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历史哲学作为一门历史学和哲学相互交叉的学科，长期以来对历史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实证主义、古典历史主义，以及后来的后现代历史哲学，每一个历史哲学的观点不仅对于历史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历史学家们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由于历史学科所具有的主观性，采用什么样的历史哲学观点，相应地必然会反映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之中，从而以这个观点的名义还原历史。因此，如何公允地从众多历史哲学观点的不同中选择自己所坚持的观点，进而延伸到历史学研究过程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历史观点，成为历史学科严谨化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阐明分析中提取出其作为一种历史哲学所具有的指导价值，从而相应地看到其对于现代历史学研究中所具有的重大参考作用。
［关键词］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现代历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0-0014-03
作为在历史哲学发展历程中石破天惊、最为颠覆性的历史哲学思想，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对于整个历史哲学是一次极大的冲击。它质疑历史的进步，颠覆了长久以来公认的历史理性，对“大写的历史”嗤之以鼻，反而转向“小写的历史”，关注那些正统史学所忽视的细枝末节，否定长久以来历史学家试图完整拼凑的历史图像。所有这些观点对于历史学来说都是极大的冲击。因而自从它提出的那一天起，便不断地受到传统史学的猛烈抨击，甚至称其为“对历史的谋杀”。但是，由于其本身所走向的绝对极端性以及对于诸如“欧洲中心论”等观点的致命打击，后现代史学观必然无法被史学家所忽视。
作为一个席卷大部分文化领域的学说或流派，后现代主义在定义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后现代阶段的基本特征，即西方社会现在已经进入后现代阶段， 而体现这一阶段的思想就是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西方社会的理论表达；二是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立场。具体地说，它就是针对现代社会或者说针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立场，一种边缘化文化。如果站在后一种理解方式上来看的话，在此所形成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大致有以下几点表现：
一、对于历史客观性、进步性的怀疑
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历史学最大的冲击。长久以来，作为历史学家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工作莫过于还原历史真相，在史料以及相关发掘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在此基础之上，历史学家根据所还原的历史，演进出历史发展规律，在承认历史进步性的前提上给予今天重大的借鉴作用。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写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 可本书并不敢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 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实的真实情况而已。”①这句话奠定了客观主义史学，甚至整个传统史学的根基。
但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此进行了彻底否定。他们首先对于历史学家所还原的历史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所谓客观的历史只不过是编纂史料的历史学家想要告诉我们的。而现代的历史学家更是根据史料做出了自己想要的解释。因而，所有的历史都是作者本人创造出来的。我们观察到的对象，相对应的也就是这种历史再现本身，而不是历史过去的真正现实。因而，对于历史，后现代主义就持有一种“文史相同”的态度。在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作《元史学——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海登·怀特便明确认为，史学是情节化模式领会和组织材料的统一体。情节化赋予历史过程意义和脉络，而意义和脉络是由史学家的创造工作施加于史料之上的，一次史学家的工作和小说家、戏剧家的并无本质不同。②基于这一点，历史学家们所提出的站在客观历史之上对于历史进行脉络性的、规律性的总结便是无稽之谈。怀特指出：“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越多就越不容易对其加以概括。”③尼采说，如果历史学家的理论概括亦可作为规律的话，那么“历史学家的劳作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当把模糊的和不确定的部分排除之后，这些概括中残留的真理就只不过是最普遍的知识了”。
这种逻辑的下一步便是对于历史连续性、进步性的质疑。后现代主义怀疑进步、否认连续，反对人为的强加给历史方向性、目的性的确定论，认为过去构不成通往今天的桥梁和通道，今天不过是过去在偶然的情形下的碰巧结果。过去和今天不存在任何现代历史学赋予它的任何联系。利奥塔便明确提出实例以佐证他的观点，即奥斯威辛集中营将整个犹太民族加以消灭这种现代罪行完全摧毁了人们关于历史进步的信念。而在福柯看来，历史阶段就是一种不断重复上演的戏剧，其主题是“统治”，其主要场面是“权力形式”的表演。所谓历史进步只是一种权力仪式的统治形式变为另一种权力仪式的统治形式。④而在传统史学中，脱离了进步性和连续性，历史便无法被称之为历史，这种情况下的史学也无法被称之为历史研究。将历史和文学等同，意味着完全抹杀了历史科学性的一面，纯粹将其作为艺术创作来看待。
二、多元化、去中心理论
传统史学哲学中，习惯用二元论和中心论的观点来设定架构，在此架构中，必然有二元对立以及其中一方处于决定地位的中心，另一方则是被决定的边缘。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现代化理论，更是将这种观点推向了极致。这种理论相应地在历史上产生的便是诸如“欧洲中心论”等的史学观点。而后现代主义则解构了这种因素，主张多元论和去中心论，认为各个地区的历史有自己的中心，或者根本没有中心。⑤萨义德的《东方学》中，便明确地提出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以西方观点强制套用于东方，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结果。这对于传统史学观念中历史的趋同性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而这种多元化、去中心理论不仅仅限制在历史地理学的范畴之内，它事实上被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们扩大到历史研究的每一个方面。福柯便将其历史研究的方向关注于一些边缘的领域，例如性史、监狱史以及精神病史等领域，藉此打开传统正史的大门，将更多领域的之前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历史领入了研究的大门。史学不应该只是某一种史学的天下，这必然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而当这种观点和之前所述的“文史不分”的观点相结合后，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们事实上将这种多元化的观点同样纵向地向历史上方推深，以往被认为是神话、传说因而被史学家所摒弃的观点重新被后现代主义史学家所审视，并作为历史史料进行严谨对待。通过对他们的解读，试图扩大整个历史范围，增加研究历史的途径。
三、对于文本理解方式的重新解读
历史学建立在解读基础之上。这种解读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文献的解读；第二，读者对于历史著作的解读。读者通过阅读，解读出历史学家著作中反映的历史真相。传统的诠释学在此之上可以简单地认为是建立在为了使读者比作者更好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但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对于这种理解方式进行了近乎革命式的变革。海德格尔明确提出，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实际上把自己的向往寄托在所阅读的作品中，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期望投射到被阅读的对象上。由于每个读者的社会位置、世界位置的不同，相应的这种投射也就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每个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⑥每个读者事实上并不是通过阅读获得作者的思想，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作品。而作者的使命在其写作结束的一刻便已结束。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来讲，读者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便是所谓诠释的过程，而这一个包含了“理解”的过程构成了所有历史文本，即史料。
构建上述的诠释体系，必然需要语言脱离出传统的仅仅是记载工具的框架，重新为其定义。后现代主义并未忘记这一点，甚至说，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的真实性的质疑，以及后续的一系列理论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他们认为语言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具有语法结构的组织系统，语言不是连接意义的手段和单元，相反，意义是语言的功能，或者说人无法用语言表达他的思想，而是语言决定了人之思想。这种情况之下，作者的作品并不是阐述其思想，而是由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将自我的精神映射与语言的自我含义结合后所理解到的。
由于解构了关于历史认识的基本前提，否定了文本背后的历史事实，认为无法还原历史，同时建立多元化、去中心化的概念，重述解释语言的诠释方式。这些行为对传统史学来说是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直到现在仍旧十分巨大。而必须要看到的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并不是可以简单地通过一分法判断出其是好是坏。尤其是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高潮之后，如何理性地认识到它对于历史学发展前进的方向性帮助，更是重中之重。在此，笔者就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观点的积极作用提出一些自己的认识。
首先，必须看到的是，即使后现代史学中关于历史真实性、进步性的否定事实上使得人们研究历史的意义，也就是还原史实这一点完全丧失，但是另一方面，后现代史学从另外的角度重新打开了历史研究的大门。长久以来，历史往往被认为是某些具有决定性事件的发生所决定的，而后现代史学抛开这一点，关注点扩大到历史上的每一件事。这就给予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历史研究的问题。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小事件”是否如人们给予它的名称那样真的只是历史重大事件的陪衬者？如果接受传统史学中的重大事件论，我们长久以来所关注的历史事件是否真正属于重大事件？所有这些反思可能由于历史材料等众多因素的限制得到很少甚至没有答案，可是这种提醒方式有利于我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避免掉入某些构架好的但事实上却错误的逻辑陷阱，更加清醒地看到自己所研究的历史，对它们作出正当的评判。
其次，后现代史学认为史学等同于文学，这走向了历史学艺术化的一个极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学著作的创作同样需要艺术性的文笔。长久以来，秉笔直书的历史往往生涩而简单。这种创作方式表面上看起来公允不偏，未将作者的个人色彩带入其中，但是事实上这些史料在选择过程中便已受到作者个人的影响。此外，这种书写方式大大地限定了历史的思考范围。人作为历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长久以来被忽视了其自身所具有的主观性、情绪性，仅仅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存在。而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历史文学性的一面，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历史研究拓展到历史的某些主观性中，在历史著作中加入对当时人物的心理进行猜测性的描写。在此，必然会有人认为这种行为使得历史脱离了它自身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但是，事实上，这种扩大化的描写不仅没有缩小历史的科学性，反而一定程度上丰满了原本的历史，使得整个历史真相得到更好地还原。至于对历史猜测的质疑，这本身并不对历史科学性有多大的影响。每一门科学都应该允许猜测的存在以预示其前进方向。这种猜测是有利于历史事件解释多元化，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本身。当然，所有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历史学已有史料基础上。如果仅仅按照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观点去撰写历史著作，那么这就完全不属于历史创作，而是走向了文学。
第三，后现代主义史学否认中心论，提倡多元化，这些观点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发展而愈发显现得有意义。跳出传统的二元论，不仅仅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一种文明，更能使我们对不同的历史进行单独的归纳总结，从而更好地在不同文明的对比过程中寻求历史的规律性。后现代主义使我们看到，传统的生搬硬套的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文明。如果没有按照一个地区的情况综合考虑，从其自身之中提取出其独有的历史规律，而是试图将其历史规律趋向于某种观点，便不免使得人们有生硬之感。例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等人按照西方模式将东方历史同样划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段，从而深入地引发出中国近世的开端问题。这种强制的套用模式便不免使得人们觉得生硬而疑惑。这事实上是忽视东亚自身规律模式的行为。后现代学者们也明确提出东方和西方并不属于一个文化体系，从而从根本上对这种观点发起了进攻。只有在提取出某一地区特定的历史规律之后，再进行横向对比，方能真正地总结出历史的规律性，发挥历史真正的借鉴、预示、警醒作用。
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倡的多元化，则同样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启示。这种多元化除却上文所论述的中心多元化，还有历史方向多元化。也就是说，注重某些小的方面的历史研究，认为社会的每一个方方面面都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这种观点不仅扩大了历史学的视野，而且对于还原历史本身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历史规律只有在最接近历史事实本身时方能得到显现。只有接近历史事实，所提炼出的历史规律才是有效的。
历史哲学是历史研究的方向决策者，只有在吸收每一种历史哲学的优点之后，才能在历史研究过程中获取最大的知识。虽然后现代主义离其鼎盛期已慢慢远去，虽然史学界对于其某些过于极端的观点发起了猛烈抨击，但是后现代主义史学观仍旧在历史哲学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当对其的认识回归理性化的时候，我们必然需要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从而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完整化。
［注 释］
①王晓臣：《略论后现代主义史学对西方传统史学的挑战》，《宜春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第41～42页。
②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③海登·怀特著，陈永国等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9～420页。
④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⑤英·伯恩斯、皮卡德著，张羽佳译：《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田甜、聂有超：《浅论后现代主义史学》，《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第77～79页。
［参考文献］
［1］杜清娥.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J］.沧桑，2009，（5）：145～147.
［2］于庆娟.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J］.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8，（8）:89～91.
［3］刘华初.再反思后现代史学[J].理论界，2009，（4）：120～121.
［4］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0，（1）.
［5］Robert F.berkhofer,Jr.著，邢立军译.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现代历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0-0014-03
作为在历史哲学发展历程中石破天惊、最为颠覆性的历史哲学思想，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对于整个历史哲学是一次极大的冲击。它质疑历史的进步，颠覆了长久以来公认的历史理性，对“大写的历史”嗤之以鼻，反而转向“小写的历史”，关注那些正统史学所忽视的细枝末节，否定长久以来历史学家试图完整拼凑的历史图像。所有这些观点对于历史学来说都是极大的冲击。因而自从它提出的那一天起，便不断地受到传统史学的猛烈抨击，甚至称其为“对历史的谋杀”。但是，由于其本身所走向的绝对极端性以及对于诸如“欧洲中心论”等观点的致命打击，后现代史学观必然无法被史学家所忽视。
作为一个席卷大部分文化领域的学说或流派，后现代主义在定义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后现代阶段的基本特征，即西方社会现在已经进入后现代阶段， 而体现这一阶段的思想就是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西方社会的理论表达；二是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立场。具体地说，它就是针对现代社会或者说针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立场，一种边缘化文化。如果站在后一种理解方式上来看的话，在此所形成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大致有以下几点表现：
一、对于历史客观性、进步性的怀疑
对于历史真实性的怀疑，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历史学最大的冲击。长久以来，作为历史学家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工作莫过于还原历史真相，在史料以及相关发掘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在此基础之上，历史学家根据所还原的历史，演进出历史发展规律，在承认历史进步性的前提上给予今天重大的借鉴作用。兰克在《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写下了他最有名的一句话：“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 可本书并不敢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 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实的真实情况而已。”①这句话奠定了客观主义史学，甚至整个传统史学的根基。
但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此进行了彻底否定。他们首先对于历史学家所还原的历史真实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所谓客观的历史只不过是编纂史料的历史学家想要告诉我们的。而现代的历史学家更是根据史料做出了自己想要的解释。因而，所有的历史都是作者本人创造出来的。我们观察到的对象，相对应的也就是这种历史再现本身，而不是历史过去的真正现实。因而，对于历史，后现代主义就持有一种“文史相同”的态度。在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作《元史学——19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一书中，海登·怀特便明确认为，史学是情节化模式领会和组织材料的统一体。情节化赋予历史过程意义和脉络，而意义和脉络是由史学家的创造工作施加于史料之上的，一次史学家的工作和小说家、戏剧家的并无本质不同。②基于这一点，历史学家们所提出的站在客观历史之上对于历史进行脉络性的、规律性的总结便是无稽之谈。怀特指出：“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越多就越不容易对其加以概括。”③尼采说，如果历史学家的理论概括亦可作为规律的话，那么“历史学家的劳作就失去了意义，因为当把模糊的和不确定的部分排除之后，这些概括中残留的真理就只不过是最普遍的知识了”。
这种逻辑的下一步便是对于历史连续性、进步性的质疑。后现代主义怀疑进步、否认连续，反对人为的强加给历史方向性、目的性的确定论，认为过去构不成通往今天的桥梁和通道，今天不过是过去在偶然的情形下的碰巧结果。过去和今天不存在任何现代历史学赋予它的任何联系。利奥塔便明确提出实例以佐证他的观点，即奥斯威辛集中营将整个犹太民族加以消灭这种现代罪行完全摧毁了人们关于历史进步的信念。而在福柯看来，历史阶段就是一种不断重复上演的戏剧，其主题是“统治”，其主要场面是“权力形式”的表演。所谓历史进步只是一种权力仪式的统治形式变为另一种权力仪式的统治形式。④而在传统史学中，脱离了进步性和连续性，历史便无法被称之为历史，这种情况下的史学也无法被称之为历史研究。将历史和文学等同，意味着完全抹杀了历史科学性的一面，纯粹将其作为艺术创作来看待。
二、多元化、去中心理论
传统史学哲学中，习惯用二元论和中心论的观点来设定架构，在此架构中，必然有二元对立以及其中一方处于决定地位的中心，另一方则是被决定的边缘。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现代化理论，更是将这种观点推向了极致。这种理论相应地在历史上产生的便是诸如“欧洲中心论”等的史学观点。而后现代主义则解构了这种因素，主张多元论和去中心论，认为各个地区的历史有自己的中心，或者根本没有中心。⑤萨义德的《东方学》中，便明确地提出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以西方观点强制套用于东方，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结果。这对于传统史学观念中历史的趋同性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而这种多元化、去中心理论不仅仅限制在历史地理学的范畴之内，它事实上被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们扩大到历史研究的每一个方面。福柯便将其历史研究的方向关注于一些边缘的领域，例如性史、监狱史以及精神病史等领域，藉此打开传统正史的大门，将更多领域的之前历史学家所忽视的历史领入了研究的大门。史学不应该只是某一种史学的天下，这必然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而当这种观点和之前所述的“文史不分”的观点相结合后，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们事实上将这种多元化的观点同样纵向地向历史上方推深，以往被认为是神话、传说因而被史学家所摒弃的观点重新被后现代主义史学家所审视，并作为历史史料进行严谨对待。通过对他们的解读，试图扩大整个历史范围，增加研究历史的途径。
三、对于文本理解方式的重新解读
历史学建立在解读基础之上。这种解读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历史学家对于历史文献的解读；第二，读者对于历史著作的解读。读者通过阅读，解读出历史学家著作中反映的历史真相。传统的诠释学在此之上可以简单地认为是建立在为了使读者比作者更好地理解的基础之上，但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家对于这种理解方式进行了近乎革命式的变革。海德格尔明确提出，读者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实际上把自己的向往寄托在所阅读的作品中，并且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期望投射到被阅读的对象上。由于每个读者的社会位置、世界位置的不同，相应的这种投射也就极大程度地影响了每个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⑥每个读者事实上并不是通过阅读获得作者的思想，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以自己的方式理解作品。而作者的使命在其写作结束的一刻便已结束。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语言来讲，读者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便是所谓诠释的过程，而这一个包含了“理解”的过程构成了所有历史文本，即史料。
构建上述的诠释体系，必然需要语言脱离出传统的仅仅是记载工具的框架，重新为其定义。后现代主义并未忘记这一点，甚至说，后现代主义对于历史的真实性的质疑，以及后续的一系列理论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他们认为语言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具有语法结构的组织系统，语言不是连接意义的手段和单元，相反，意义是语言的功能，或者说人无法用语言表达他的思想，而是语言决定了人之思想。这种情况之下，作者的作品并不是阐述其思想，而是由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将自我的精神映射与语言的自我含义结合后所理解到的。
由于解构了关于历史认识的基本前提，否定了文本背后的历史事实，认为无法还原历史，同时建立多元化、去中心化的概念，重述解释语言的诠释方式。这些行为对传统史学来说是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直到现在仍旧十分巨大。而必须要看到的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并不是可以简单地通过一分法判断出其是好是坏。尤其是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高潮之后，如何理性地认识到它对于历史学发展前进的方向性帮助，更是重中之重。在此，笔者就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观点的积极作用提出一些自己的认识。
首先，必须看到的是，即使后现代史学中关于历史真实性、进步性的否定事实上使得人们研究历史的意义，也就是还原史实这一点完全丧失，但是另一方面，后现代史学从另外的角度重新打开了历史研究的大门。长久以来，历史往往被认为是某些具有决定性事件的发生所决定的，而后现代史学抛开这一点，关注点扩大到历史上的每一件事。这就给予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历史研究的问题。以往被人们所忽视的“小事件”是否如人们给予它的名称那样真的只是历史重大事件的陪衬者？如果接受传统史学中的重大事件论，我们长久以来所关注的历史事件是否真正属于重大事件？所有这些反思可能由于历史材料等众多因素的限制得到很少甚至没有答案，可是这种提醒方式有利于我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避免掉入某些构架好的但事实上却错误的逻辑陷阱，更加清醒地看到自己所研究的历史，对它们作出正当的评判。
其次，后现代史学认为史学等同于文学，这走向了历史学艺术化的一个极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学著作的创作同样需要艺术性的文笔。长久以来，秉笔直书的历史往往生涩而简单。这种创作方式表面上看起来公允不偏，未将作者的个人色彩带入其中，但是事实上这些史料在选择过程中便已受到作者个人的影响。此外，这种书写方式大大地限定了历史的思考范围。人作为历史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长久以来被忽视了其自身所具有的主观性、情绪性，仅仅作为历史的参与者而存在。而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历史文学性的一面，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家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历史研究拓展到历史的某些主观性中，在历史著作中加入对当时人物的心理进行猜测性的描写。在此，必然会有人认为这种行为使得历史脱离了它自身的严谨性和科学性。但是，事实上，这种扩大化的描写不仅没有缩小历史的科学性，反而一定程度上丰满了原本的历史，使得整个历史真相得到更好地还原。至于对历史猜测的质疑，这本身并不对历史科学性有多大的影响。每一门科学都应该允许猜测的存在以预示其前进方向。这种猜测是有利于历史事件解释多元化，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本身。当然，所有这一切必须建立在历史学已有史料基础上。如果仅仅按照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观点去撰写历史著作，那么这就完全不属于历史创作，而是走向了文学。
第三，后现代主义史学否认中心论，提倡多元化，这些观点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发展而愈发显现得有意义。跳出传统的二元论，不仅仅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一种文明，更能使我们对不同的历史进行单独的归纳总结，从而更好地在不同文明的对比过程中寻求历史的规律性。后现代主义使我们看到，传统的生搬硬套的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文明。如果没有按照一个地区的情况综合考虑，从其自身之中提取出其独有的历史规律，而是试图将其历史规律趋向于某种观点，便不免使得人们有生硬之感。例如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等人按照西方模式将东方历史同样划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段，从而深入地引发出中国近世的开端问题。这种强制的套用模式便不免使得人们觉得生硬而疑惑。这事实上是忽视东亚自身规律模式的行为。后现代学者们也明确提出东方和西方并不属于一个文化体系，从而从根本上对这种观点发起了进攻。只有在提取出某一地区特定的历史规律之后，再进行横向对比，方能真正地总结出历史的规律性，发挥历史真正的借鉴、预示、警醒作用。
后现代主义史学提倡的多元化，则同样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启示。这种多元化除却上文所论述的中心多元化，还有历史方向多元化。也就是说，注重某些小的方面的历史研究，认为社会的每一个方方面面都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这种观点不仅扩大了历史学的视野，而且对于还原历史本身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而历史规律只有在最接近历史事实本身时方能得到显现。只有接近历史事实，所提炼出的历史规律才是有效的。
历史哲学是历史研究的方向决策者，只有在吸收每一种历史哲学的优点之后，才能在历史研究过程中获取最大的知识。虽然后现代主义离其鼎盛期已慢慢远去，虽然史学界对于其某些过于极端的观点发起了猛烈抨击，但是后现代主义史学观仍旧在历史哲学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当对其的认识回归理性化的时候，我们必然需要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从而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完整化。
［注 释］
①王晓臣：《略论后现代主义史学对西方传统史学的挑战》，《宜春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第41～42页。
②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③海登·怀特著，陈永国等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9～420页。
④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⑤英·伯恩斯、皮卡德著，张羽佳译：《历史哲学：从启蒙到后现代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⑥田甜、聂有超：《浅论后现代主义史学》，《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第77～79页。
［参考文献］
［1］杜清娥.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J］.沧桑，2009，（5）：145～147.
［2］于庆娟.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J］.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08，（8）:89～91.
［3］刘华初.再反思后现代史学[J].理论界，2009，（4）：120～121.
［4］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J］.史学理论研究，2000，（1）.
［5］Robert F.berkhofer,Jr.著，邢立军译.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