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是难以忘怀的。此刻我正在欣赏石涛的《杜甫诗意册》，并不是原作，而是一本高仿的复制品，印工极佳，仿旧如旧，令人把玩不已。原作为美国纽约一位华人收藏家收藏，去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在纽约拜访了这位收藏家，他拿出收藏的许多古今名迹给我看，让我大饱眼福。我们一边看一边聊，忘乎所以，等到感觉稍有倦意的时候，一看时间，已经是第二天早晨四点一刻了—这本册页的原作我就是那个晚上欣赏的。前不久这位收藏家到了北京，晤面的时候他从包里取出复制的《杜甫诗意册》送我，令我惊讶和欣喜。艺术何以乐人？无非让人交头接耳、会心一笑。三百年前作画，三百年后读画，在时间的隧道里，只“嘀嗒”一秒，没有古今??
　　石涛是明宗室后裔，生活在由明入清、由乱而治的社会动荡时期，这份本来可以引以为骄傲的皇族血统，因为生不逢时，带给他的是颠沛流离。父亲朱亨嘉在崇祯皇帝煤山自尽后，因为僭越皇权自称“监国”，结果没有殉身抗清斗争，而是死于皇族内部的倾轧。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年仅3岁的石涛被清兵和南明小朝廷双重追杀，幸好有忠实仆臣的救护循入佛门。童年的石涛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但是谁也不曾想到，他的才华那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苦瓜和尚走天下，历宣城、南京、扬州、北京，复又扬州，弘法、交友、画画，步履过处，既是行踪也是画迹，构成了他传奇而丰富的一生。而其绘画依行踪嬗变，早年、中年、晚年各有风貌，其为人所喜爱，不必说今日，即便当时，如果谁得一卷宋元旧纸，便会想到请“苦瓜和尚”作一幅画。
　　这本册页纸本设色，十开，各纵13.5厘米，横20厘米，以杜甫诗意绘山水，淡雅疏逸，朗朗有神，画得极为空灵。册页是石涛擅长并且喜欢的一种绘画样式，他的许多优秀作品就是藉册页而流传后世的。《杜甫诗意册》未署年款，不署年款在石涛作品中时有所见，这对石涛作品创作年代的确定带来困难。但是，石涛绘画不同时期面貌有所不同，比如构图，中晚年与早年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有专家归纳，石涛早年山水多以“一层地、二层树、三层山”即所谓“三叠式”构图，中年尤其接近晚年的时候，则如今日摄影之特写，先拉近焦距，然后取其最美丽的风景加以表现。再比如署款，他一生名号众多，署在画上甚至让人分不清记不住，以至有人曾拿他和八大山人作比较：同为明宗室后裔，都曾经出家做和尚，并且都以画名世，为什么八大山人被人记得更清楚？就是因为八大山人早年仅以“个山”、“驴”等极少几个名号署款，后来更是只署“八大山人”一款而已，而石涛署在画上的名号至少有一二十个。不过尽管如此，这中间还是可以找出些许区别。石涛有的名号一生沿用，有的则有明确的时段性和地域性。再者这些名号并非都是同时产生，其中一些有先有后，比如“瞎尊者”、“清湘老人”、“头白身犹不识字”等等，就是石涛40岁出头才使用并且沿用到晚年（石涛很早就称自己为老人，40岁出头在画上就钤“清湘老人”印）。而“大涤子”、“清江后人”、“清江后人大涤子阿长石涛”等等则为其晚年或者刚刚步入晚年的时候开始使用。这套册页构图是“焦点透视”，取景“以偏概全”（也有几幅全景构图），是拉近了焦距看风景，显然为其中年近于晚年时期的风格。再看署款，通册未署笔款，题了杜甫诗句之后仅钤印款，其中就有“清湘老人”、“头白身犹不识字”那几方他中年并沿用到晚年的印章。所以这套册页是石涛中年以后近于晚年的作品，从笔墨风格看，这一判断也能够成立。
　　关于这本册页，值得说的还有它的递藏。石涛的作品在民国的时候为许多藏家所争藏，争藏的中心在上海，其中尤以张大千和程龄孙最为著名。张大千崇拜石涛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他从石涛的作品中汲取了许多营养，形成了自己的面貌。他很会卖画，很会赚钱，一方面委托北京琉璃厂清秘阁书画店代理他的作品，另一方面又不断在北京、上海等地开画展，然后把赚来的钱大量用于四处搜寻、购藏历代名迹，石涛就是他的收藏重点。他请方介堪刻有一方著名的收藏印叫“大千居士供养百石之一”，其中的“石”就是石涛，可见他收藏石涛的规模。今天他收藏的石涛已经散佚各方各家，但是张大千收藏石涛是一个记录，这方印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程龄孙与张大千不一样，他是安徽歙县人，子承父业，经商沪上，是著名的徽商，也是当年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巨商之一，有“地皮大王”之称。徽商自来有一个传统——重视文化，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注重收藏。将赚来的钱部分用于购藏文物艺术品，在装点居家的同时也变换了资产的形态，当年许多徽商是有这个意识的。当然，他们不仅购藏书画，也购藏明式家具和瓷玩杂项——这就是为什么自晚明至民国，在安徽屯溪、歙县一带的白壁黑瓦马头墙的院落里聚集了那么多文物艺术品的原因，虽然只是居家，那些院落的布置却比我们今天的博物馆还美。程龄孙是歙县人，他的书画收藏以新安画派、黄山画派诸名家为主，而石涛与黄山、与新安画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本身就是黄山画派三巨人（另二人为梅清和渐江）之一，所以收藏石涛是他的重点。他曾辑印《石涛题画录》五卷、《新安程氏收藏吉金铜器影印册》一卷，并且统一装裱他收藏的书画作品。他装裱书画很富派，地杆轴头连为一体，都是紫檀或者酸枝红木做成，两端阴刻斋名等文字。所以程龄孙收藏的书画拿在手里特别沉，而一上墙，垂地自然，很挺拔。可惜程龄孙后来摊子铺得太大，并因为企图操纵上海黄金市场而破产，最终不得不靠变卖家产度日，他的收藏就散掉了。
　　散了也好，散了别人就有接盘的机会。接盘人中有一位是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张群，他也喜欢收藏书画，尤其喜欢收藏八大、石涛的作品。但是他购买力有限，所以尽管每逢程龄孙溢出书画的时候他都有机会先睹为快，但也只能选其一二。晚年张群与曾出任台湾中研院院长的王世杰一起，将他们的重要收藏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这本《杜甫诗意册》曾经就是张群的藏品，并且是张群从程龄孙手里购得的。何以见得？看那装裱就知道了：旧裱，对开，磁青洒金鱼子笺辅衬，晚明清初旧锦覆面，紫檀包框。扉页有光绪十六年进士、中国最后的帝师朱益藩，吴湖帆的表兄、曾任苏州图书馆典藏部主任陈子清的题签。封面旧签移裱，署名“破翁”，“破翁”何人？不知，但一定有“来头”，否则程龄孙不会将它移裱至封面。张群接藏后未做任何变动。他结交广，邀人观赏，观赏者中不乏名流硕学，但是能够在册上作题跋的只有李宣倜。李宣倜是前清遗老，曾任慈禧御前侍卫、民国大总统侍从武官，还是北大、北师大的教授。他书法好，是南京中山陵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碑刻十四位书写者之一；他诗学也好，诸多名人从其学，其中就有梅兰芳；齐白石对其推崇，1933年刊印诗集《白石诗草》时就请李宣倜作诗跋，为此还精心绘制一幅《握兰喉填词图》回赠。可惜他因染污汪伪政权被人遗忘。此册李宣倜先后两阅两跋，中间相隔四年，第二次他展玩一月有余，并嘱夫人通册临摹。李宣倜原本打算俟机为册页逐幅题诗，终因未得机缘，留下遗憾。后来此册传归张学良，期间故事一样多多，限于篇幅，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