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意人在现实中有很多压力，生意难做，有些时候是违背人性的。我们这种人，如果不给自己开一个窗口或烟囱，可能会憋死，对我而言，德基金何尝不是一个窗口。
　　“德基金一年，就像一个孩子满周岁，召集各位亲戚朋友回来热闹一下，也好让这个孩子健康成长。”穿着红色志愿者文化衫、戴着红框眼镜的陈宇一宿未睡，10月27日，站在德基金一周年庆典的台上，他讲话几度停顿，似乎因激动而没有条理。
　　这位茂德公集团有限公司的CEO，茂德公草堂“堂主”，孩子们眼中的“老板陈”，年近40岁，从生意到公益，穿梭在不同身份之间，寻找不惑的归宿。
　　村庄里的渴望
　　在广州的大部分时间，陈宇都会在草堂里，尤其喜欢呆在好友、山水画家孙金龙的茅草屋里喝茶聊天。
　　陈宇剃了光头，踩着布鞋，穿着他那件红色志愿者T恤，陈宇坐在太师椅上，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眯眼大笑时，神态颇像一尊弥勒佛。
　　上世纪70年代，陈宇出生在雷州半岛一个族居村——足荣村，全村两千号人都姓陈。由于全村都是同宗，打小开始，他就几乎没见过外人，唯一可以看到的陌生人就是几个偶尔来村里卖针线和糖果的“糖糕客”（货郎）和“骟猪佬”。
　　小时候，村里连摩托都没有，进城都是坐牛车。小学四年级时，村里才通了汽车。每个月村里放电影的时候都会引起一场躁动，送电影胶片的拖拉机驶过村里的土路，孩子们就兴奋地追跑。
　　在封闭的环境里，带着未知的想象，他铆足了劲，渴望走出去。他考上了镇里的初中，到城里念高中，继而又以湛江市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进北京读大学。当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变得像村里的阿猫阿狗一样寻常时，他开始重新思考人生。
　　十多年后，陈宇回到家乡的小学校，发现母校依旧封闭而平静。于是，他为小学校续上断了十几年的奖学金。与此同时，他开始有一种期待——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出去，但至少有人能够走进来。
　　“我以前是这么期待的，现在的小孩也可能期待。”带着一种将心比心的朴素理想，一个乡村艺术支教的雏形在他脑海中诞生：请一些青年学者、艺术爱好者及艺术家到乡村学校支教，帮助改善偏远地区学生对文化艺术的认知，开拓视野。
　　2011年，承载着乡村艺术支教梦想的德基金成立了。
　　德基金一开始承担更多的是陈宇个人的想法：将企业的公益资源集中起来，持续并关注乡村儿童。而随着全国各地“德先生”（支教志愿者）的持续加入，当年模糊的希望变得愈来愈清晰。
　　“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困惑，长期在城市里被现实的东西折磨，已经不懂得感动了。这段时间对他们也是一种放空，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反而让他们发现生活中，除了竞争、压力外，还有很多平凡的东西。”
　　过去一年，德基金已经举办了8期支教，足迹踏遍四川、广东，陈宇只缺席了一期。
　　“生意人在现实中有很多压力，生意难做，有些时候是违背人性的。我们这种人，如果不给自己开一个窗口或烟囱，可能会憋死，对我而言，德基金何尝不是一个窗口。”他吸了一口烟，将烟头掐灭。
　　像竞选一样做公益
　　以前陈宇不喜欢别人喊自己“老板”，德基金支教后，“老板陈”的称呼被传了开来，孩子们这样喊他，他反倒觉得亲切了，“还好他们没喊我什么乌龟王八蛋”。庆生会的第二天，茂德公草堂主办了“小善心宴”慈善会，召集爱心人士义卖闲置物品及点对点认捐“德基金”所支教过的小学。围巾、车载冰箱、红酒、陶艺、首饰……引得来宾们竞相购买，还有人提前在微博上认捐。
　　“我请我的朋友也来关注，他们也是老板，千千万万企业关注起来，就变成大势了。”陈宇说，“中国这个庞大社会，需要关注点太多，我们关注乡村支教，可能有人关注聋哑人、老人、留守儿童……每个企业家可以根据自己企业特点和老板个人情怀做不同的事情。”
　　在“小善心宴”上，德基金为企业家梁智坚先生、广州用友公司、广州爱读书会、诗人刀哥、江口醇诸葛酿经销商、上海体育学院武益社等，特别颁发了一个“爱心奖”，感谢他们一年来对德基金的付出。若在平时，这些来自不同背景和行业的人们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陌生人，而德基金却为这些分散的社会力量提供了行善的渠道。
　　如今，茂德公集团每年会拨付两三百万给德基金。在陈宇看来，做公益不是看花钱多不多，而应该像奥巴马2008年竞选那样——没有大财团的支撑，奥巴马凭借着脸书和推特的传播，积少成多同样获得支持率。
　　与其动员大财团做公益，他觉得不如鼓励更多普通人做公益，“一千万人，每人帮一个学生，多恐怖的数字！我每年拿两三百万元做公益，如果有一百个这样公司，也有几个亿！”
　　谈起企业家做公益常被人质疑为炒作，陈宇也很坦然：“如果真的是炒作，你要帮他炒，他真的做了，就是好的导向作用。企业家也希望被社会认可。”不过他也承认，确实有人通过公益赚钱，有很多害群之马，但这是发展中必经的阶段。“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
　　比如德基金成立之初，因为国内还没放开公益组织登记注册条例，陈宇舍近求远在香港注册了“香港德基金有限公司”，由茂德公集团出资，以公司的财务规范，在内地开展支教活动。如今，广州开放注册，德基金正在申请落户广州。
　　“社会一天天进步，法律一天天完善，我们应该充满希望。每个人都会伤风感冒，这并不重要，更多人都在往前走。”他说。
　　有人问他，你干嘛让乡村孩子知道外面有高楼大厦，让他们像不丹那样封闭着，多幸福。对于这样的观点，陈宇不予评价：“中国那么多人，特别是网民，每个人一种说法，都在乎就累死了，关键是我们真的做了。”他有着自己的评判标准——德先生们的口碑。他发现很多德先生都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同学、员工来参与支教，许多人参与了一次还希望再来，孩子们也有积极的反馈，这些都给予他继续做下去的信心。
　　在他看来，做公益和做商业，都是通过把本来不存在、默默无闻的东西做成品牌，从有到无，从小到大，在管理和财务上都需要很多策划和谋略。
　　“我们从自己的财力出发，选择别人不一定关注的点。支教有很多人关注，但农村小学最缺乏的是艺术课程，游戏式的教学方式在中国是被否定的，所以我们提出艺术支教。”陈宇认为，“企业家做公益的优势在于，执行力会比较高，毕竟能存活下来的企业执行力普遍较好，行动和决策比别人快。” 　　德基金是陈宇下半辈子最想做的事情。他承诺只要茂德公集团收入足够支撑一年的活动，他就会持续做，假如有经营压力，也会为德基金觅得一个好东家，或者引入社会资源。“不好高骛远、不盲目扩张，踏踏实实先去做。中国人说‘一生二、二生三’，小孩也是三岁才稳定，我希望三周年的时候再来谈规划。未来两年，对于公司和德基金都是非常关键的两年。”
　　“潮退了才知道谁是光屁股的”
　　陈宇对公益界未来的豁达态度，或许源自于他的商战经历。他自称是改良主义者，喜欢在既有的制度规范内寻得创新。
　　陈宇的第一桶金来自于2002年走红的诸葛酿。但2004年起，市场上就开始出现大量仿冒品，最多的时候高达100多种。遇到仿冒，那时候江湖通行的做法就是打架。然而陈宇并没有这么做，他希望通过市场手段和法律手段解决，由此提出企业的责任观——企业有责任让消费者知道哪个牌子是真的，有责任站出来反对造假。当年，他开始在主流媒体上大量投放广告，花了一两千万的广告费，诸葛酿的销售量很快增长近10%，同时，他也打了长达数年的持久战官司，为自己的品牌正名。
　　“不是他们逼着我，我的辣椒酱出不来，我必须跟他们不同，必须超越。”历经十年的赛跑，茂德公的品牌终于成长起来了。茂德公的商标是一位戴着草帽的老爷爷，那其实是陈宇的爷爷陈茂德。爷爷，是给陈宇影响最深的亲人。
　　陈宇的家乡民风相对粗犷，“以前我们村小孩打架，家长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哪怕自己孩子占了上风，家长还要把孩子胸口搓红了，跑去人家讲理；还有一种就是我爷爷，不管什么原因，哪怕是我受了委屈，肯定先骂我。”那时，他一度气爷爷老实得有些软弱、没用，自己被欺负了都不管。直到长大经商之后，他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善良的美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给予他力量。他常想起那一盏煤油灯下，一家人团团围坐在院子里，编织着捕鱼用的竹篮的情景。这时候，爷爷和爸爸便会给他讲起《三国演义》和许多传说故事。“现在想来都很温馨，很多中华传统美德都是这么言传身授的。”
　　所以，对待造假事件，陈宇很豁达。“过渡期，政府也有难处，造假的也有难处，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品牌，很多人能混饭吃就好了。从制造中国，到品牌中国，再到创新中国，这个过程需要有人去固守理想，他们会很累，但只有潮退了才知道谁是光屁股的。”
　　只做自己喜欢的生意——这是陈宇在不惑之年的生活哲学。“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开始大家都追求温饱，企业家只想着赚钱，没有多少精力思考其他问题。如今，劳资关系、社会监督力量都在变化，整个角色关系发生变化，新一代企业家的社会意识也在增强，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是会不同的。”
　　2007年，陈宇建起茂德公草堂，草堂里居住着陈宇的许多艺术家朋友。“他要是画画，一定出名了，他的思维太活跃了，有太多想法了。”朋友孙金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