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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2日,美国洛杉矶西屋坟场黯然葬下一位惊才绝艳的华语片导演,这一生他均在放荡不羁中度过,用胶片纵横才情,反复与台湾社会的过去与现在辩论、拥抱、倾诉,最终泪别,他就是杨德昌。这位始终高举批判的长鞭挞在自己与众人身上,嘻笑怒骂之后依然能摆出深刻反省态度的电影人,在创造了台湾电影辉煌之后悄然离世。恰如《一一》中那场反映生之困厄,又衬托死之释怀的葬礼,那个站在奶奶的灵堂前读信的孩子说他老了,杨德昌抑或早已悟出了宿命的真谛,方才抛下挚爱的电影事业直赴天堂。这位激情澎湃的艺术家本不该如此低调地消逝,然而他愤怒的嘶吼与热诚的嚎啕却永远留在电影里头,以供后人敬慕。
年少轻狂
杨德昌1947年出身于上海,一年以后随父母迁往台湾定居,他从小便性格叛逆,对念书极其厌恶,整天沉溺在漫画书里,那时的梦想是当一名成功的漫画家。殊不知日本漫画的构图方式与电影分镜脚本有着紧密关联,对漫画的极度痴迷令他既寂寞又狂热,整天在课本上涂鸦,后来当杨德昌第一次接触拍电影的时候,就与侯孝贤等人在屋子里挂一块黑板,将脑中的构思一笔笔画出来。那时看电影无非只是一种乐趣,杨德昌的父亲经常带他去剧院,可是直到他以“吊车尾”的分数考入台湾国立交通大学,才真正对这门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大学生涯中受西方思潮严重,杨德昌之后便赴美留学,在西雅图的艺术院线,他受到新浪潮的冲击,于是漫画梦已随童稚褪去,内心赫然成型的是电影梦。
1981年,杨德昌回到台湾,那时他的灵魂里填满了对赫尔佐格与费里尼的震撼与膜拜,并立誓要以最少的资金投拍最好的电影。一开始,杨德昌只是在余为政执导的电影《1905的冬天》里担任编剧、制片兼演员,有了这次经验之后,他在影视圈内得到了更多机会,导演了一些电视剧。次年又拿到机会,与陶德辰、柯一正、张毅四人共同执导电影《光阴的故事》,每人分别拍摄一段故事,杨德昌选中了《指望》。《指望》讲述的是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对性的困惑与初恋迷茫,拍得处处细腻婉转,温暖感伤,当时炙手可热的偶像派明星石安妮在片中扮女主角,杨德昌将她每一帧被情欲勾起的羞涩绽放统统描绘出来,用光之妩媚明丽,气韵之清透流畅,令整个故事楚楚动人,这里头隐隐表露了杨德昌对电影暗恋多年的心醉神迷之态。
此后杨德昌邀得张艾嘉与胡茵梦拍了当年在台湾很流行的言情片《海滩的一天》,摄影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杜可风。电影问世多年之后,胡茵梦仍念念不忘地唠叨:“跟杨德昌合作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拍电影,原来我从前那些都是胡闹。”可见杨德昌年纪轻轻便炫了才华,在同行中显得光辉夺目,侯孝贤与他一见如故,他们拉了吴念真来,没事便聚在一道构思电影,沟通想法,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多少拍片机会,却亦是隔三差五在家里吃饭喝茶,抒发热情。1985年,侯孝贤与吴念真写了剧本给杨德昌,让他拍出了《青梅竹马》,那是杨氏电影风格成形的经典之作,既挥洒了他的天才,美学理念亦渐渐明晰起来,不再跟风与软趴趴的本土言情片,与侯孝贤乡愁满溢的电影诗篇亦迥然不同。这一次,杨德昌算是彻底征服了电影,亦顺便俘虏了著名的台湾女歌手蔡琴,他火花四溅的才华令她晕眩不已,只得垂下倔强的头颅,于是有了杨德昌与蔡琴后来那段不堪回首的“柏拉图”式婚姻,这恰是他年少轻狂的旁证。
热血的愤青
杨德昌拍摄《恐怖分子》的时候,谁都没料到是这样残酷的一个剧本,对台湾社会现状的扭曲形态,显然已令他出离愤怒,于是将视角放在一位消极懦弱的中年人身上,让他去经历那些台湾民众正在经历着的彷徨无助,尴尬绝望。李立群扮演的男主角虽家有娇妻,却不时地给他戴绿帽子,好不容易他耍了点小聪明,想升职加薪,却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职场与情场双双失意的境况,令这个平常安份守已的男人走上了不归路。《恐怖分子》用了双线叙事结构,让观众识别谁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被残酷现实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方能称之为“恐怖”。三十九岁的杨德昌此时已学会冷眼观世,然而血迹斑斑的影像中却忍不住泄漏一丝悲悯,这是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作祟,亦是一记啼血的呐喊。《恐怖分子》荣获23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殊荣,第40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国际影评人奖,与《青梅竹马》、《海滩的一天》并称为“现代都会三部曲”。这位超龄的“愤青”此时才刚刚揭开他伟大电影生涯的第一章。
五年后,杨德昌拍了惊世骇俗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无论从故事内容、技术,抑或深度上来讲,《牯岭街》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影片讲述了一场凶案的前因后果,面上只是关注犯罪事件,实则是五十年代饱受创伤的台湾一段难忘的悲情史。那里头有杨德昌对自身年少时期的缅怀与追索,台湾当时整个人文环境的复杂,民众精神信仰的缺失与焦躁迷失的情绪,甚至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政治恐慌。暴力事件不断出现在这部电影里,从各个侧面反映毫无安全感的生存状态,孩子对未来感到畏惧,于是用堕落来抵抗,大人则刻意地麻木,随波逐流,以逆来顺受的方式苟且偷安。这样触目惊心的大动荡被杨德昌处理得张驰有度,张扬中有精妙的节制,气氛阴郁却不单调,镜语更是独出心裁。相形之下,侯孝贤同样表现这阵痛年代的《悲情城市》便温情舒缓了许多,他用了整整十年的跨度表述完的东西,杨德昌只花了一个夏天,在蝉鸣刺耳的炎热季节,所有人都要承受历史动荡遗下的折磨。《牯岭街》这样的集大成之作,至今都被人们奉为台湾电影经典。当年第28届台湾金马奖,与之同台竞技的还有王家卫的《阿飞正传》与关锦鹏的《阮玲玉》,然而终究敌不过这部经得时间考验,给台湾电影史划下深刻烙印的《牯岭街》,一举夺得最佳电影与最佳剧本两项大奖。同年参加亚太影展,又荣获最佳电影的荣誉。这些光环其实对于《牯岭街》这样一部杰作来讲都是不足以显示其珍贵的,经过岁月洗礼,在电影产业如此发达,技术突飞猛进的今日,它依旧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巅峰。
在1994年,杨德昌摒弃以往悲怆暴敛的格调,转而向喜剧发展,他的《独立时代》极具自嘲精神,将世纪末台湾知识分子无奈而天真的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调侃。这部表层只是呼唤女性独立意识的影片,却赤裸裸地摊开了文艺青年的劣根性,揭破艺术追求之空虚本质,在性爱面前它变得一文不值,既然“孔子”到了当今世界,亦会茫然不知所措。杨德昌以中年人的身份不屈不挠地做着“愤青”的事,即便《独立时代》已颠狂到几乎失控的地步,却丝毫未曾脱离严肃的主题。究竟有谁是真正“独立”作为个体而顽强生存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个“儒”学丢在这样浮躁的时代里还有没有立足之地?杨德昌在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审视尖锐刻薄,且气势汹汹。这部辛辣搞笑的《独立时代》获得当年金马奖的最佳编剧与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奖的提名,还入围戛纳电影节独立竞赛单元。
时隔两年,《麻将》横空出世。台湾演员张震从《牯岭街》中出来,成长为台湾街头的黑帮小混混,靠骗财骗色度日。这部《麻将》保持了杨德昌的愤劲儿,还是将焦点对准了城市中的那一群边缘人,他们一面麻木于面临的困境,一面却对未来产生虚幻的希冀,犹如生活在水缸里的鱼,看到光明却找不到出路。《麻将》与《牯岭街》、《恐怖分子》有同样的血红底色,一探进去便触目惊心,这是杨德昌的最后一次泄愤,他毫无保留地用杀戮与背叛解构那些放任自流的灵魂,时而沉沦,时而救赎,却是慢慢自掘坟墓,这过程如此残忍凶险,宛若刀锋毛躁地切入肌肤,要你痛不欲生。这部迷乱昏暗的《麻将》为杨德昌赢得了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桂冠,亦预示着他愤青情怀的终结。
盛年的哲学家
又一个五年过去,杨德昌拍出了《一一》。
《一一》给杨德昌的愤青时代作了完美告别,随后他便往更高更辽阔的电影天地里去了。这是一部用来窥探生死哲学,悲喜本质的伟大电影。它是那样气定神闲,仿佛饱经风霜之后已荣辱不惊的智慧长者,坐在那里怀念往昔,领悟人生中那些细微而丰富的玄机。杨德昌让编剧兼演员吴念真在里头扮演一位普通的上班族,与《恐怖分子》中的李立群一样处于中年危机之中,却没有作出如此极端的行为。此时的杨德昌已然放稳心态,用孩子洋洋的视角观察这个奇特纷乱的大人世界,洋洋喜欢拍大人的后脑勺,然后把照片送给对方,让他们看看自己大多时候都看不到的身体一部份。想来杨德昌已经偷窥到了从前看不到,却一世都抛弃不了的一些东西,比如人性中的阴暗脆弱,对往事扼腕痛惜之余延生出的无限凄凉。
在《一一》中,杨德昌表现的仍旧是台湾知识分子的甘苦,只是没有再对自己进行冷嘲热讽,而是通透豁达了许多。电影以一场婚礼作为开端,勾勒出不输于《牯岭街》的“民间众生相”,总有一些零零碎碎的颠簸,一些不忍重掇的遗憾,还有更多更多猝不及防的灾难教人难以承受。在杨德昌的这部电影中,它们鲜明地挺立着,姿势却异常含蓄温和,好似已经晓得看他电影的观众正与他一道跨入了成熟的门坎,已成可以一起探讨感怀的知已伙伴。杨德昌一会儿变成里头早慧的孩童,一会儿变成日薄西山,心境凄凉的疲惫丈夫,他不再回避或激烈抗拒,而是神色坦然地与宿命握手。对于人这回事,杨德昌已看得太穿了,他与蔡琴结束数十年的婚姻,便是缘于曾经的“柏拉图”式幻想,到头来却是他率先在肉体上背叛了妻子,只落得劳燕分飞的下场。因此杨德昌的道德品行曾饱受争议,他便是从这些挫折里望见了活着的真相,这才提炼出了像《一一》这么睿智从容的作品。《一一》参加了56届戛纳电影节,并惊艳全场,得到了与《牯岭街》同等份量的赞誉,杨德昌亦拿到最佳导演奖,攀到了艺术电影的荣誉顶端。
不能忘却……
造就如此辉煌战绩之后,杨德昌去了美国,在那里他一直受疾病困扰,却坚持电影理想。这一次,杨德昌原本想回归童真,用从小就钟情的漫画爱好达成拍摄动画片的愿望,他生前绘就的动画片草图不想却成了其电影生涯的“绝笔”。当侯孝贤那一片电影中的乡愁正渐渐消散的时候,当蔡明亮作品中的李康生一再保持沉默的时候,当李安将商业与艺术完美融合之后却一直为讨好西方观众而拍电影的时候,杨德昌这样的“愤青”导演却再也不会有了,他那一腔愤慨未曾摧毁过什么,反而是建立了一个电影标杆,至今无人能够超越。在台湾电影业江河日下,金马奖愈来愈成为“外地电影”天下的时候,少了杨德昌更似被剐去了一条重要血脉,令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我们可以忘却许多优秀的电影人,却不能不记得杨德昌,记得他的才情、智慧、热血,以及愤怒。 [责编/布丁]
年少轻狂
杨德昌1947年出身于上海,一年以后随父母迁往台湾定居,他从小便性格叛逆,对念书极其厌恶,整天沉溺在漫画书里,那时的梦想是当一名成功的漫画家。殊不知日本漫画的构图方式与电影分镜脚本有着紧密关联,对漫画的极度痴迷令他既寂寞又狂热,整天在课本上涂鸦,后来当杨德昌第一次接触拍电影的时候,就与侯孝贤等人在屋子里挂一块黑板,将脑中的构思一笔笔画出来。那时看电影无非只是一种乐趣,杨德昌的父亲经常带他去剧院,可是直到他以“吊车尾”的分数考入台湾国立交通大学,才真正对这门艺术产生浓厚兴趣。大学生涯中受西方思潮严重,杨德昌之后便赴美留学,在西雅图的艺术院线,他受到新浪潮的冲击,于是漫画梦已随童稚褪去,内心赫然成型的是电影梦。
1981年,杨德昌回到台湾,那时他的灵魂里填满了对赫尔佐格与费里尼的震撼与膜拜,并立誓要以最少的资金投拍最好的电影。一开始,杨德昌只是在余为政执导的电影《1905的冬天》里担任编剧、制片兼演员,有了这次经验之后,他在影视圈内得到了更多机会,导演了一些电视剧。次年又拿到机会,与陶德辰、柯一正、张毅四人共同执导电影《光阴的故事》,每人分别拍摄一段故事,杨德昌选中了《指望》。《指望》讲述的是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对性的困惑与初恋迷茫,拍得处处细腻婉转,温暖感伤,当时炙手可热的偶像派明星石安妮在片中扮女主角,杨德昌将她每一帧被情欲勾起的羞涩绽放统统描绘出来,用光之妩媚明丽,气韵之清透流畅,令整个故事楚楚动人,这里头隐隐表露了杨德昌对电影暗恋多年的心醉神迷之态。
此后杨德昌邀得张艾嘉与胡茵梦拍了当年在台湾很流行的言情片《海滩的一天》,摄影是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杜可风。电影问世多年之后,胡茵梦仍念念不忘地唠叨:“跟杨德昌合作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拍电影,原来我从前那些都是胡闹。”可见杨德昌年纪轻轻便炫了才华,在同行中显得光辉夺目,侯孝贤与他一见如故,他们拉了吴念真来,没事便聚在一道构思电影,沟通想法,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多少拍片机会,却亦是隔三差五在家里吃饭喝茶,抒发热情。1985年,侯孝贤与吴念真写了剧本给杨德昌,让他拍出了《青梅竹马》,那是杨氏电影风格成形的经典之作,既挥洒了他的天才,美学理念亦渐渐明晰起来,不再跟风与软趴趴的本土言情片,与侯孝贤乡愁满溢的电影诗篇亦迥然不同。这一次,杨德昌算是彻底征服了电影,亦顺便俘虏了著名的台湾女歌手蔡琴,他火花四溅的才华令她晕眩不已,只得垂下倔强的头颅,于是有了杨德昌与蔡琴后来那段不堪回首的“柏拉图”式婚姻,这恰是他年少轻狂的旁证。
热血的愤青
杨德昌拍摄《恐怖分子》的时候,谁都没料到是这样残酷的一个剧本,对台湾社会现状的扭曲形态,显然已令他出离愤怒,于是将视角放在一位消极懦弱的中年人身上,让他去经历那些台湾民众正在经历着的彷徨无助,尴尬绝望。李立群扮演的男主角虽家有娇妻,却不时地给他戴绿帽子,好不容易他耍了点小聪明,想升职加薪,却不想竹篮打水一场空,职场与情场双双失意的境况,令这个平常安份守已的男人走上了不归路。《恐怖分子》用了双线叙事结构,让观众识别谁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被残酷现实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方能称之为“恐怖”。三十九岁的杨德昌此时已学会冷眼观世,然而血迹斑斑的影像中却忍不住泄漏一丝悲悯,这是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良知在作祟,亦是一记啼血的呐喊。《恐怖分子》荣获23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殊荣,第40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奖、国际影评人奖,与《青梅竹马》、《海滩的一天》并称为“现代都会三部曲”。这位超龄的“愤青”此时才刚刚揭开他伟大电影生涯的第一章。
五年后,杨德昌拍了惊世骇俗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无论从故事内容、技术,抑或深度上来讲,《牯岭街》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影片讲述了一场凶案的前因后果,面上只是关注犯罪事件,实则是五十年代饱受创伤的台湾一段难忘的悲情史。那里头有杨德昌对自身年少时期的缅怀与追索,台湾当时整个人文环境的复杂,民众精神信仰的缺失与焦躁迷失的情绪,甚至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政治恐慌。暴力事件不断出现在这部电影里,从各个侧面反映毫无安全感的生存状态,孩子对未来感到畏惧,于是用堕落来抵抗,大人则刻意地麻木,随波逐流,以逆来顺受的方式苟且偷安。这样触目惊心的大动荡被杨德昌处理得张驰有度,张扬中有精妙的节制,气氛阴郁却不单调,镜语更是独出心裁。相形之下,侯孝贤同样表现这阵痛年代的《悲情城市》便温情舒缓了许多,他用了整整十年的跨度表述完的东西,杨德昌只花了一个夏天,在蝉鸣刺耳的炎热季节,所有人都要承受历史动荡遗下的折磨。《牯岭街》这样的集大成之作,至今都被人们奉为台湾电影经典。当年第28届台湾金马奖,与之同台竞技的还有王家卫的《阿飞正传》与关锦鹏的《阮玲玉》,然而终究敌不过这部经得时间考验,给台湾电影史划下深刻烙印的《牯岭街》,一举夺得最佳电影与最佳剧本两项大奖。同年参加亚太影展,又荣获最佳电影的荣誉。这些光环其实对于《牯岭街》这样一部杰作来讲都是不足以显示其珍贵的,经过岁月洗礼,在电影产业如此发达,技术突飞猛进的今日,它依旧是一座难以逾越的巅峰。
在1994年,杨德昌摒弃以往悲怆暴敛的格调,转而向喜剧发展,他的《独立时代》极具自嘲精神,将世纪末台湾知识分子无奈而天真的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调侃。这部表层只是呼唤女性独立意识的影片,却赤裸裸地摊开了文艺青年的劣根性,揭破艺术追求之空虚本质,在性爱面前它变得一文不值,既然“孔子”到了当今世界,亦会茫然不知所措。杨德昌以中年人的身份不屈不挠地做着“愤青”的事,即便《独立时代》已颠狂到几乎失控的地步,却丝毫未曾脱离严肃的主题。究竟有谁是真正“独立”作为个体而顽强生存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那个“儒”学丢在这样浮躁的时代里还有没有立足之地?杨德昌在意识形态上的自我审视尖锐刻薄,且气势汹汹。这部辛辣搞笑的《独立时代》获得当年金马奖的最佳编剧与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奖的提名,还入围戛纳电影节独立竞赛单元。
时隔两年,《麻将》横空出世。台湾演员张震从《牯岭街》中出来,成长为台湾街头的黑帮小混混,靠骗财骗色度日。这部《麻将》保持了杨德昌的愤劲儿,还是将焦点对准了城市中的那一群边缘人,他们一面麻木于面临的困境,一面却对未来产生虚幻的希冀,犹如生活在水缸里的鱼,看到光明却找不到出路。《麻将》与《牯岭街》、《恐怖分子》有同样的血红底色,一探进去便触目惊心,这是杨德昌的最后一次泄愤,他毫无保留地用杀戮与背叛解构那些放任自流的灵魂,时而沉沦,时而救赎,却是慢慢自掘坟墓,这过程如此残忍凶险,宛若刀锋毛躁地切入肌肤,要你痛不欲生。这部迷乱昏暗的《麻将》为杨德昌赢得了新加坡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桂冠,亦预示着他愤青情怀的终结。
盛年的哲学家
又一个五年过去,杨德昌拍出了《一一》。
《一一》给杨德昌的愤青时代作了完美告别,随后他便往更高更辽阔的电影天地里去了。这是一部用来窥探生死哲学,悲喜本质的伟大电影。它是那样气定神闲,仿佛饱经风霜之后已荣辱不惊的智慧长者,坐在那里怀念往昔,领悟人生中那些细微而丰富的玄机。杨德昌让编剧兼演员吴念真在里头扮演一位普通的上班族,与《恐怖分子》中的李立群一样处于中年危机之中,却没有作出如此极端的行为。此时的杨德昌已然放稳心态,用孩子洋洋的视角观察这个奇特纷乱的大人世界,洋洋喜欢拍大人的后脑勺,然后把照片送给对方,让他们看看自己大多时候都看不到的身体一部份。想来杨德昌已经偷窥到了从前看不到,却一世都抛弃不了的一些东西,比如人性中的阴暗脆弱,对往事扼腕痛惜之余延生出的无限凄凉。
在《一一》中,杨德昌表现的仍旧是台湾知识分子的甘苦,只是没有再对自己进行冷嘲热讽,而是通透豁达了许多。电影以一场婚礼作为开端,勾勒出不输于《牯岭街》的“民间众生相”,总有一些零零碎碎的颠簸,一些不忍重掇的遗憾,还有更多更多猝不及防的灾难教人难以承受。在杨德昌的这部电影中,它们鲜明地挺立着,姿势却异常含蓄温和,好似已经晓得看他电影的观众正与他一道跨入了成熟的门坎,已成可以一起探讨感怀的知已伙伴。杨德昌一会儿变成里头早慧的孩童,一会儿变成日薄西山,心境凄凉的疲惫丈夫,他不再回避或激烈抗拒,而是神色坦然地与宿命握手。对于人这回事,杨德昌已看得太穿了,他与蔡琴结束数十年的婚姻,便是缘于曾经的“柏拉图”式幻想,到头来却是他率先在肉体上背叛了妻子,只落得劳燕分飞的下场。因此杨德昌的道德品行曾饱受争议,他便是从这些挫折里望见了活着的真相,这才提炼出了像《一一》这么睿智从容的作品。《一一》参加了56届戛纳电影节,并惊艳全场,得到了与《牯岭街》同等份量的赞誉,杨德昌亦拿到最佳导演奖,攀到了艺术电影的荣誉顶端。
不能忘却……
造就如此辉煌战绩之后,杨德昌去了美国,在那里他一直受疾病困扰,却坚持电影理想。这一次,杨德昌原本想回归童真,用从小就钟情的漫画爱好达成拍摄动画片的愿望,他生前绘就的动画片草图不想却成了其电影生涯的“绝笔”。当侯孝贤那一片电影中的乡愁正渐渐消散的时候,当蔡明亮作品中的李康生一再保持沉默的时候,当李安将商业与艺术完美融合之后却一直为讨好西方观众而拍电影的时候,杨德昌这样的“愤青”导演却再也不会有了,他那一腔愤慨未曾摧毁过什么,反而是建立了一个电影标杆,至今无人能够超越。在台湾电影业江河日下,金马奖愈来愈成为“外地电影”天下的时候,少了杨德昌更似被剐去了一条重要血脉,令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我们可以忘却许多优秀的电影人,却不能不记得杨德昌,记得他的才情、智慧、热血,以及愤怒。 [责编/布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