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得公众生命和健康遭受巨大损失,全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这一特大公共卫生事件中,通过对七个时间段内湖北省内外公众在风险认知、社会情绪、社会行动三个方面心理和行为认知,以及公众对信息管理、医疗物资、防护物资、生活资源供应情况评价的调查,可以全面了解疫情应急响应状态下的社会心态。这些社会心态中既存在有利于疫情防控的因素,也存在不利于疫情防控的问题,一些社会心态反映出的负向情绪问题可以在疫情防控中得到解决,一些社会心态反映出的创伤应激问题则是日后社会治理和社
【机 构】
：
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呼和浩特010022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基金项目】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心理服务:社会治理的心理学路径”(16ZDA23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使得公众生命和健康遭受巨大损失,全国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这一特大公共卫生事件中,通过对七个时间段内湖北省内外公众在风险认知、社会情绪、社会行动三个方面心理和行为认知,以及公众对信息管理、医疗物资、防护物资、生活资源供应情况评价的调查,可以全面了解疫情应急响应状态下的社会心态。这些社会心态中既存在有利于疫情防控的因素,也存在不利于疫情防控的问题,一些社会心态反映出的负向情绪问题可以在疫情防控中得到解决,一些社会心态反映出的创伤应激问题则是日后社会治理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需要重点解决的。在信息联结下的社会个体化大趋势下,未来的社会治理应该发挥超大互联网平台的作用,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能力。
其他文献
从两极共体的角度探析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是符合阐释学的基本要义的。还可以进一步强调,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不仅是两极共体式的"共在",更多是两极共体的"冲突",冲突大于共在,有限与无限的冲突在根本上指向阐释的无限。阐释的无限不是说阐释没有客观标准,或让阐释走向过度和过界,而是指阐释的循环导致阐释无限接近真理的特征。阐释的有限与无限,揭示了阐释活动中冲突与共在的特性,也指向了阐释学中过度阐释的解决限度问题,即"共在"是冲突和无限中的"共在",过度阐释只能在阐释的有限和无限的张力中寻求解决。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出现了两种类型的劳动政策,分别为用人单位生存权"双保护"与劳动者生存权"单保护"两种类型。从立法逻辑到司法逻辑,两类生存权往往有相对固定的发展轨迹。在灾难面前,当"劳动者生存权的立法逻辑-企业生存权的司法逻辑"的历史,演变为"企业保员工-国家保企业"的现实,"单保护"的思维惯性再次受到了挑战。对生存权理论的正本清源,以及积极权利、消极权利的恰当定位,有必要从不可抗力的角度理顺生存权涉及的各种关系。特殊逻辑应当融入一般逻辑,固化为制度建设,否则,零和博弈处理不好很容易转
认识与阐释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二者的逻辑有着本质不同。认识是指人对感性客观世界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阐释是指人类基于自身的理解、领悟和体验能力,对文本世界的意义昭示与价值言说。阐释逻辑法则下的诠,有求真、证实、显原的认知特性,将特定文本时空中的作者意图和文字语义还原出来,让公众理解,最终形成共识,构成知识,成为历史性的社会文化。在阐释逻辑法则下,阐是具体文本与阐者的对话过程,具有无限开放多元的特征,正态分布的有效区间性是阐的重要逻辑法则。然而,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相对稳定、平衡、有效的阐的正
在全球风险社会与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双重语境下,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步加剧。非传统安全威胁应对过程中按"安全化"程度可以分为"常态危机"与"非常态危机"两种。"非常态"均与超常、偶发、例外相关。常态危机是可防可控的"普通紧急状态",非常态危机是难防难控的"例外紧急状态"。由于"安全化不当"所引发的非常态危机在源起点、演变路径、演变结果、应对目标等方面均与常态危机不同,非常态危机与常态危机又是一个相互关联与转化的缠绕过程。从危机的成因识别角度看,非常态危机可分为"理念错位型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义的生物安全观要求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与现代生物技术息息相关的公共安全问题,这为我国生物安全的法治保障划定了调整界限。在此基础上,我国生物安全立法的价值定位应立足于回应风险社会挑战,坚持风险预防原则和谨慎发展原则。从风险预防原则和谨慎发展原则的视角来看,科技安全和生态安全是生物安全体系最主要的两方面内容。其中,科技安全保障应以人文关联补足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生态安全保障则应以保障总体国家安全为主旨,更加重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及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的积极应对。
传染病防治中过于强调属地管理原则,面临权责不一致、激励不恰当、物资储备不充分、资源调集效率低的问题,不适合应对传染病造成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应当适当强化传染病防治的垂直机制,建立"职业守门员"制度、提升疫情期间信息公开主体层级、提升物资储备主体层级。同时以防治传染病为落脚点,通过强化党的领导,加强传染病防治的统一管理,充分发挥政府、社会等不同力量的优势,以更高效率、更快速度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流行。
人类向自然界的延伸逐步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状态,引发了日益严峻的种际冲突。相较于传统人域冲突,种际冲突对现代法律治理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囿于立法定位、规制机制等方面的构成性局限,现行法律规范不能完全解决种际冲突问题。从长远来看,只有超越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进而在种际和谐的价值导向中逐步推进现代环境法的根本性变革,才能长远实现人类与地球生命共同体之间互惠、共融的种际和谐状态。
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行动体系中,基层应急管理起着基础性作用。基层应急管理效能的提高,有赖于协调有序、运行有效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即秩序化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系。基于利益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利益关系的失衡和冲突是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系失序的根源,进而影响到基层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运行效能。重构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系的秩序,应在常态治理和应急管理两个系统重构协调的利益关系,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基层应急管理主体关系秩序重构全局的统领,在制度机制层面确立基层应急管理主体的行为规范,在权力关系、权利关系和权力-权利关系层面形
我国195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卫生防疫站,1989年版《传染病防治法》规定卫生防疫机构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2004年修订后的《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了疾控机构的法律地位。疾控机构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应以立法授予疾控机构必要的外部职能,并明确疾控机构的法定职责与法律责任。此外,还应重构行政机关与疾控机构间的关系,理性认识疾控机构的专业性和相对自主性,以自律规范推进疾控机构的自我规制。疾控机构应依法履行行政过程中的咨询性、辅助性职能,应明确行政机关在疾控体系建设中的保障义务,行政机关应对疾控机构进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从空间视角提出的市域社会治理,在时间上遭遇国内新公众参与浪潮。特别是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进程中,还未充分准备好的市域社会治理经受了全方位挑战。公众参与能力、政社互动能力、协商共治能力、回应监督能力、数据治理能力和平台运营能力等全能力建设,急需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携手、共同推进,唯有如此,市域才有机会在日常成为治理中枢,在应急时成为治理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