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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不陇”，位于比什凯克以东40公里，属于楚河谷地，南北两面都是终年积雪的天山。因为靠近楚河，这里从不缺水，一片片菜地，一条条水渠，把土地装点得井井有条。我们用俄语向路边一位纳凉的老人问路，他得知我们是中国人，竟用汉语说：“对面的院子是一家‘老陕’，他们会讲得明白。”我问：“您是‘老陕’吗？”他笑着说：“我是乌兹别克人，从小长在这‘老陕村’，也就随着讲他们的话。”
老人招呼来对面院子一位头戴小白帽的年轻人，姓韩，他客气地引我们到家里坐。这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院落宽敞，瓜果成荫，院中央停着两辆汽车。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一家十几口人全都出来了，拉我们坐在葡萄架下的大床上，又是端茶，又是上水果。这家的男人都头戴白帽，女人则是彩色头巾，身着花色长袍。虽然此刻身处异域，但看着这些“老陕”，丝毫不觉得他们是外国人，那熟悉的腔调让我备感亲切，像是到家了一样。
韩家老汉今年58岁，是第四代“老陕”，老家在关中，1993年还回去过一次。据他讲，1862年，关中老家的回民义士与太平军、捻军遥相呼应，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了极大威胁；清政府派兵镇压，义士们边打边退，向西迁徙，在左宗棠的步步追杀下，十年后，所剩的3万人不得不翻越天山，继续西逃；天寒地冻，疾苦交加，翻过天山后，幸存的只有3000人，他们自称“老陕”，当地人则叫他们“东干人”。目前楚河两岸大约有12万“老陕”，集中居住在两个大村子里，一个就是“坎不陇”，另一个是比什凯克以西的“米粮川”，也叫“甘肃村”。
韩老汉有五个“男娃”（儿子）、两个“女子”（女儿）和八个孙子，现在四个儿子在家种地，小儿子上了大学，现在在城里“衙门”里“当差”。当地人不会种菜，韩家靠着祖传的手艺，种植土豆、茄子、番茄、黄瓜等，样样好卖。如今他们不仅把菜卖到了首都比什凯克，还卖到了邻国哈萨克斯坦。
韩家的几个儿子结婚后依然住在一起，“一屋人好得很，家里家外好照应。”男主人热情地让女主人引我们进屋瞧瞧：地上铺着地毯，墙上挂着壁毯，组合柜、电视机，配上醒目的麦加朝觐图，感觉色彩很亮丽。
韩老汉的二儿子是“阿訇”，读了不少书，正在整理祖上的那段西迁历史。他说，当年被追杀的人们是1877年冬季翻越的天山，最高处有6000米，有的人掉到了沟里，有的冻死在山上，活着的人怀揣从内地带来的种子逃到了坎不陇，“当地人没有赶我们，我们就靠种菜立下了脚”。村里的老年人对陕西感情很深，还能说出一些至今仍存在的关中地名，往往说着说着就落了泪。远离故土至今已120多年，他们对现在的陕西不甚了解，却怀有一种常人难以体会的感情。
我见几个孩子用陕西话互相逗乐，就问“老陕”们是怎么把汉语保留得这么好的，二儿子说：“祖上为保住我们的血统，规定只能同老陕村和甘肃村通婚，从小在家都要讲原来的家乡话。因为祖辈过来时就没有几个人识字，后来汉字失传，他们就用38个斯拉夫字母拼写陕西方言，创立了东干文，直到1957年，才有了用俄文拼写的书。”
韩老汉拿出一家人的老照片，向我们介绍“老陕”结婚的盛况。只见新郎和新娘都身穿长袍，头戴凤冠，脚踏绣鞋，大红大绿，一副清朝时期的模样。女主人见我好奇，回屋取来自己的金首饰，炫耀说：“这可是从关中老家带过来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我给一家人照相时，孩子们换上了自家缝制的中式对襟红袄，淳朴憨厚的气息扑面而来。
看到陕西话和关中农村的生活习俗在这异国他乡得以沿袭，我能感到其中有一种力量，一直在默默地坚守这一切。正如村里一位老人告诉我的：“他们是羊群中走散的羔羊，他们日夜思念着要找回自己的羊圈。”
四儿子一直望着我们笑，说将来要回老家看看，还想和老家做生意。“以前消息少，近些年中国人来这边的多了，才知道一些老家的事情。记得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我爷爷还问：左宗棠的人还在不？”我突然想到这里距离李白的出生地不远，就问他们是否知道，一家人同声答道：“知道，知道，我们这儿有的娃还会背他的诗。”我忙问是哪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原来，前几年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帮助他们整理出版了李白诗集，包括俄、吉、汉3种语言，村里人家家都买来读了。
告别时，一家人送我们到大门口，我真心地说：“你们要常回家看看。”韩老汉连声说：“就是的，就是的。”女主人有些不舍，说：“去年也有人来照了不少像，走了就再没音息。”我答应她：“一定把洗好的照片送回来。”
回国后，我冲洗好照片，还特意放大了一张“全家福”，请当地朋友帮忙送到了韩家。后来朋友告诉我，韩家人见了照片，喊来乡亲四邻，自豪地说：“看，这是北京来的大记者为我们照的，美得太！”
Tips
吉尔吉斯共和国是一个位于中亚的内陆山国，全境海拔500米以上，其中1/3的地区在3000～4000米。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和高山气候，冬冷夏热，日暖夜凉，降水量少，日照充足。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很早就有中国人闯荡吉尔吉斯斯坦，成吉思汗曾经在这片疆土征战，玄奘法师西行也途径此地。相传诗仙李白出生于古城碎叶，正是今日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
老人招呼来对面院子一位头戴小白帽的年轻人，姓韩，他客气地引我们到家里坐。这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院落宽敞，瓜果成荫，院中央停着两辆汽车。听说我们是北京来的，一家十几口人全都出来了，拉我们坐在葡萄架下的大床上，又是端茶，又是上水果。这家的男人都头戴白帽，女人则是彩色头巾，身着花色长袍。虽然此刻身处异域，但看着这些“老陕”，丝毫不觉得他们是外国人，那熟悉的腔调让我备感亲切，像是到家了一样。
韩家老汉今年58岁，是第四代“老陕”，老家在关中，1993年还回去过一次。据他讲，1862年，关中老家的回民义士与太平军、捻军遥相呼应，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了极大威胁；清政府派兵镇压，义士们边打边退，向西迁徙，在左宗棠的步步追杀下，十年后，所剩的3万人不得不翻越天山，继续西逃；天寒地冻，疾苦交加，翻过天山后，幸存的只有3000人，他们自称“老陕”，当地人则叫他们“东干人”。目前楚河两岸大约有12万“老陕”，集中居住在两个大村子里，一个就是“坎不陇”，另一个是比什凯克以西的“米粮川”，也叫“甘肃村”。
韩老汉有五个“男娃”（儿子）、两个“女子”（女儿）和八个孙子，现在四个儿子在家种地，小儿子上了大学，现在在城里“衙门”里“当差”。当地人不会种菜，韩家靠着祖传的手艺，种植土豆、茄子、番茄、黄瓜等，样样好卖。如今他们不仅把菜卖到了首都比什凯克，还卖到了邻国哈萨克斯坦。
韩家的几个儿子结婚后依然住在一起，“一屋人好得很，家里家外好照应。”男主人热情地让女主人引我们进屋瞧瞧：地上铺着地毯，墙上挂着壁毯，组合柜、电视机，配上醒目的麦加朝觐图，感觉色彩很亮丽。
韩老汉的二儿子是“阿訇”，读了不少书，正在整理祖上的那段西迁历史。他说，当年被追杀的人们是1877年冬季翻越的天山，最高处有6000米，有的人掉到了沟里，有的冻死在山上，活着的人怀揣从内地带来的种子逃到了坎不陇，“当地人没有赶我们，我们就靠种菜立下了脚”。村里的老年人对陕西感情很深，还能说出一些至今仍存在的关中地名，往往说着说着就落了泪。远离故土至今已120多年，他们对现在的陕西不甚了解，却怀有一种常人难以体会的感情。
我见几个孩子用陕西话互相逗乐，就问“老陕”们是怎么把汉语保留得这么好的，二儿子说：“祖上为保住我们的血统，规定只能同老陕村和甘肃村通婚，从小在家都要讲原来的家乡话。因为祖辈过来时就没有几个人识字，后来汉字失传，他们就用38个斯拉夫字母拼写陕西方言，创立了东干文，直到1957年，才有了用俄文拼写的书。”
韩老汉拿出一家人的老照片，向我们介绍“老陕”结婚的盛况。只见新郎和新娘都身穿长袍，头戴凤冠，脚踏绣鞋，大红大绿，一副清朝时期的模样。女主人见我好奇，回屋取来自己的金首饰，炫耀说：“这可是从关中老家带过来的，是祖上传下来的。”我给一家人照相时，孩子们换上了自家缝制的中式对襟红袄，淳朴憨厚的气息扑面而来。
看到陕西话和关中农村的生活习俗在这异国他乡得以沿袭，我能感到其中有一种力量，一直在默默地坚守这一切。正如村里一位老人告诉我的：“他们是羊群中走散的羔羊，他们日夜思念着要找回自己的羊圈。”
四儿子一直望着我们笑，说将来要回老家看看，还想和老家做生意。“以前消息少，近些年中国人来这边的多了，才知道一些老家的事情。记得第一次见到中国人，我爷爷还问：左宗棠的人还在不？”我突然想到这里距离李白的出生地不远，就问他们是否知道，一家人同声答道：“知道，知道，我们这儿有的娃还会背他的诗。”我忙问是哪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原来，前几年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帮助他们整理出版了李白诗集，包括俄、吉、汉3种语言，村里人家家都买来读了。
告别时，一家人送我们到大门口，我真心地说：“你们要常回家看看。”韩老汉连声说：“就是的，就是的。”女主人有些不舍，说：“去年也有人来照了不少像，走了就再没音息。”我答应她：“一定把洗好的照片送回来。”
回国后，我冲洗好照片，还特意放大了一张“全家福”，请当地朋友帮忙送到了韩家。后来朋友告诉我，韩家人见了照片，喊来乡亲四邻，自豪地说：“看，这是北京来的大记者为我们照的，美得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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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共和国是一个位于中亚的内陆山国，全境海拔500米以上，其中1/3的地区在3000～4000米。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和高山气候，冬冷夏热，日暖夜凉，降水量少，日照充足。这里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很早就有中国人闯荡吉尔吉斯斯坦，成吉思汗曾经在这片疆土征战，玄奘法师西行也途径此地。相传诗仙李白出生于古城碎叶，正是今日的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