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又脏又破的旧砖头，稍加凿刻就成了一方砚台，卖得还特贵，这一切都缘于两个因素：一，砖头积淀了上千年的时间。二，文化人在上面刻下铭文并研过墨。砖砚的价值，其实就是文化的价值。
　　
　　在收藏这档事上，中国与欧洲诸国收藏家的聚焦点有些错位，比如说文化人的宝爱，欧洲的书呆子喜欢将鹅毛笔、蘸水笔、藏书票（有人专门收罗情色藏书票）、邮票、初版书、大理石雕像等狂喜收纳。中国的历代文人也钟爱布面线装的古籍，对绘有春宫画的奇书也视若拱璧。此外，对文房四宝的追寻，赛过一场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接力赛，光是砚台，就玩了上千年，经过无数轮全国范围的大PK，最后评出四大名砚。然后又从这个庞大的体系中分出一支：砖砚。
　　最近几年，随着国内艺术品收藏的升温，不少流失在海外的砖砚也开始悄悄回流，在拍卖会上屡创新高，并成为文化人收藏的一大亮点。
　　
　　太守法书重归故园
　　
　　童衍方对吴昌硕素有研究，在他的书斋兼客厅中看到吴昌硕的石鼓文对联，看到装在镜框里的吴昌硕的小写意书画册页，看到同样装在镜框里的吴昌硕金石拓片及题跋，记者不至于吃惊。但看到“清代隶书第一人”伊秉绶的一幅横披和一幅立轴，而且都是最有代表性的伊氏隶书，脸上的表情大约可以用惊愕两字来形容吧。横披是：“月华洞庭水，兰气潇湘烟”。轴头是：“慎言语，节饮食，有道德，能文章，大富贵，亦寿考”。
　　童衍方还藏有伊太守的一件行书轴头。1988年他去日本访问，在日本篆刻界泰斗小林斗庵寓所中看到它，静静地挂在书房里。毫无疑问，是很久以前从中国大陆流出去的。2000年童衍方再访日本，偷闲做客小林斗庵家，看到这幅字还挂着，这说明老先生也极喜欢伊秉绶的字。2003年他又出访日本，当然也要探访小林斗庵。这次小林刚收藏了一些字画，墙上得展现新欢，伊秉绶的这幅字就收起来了。不久，这件作品出现在国内一家拍卖行。童衍方一打听，果然是从小林斗庵家中拿出来的。“那么我就出手了，无论多大的代价都要。经过多年秋水伊人般的追寻，这件作品终于回归祖国，并与我誓定终身了。”他喜孜孜地说。
　　数个月后，日本书法篆刻界一代宗师小林斗庵溘然去世。
　　中外书法爱好者都知道，童衍方一手金农体漆书写得一流，这当然也缘于他对金冬心的孜孜研究。前不久他刚刚从台湾收藏家那里访得一件金农的手简，日本的装裱精致古雅，而金冬心的一百多字又如一把珍珠闪烁在绸缎一般的信笺上。“这件东西最早从大陆流到台湾，再流到日本，现在总算重归故园了。”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艺术市场的日益成熟，收藏者队伍的扩充，不少流散于海外的文玩開始回流，这对国内收藏家而言，是不幸后的大幸。
　　
　　缶老对联喜贺新郎
　　
　　童衍方年轻时就师从著名书画篆刻家来楚生、唐云两位先生。经年磨砺后脱颖而出，玉树临风，他擅长书法篆刻，亦擅写意花鸟。童衍方现为国家一级美术师、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西泠印社副秘书长兼鉴定与收藏研究室主任、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
　　他说：“来先生教我书画篆刻，唐先生教我收藏鉴赏。”
　　1975年，童衍方师从时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博物馆鉴定委员、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的唐云。不久，唐云画了两幅大尺寸作品恭贺童衍方新婚，之后又派人邀他共赏一副吴昌硕的对联。吴昌硕的作品笔力雄健，气息醇厚，师徒二人都抚掌叫好。唐云见他喜欢，就豪爽地说：“喜欢吗？喜欢就送给你做贺礼。”童衍方受宠若惊，马上说：“这副对联在我新房挂一个月，算是度个蜜月，也感谢唐老的美意。”但唐先生坚持相赠，恭执子弟礼的童衍方只好怀着深深的感激收下厚礼。
　　童衍方说：“这个时候我们的新居只有十平方米，墙上空白处只够悬挂半幅对联。于是选择题有落款的下联挂于房内，朝夕相对，悉心研摩，受气充沛。你看现在这副对联装在红木镜框内，下联颜色明显比上联发黄，就是经久悬挂所致。”
　　数年后唐云在家招待外国友人，嘱童衍方作陪。席间谈及吴昌硕，唐先生就指着童衍方说：“他也研究吴昌硕，我还送过他吴昌硕的对联。”大家顿时艳羡不已，或问：“此物还在你手里吗？”唐先生说：“东西送人了，或易物，或再送人，都随受者便，不必再多问了。”童衍方马上起身应道：“唐老厚礼，我一直珍藏无损，并且已经有了‘孩子’了。”所谓“孩子”，就是童衍方在数年间陆续收集到的九件吴昌硕作品。唐云先生饭后送走客人，按习惯小睡片刻，童衍方则遵嘱回家取来大小十件缶老作品，等唐云睡醒后，呈请先生细细品赏。唐先生边看边跟童衍方讲解作品特点、人物掌故。暮色将合时，唐先生面露欣慰的笑容：“我的吴昌硕对联没有送错人。”
　　
　　砖砚如何成为文玩？
　　
　　在唐云的指点下，加之本人的倾情追寻，经过数十年间的努力，童衍方的收藏蔚成大观，书画、篆刻、拓本等品种中包括明清董其昌、文征明、张瑞图、伊秉绶、刘墉、王文治、金农、罗聘、丁敬、黄易、陈鸿寿、蒋仁、赵之琛、奚岗、阮元、张廷济、邓石如、包世臣、杨守敬、杨岘等大家的作品，晚清大家中则有吴昌硕、赵之谦、徐三庚、黄士陵、翁同龢、蒲华等。近现代名家有齐白石、陈半丁、吴湖帆、来楚生、唐云等的精品。
　　在他的收藏中，砚台是一个主要品种，共收藏了150余方。其中的近百方砖砚大都留下模印的纪年文字，大多刻有砚铭，流传有序，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出自书画名家。
　　
　　砖砚从它诞生于书斋画室的那天起，就无拘无束地体现了文化人的好古雅癖，它的随形制式，它的性灵小品式铭文，它的清晰人脉，都使一块残垣断壁中的旧砖突然焕发出鲜亮的文化光焰，照亮寒素的书斋，照亮洁净的香案，照亮虫噬的典籍，照亮文人孤寂桀傲的心。
　　举一个例子，鲁迅就是一个砖砚迷，他曾收藏过一方砖砚，配以紫檀天地盖。砖侧有“大同十一年”的字样及花纹，经考证系南朝梁武帝大同十一年(545年)的古砖。1924年鲁迅因与周作人夫妇发生矛盾，被迫迁出八道湾，后来又返身去取书及物品时，受到周作人和其妻的骂詈殴打，紧急中随身抢带而出的古物只有这块砖砚，可见鲁迅对它的重视和珍爱。
　　三十多年前，那还是“文革”后期吧，童衍方到朵云轩去，在内柜看到一方汉代的砖砚，整体感觉就是古朴苍茫，砚侧的铭文为“黄龙二年”，前面的物主为它配了楠木天地盖，盖上有铭文：“此砚出于星沙古井，有黄龙二年字样，余得其半，分为两，一赠云沙老人，一制为研，细若端石，可称妙品。”可见，发现并制此砚者是一个有雅癖、有品位的文人。他一眼就喜欢上了，花2.65元买下。捧回家磨墨，果然好用，从此写字、画画都劳驾此砚。
　　有个朋友得知童衍方偏爱砖砚后，送来一方由晋砖改制的砚台。这方砖砚长不过四寸，砚池作顺水淌流式，前开小深池蓄墨，是砖砚中的袖珍品。童衍方拿过一看，大喜过望，原来是清代名僧六舟上人亲自凿刻的文房用品。六舟法名达受，俗姓姚，为白马寺僧人，喜欢云游四方，不受法规束缚，善书画，所作花卉很得徐青藤纵逸之致，尤以墨梅为时人称道，后在西湖边上的净慈寺当家。这个净慈寺就因那个疯疯颠颠的济公和尚而名扬天下。这个达受和尚喜欢收藏，金石、拓片、碑版都在意，故而阮元称他为“金石僧”。
　　在童衍方收藏的砖砚中还有一方是清末小说家刘鹗的“汉永宁砖砚”。刘鹗写的《老残游记》是一部流传极广的谴责小说，在中国文学史和社会史学上有重要地位。童衍方所藏的这方刘鹗旧藏的汉砖砚长18.5厘米，宽12.5厘米，厚4.5厘米，砖砚右侧有隶书记年：“永宁元年八月”，此隶书细劲清圆，具汉礼器碑神韵，于端严整肃中蕴险峭之气。左侧有晚清著名书画篆刻家赵之琛的隶书题记：“自然室主人珍赏，次闲题。”最为难得的是黄花梨砚盖上有刘鹗铭记首题隶书“汉永宁砖砚”五字，后有楷书铭记一篇。
　　拿起此砚，脱掉眼镜，兴致颇高的衍方兄朗声诵读起来：“汉砖今既鲜睹矣，永宁砖尤不易得，按安帝庚申改元，初曰永宁，次年辛酉复改为建光，历时至暂，造砖殊无几何，今获斯砚，允宜拱璧视之。铁云题识。”
　　童先生看我一眼后又补了一句：“东汉永宁元年为公元120年，次年即改元为建光，上下历时只二年，所以汉永宁砖存世极少，说它珍品绝非虚妄。”
　　
　　千年砖砚铭刻心迹
　　
　　童衍方又拿出一方“永康七年砖砚”给记者欣赏，这是高络园曾经把玩过的旧藏。砚的右侧是隶书“永康七年岁在丁巳作”，左侧是几何纹，砖砚的底端一面是叶潞渊刻的铭文：“元康七年丁巳砖，一勺清泉磨麝烟，好画琅玕换酒钱。潞渊。”天地盖是老红木的，由唐云画了一株修竹。此砚传到童衍方手中，他难掩欣喜之情，脱口而出地在天头一面上留下了自己的铭文：“永康永康，得之者昌，勿谓小缺，尽显苍茫。己卯小寒，晏方。”
　　记者问他为什么在珍贵的文物上镌刻字迹，这算不算损坏原物？童衍方回答：“砖砚是一种忠实记录年代的实物，后人将它提升为古玩，就使它承载了前辈文人的生命体验。但同样它也是文化人心迹的记录，那么后人——比如我，有幸有缘得到它后，不会将它束之高阁，更不会当作投资盈利的筹码，而一定要激活它的生命，发挥它的作用，体现它的价值，这才是对宝物的最大尊重。比如用砖砚磨墨写字作画，或在砖砚侧面或盖子上铭刻一些书画，记录我对它的追寻经历，以及把玩使用后产生的感情，请它来见证我的艺术生命。”
　　童衍方意犹未尽地说：“我总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死的，它应该是活态的呈现。我收藏书画、金石，包括这批在某些人眼里可能是一堆旧砖头的砖砚，对个人而言，是一种滋养，一份情怀，对书画界以及整个社会言，就是为了进一步梳理、破译它的文化基因，然后强化、优化它的先进文化，为今天的文化创新服务。乾隆皇帝也收不尽天下宝贝，何况我一介布衣？过手即是缘，如果能在器物上留下自己的心迹，那就非常幸福了，也对得起后来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