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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卖断市了,连出版社都没货。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
20个一线语文教师组成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关于现行语文教材批判的新书上月出版,很快也引起教育界以及人文学者、媒体以及更多是家长们的广泛讨论。
老教材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儿?
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
这是1917年版《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17课《请问尊姓》的全文。现在上海市江湾中心小学读二年级的蔡亮,盯着右下方一脸懵懂的永儿肖像咯咯直笑。书页在她手中轻快地翻动,《语文》课本反被抛在了一边。
“如果拿现今的课本与此读本相比较,知道了什么才是孩子喜欢的书籍课本。”
“这本书孩子看了几页后,甚是喜欢。这更让我们家长明白好书籍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
“目前海外的许多华人家庭和台湾地区,还以此书来教育孩子。”
当当网读者对这套再版书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这套颜体字排印,淡墨着画,一课一图的教材,是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自1917年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七千多万册。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
编得太用心了,小孩怎会不喜欢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原名《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薄薄八小册,素色封面上干净的竖排文字,别无他饰。
陈宁宁五年前从旧书堆里刨出它们的时候,还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她1983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现在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在地,一栋法式洋楼,原是张元济、顾廷龙等开办的合众图书馆。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还收藏了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旧平装”。
这些当年被当成“新书”搜罗的古旧书籍,还来不及细加甄别、保护和收藏,“有的乱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但凭着对馆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国丛书编目》,陈宁宁从“旧平装”里,翻寻出全套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
在这个过程中,还勾连出了开明书店1932年版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1930年版课本。三个版本均插画精美,陈宁宁两只手指掂着黄脆的书角,啧啧称奇,“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
为了拣选出几部合适的老课本再版,当时,她的案头堆满了各种蒙学读本和新式课堂教材。有《三字经》的民国新排本,做成了识字卡片的样子;也有清末的钦定新式读本,少不得讲经尊孔。
最后选定再版的这三套老课本里,“最先确定的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一起编写的开明书局版”。为此陈宁宁还联系上丰子恺的女儿,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的丰一吟,“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她对这套课本的记忆还很鲜活。”
陈宁宁的老同学吴遵民,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这几套老教材的价值:现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编纂小学课本,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也没有人出来邀请,他们很难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师们,编了一个好教材,就滋养了一代人。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这套意象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教育部的批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是为特色。”
不用教,一读就能成诵
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引以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高老师举出佐证:
《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到。
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洋溢着开放的精神,有些问题并不设置惟一正确答案,以引导小学生主动探讨问题。1932年版的《新选国语读本》有篇《两个疑问的信》。课文这样写:“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
这样的问题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似乎深了些,但这种尊重小孩子,并鼓励他们进行讨论的平等思想很让人服气。尤为可贵的是,有些课文不仅告诉孩子们道理,还会教给他们方法。
最能够体现当时孩子的神采的,是这样一篇应用文,出现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
《致某校足球会书》“某校足球会诸君公鉴:经启者,会自组织以来,只有两月,素乏练习,无从观感。久仰贵会热心体育,成绩卓著,原定于本星期六午后三时,拟约贵会诸君,在公共体育场比赛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联络感情;想诸君亦必乐于赞同也。如荷俯允,请先示复为盼。此上,即颂健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足球会谨启。”
“这就是当时孩子们的日常应用文,这样的温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气度,让你情不自禁地赞叹。”媒体人潘采夫感慨,读者都是明白人,这样的课文,对于大国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对培养我们的独立思想的小国民,又有着多么巨大的价值。
小学语文教材有“毒”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浙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重点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这三种使用较广的版本进行分析找错。这份报告详尽列举出了三套教材的种种“毒素”:
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文中,母亲多身体不健康,极度压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里,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课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或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大版《花脸》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养,如北师大版《三个儿子》。他们被教育要“吃苦”,不断“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苦”。
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孝”、“报恩”、“服从”。种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据《长江商报》)
20个一线语文教师组成的“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关于现行语文教材批判的新书上月出版,很快也引起教育界以及人文学者、媒体以及更多是家长们的广泛讨论。
老教材为什么好?新教材究竟痛在哪儿?
永儿的爸爸对永儿说:“如果有客人来,先要问他尊姓。”明天,对门的徐先生来看永儿的爸爸,永儿说:“徐先生,请问尊姓?”
这是1917年版《商务国语教科书》第117课《请问尊姓》的全文。现在上海市江湾中心小学读二年级的蔡亮,盯着右下方一脸懵懂的永儿肖像咯咯直笑。书页在她手中轻快地翻动,《语文》课本反被抛在了一边。
“如果拿现今的课本与此读本相比较,知道了什么才是孩子喜欢的书籍课本。”
“这本书孩子看了几页后,甚是喜欢。这更让我们家长明白好书籍才是孩子的良师益友。”
“目前海外的许多华人家庭和台湾地区,还以此书来教育孩子。”
当当网读者对这套再版书的评价颇具代表性。
这套颜体字排印,淡墨着画,一课一图的教材,是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自1917年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七千多万册。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
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
编得太用心了,小孩怎会不喜欢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原名《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薄薄八小册,素色封面上干净的竖排文字,别无他饰。
陈宁宁五年前从旧书堆里刨出它们的时候,还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担任编辑。她1983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即从事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工作。
现在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所在地,一栋法式洋楼,原是张元济、顾廷龙等开办的合众图书馆。除金石拓片、古籍善本之外,还收藏了不少民国年间出版的“旧平装”。
这些当年被当成“新书”搜罗的古旧书籍,还来不及细加甄别、保护和收藏,“有的乱七八糟堆得一塌糊涂”。但凭着对馆藏的熟悉,和三大本《民国丛书编目》,陈宁宁从“旧平装”里,翻寻出全套1917版《商务国语教科书》。
在这个过程中,还勾连出了开明书店1932年版国语课本,和世界书局1930年版课本。三个版本均插画精美,陈宁宁两只手指掂着黄脆的书角,啧啧称奇,“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
为了拣选出几部合适的老课本再版,当时,她的案头堆满了各种蒙学读本和新式课堂教材。有《三字经》的民国新排本,做成了识字卡片的样子;也有清末的钦定新式读本,少不得讲经尊孔。
最后选定再版的这三套老课本里,“最先确定的是叶圣陶和丰子恺一起编写的开明书局版”。为此陈宁宁还联系上丰子恺的女儿,时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任职的丰一吟,“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她对这套课本的记忆还很鲜活。”
陈宁宁的老同学吴遵民,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的副教授,也肯定了这几套老教材的价值:现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编纂小学课本,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也没有人出来邀请,他们很难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师们,编了一个好教材,就滋养了一代人。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
这套意象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课本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审定,为“第一部经部审定的小学教科书”。教育部的批语说:“插图以墨色深浅分别绘出,在我国小学教科书中创一新例,是为特色。”
不用教,一读就能成诵
开明等三套老课本再版后,曾被上海市高安路小学、上师大第一附属小学引以为课外读本。“几乎不用教,孩子们一读就能成诵。”高老师举出佐证:
《绿衣邮差上门来》,“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贴近小孩子的心理,似乎是那个年代小学课本编写的一个共识。“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是这还不够。”叶圣陶在《开明课本》的“编辑要旨”里写到。
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洋溢着开放的精神,有些问题并不设置惟一正确答案,以引导小学生主动探讨问题。1932年版的《新选国语读本》有篇《两个疑问的信》。课文这样写:“平之:先生时常对我们说,进退要守秩序,应对要有礼貌。但是也有人说,秩序,礼貌,是束缚自由的东西。照你看来,究竟应该怎样呢?”
这样的问题对一年级小学生来说似乎深了些,但这种尊重小孩子,并鼓励他们进行讨论的平等思想很让人服气。尤为可贵的是,有些课文不仅告诉孩子们道理,还会教给他们方法。
最能够体现当时孩子的神采的,是这样一篇应用文,出现在1922年《新教育教科书国文读本》第一册:
《致某校足球会书》“某校足球会诸君公鉴:经启者,会自组织以来,只有两月,素乏练习,无从观感。久仰贵会热心体育,成绩卓著,原定于本星期六午后三时,拟约贵会诸君,在公共体育场比赛足球,俾得取法大雅,并以联络感情;想诸君亦必乐于赞同也。如荷俯允,请先示复为盼。此上,即颂健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足球会谨启。”
“这就是当时孩子们的日常应用文,这样的温文而又自信,健康又有气度,让你情不自禁地赞叹。”媒体人潘采夫感慨,读者都是明白人,这样的课文,对于大国之中的寡民,是多么稀缺的珍品,对培养我们的独立思想的小国民,又有着多么巨大的价值。
小学语文教材有“毒”
现行的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被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目前各地使用的小学语文教材除了人教版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湘教版、鄂教版等多套教材。浙江“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重点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江苏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这三种使用较广的版本进行分析找错。这份报告详尽列举出了三套教材的种种“毒素”:
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比如苏教版中的《花瓣飘香》、《沉香救母》,人教版的《玩具柜台前的孩子》、北师大版《母亲的纯净水》等文中,母亲多身体不健康,极度压抑,或功利心太强。而人教版《日记两则》和《看电视》、北师大版《流动的画》和《妈妈的爱》等里,母亲又道德完美到不近情理毫无逻辑。她们多数无视孩子的主体地位,常以成年人的意志去粗暴干涉孩童的世界。
课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或在恐惧中成长,比如北师大版《花脸》一文,或被工具化般地蓄养,如北师大版《三个儿子》。他们被教育要“吃苦”,不断“吃苦”,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吃苦”。
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孝”、“报恩”、“服从”。种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据《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