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国际金融十大新闻

来源 :国际金融研究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imafoo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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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2007年3月13日,美国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宣布濒临破产,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被引爆,危机迅速蔓延,并升级为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多家住房抵押贷款机构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甚至破产,危机还殃及许多全球知名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使其陷入流动性困境。全球大银行资产减记已超过600亿美元,预计与美国次债相关的亏损可能会高达3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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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防治中过于强调属地管理原则,面临权责不一致、激励不恰当、物资储备不充分、资源调集效率低的问题,不适合应对传染病造成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当适当强化传染病防治的垂直机制,建立"职业守门员"制度、提升疫情期间信息公开主体层级、提升物资储备主体层级。同时以防治传染病为落脚点,通过强化党的领导,加强传染病防治的统一管理,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等不同力量的优势,以更高效率、更快速度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流行。
人类向自然界的延伸逐步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状态,引发了日益严峻的种际冲突。相较于传统人域冲突,种际冲突对现代法律治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囿于立法定位、规制机制等方面的构成性局限,现行法律规范不能完全解决种际冲突问题。从长远来看,只有超越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进而在种际和谐的价值导向中逐步推进现代环境法的根本性变革,才能长远实现人类与地球生命共同体之间互惠、共融的种际和谐状态。
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行动体系中,基层应急管理起着基础性作用。基层应急管理效能的提高,有赖于协调有序、运行有效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即秩序化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系。基于利益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利益关系的失衡和冲突是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系失序的根源,进而影响到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运行效能。重构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系的秩序,应在常态治理和应急管理两个系统重构协调的利益关系,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系秩序重构全局的统领,在制度机制层面确立基层应急管理主体的行为规范,在权力关系、权利关系和权力-权利关系层面形
我国195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卫生防疫站,1989年版《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卫生防疫机构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2004年修订后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了疾控机构的法律地位。疾控机构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应以立法授予疾控机构必要的外部职能,并明确疾控机构的法定职责与法律责任。此外,还应重构行政机关与疾控机构间的关系,理性认识疾控机构的专业性和相对自主性,以自律规范推进疾控机构的自我规制。疾控机构应依法履行行政过程中的咨询性、辅助性职能,应明确行政机关在疾控体系建设中的保障义务,行政机关应对疾控机构进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从空间视角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在时间上遭遇国内新公众参与浪潮。特别是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进程中,还未充分准备好的市域社会治理经受了全方位挑战。公众参与能力、政社互动能力、协商共治能力、回应监督能力、数据治理能力和平台运营能力等全能力建设,急需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携手、共同推进,唯有如此,市域才有机会在日常成为治理中枢,在应急时成为治理先锋。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得公众生命和健康遭受巨大损失,全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这一特大公共卫生事件中,通过对七个时间段内湖北省内外公众在风险认知、社会情绪、社会行动三个方面心理和行为认知,以及公众对信息管理、医疗物资、防护物资、生活资源供应情况评价的调查,可以全面了解疫情应急响应状态下的社会心态。这些社会心态中既存在有利于疫情防控的因素,也存在不利于疫情防控的问题,一些社会心态反映出的负向情绪问题可以在疫情防控中得到解决,一些社会心态反映出的创伤应激问题则是日后社会治理和社
亲历者口述故事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的阻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亲历者口述并非个体叙事,而是各方行动者共同参与的集体实践。通过互联网的传播,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转发、评论等,个体经验得以在特定社会语境中公开和传播,其在不断的转译过程中得以明晰,凸显为公共议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方行动者联结而形成具有共同目标的行动者网络。亲历者口述不仅生产今天的新闻文本和明天的历史记忆,它所产生的力量也正在汇聚为现实的社会行动。
建立于传统经验基础上的公共卫生防控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与保护易感人群。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社会流动加速,世界融为一体,面对新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时,考虑到隔离将要造成的巨大社会经济损失,决策者的决断更加困难,社会大众的接受更加不易。既有的防控治理体系看似严密,却难以及时有效转化为应急所需的治理能力,应对新公共卫生事件或其他重大应急事件时在现有治理体系和预期中的应急治理能力之间的差距,即为"治理滞距"。治理滞距的生成机制出自三个过程:疫病传播过程导致的辨判困难;社会过程中存在的动
面对风险社会中的公共危机,单独依靠政府系统已经无力化解,中国的风险治理不但需要举国体制的强大动员,而且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务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参与。武汉抗疫前期地方政府失灵带来的社会整体性停滞,需要韧性的社会共同体发挥重要作用。这样的社会共同体需要依托治理的完善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建立,也需要保持社会的自发性和社会自组织的空间。在这样的共同体中,社会治理应该具有韧性,需要从志愿者、社区、公益组织和慈善基金会四个方面着力建设,在举国体制下能够有效动员,在地方政府失灵时能够有效自救。
公共健康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博弈。在两者的伦理博弈过程中,政府充当了中间的利益调和者角色。个体在实现积极个人权利的过程中,如不进行正当性考察,可能会造成对公共善的实际损害(或倾向);政府为了保护公共善,促进公共健康,可能会有意或无意侵犯到公众的消极个人权利。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不同类型的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伦理博弈情境: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伦理博弈存在四大基本类型;不同职业、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月收入水平的公众对同一情境的道德态度存在差异。政府在行使权力、保护促进公共健康时,应根据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