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经济持续高增长，社会发生巨大变化，而且决策机制也相应发生明显的变化，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乃至广泛民主参与决策方向转变，即从不透明决策向透明决策转变，从封闭型决策向开放型决策转变。这些决策机制的重大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日益进步，政治的日益民主，舆论的日益开放，正在呈现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正是基于中国的经济背景、社会背景和决策背景的重大变化，出现了各类决策思想库，各方面的学者都在积极的参与决策，献策献计。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在不断地推动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以及专业化，积极建言，影响决策。
　　为什么中国需要决策思想库，需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专业化呢？我认为，建国50多年来我们最大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重大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重大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只有决策机制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才能减少失误、纠正失误、避免失误。建国以来，我们先后出现三大决策失误：第一，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频繁的政治运动，直到发生“文化大革命”那场全局性的动乱，延误了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第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急于求成，多次出现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造成重大比例严重失调，被迫实行重大经济调整；第三，人口政策失误和不适当的经济政策，导致我国五六十年代人口盲目增长，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至少需要花上半个多世纪才能逐步消除。過去几十年中，如果没有发生上述重大失误，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比较顺利一些，就会更为成功一些。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损失。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里尔认为，大跃进的一败涂地，使中国在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丧失了8年时间。作者通过计算模拟在有大跃进和没有大跃进影响下，两种中国GDP增长曲线比较下来，估计大跃进引起的经济损失。按1987年不变价格计算，按对数法计算1952－1965年期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1％；按对数法计算1952－1957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6%，测算大跃进损失主要测算1957年后的实际值增长曲线与模拟曲线（没有大跃进影响）之间差别。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0年模拟曲线低于实际曲线，反映了这三年经济增长（1958年、1959年、1960年）模拟值低于实际值，属于非正常扩张；从1961年后实际曲线大大低于模拟曲线，1965年实际曲线比模拟曲线低40%，这表明大跃进损失即使在后期恢复之后仍然低于没有大跃进冲击情况下GDP损失40%。根据Y. Kwan和邹至庄先生的研究，假如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在1958年以后的增长将不同于实际发生的。其结果是1993年假设的劳均产出会是实际值的2.7倍。
　　对于上述三大决策失误，人们都做了痛定思痛的反思。例如，薄一波同志后来曾讲，1958年的“大跃进”，就是1957年整风、反右派和随后的“反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回应，大跃进本身就是经济决策跟着政治风向跑的结果。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已经把国民经济搞得“筋疲力尽”，可是1960年仍不顾当时面临的巨大困难，掀起国民经济的“继续大跃进”。“继续大跃进”带来的严重挫折，更清楚地显示了经济决策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跑带来的恶果。他认为，推进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是实施民主集中制的有效途径。
　　在三大决策失误中，毛泽东同志个人起了决定性作用，成也在他，败也在他。这是指在毛泽东时代，重大决策大都是由毛泽东同志自己个人决定的，有非常成功之处，也有重大失败之处，这是个人决策机制的重要特点。实际上，在他不少个人决策失误中，事先或事中并非没有不同意见，并非没有反对意见，有的甚至还是很强烈的反对意见，但是，这些意见受到了强制的压制，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甚至严酷的政治斗争。例如，50年代中期，马寅初等党外经济专家、人口专家就曾主张中国需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在此之前，邓小平同志曾提出类似意见，后来周恩来同志也予以肯定。但是，马寅初等人受到严厉批评，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意见也没有受到重视和采纳。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彭德怀等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但也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1967年，“文化大革命”高峰时期，谭震林等党内老同志也不同意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作法，被打成为“二月逆流”。1975年，由于邓小平不同意肯定文化革命“三七开”的提法，毛泽东不仅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反而再次把邓小平打倒。这一时期，从决策机制的角度来看，可以视为个人决策时代，因此决策失误出现难以避免，而且也无法予以及时地纠正。
　　


　　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决策机制开始由个人决策模式向集体决策模式转变。对此，邓小平同志发挥了积极的、关键性的作用。无论从他在党内长期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经验来看，还是从他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政治迫害的感受来看，都使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决策失误的根源不单是一个个人责任的问题，而是决策制度重大缺陷的问题。他曾谈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986年7月31日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同志首次提出实现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创见。他还强调：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只有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气氛中，才能才思泉涌，触类旁通，独立思考，提出真知灼见。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而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在这一时期的重大决策制定方面，除了邓小平发挥核心作用外，党的集体领导成员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也是重大决策比较成功的时期，即使有失误也得到及时的纠正，显示了决策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从决策机制上看，从“个人决策”进步到了“集体决策”。这一时期可以视为“集体决策时代”。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的决策越来越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中央领导多次表示，要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专家，重大决策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不仅有国内专家，而且还有国际方面的各类专家，使决策建立在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础上，不仅减少决策失误，而且还可以纠正决策失误。这个时期，可以视为“咨询决策时代”。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本身就是一个逐步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过程。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更加明确的提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的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这表明领导人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有赖于制度建设和制度实施，从制度上保证防止决策的随意性，从而保证防止决策失误。
　　我对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也有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的过程。1991年我在《中国：走向21世纪》中认为，我们对中国国情了解的愈多，我们的决策失误就愈少；我们对中国积极发展规律认识的愈深，我们的挫折失败就愈少。
　　我在1998年曾经讨论中国政治改革特点及方向时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政治决策机制的变革，包括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专业化，以及公共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是因为，从经济学上看，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是运用市场机制还是由政府决策，都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即信息的不完全性和风险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既可以导致市场失效，也可以导致政府失效或政策失效。之所以提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专业化，就是为了解决决策过程中的信息不完全性问题。由于中国国情复杂，各种矛盾十分尖锐，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甚大，加上外部形势变化迅速，因此我们不可能有什么英明远见，也不可能有什么灵丹妙药，这就迫切需要进一步从制度上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专业化，以保证公共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包括：建立高层智囊团或顾问委员会，就重大战略问题和政策制定问题作深入研究；改进政府政策分析机构，有效吸纳优秀人才；建立非官方的獨立的国情调查和政策考察机构及网络，专门负责收集资料，从事综合国情分析，对重大政策进行考察和评价，提供各种重要的知识信息；鼓励涉及各方面利益的公共政策的内部辩论和公开讨论，增加新闻界对公共政策讨论报道的透明度等。虽然这不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好的目标模式，但却是最为适宜的模式，它会形成中国政治改革的自身发展与演进的逻辑。
　　后来我们又进一步提出：制定《国家安全法》，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国家主席直接领导，成员包括外交、国防、安全、公安、中央银行、财政、外贸、计委、港澳台事务等关键性部门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全权负责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安全战略、纲要和实施方案，全权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突发性事件，协调各部门的行动计划。建立总理经济顾问委员会，专职对独立研究重大的经济问题，超越各部门提出重大政策设想，发布总理经济顾问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白皮书。
　　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大力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新一届政府的突出特点。2003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中，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广纳善策，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增强决策科学性，也有利于形成广泛共识，使正确的决策能够顺利得到贯彻实施。
　　实际这一作法早在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就开始实施了。从1998年2月我撰写《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第一篇国情报告之后，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吴邦国作了重要批示，而后我们又陆续为朱镕基领导的国务院提供了若干份国情报告和相关材料，我们国情报告的宗旨是“认清国情，关注民生，积极建言，影响国策”。报告集中在民生问题，内容涉及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农民收入、少数民族贫困问题、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公平问题等等。这些报告获国务院领导多次批示。我本人还先后2次参加了由朱镕基总理主持的专家座谈会，直接当面提出政策建议。在座谈会上朱镕基总理鼓励专家们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是争论，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自温家宝担任新一届总理之后，我先后两次参加由他亲自主持的专家座谈会，温总理对我们提供的国情报告及资料作了多次批示。我还先后参加了由中央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同志主持的两次廉政建设座谈会，直接陈述建立国家廉政体系、遏制腐败蔓延的建议。
　　2003年4月13日在“非典”时期我执笔撰写了《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一文，次日上报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这是较早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递交的有关如何处理SARS危机的报告，提出九点建议，后来也陆续被采纳。到6月底我们已经连续编发了32份关于“非典”的研究报告，密集性地向决策者提供决策信息、决策知识、决策建议。
　　一个学者最主要的贡献是对国家与人民的知识贡献。2000年我和邹平合著的《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研究》，详细阐述了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同年我和邹平同志曾向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议，以人为本应成为制定“十五”计划及长远规划的指导思想。这一研究为我们提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奠定学术基础。正是在SARS危机时刻，我于2003年6月17日参加了由温家宝总理主持“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促进积极与社会协调发展”专家座谈会，并当面向温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陈述了这一思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7月21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我的文章：“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值得高兴的是，不久之后这一提法正式写入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之中。如果没有决策机制的重大变化，我们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结果。
　　如果说“两弹一星”搞的是物质原子弹的话，好的决策知识和公共政策则是精神原子弹，关键是要把精神原子弹变成物质原子弹。当学者提供具有“公共知识”性质的知识时，才会对社会产生影响；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形成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政策时，才会强有力地影响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仅仅是形成某些学者个人的认识和见解还不行，必须要主动地影响决策者，成为决策者的共识，进而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才能使人民受益、社会进步。我把这一过程称为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知识贡献的过程。从历史的高度和历史的评价来看，要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学者，就一定要以知识来引导社会潮流，推动社会观念变革，进而推动社会发展。
　　同时，在一个民主化程度愈来愈大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者。这取决于你是否获取了全球最新的知识，取决于你对人类已有的最好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取决于你对这些知识的本土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不同于马寅初等老一代学者的经历和遭遇，我们这一代学者有幸赶上了这个时机，进入了这个人类最大规模的改革与发展的时代，能以知识的获取、创新、传播和交流为社会作贡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