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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前沿科学以及科学伦理方面的主题，由艺术家和科学家在现场与那些八九岁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娓娓展开，而孩子们就坐在那两张沙发上。这样的交流，孩子对科学会有什么样的距离感？
虽然早已不再期望实现小时候的“科学家梦”，我仍希望女儿能体验到世界的奇妙并爱上探索世界。应试教育毕竟为我们这一代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缺失，过去接受过的科学教育，大多遵从同一套模式，用同一种写法的教材，仅仅各式各样的老师给过我不同的学习经验。
因此，当我得知曼城有个科学节，我兴冲冲地排满了我和女儿的日程，其实更多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打开科学的世界
科学节是10月份的曼城一个重磅节日，今年已经开到第六个年头。它由著名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MOSI）发起，联合曼切斯特两所大学和其它文化艺术单位，提供让人目不暇接的科普活动和科学交流。
我们旅程的第一站是听一个科普讲座“烟花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科学家在教室里讲火是怎样产生的；不同颜色、强度和声音的火是怎样通过配方调配的；它们是怎样被安排而造成不同效果的烟花；而这些烟花是怎样变成烟花表演。
科学家在现场做讲解，与其说演讲，不如说是在表演。选取充满声光效果的、对比强烈的、出人意表的现象来演示，同时让我们身处在一个烟花制造者的情景下，在见证着烟花制造的一个个步骤之时感受其中的科学知识。
要与上至70岁老者、下至3岁小孩的观众分享科学，演讲人除了落手落脚摆弄现场实验，还要用尽自己的语言和肢体去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比如幽默的语言、比如实验时犯一些拙劣的小错误来自嘲，以及常常向小观众提问。我记得之前我在华威大学里听过另一个科普讲座更妙，台上那两个科学家唱的双簧让他们看起来一点也没有学究样，反而更像小丑的演出。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尽量用生活的语言讲生活的事情——不用术语、或在无可避免使用术语时用生活话语来描述它们，却一定不会停留在术语上。
讲座课室外面的走廊摆满了摊位，每个摊位都有一些主题的科学活动。而我其后去MOSI的时候也发现新设了不少科学活动的摊位，这些摊位“上演”的是一些“陌生的现实”，例如将立方体放进肥皂水看它产生的膜、用X光设备照出的身体，以及透过显微镜看树枝上的苔藓；或者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实验，例如用吸管剪出笛子；用竹签穿过气球但不弄破它等等，很有生活气息，再配以极少的知识说明。
而另一个“科学+艺术”体验活动，则让我和女儿体验到了美。
这个活动旨在让孩子探索一种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的特殊物料。艺术家在一个支成亭子模样的钢架顶上挂上一段旋转的圆柱形水管，染成不同颜色的物料被填充在水管里并通过水管底部钻开的一排小孔缓慢地洒到下方的圆铁网上，又慢慢地从铁网滴下来。由于物料的特殊韧性，它们从两米高的铁网滴下来却并不像雨一样马上断成水珠滴到地上，反而像拉面般拉长，形成了一片五颜六色的几乎静止的雨，在暖光灯的照耀下分外炫美。
我们在这个艺术作品旁边参加艺术家的工作坊，尝试做出这种材料，并通过比赛的方式感受它的各种特性：比如在物料上放小钢珠比赛谁的先沉下去，以检测它的粘稠度；又或是将它搓成球状摔到在地上以观察它的弹性，等等。最后我们还亲自将物料填入水管状的筛子，尝试创作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艺术作品。
我没能记住这种物料的名字，却记住了这种物料，以及关于这种物料的感觉：它的重量、温度、弹性、以及皮肤与之接触的感觉。我感觉到我对“物料”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既是有关科学知识的，关于这种材料“是什么”、“怎么用”，也是关于“美”的。
因此，在活动中，我特别想创作一个自己的作品；同时也是有关我自己的“行动”的，通过揉、拉、摔、挖等一系列方式去接触不同的物料，看看它们又有什么不同。同样地，我在烟花、吸管笛子以及肥皂水实验等等活动中，都能感受到“兴趣”这种笼统的感觉之下的这三种互相交织的欲望。
回想起来，我过去接受的科学教育中已经有太多的知识含量但仅仅有很少的行动，更缺乏的是美的体验，后两者的缺乏让知识像砂土一样堆在身上，轻易地随时间过去而掉落。然而美感的体验却成为我身体的、情绪的感受，让知识“粘”在我身上，也让兴趣粘在了我身上。而创作的欲望也直接地成为了吸收知识的动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我必须搞清楚这种物料，以及可能让我的创作更丰富的其它物料——一个关于“物料”的世界就这样打开了。
用自己的语言讲述真实的世界
科学节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印记是我们与科学如此接近。
我留意到所有我们接触过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科学背景。为我们做烟花讲座的教师、各个摊位的工作人员，或者科学馆的项目人员，几乎都是某个科学专业的学生或从业者。
带我们看树枝上的苔藓的女孩是生物系的学生，她找了位艺术专业的搭档来呈现她的微观世界；这个摊位旁边展示机械人设计的是机械工程的毕业生，他说他只是帮他的学弟在看摊位，而他自己的机器人则发表在其它地方；导览的女孩跟我说她明年打算将自己的毕业作品拿到科学节发表。
而我在特殊物料创作工作坊接触到的两位科学节项目工作组人员分别修了机械工程方面和生物化学方面的本科学位再获得博物馆学硕士学位的。换言之，我们是在跟认真探究过这个科学主题的人在交流，而不是和一些对那些领域陌生的“代理人”在交流。
简单地说，就是和“真懂的”和“认真过的”人对话。这种对话其实已经不仅是展示的那点知识而是知识所折射的那个世界；另一方面，对话的内容也不仅仅是知识，而且包括了情感在内。
回想起当年在国内接触过大量的大学生支教义工，我感叹的不是他们没有专业知识，其实他们都在不错的大学进修着相关的专业，部分还是研究生博士生，而是他们将自己的专业知识转化成教育活动的贫乏。
作为义工的培训者，我常常倡导义工们可首要考虑将自己的专业、兴趣领域转化成自己的教学内容。然而遗憾的是，我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教学实践产生，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最典型的转化是医学院的学生设计青春期教育课，除此之外就凤毛麟角了。
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应试教育让科学完全脱离了生活而空泛成了术语体系，从而将“探究”从科学学习中整体地移除了。而这种术语组成的知识与生活语言的断裂，让他们难以想象专业知识与儿童学习者之间的连结，他们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中就已经很少有身体的“感受”，从而难以将“复杂”的知识转化为儿童的学习。
我自己也是有过切身的焦灼的。作为环境专业的学生，所有自然科学的科目我都需要学习，然而我当时却无任何头绪从中提取到素材让孩子走进“环境”这个“科学+人文”的议题之中，而我又无法说服自己仅仅将抽象的知识分解和简化成教学素材。直至毕业几年后，我偶然接触到自然教育，我才第一次获得关于“环境”的直接又清晰的身体感受，也确认了原来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包括身体语言来解释大千世界。
专业科学工作者与儿童直接接触的另一层意义是，他们可以将真实的科学世界以及难题呈现在儿童面前。
一个雕塑艺术家与一位骨髓科学教授联袂呈现的关于“废物再用”的艺术展让我难以忘怀。展览主要有两个作品，一个是用儿童脱落的乳牙点缀成的“玻璃城堡”，另一个是用外科手术切除的人体脂肪填充的沙发。毛骨悚然？那就是两位艺术家希望引领我们进入的思考了：我们常常认为废物是肮脏的，然而到底什么是肮脏？如果自始至终不告知那个设计现代的沙发是用脂肪填充的，我们还觉得肮脏吗？
另一方面，到底这些身体的废物属于谁？你脱落的牙齿、切除的脂肪，还属于你吗？医院“默认”拥有这些废物并以“研究”来为自己正名——尤其是当这些研究往往是被用来做可以“造福大众”的细胞再生研究。然而当事人有权拒绝吗？当事人可以选择用它们来做艺术创作，而不是用来做研究吗？
这些前沿科学以及科学伦理方面的主题，就由艺术家和科学家在现场与那些八九岁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娓娓展开，而孩子们就坐在那两张沙发上。这样的交流，给予孩子对科学什么样的距离感？
反过来想，当科学变成闲人勿近的“学术”，教科学、做科普的人没有足够的专业熏陶、也无经历专业探索的体验，也没有接触这个领域的前沿状况，这些又让我们的孩子离科学有多远？
虽然早已不再期望实现小时候的“科学家梦”，我仍希望女儿能体验到世界的奇妙并爱上探索世界。应试教育毕竟为我们这一代留下一个无法弥补的缺失，过去接受过的科学教育，大多遵从同一套模式，用同一种写法的教材，仅仅各式各样的老师给过我不同的学习经验。
因此，当我得知曼城有个科学节，我兴冲冲地排满了我和女儿的日程，其实更多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打开科学的世界
科学节是10月份的曼城一个重磅节日，今年已经开到第六个年头。它由著名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MOSI）发起，联合曼切斯特两所大学和其它文化艺术单位，提供让人目不暇接的科普活动和科学交流。
我们旅程的第一站是听一个科普讲座“烟花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科学家在教室里讲火是怎样产生的；不同颜色、强度和声音的火是怎样通过配方调配的；它们是怎样被安排而造成不同效果的烟花；而这些烟花是怎样变成烟花表演。
科学家在现场做讲解，与其说演讲，不如说是在表演。选取充满声光效果的、对比强烈的、出人意表的现象来演示，同时让我们身处在一个烟花制造者的情景下，在见证着烟花制造的一个个步骤之时感受其中的科学知识。
要与上至70岁老者、下至3岁小孩的观众分享科学，演讲人除了落手落脚摆弄现场实验，还要用尽自己的语言和肢体去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比如幽默的语言、比如实验时犯一些拙劣的小错误来自嘲，以及常常向小观众提问。我记得之前我在华威大学里听过另一个科普讲座更妙，台上那两个科学家唱的双簧让他们看起来一点也没有学究样，反而更像小丑的演出。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尽量用生活的语言讲生活的事情——不用术语、或在无可避免使用术语时用生活话语来描述它们，却一定不会停留在术语上。
讲座课室外面的走廊摆满了摊位，每个摊位都有一些主题的科学活动。而我其后去MOSI的时候也发现新设了不少科学活动的摊位，这些摊位“上演”的是一些“陌生的现实”，例如将立方体放进肥皂水看它产生的膜、用X光设备照出的身体，以及透过显微镜看树枝上的苔藓；或者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实验，例如用吸管剪出笛子；用竹签穿过气球但不弄破它等等，很有生活气息，再配以极少的知识说明。
而另一个“科学+艺术”体验活动，则让我和女儿体验到了美。
这个活动旨在让孩子探索一种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的特殊物料。艺术家在一个支成亭子模样的钢架顶上挂上一段旋转的圆柱形水管，染成不同颜色的物料被填充在水管里并通过水管底部钻开的一排小孔缓慢地洒到下方的圆铁网上，又慢慢地从铁网滴下来。由于物料的特殊韧性，它们从两米高的铁网滴下来却并不像雨一样马上断成水珠滴到地上，反而像拉面般拉长，形成了一片五颜六色的几乎静止的雨，在暖光灯的照耀下分外炫美。
我们在这个艺术作品旁边参加艺术家的工作坊，尝试做出这种材料，并通过比赛的方式感受它的各种特性：比如在物料上放小钢珠比赛谁的先沉下去，以检测它的粘稠度；又或是将它搓成球状摔到在地上以观察它的弹性，等等。最后我们还亲自将物料填入水管状的筛子，尝试创作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艺术作品。
我没能记住这种物料的名字，却记住了这种物料，以及关于这种物料的感觉：它的重量、温度、弹性、以及皮肤与之接触的感觉。我感觉到我对“物料”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既是有关科学知识的，关于这种材料“是什么”、“怎么用”，也是关于“美”的。
因此，在活动中，我特别想创作一个自己的作品；同时也是有关我自己的“行动”的，通过揉、拉、摔、挖等一系列方式去接触不同的物料，看看它们又有什么不同。同样地，我在烟花、吸管笛子以及肥皂水实验等等活动中，都能感受到“兴趣”这种笼统的感觉之下的这三种互相交织的欲望。
回想起来，我过去接受的科学教育中已经有太多的知识含量但仅仅有很少的行动，更缺乏的是美的体验，后两者的缺乏让知识像砂土一样堆在身上，轻易地随时间过去而掉落。然而美感的体验却成为我身体的、情绪的感受，让知识“粘”在我身上，也让兴趣粘在了我身上。而创作的欲望也直接地成为了吸收知识的动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我必须搞清楚这种物料，以及可能让我的创作更丰富的其它物料——一个关于“物料”的世界就这样打开了。
用自己的语言讲述真实的世界
科学节给我留下的另一个印记是我们与科学如此接近。
我留意到所有我们接触过的人都有一定程度的科学背景。为我们做烟花讲座的教师、各个摊位的工作人员，或者科学馆的项目人员，几乎都是某个科学专业的学生或从业者。
带我们看树枝上的苔藓的女孩是生物系的学生，她找了位艺术专业的搭档来呈现她的微观世界；这个摊位旁边展示机械人设计的是机械工程的毕业生，他说他只是帮他的学弟在看摊位，而他自己的机器人则发表在其它地方；导览的女孩跟我说她明年打算将自己的毕业作品拿到科学节发表。
而我在特殊物料创作工作坊接触到的两位科学节项目工作组人员分别修了机械工程方面和生物化学方面的本科学位再获得博物馆学硕士学位的。换言之，我们是在跟认真探究过这个科学主题的人在交流，而不是和一些对那些领域陌生的“代理人”在交流。
简单地说，就是和“真懂的”和“认真过的”人对话。这种对话其实已经不仅是展示的那点知识而是知识所折射的那个世界；另一方面，对话的内容也不仅仅是知识，而且包括了情感在内。
回想起当年在国内接触过大量的大学生支教义工，我感叹的不是他们没有专业知识，其实他们都在不错的大学进修着相关的专业，部分还是研究生博士生，而是他们将自己的专业知识转化成教育活动的贫乏。
作为义工的培训者，我常常倡导义工们可首要考虑将自己的专业、兴趣领域转化成自己的教学内容。然而遗憾的是，我很少能看到这样的教学实践产生，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最典型的转化是医学院的学生设计青春期教育课，除此之外就凤毛麟角了。
我想这也许是因为应试教育让科学完全脱离了生活而空泛成了术语体系，从而将“探究”从科学学习中整体地移除了。而这种术语组成的知识与生活语言的断裂，让他们难以想象专业知识与儿童学习者之间的连结，他们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中就已经很少有身体的“感受”，从而难以将“复杂”的知识转化为儿童的学习。
我自己也是有过切身的焦灼的。作为环境专业的学生，所有自然科学的科目我都需要学习，然而我当时却无任何头绪从中提取到素材让孩子走进“环境”这个“科学+人文”的议题之中，而我又无法说服自己仅仅将抽象的知识分解和简化成教学素材。直至毕业几年后，我偶然接触到自然教育，我才第一次获得关于“环境”的直接又清晰的身体感受，也确认了原来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包括身体语言来解释大千世界。
专业科学工作者与儿童直接接触的另一层意义是，他们可以将真实的科学世界以及难题呈现在儿童面前。
一个雕塑艺术家与一位骨髓科学教授联袂呈现的关于“废物再用”的艺术展让我难以忘怀。展览主要有两个作品，一个是用儿童脱落的乳牙点缀成的“玻璃城堡”，另一个是用外科手术切除的人体脂肪填充的沙发。毛骨悚然？那就是两位艺术家希望引领我们进入的思考了：我们常常认为废物是肮脏的，然而到底什么是肮脏？如果自始至终不告知那个设计现代的沙发是用脂肪填充的，我们还觉得肮脏吗？
另一方面，到底这些身体的废物属于谁？你脱落的牙齿、切除的脂肪，还属于你吗？医院“默认”拥有这些废物并以“研究”来为自己正名——尤其是当这些研究往往是被用来做可以“造福大众”的细胞再生研究。然而当事人有权拒绝吗？当事人可以选择用它们来做艺术创作，而不是用来做研究吗？
这些前沿科学以及科学伦理方面的主题，就由艺术家和科学家在现场与那些八九岁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娓娓展开，而孩子们就坐在那两张沙发上。这样的交流，给予孩子对科学什么样的距离感？
反过来想，当科学变成闲人勿近的“学术”，教科学、做科普的人没有足够的专业熏陶、也无经历专业探索的体验，也没有接触这个领域的前沿状况，这些又让我们的孩子离科学有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