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画面上的三个人，中间的是美国地理学会调查团负责人乔治-洛克，右边的是《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左边的是甘肃南部卓尼地方的土司杨积庆。照片的背景是甘肃省南部卓尼县美丽的草原，他们三人坐在草地上，显得轻松而潇洒。
这张照片摄于1935年8月20日。
洛克作为美国地理学会的负责人，在卓尼住了两年多，后来去了云南德钦藏区，是最早到我国藏族地区进行学术考察的美国学者之一。
范长江是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但是，卓尼土司多年来很少被人所知。而他恰恰是当时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主人”，在当地具有重要影响力，洛克和范长江都是作为他的客人来到卓尼的。
范长江的秘密使命
范长江当时受聘于上海《大公报》，那时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年轻记者，《大公报》并没有给他采访藏族地区的任务，更没有指派他去采访杨土司。至今发现的所有文字资料都没有提及他与美国学者洛克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不是来找洛克的。
那么，这位年轻人为什么从大上海来到这个偏僻的卓尼?为什么一到卓尼，就与大土司取得联系。后来的事情表明，范长江此行，与红军长征有着密切关系。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成立了以周恩来、张闻天和毛泽东组成的新三人团。会议之后，中央确定派陈云和潘汉年去了上海。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提供外界的信息，使中央能够及时地选择正确的前进方向。
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不可能在国民党反动势力强大的中心城市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只能在敌人势力比较弱小的大西南和大西北求得生存和发展。而这些地区很多是少数民族，主要是藏族和回族同胞聚居的地方。做好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同胞的工作，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建立广泛的反蒋抗日统一战线，就显得特别重要和迫切。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潘汉年就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特科从事秘密工作，是一位卓越的地下工作者。而范长江就是在上海地下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参加革命工作的一位进步青年，后来成为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的中央红军正行进在川西北的大草地，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在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到达卓尼的前7天，范长江来到卓尼，并与卓尼土司罗桑丹增朗杰多吉(汉名杨积庆)直接见面，这件事绝非偶然。
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第19代卓尼土司杨积庆生于1889年，从小敏而好学，精明能干。他于1902年以侄孙身份破例承袭土司之位，并兼护国禅师。
卓尼杨土司的势力在上一辈土司杨作霖时期虽然受到了很大压抑，但到杨积庆时仍然有48个旗的辖地，共属520族、11599户。把守关门5座、隘口25处。
卓尼土司延续到杨积庆时，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辛亥革命的影响时时在冲击着封建社会遗留的东西，一场新的革命正在孕育。但在这场伟大的暴风雨来临之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情形日趋严重。在这样复杂的社会变革之中，如何正确地把握形势的发展，处理好各方关系，是保存自已的关键。
与前19代土司相比，杨积庆更善于审时度势。他虽未迈出卓尼一步，但每天都看全国各大报纸，及时掌握国内外形势。他在上海、天津等地设有商行，常有书信、货物来往。他的思想比较开明，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推广先进技术和文化。杨积庆还有多方面的兴趣，爱好摄影，还在卓尼首次架设电话，组装500瓦的发电机，这在当时的藏族地区来讲，是比较先进，比较超前的。
红军“飞”出水草地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一方而在回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制造矛盾，加深民族隔阂；另一方面，又对黄镇清、杨积庆等土司头人采取怀柔政策，加封了很多头衔。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对川西北和西康、青海、甘肃藏区的土司头人大加封赏，发给枪支弹药，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挑动他们去打红军。杨积庆被委任为洮岷路保安司令。
1935年8月、9月，红军陆续进入甘肃后，甘肃地方军阀鲁大昌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陇西路总司令，后为新改编的陆军154师师长。鲁大昌命令杨积庆土司拆毁栈道和桥梁，破坏道路，并带领他的2万多名藏兵截击红军，不让红军走出达部峡谷，进而将红军消灭在雪山草地之间，以此来向国民党蒋介石邀功请赏。
当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来到毛儿盖草原，准备北上时，蒋介石飞到成都，亲自部署对红军的围剿。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东出四川，也可能向西北地区行动，而川西北水草地是不可能通过的。
但是，英雄的工农红军硬是选择了这条“插翅难飞”的水草地。
川西水草地，是直到当时中国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都尚未发现过的地方，是一个让人们感到非常陌生、异常奇特、极其危险的地方，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军队都没有走过的地方。
8月21日，艰难的草地行军开始了。从毛儿盖方向进入，向东北方面走出草地，绵延约四五百里，需要走六七天。据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回忆，当他们走到草地边缘，放眼远望，遍地是浓密的青草，茫茫苍苍，无边无际，与远方的蓝天相连；草地之中，到处是淤黑的水流，一片连着一片。很多地方水深齐腰；而有的地方，人陷进去不见头，马陷下去不见颌。
部队战士大部分从南方来，衣服单薄，而这里昼夜温差大，白天还是烈日炎炎，一到夜晚，寒风凛冽，气温骤然下降，有时到零度以下，俨然隆冬时节。
饥饿，是草地行军的又一个大问题。当时红军的粮食本来就很缺，到了水草地，由于缺少燃料，只能烧点开水冲糌粑糊糊喝，或生吃青稞。无法煮饭。后来连糌粑和青稞也没有了，只能靠挖野菜充饥。
杨土司开仓献粮
9月初，中央红军陆续进入杨土司辖区迭部达拉沟。
红军到甘川边境将要向迭部进发的消息，杨积庆早有所闻。川西大土司华尔功赤烈、索官瀛等已经同红军取得联系，他们不但没有按照国民党蒋介石的命令阻截、攻打红军，还在暗地里支援红军，中央著名的卓克基会议，就是在华尔功赤烈的官寨召开的。他们派专人给杨土司送信，通报情况，告诫他不要上国民党的当，不要与红军作对。
更重要的是，1935年5月1日，党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红军进入藏族地区后，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告番人同胞书》等一系列文献，宣告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提出了“灭蒋兴博”的方针(博，即博巴，指藏民)。号召“抗日反蒋”，庄严宣告“红军不压迫番民”。所有这些，使杨土司深受感动和教育。与此同时，杨的好友、进步人士也对杨土司进行开导和劝说。在这关键时刻，杨土司经过反复思考，通观全局，做出了果敢的决定：密令 迭部仓官杨景华(藏名丹增)，秘密召集迭部辖区头人和总管会议，传达他的口谕：“不要把枪口对准红军，不要阻击，开仓给粮食吃，让其顺利过境”；同时还组织百姓抢修了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已经拆除的木桥和栈道，为红军通过迭部峡谷、翻越腊子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杨积庆土司还违背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和鲁大昌师长的命令，暗地里将自己的约2万名士兵全部撤离迭部地区，后撤、收缩到卓尼地区，声称要保卫土司宫寨和禅定寺。
迭部仓官杨景华按照杨积庆土司的密令，秘密与红军领导接头，并将崔古仓5万多斤小麦开放接济红军。
到了达部境内，经过连续作战、长途跋涉、极度饥饿、极度疲惫的红军得到了一次非常难得的休整机会。
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前面有国民党第八战区朱绍良和鲁大昌的数十万部队在堵截；后面有薛岳和胡宗南几十万中央军在追击。此外还挑动西北地区以马步芳、马鸿逵为首的回民武装和藏族的土司头人武装来阻截红军。恰在这时，党内出现了严重分裂，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带着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
在这种危机关头，红军于9月11日和12日在今达拉乡高吉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俄界会议”。俄界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会后，红军在未受任何阻击的情况下，顺利地通过了达拉沟天险和尼傲、九龙天险。沿途藏族群众目睹红军衣不蔽寒，食不果腹，尚能遵守纪律，不欺压老百姓等情景后，纷纷回村送粮送衣，红军也回赠了枪支，碎银，苏维埃纸币等。
灭门之灾
鲁大昌腊子口防务失利之后，将愤怒全部发泄在杨积庆身上，但是不久之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甘肃省绥靖主任朱绍良被调离甘肃，对“杨积庆私通红军”之事未及处理。
军阀鲁大昌并不甘心，进一步策划更险恶的阴谋。一面收买杨积庆部下属二团团长姬从周、房科书记官方秉义等，一面联络临潭地痞陡剑平、李识音、王禹九等，在岷县鲁大昌师部，兰州昆仑饭店等处秘密聚会，策划杀害杨积庆的阴谋。1937年8月26日夜，鲁大昌派其团长窦德海率领一营兵力，着便衣，深夜从临潭新堡渡洮河，潜入杨积庆官邸博峪，在内部叛徒的接应下，突然袭击，将杨积庆及长子杨琨等一家7口人杀死，此外还杀害其他亲属及随从10余人，只有年仅7岁的幼子杨复兴因熟睡滚落到床底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窦德海及便衣队，满载劫掠来的杨积庆之财物连夜撤回岷县向鲁大昌报功。第二天鲁大昌派人从岷县带来已印好的“杨积庆私通共匪、供应粮秣，奉上级指示，已予以惩办”的布告公布示众。历史上将这一事变称之为“卓尼事变”。
消息传到卓尼各地，群情激愤，48个旗的旗民兵纷纷集结，袭击了叛变分子，击毙了首恶姬从周等人，并电告省政府，要求惩办杀人犯鲁大昌。国民党迫于形势，派田昆山前来卓尼处理事变，宣布由杨积庆幼子杨复兴继承父职，为卓尼第20代土司。并任命为洮岷路保安司令。
半个多世纪以来，杨积庆支援中国革命的功绩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经过，在卓尼、迭部及临潭各族人民中有口皆碑，并被后来入传颂。从表面现象看，好似杨积庆让道放粮、补充红军给养是“守土自保”的举措，但分析卖情，确是杨接受进步思想，支持抗日，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下采取的一种隐蔽的支持红军北上抗日的革命之举。
经过有关部门认真的调查研究，甘肃省民政厅终于在1995年正式作出决定，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并在他的故乡卓尼县建立烈士纪念碑，永志纪念。
这张照片摄于1935年8月20日。
洛克作为美国地理学会的负责人，在卓尼住了两年多，后来去了云南德钦藏区，是最早到我国藏族地区进行学术考察的美国学者之一。
范长江是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但是，卓尼土司多年来很少被人所知。而他恰恰是当时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的“主人”，在当地具有重要影响力，洛克和范长江都是作为他的客人来到卓尼的。
范长江的秘密使命
范长江当时受聘于上海《大公报》，那时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年轻记者，《大公报》并没有给他采访藏族地区的任务，更没有指派他去采访杨土司。至今发现的所有文字资料都没有提及他与美国学者洛克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不是来找洛克的。
那么，这位年轻人为什么从大上海来到这个偏僻的卓尼?为什么一到卓尼，就与大土司取得联系。后来的事情表明，范长江此行，与红军长征有着密切关系。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成立了以周恩来、张闻天和毛泽东组成的新三人团。会议之后，中央确定派陈云和潘汉年去了上海。他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为正在长征途中的党中央提供外界的信息，使中央能够及时地选择正确的前进方向。
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不可能在国民党反动势力强大的中心城市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只能在敌人势力比较弱小的大西南和大西北求得生存和发展。而这些地区很多是少数民族，主要是藏族和回族同胞聚居的地方。做好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同胞的工作，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建立广泛的反蒋抗日统一战线，就显得特别重要和迫切。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潘汉年就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特科从事秘密工作，是一位卓越的地下工作者。而范长江就是在上海地下党的影响和帮助下参加革命工作的一位进步青年，后来成为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的中央红军正行进在川西北的大草地，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在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到达卓尼的前7天，范长江来到卓尼，并与卓尼土司罗桑丹增朗杰多吉(汉名杨积庆)直接见面，这件事绝非偶然。
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第19代卓尼土司杨积庆生于1889年，从小敏而好学，精明能干。他于1902年以侄孙身份破例承袭土司之位，并兼护国禅师。
卓尼杨土司的势力在上一辈土司杨作霖时期虽然受到了很大压抑，但到杨积庆时仍然有48个旗的辖地，共属520族、11599户。把守关门5座、隘口25处。
卓尼土司延续到杨积庆时，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辛亥革命的影响时时在冲击着封建社会遗留的东西，一场新的革命正在孕育。但在这场伟大的暴风雨来临之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军阀混战、地方割据的情形日趋严重。在这样复杂的社会变革之中，如何正确地把握形势的发展，处理好各方关系，是保存自已的关键。
与前19代土司相比，杨积庆更善于审时度势。他虽未迈出卓尼一步，但每天都看全国各大报纸，及时掌握国内外形势。他在上海、天津等地设有商行，常有书信、货物来往。他的思想比较开明，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推广先进技术和文化。杨积庆还有多方面的兴趣，爱好摄影，还在卓尼首次架设电话，组装500瓦的发电机，这在当时的藏族地区来讲，是比较先进，比较超前的。
红军“飞”出水草地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一方而在回族、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制造矛盾，加深民族隔阂；另一方面，又对黄镇清、杨积庆等土司头人采取怀柔政策，加封了很多头衔。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对川西北和西康、青海、甘肃藏区的土司头人大加封赏，发给枪支弹药，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挑动他们去打红军。杨积庆被委任为洮岷路保安司令。
1935年8月、9月，红军陆续进入甘肃后，甘肃地方军阀鲁大昌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陇西路总司令，后为新改编的陆军154师师长。鲁大昌命令杨积庆土司拆毁栈道和桥梁，破坏道路，并带领他的2万多名藏兵截击红军，不让红军走出达部峡谷，进而将红军消灭在雪山草地之间，以此来向国民党蒋介石邀功请赏。
当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来到毛儿盖草原，准备北上时，蒋介石飞到成都，亲自部署对红军的围剿。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东出四川，也可能向西北地区行动，而川西北水草地是不可能通过的。
但是，英雄的工农红军硬是选择了这条“插翅难飞”的水草地。
川西水草地，是直到当时中国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都尚未发现过的地方，是一个让人们感到非常陌生、异常奇特、极其危险的地方，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军队都没有走过的地方。
8月21日，艰难的草地行军开始了。从毛儿盖方向进入，向东北方面走出草地，绵延约四五百里，需要走六七天。据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回忆，当他们走到草地边缘，放眼远望，遍地是浓密的青草，茫茫苍苍，无边无际，与远方的蓝天相连；草地之中，到处是淤黑的水流，一片连着一片。很多地方水深齐腰；而有的地方，人陷进去不见头，马陷下去不见颌。
部队战士大部分从南方来，衣服单薄，而这里昼夜温差大，白天还是烈日炎炎，一到夜晚，寒风凛冽，气温骤然下降，有时到零度以下，俨然隆冬时节。
饥饿，是草地行军的又一个大问题。当时红军的粮食本来就很缺，到了水草地，由于缺少燃料，只能烧点开水冲糌粑糊糊喝，或生吃青稞。无法煮饭。后来连糌粑和青稞也没有了，只能靠挖野菜充饥。
杨土司开仓献粮
9月初，中央红军陆续进入杨土司辖区迭部达拉沟。
红军到甘川边境将要向迭部进发的消息，杨积庆早有所闻。川西大土司华尔功赤烈、索官瀛等已经同红军取得联系，他们不但没有按照国民党蒋介石的命令阻截、攻打红军，还在暗地里支援红军，中央著名的卓克基会议，就是在华尔功赤烈的官寨召开的。他们派专人给杨土司送信，通报情况，告诫他不要上国民党的当，不要与红军作对。
更重要的是，1935年5月1日，党中央发表了著名的《五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红军进入藏族地区后，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表了《告番人同胞书》等一系列文献，宣告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提出了“灭蒋兴博”的方针(博，即博巴，指藏民)。号召“抗日反蒋”，庄严宣告“红军不压迫番民”。所有这些，使杨土司深受感动和教育。与此同时，杨的好友、进步人士也对杨土司进行开导和劝说。在这关键时刻，杨土司经过反复思考，通观全局，做出了果敢的决定：密令 迭部仓官杨景华(藏名丹增)，秘密召集迭部辖区头人和总管会议，传达他的口谕：“不要把枪口对准红军，不要阻击，开仓给粮食吃，让其顺利过境”；同时还组织百姓抢修了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已经拆除的木桥和栈道，为红军通过迭部峡谷、翻越腊子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杨积庆土司还违背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和鲁大昌师长的命令，暗地里将自己的约2万名士兵全部撤离迭部地区，后撤、收缩到卓尼地区，声称要保卫土司宫寨和禅定寺。
迭部仓官杨景华按照杨积庆土司的密令，秘密与红军领导接头，并将崔古仓5万多斤小麦开放接济红军。
到了达部境内，经过连续作战、长途跋涉、极度饥饿、极度疲惫的红军得到了一次非常难得的休整机会。
当时，中央红军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前面有国民党第八战区朱绍良和鲁大昌的数十万部队在堵截；后面有薛岳和胡宗南几十万中央军在追击。此外还挑动西北地区以马步芳、马鸿逵为首的回民武装和藏族的土司头人武装来阻截红军。恰在这时，党内出现了严重分裂，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带着四方面军南下，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
在这种危机关头，红军于9月11日和12日在今达拉乡高吉村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俄界会议”。俄界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会后，红军在未受任何阻击的情况下，顺利地通过了达拉沟天险和尼傲、九龙天险。沿途藏族群众目睹红军衣不蔽寒，食不果腹，尚能遵守纪律，不欺压老百姓等情景后，纷纷回村送粮送衣，红军也回赠了枪支，碎银，苏维埃纸币等。
灭门之灾
鲁大昌腊子口防务失利之后，将愤怒全部发泄在杨积庆身上，但是不久之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甘肃省绥靖主任朱绍良被调离甘肃，对“杨积庆私通红军”之事未及处理。
军阀鲁大昌并不甘心，进一步策划更险恶的阴谋。一面收买杨积庆部下属二团团长姬从周、房科书记官方秉义等，一面联络临潭地痞陡剑平、李识音、王禹九等，在岷县鲁大昌师部，兰州昆仑饭店等处秘密聚会，策划杀害杨积庆的阴谋。1937年8月26日夜，鲁大昌派其团长窦德海率领一营兵力，着便衣，深夜从临潭新堡渡洮河，潜入杨积庆官邸博峪，在内部叛徒的接应下，突然袭击，将杨积庆及长子杨琨等一家7口人杀死，此外还杀害其他亲属及随从10余人，只有年仅7岁的幼子杨复兴因熟睡滚落到床底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窦德海及便衣队，满载劫掠来的杨积庆之财物连夜撤回岷县向鲁大昌报功。第二天鲁大昌派人从岷县带来已印好的“杨积庆私通共匪、供应粮秣，奉上级指示，已予以惩办”的布告公布示众。历史上将这一事变称之为“卓尼事变”。
消息传到卓尼各地，群情激愤，48个旗的旗民兵纷纷集结，袭击了叛变分子，击毙了首恶姬从周等人，并电告省政府，要求惩办杀人犯鲁大昌。国民党迫于形势，派田昆山前来卓尼处理事变，宣布由杨积庆幼子杨复兴继承父职，为卓尼第20代土司。并任命为洮岷路保安司令。
半个多世纪以来，杨积庆支援中国革命的功绩和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经过，在卓尼、迭部及临潭各族人民中有口皆碑，并被后来入传颂。从表面现象看，好似杨积庆让道放粮、补充红军给养是“守土自保”的举措，但分析卖情，确是杨接受进步思想，支持抗日，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下采取的一种隐蔽的支持红军北上抗日的革命之举。
经过有关部门认真的调查研究，甘肃省民政厅终于在1995年正式作出决定，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并在他的故乡卓尼县建立烈士纪念碑，永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