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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当然是文字的伴生品，尽管它透露出的无疑是语流语气的变化，但也终究是错落在文字之间的标识。
本土的古籍其实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标点，虽然谁也不可能憋着一口气读完哪怕是体量并不算大的一段文字，阅读进行中自然是要有所停顿的，断句在所难免，但这个颇富技术含量的工作，却是需要阅读者自己来做的。这样的局面也许事出有因，尽管这原因后人只能猜测，但这不能不说是本土典籍文献的一个短板。如果观照西洋的情况，这个短板其实也并非本土独有。
诚然，较早的甲骨卜辞有时用分行或隔离来表示停顿，只是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出土的帛书和汉简中，也存在若干句读符号，但却谈不上系统，后人读起来，有些还是颇费猜详的。更要紧的是，成卷册的文献典籍中，并没有这样的符号，因此古人的文化学习，断句是读书的基础。《礼记·学记》上记载：“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玄解释说：“离经，断句绝也。”汉朝的何休也提到：“援引他经，失其句读。”高诱则自述年少时跟从本县做过官的先生学习句读。假如文献典籍甚至蒙学课本上已有了句读符号，便无所谓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也没必要请先生授业句读，离经云云，也不需考校了。
不过句读既然可以学习，有所标记也是必然的，所以《说文》中已经对相关符号予以解释，譬如“ヽ，有所绝止， ヽ而识之也”。这当然说明句读的符号斯时已然存在，但毕竟属于需要普及的知识，否则便无须用工具书进行阐释。汉朝人所谓的句读，句自然表示一句终了，读字音逗，含有停顿的意思，今天也还有逗留的用法，因此用它表示句中的停顿。唐代的韩愈在著名的《师说》里提到句读之不知，意味着前代习惯的依旧。清人指出，圈点之法，唐人已有，而到了宋人则开始盛行。宋代虽然已经相对广泛地使用句读符号，但宋元时代出版的书籍，特别是儒家的经书，一般还是不加句读。所以《三字经》云：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句读和训诂一样，还是要在老师的指点下才能明了。当然，句读符号除了教学使用，校勘也需利用。岳飞的孙子岳珂在《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说：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或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元人的《古今韵会举要》说：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诵读，谓之读。其实，类似的辨识性论述，唐代沙门湛然早有先着，只是他所谓经文，却是宗教文献，由此也可见这种忽略句读符号的文本习惯，一直普遍延续。
这样看来，句读实在是诵读或者校勘经典文献时使用的符号，属于经典文献学习和阅读以及抄书复制时的辅助。虽然宋刻本也有仿照校书式印上圈点的，但仍不多见。倒是元明的刻本小说，多有句读圈点，一些戏曲和蒙学读物也采用这种方法，足见句读虽然是离经的基本，但却非“高大上”的手段，正经的典籍自视“傲娇”，不屑于此，只有实在绕不过去的校勘才略略让步。
句读的符号，写法比较驳杂，得到认同的相对规范写法，以断开句子的“ヽ”和标记句子终了的“。”最为流行，但具体用法以及大小并不一致，因而并未能循序发展成一个统一规范的体系，不但未必使用，即便使用也缺乏定规。《韵会举要》曾提到秘书省校书式，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点于字之中间。类似说法宋人其实已有，想来属于官方的格式。但之所以不懈强调，想见是缺乏影响力的。即便到了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一律只有一个“。”，京师同文馆刊印总教习丁韪良编写的《格物入门》，则是一“ヽ”到底，在符号使用上，两者都算是句读不分。明代的刻本小说还有人名号和地名号，前者是人名右边加一条直线，后者则是在地名右边加两条直线。之所以在右边，则是因为旧典籍向来是竖排的。这两种符号看起来是为文化程度不高的说书人和读书人提供略嫌初级的便利，但对后世已经大异其趣的读书情状而言，却有着十分要紧的意义。因为古代的许多人名地名对缺乏学术训练的后世读书人而言，已经显得陌生，尤其是简化字施行以来，这一点更被放大，不大不小地影响了对典籍文献的阅读。
相对至迟见诸汉代的句读，标点二字略为后起，始见于宋代，《宋史·何基传》载：“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诚然，其中的标点实际便是句读的符号，即所谓旧式标点。
至于和它对应的新式标点，则是清末遭际千年大变局，国门开放，引进西学，模仿西洋书写习惯的借用。清末同文馆学生张德彝，跟随使团出访欧美，以“述奇”的眼光向国人介绍了西洋的标点符号。早期著名的翻译家严复，1904年曾有《英文汉诂》行世，应当是最早应用外国标点于汉语著作的中国人。《科学》和《新青年》等著名刊物对此则起到了助推乃至定制于一的重要作用。毕竟，就西学而言，起码科学领域的诸门类，是传统句读根本招呼不了的。正如《科学》杂志所云：奥理新义，多非中土所有，西人以浅易句读文字为之，读者犹费思索，若吾人沿旧习，长篇累牍，不加点乙，恐辞义之失于章句将举不手举矣。
庚款生胡适凡三昼夜始成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撰写于1915年七八月间，发表于次年1月的《科学》杂志。可以说，就本土新式标点而言，该文具有奠基意义，它的贡献，首先是提出了划分句读符号（点号）和文字符号（标号）两大系统的初步设想，又阐明了标点符号在书面语中的重要地位，最难能可贵的是制定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符号系统，并对各类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逐个条析。1919年，胡适联名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并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议决，1920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正式颁行。这个议案列出的符号包括句号、点号、分号、冒号、问号、惊叹号、引号、破折号、删节号、夹注号、私名号、书名号计12种。
这些符号在“五四”之后，逐渐普遍应用。应当说，新式标点的使用，对白话文的推广和使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相比西洋标点，本土的新式标点略有几处不同。譬如，句号用“。”而不用“.”，这是为了醒目；引号用『』和「」而不用“”和‘’，这是为了适应竖排文字的特点，依照日本的用例而加以变通的。西洋文字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开头用大写字母表示，汉字没有这种标记，于是设立私名号和书名号，其中当然有对之前句读符号的借鉴。 当下实行的《标点符号使用法》，是1951年重新公布的，包括14种符号，相较1919年的方案，增加了顿号和着重号，同时把点号、惊叹号、删节号、夹注号和私名号，改称逗号、感叹号、省略号、括号和专名号。
由于文字竖排改横排之类的原因，上述规定又做了若干修改和补充，譬如横排时引号改用“”和‘’，书名号用《》和〈〉，增加间隔号·，用在两字中间，表示人名中的音界，也用在书名和篇名中间。此外，一些符号的用法也扩大了范围，譬如，破折号也用来表示时间、地点、数目的起止，或者用来表示人或事物之间的关联，所以又被称为连接号，甚至声音的延长也可以用它表示，而断续声音的表示则可以用……，这算是标点符号张力的表现。1996年起实施的国家标准，标号就增加了连接号和间隔号。自然，有的符号在使用过程中逐渐退隐，譬如专名号，它的使用意义如前所述，但为了排版的简化而遭到弃用，起码在典籍文献的阅读上，增加了难度，虽然繁体竖排的古籍整理依然采用它，但用作普及文本的简体横排，面向的是古文水准初级的受众，印量巨大，弃用它的后果便愈发昭彰了。
尽管本土的新式标点借自西洋，但实际上，西洋的文献也曾同样存在难以断句的窘困。生活于1450—1515年间的意大利人马努提乌斯，以语法原则取代诵读原则，制定逗号、分号、冒号、句号、问号五种印刷标点，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其家族在百年间出版近千种图书，行销欧洲各地，这几种基本标点也为欧洲各语种普遍采用，逐渐形成各自的标点体系。而英语的标点则是直到18世纪晚期才臻于完备。
这便愈发有趣起来。人类在很久之前的古代便创造出包括文字在内的璀璨文明，相较文字体系，标点符号简直是太过简单的事情，但系统的标点符号诞生，比之复杂而完备的文字，却远远滞后，降临何其晚矣。而这种迟滞的情状，东西方竟然都未能免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量的吊诡。诚然，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辅助，标点是语言附着于书面之后的次一级派生，的确不是文字必须具备的核心要素，尤其在文字产生的早期，更是如此。而文明的师授传承，也果然可以令标点的存在感遭到忽略，起码不足以有系统化的刚需，本土的句读便是例证。不过，当文字从精英阶层的专属普及为大众的分享，遭到忽略的标点便会愈来愈诱发文字阅读的歧义和误解，这也是成熟的书面语言必须决然面对的坚硬实在。这姑且可以算是对上述吊诡的一种解释吧，尽管未必得当。
本土的古籍其实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标点，虽然谁也不可能憋着一口气读完哪怕是体量并不算大的一段文字，阅读进行中自然是要有所停顿的，断句在所难免，但这个颇富技术含量的工作，却是需要阅读者自己来做的。这样的局面也许事出有因，尽管这原因后人只能猜测，但这不能不说是本土典籍文献的一个短板。如果观照西洋的情况，这个短板其实也并非本土独有。
诚然，较早的甲骨卜辞有时用分行或隔离来表示停顿，只是这种情况并不普遍。出土的帛书和汉简中，也存在若干句读符号，但却谈不上系统，后人读起来，有些还是颇费猜详的。更要紧的是，成卷册的文献典籍中，并没有这样的符号，因此古人的文化学习，断句是读书的基础。《礼记·学记》上记载：“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郑玄解释说：“离经，断句绝也。”汉朝的何休也提到：“援引他经，失其句读。”高诱则自述年少时跟从本县做过官的先生学习句读。假如文献典籍甚至蒙学课本上已有了句读符号，便无所谓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也没必要请先生授业句读，离经云云，也不需考校了。
不过句读既然可以学习，有所标记也是必然的，所以《说文》中已经对相关符号予以解释，譬如“ヽ，有所绝止， ヽ而识之也”。这当然说明句读的符号斯时已然存在，但毕竟属于需要普及的知识，否则便无须用工具书进行阐释。汉朝人所谓的句读，句自然表示一句终了，读字音逗，含有停顿的意思，今天也还有逗留的用法，因此用它表示句中的停顿。唐代的韩愈在著名的《师说》里提到句读之不知，意味着前代习惯的依旧。清人指出，圈点之法，唐人已有，而到了宋人则开始盛行。宋代虽然已经相对广泛地使用句读符号，但宋元时代出版的书籍，特别是儒家的经书，一般还是不加句读。所以《三字经》云：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句读和训诂一样，还是要在老师的指点下才能明了。当然，句读符号除了教学使用，校勘也需利用。岳飞的孙子岳珂在《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说：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或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元人的《古今韵会举要》说：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诵读，谓之读。其实，类似的辨识性论述，唐代沙门湛然早有先着，只是他所谓经文，却是宗教文献，由此也可见这种忽略句读符号的文本习惯，一直普遍延续。
这样看来，句读实在是诵读或者校勘经典文献时使用的符号，属于经典文献学习和阅读以及抄书复制时的辅助。虽然宋刻本也有仿照校书式印上圈点的，但仍不多见。倒是元明的刻本小说，多有句读圈点，一些戏曲和蒙学读物也采用这种方法，足见句读虽然是离经的基本，但却非“高大上”的手段，正经的典籍自视“傲娇”，不屑于此，只有实在绕不过去的校勘才略略让步。
句读的符号，写法比较驳杂，得到认同的相对规范写法，以断开句子的“ヽ”和标记句子终了的“。”最为流行，但具体用法以及大小并不一致，因而并未能循序发展成一个统一规范的体系，不但未必使用，即便使用也缺乏定规。《韵会举要》曾提到秘书省校书式，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点于字之中间。类似说法宋人其实已有，想来属于官方的格式。但之所以不懈强调，想见是缺乏影响力的。即便到了清代，阮元的《十三经注疏》一律只有一个“。”，京师同文馆刊印总教习丁韪良编写的《格物入门》，则是一“ヽ”到底，在符号使用上，两者都算是句读不分。明代的刻本小说还有人名号和地名号，前者是人名右边加一条直线，后者则是在地名右边加两条直线。之所以在右边，则是因为旧典籍向来是竖排的。这两种符号看起来是为文化程度不高的说书人和读书人提供略嫌初级的便利，但对后世已经大异其趣的读书情状而言，却有着十分要紧的意义。因为古代的许多人名地名对缺乏学术训练的后世读书人而言，已经显得陌生，尤其是简化字施行以来，这一点更被放大，不大不小地影响了对典籍文献的阅读。
相对至迟见诸汉代的句读，标点二字略为后起，始见于宋代，《宋史·何基传》载：“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诚然，其中的标点实际便是句读的符号，即所谓旧式标点。
至于和它对应的新式标点，则是清末遭际千年大变局，国门开放，引进西学，模仿西洋书写习惯的借用。清末同文馆学生张德彝，跟随使团出访欧美，以“述奇”的眼光向国人介绍了西洋的标点符号。早期著名的翻译家严复，1904年曾有《英文汉诂》行世，应当是最早应用外国标点于汉语著作的中国人。《科学》和《新青年》等著名刊物对此则起到了助推乃至定制于一的重要作用。毕竟，就西学而言，起码科学领域的诸门类，是传统句读根本招呼不了的。正如《科学》杂志所云：奥理新义，多非中土所有，西人以浅易句读文字为之，读者犹费思索，若吾人沿旧习，长篇累牍，不加点乙，恐辞义之失于章句将举不手举矣。
庚款生胡适凡三昼夜始成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撰写于1915年七八月间，发表于次年1月的《科学》杂志。可以说，就本土新式标点而言，该文具有奠基意义，它的贡献，首先是提出了划分句读符号（点号）和文字符号（标号）两大系统的初步设想，又阐明了标点符号在书面语中的重要地位，最难能可贵的是制定了一套相对完备的符号系统，并对各类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逐个条析。1919年，胡适联名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并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议决，1920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正式颁行。这个议案列出的符号包括句号、点号、分号、冒号、问号、惊叹号、引号、破折号、删节号、夹注号、私名号、书名号计12种。
这些符号在“五四”之后，逐渐普遍应用。应当说，新式标点的使用，对白话文的推广和使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相比西洋标点，本土的新式标点略有几处不同。譬如，句号用“。”而不用“.”，这是为了醒目；引号用『』和「」而不用“”和‘’，这是为了适应竖排文字的特点，依照日本的用例而加以变通的。西洋文字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开头用大写字母表示，汉字没有这种标记，于是设立私名号和书名号，其中当然有对之前句读符号的借鉴。 当下实行的《标点符号使用法》，是1951年重新公布的，包括14种符号，相较1919年的方案，增加了顿号和着重号，同时把点号、惊叹号、删节号、夹注号和私名号，改称逗号、感叹号、省略号、括号和专名号。
由于文字竖排改横排之类的原因，上述规定又做了若干修改和补充，譬如横排时引号改用“”和‘’，书名号用《》和〈〉，增加间隔号·，用在两字中间，表示人名中的音界，也用在书名和篇名中间。此外，一些符号的用法也扩大了范围，譬如，破折号也用来表示时间、地点、数目的起止，或者用来表示人或事物之间的关联，所以又被称为连接号，甚至声音的延长也可以用它表示，而断续声音的表示则可以用……，这算是标点符号张力的表现。1996年起实施的国家标准，标号就增加了连接号和间隔号。自然，有的符号在使用过程中逐渐退隐，譬如专名号，它的使用意义如前所述，但为了排版的简化而遭到弃用，起码在典籍文献的阅读上，增加了难度，虽然繁体竖排的古籍整理依然采用它，但用作普及文本的简体横排，面向的是古文水准初级的受众，印量巨大，弃用它的后果便愈发昭彰了。
尽管本土的新式标点借自西洋，但实际上，西洋的文献也曾同样存在难以断句的窘困。生活于1450—1515年间的意大利人马努提乌斯，以语法原则取代诵读原则，制定逗号、分号、冒号、句号、问号五种印刷标点，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其家族在百年间出版近千种图书，行销欧洲各地，这几种基本标点也为欧洲各语种普遍采用，逐渐形成各自的标点体系。而英语的标点则是直到18世纪晚期才臻于完备。
这便愈发有趣起来。人类在很久之前的古代便创造出包括文字在内的璀璨文明，相较文字体系，标点符号简直是太过简单的事情，但系统的标点符号诞生，比之复杂而完备的文字，却远远滞后，降临何其晚矣。而这种迟滞的情状，东西方竟然都未能免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思量的吊诡。诚然，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辅助，标点是语言附着于书面之后的次一级派生，的确不是文字必须具备的核心要素，尤其在文字产生的早期，更是如此。而文明的师授传承，也果然可以令标点的存在感遭到忽略，起码不足以有系统化的刚需，本土的句读便是例证。不过，当文字从精英阶层的专属普及为大众的分享，遭到忽略的标点便会愈来愈诱发文字阅读的歧义和误解，这也是成熟的书面语言必须决然面对的坚硬实在。这姑且可以算是对上述吊诡的一种解释吧，尽管未必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