科更是培育了无数人才。早在2002年，他的学生曹鹏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事实上，单是郑门弟子聚到一起，也足以构成一次有一定层次的新闻界活动，因为除了鄙人才疏学浅、无所成就以外，其他的同学不乏教授、名编、名记、学术权威、媒介机构CEO，称得上一时才俊，每次聚会都够格道一句‘座中多是精英’。”
但是，功成名就的郑老师却非常淡泊、朴实和低调，连70大寿和80大寿也不聚不庆，鲜有参加公开活动。这大概就是唐朝诗人储光羲在《咏山泉》中所说的“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恬澹无人见，年年长自清”那样吧！
在采访中，不止一位老师提到，郑兴东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开阔的胸怀、对名利的淡泊、对晚辈的爱护和提携。不光郑老师一人所有，也是很多人大新闻学院前辈教师的共同特点。也许，这些品格和风度正是新闻学院的“80后”和 “90后”老师们留给晚辈的和学术成就一样珍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根据《报纸编辑学教程》的序言中介绍：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是《报纸编辑学》（修订本），《报纸编辑学教程》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报纸编辑学教程》的第一版在2001年出版。而郑兴东老师以第一作者身份主编的编辑学教材最早可以追溯到1982出版的《报纸编辑学》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