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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4日零时32分，周小燕教授永远离开了我们。就在前一天，她经历了数次抢救，到傍晚时，各项指征都恢复了稳定。我和其他守候着的亲人、领导、学生一样，都认为她又像以往那个逞强倔强的“小燕子”，闯过了人生的又一个关口，都认为她会创造她生命中无数奇迹中的又一个。
可能是她心理太强大，而我们，已经太习惯于她的强大，甚至时常不知不觉地依赖着她的强大，我们始终不相信，她会这样离开我们。可她还是走了，平静地走了。
我第一次近距离拜见先生是2006年1月31日在她的家中。记得当时她正指导学生上课，阳光穿过客厅的落地窗洒在她的身上。由于反光，我并不能看清她的脸，感觉她就像被一团光笼罩着，对于声乐学子，她是近乎传说一般的存在，那天的场景也如一幅画一样镌刻在我的心里，如今闭上眼睛还能回忆起当日阳光下她温暖的面容。
那天，我对她说：“先生，您是我的偶像。”她笑着说：“那你的工作可就不好做了，把‘偶像’当作研究对象是很容易脱离实际的。”我告诉她我是为了研究她的声乐教学法而来。她反对研究她个人，但是可以毫无保留地将所有课堂向我开放，她对我说：“要研究方法，留些资料给年轻人。”她还说：“我们以往全凭直觉唱和教，经验和教训都有，你不能写成表扬信，要真研究，真讨论。”
后来，她也和我真研究、真讨论，不回避任何问题，表述不清楚的时候她就说：“来，我给你上一课，你切身感受一下。”
2007年，上海市教委成立“周小燕大师工作室”，她坚决要把名字改成“周小燕声乐艺术工作室”，并且坚持不搞挂牌仪式。她说：“我还是做老师吧！”，工作室成立后我担任主任助理，于是我向周先生表态：“我一定会配合好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她笑着说：“你是他们派来‘管’我的，我们一起来把我。管’好。”话来的日子证明，我不但“管”不好她，有时候还不得不配合她防着关心她的领导们“管”她。
工作室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她不肯轻慢，什么事都抢着亲自参加。我跟着她，从项目策划、拜会导演，到约访专家、组织讨论会，她忙到几次住院，可即使在医院里也未曾停下来工作。我说她是“倔老太”，她说：“不倔成不了事啊！”
2008年，我多次在先生家留宿，发现她是个老顽童，不但追剧看谍战片，而且喜欢看足球比赛，经常会看到半夜12点多。我不停地催她早睡：“不是说你归我‘管’吗，该睡了。”她却诙谐地反驳：“今天阿姨不在家，别剥夺我破坏规则的小乐趣哦！”
她的课程还是一如既往地多，有时多到除了午休一整天都停不下来，我和学生私下沟通后在她的排课日历本上悄悄划掉几节课，她立刻发现了，打电话直接把学生叫了过来。但凡邀请她参加的音乐活动，她一场不落地想参加，我筛选掉的她又再次勾上，陪着她观看一场又一场的演出，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毕业音乐会，只要给她发了邀请，她都要去参加。
某年我陪她过中秋，晚上，她跟我谈到了生死。我觉得这是个忌讳的话题，不想和她多谈，她却不然，谈的时候笑嘻嘻的：“人活一天就要精精神神、快快乐乐的，每天把自己能做的、想做的事努力去做，等到死了就没什么可以遗憾，不会不舍和留恋，因为你会觉得另外一个世界你也可以这样快乐地过。”她说：“以后我总归要走在你们年轻人前面的，我不要你们悲悲戚戚，一个人带给别人的应该是快乐。你们以后想起我来就掉眼泪，有什么好？”
这一年，她还亲自带队到南京艺术学院和武汉音乐学院讲学，主办单位看到的永远是神采奕奕的她，连我也很少意识到，她已经91岁高龄了。
2009年，两位学生记者想采访先生，我推了。她用严厉的眼神批评我：“比起大记者，这些小记者我更重视。我1947年回国，很多大学都请我去演唱，没有报酬我也去。青年人是未来，要重视他们的需求。”
我曾听她给我讲过战乱中的欧洲，以及她颠沛流离中的学习生涯，可是在讲述的时候她总是会过滤掉那些她经历的苦痛，只讲那段生涯如何让她更深切地知道了何为“爱国”。这一年，她两次参加大型音乐会，一次领唱《我爱你中国》，一次领唱《祖国颂》。
那一年，《唐卡洛斯》上演时邀请她参加首演仪式，她特意叫我陪她去做个发型，她说：“漂漂亮亮地出现在公共场合是对看到我的人最起码的尊重。”即使是在医院，有人来探望，她也必定是要收拾停当，精精神神地见人，这是她理解的修养。就连我这个整天和她在一起工作的人，每天结束一天的课程准备要离开时，她都一定会走到门口与我道别，并倚着门看我进电梯，直到看着电梯门合上再关门，这也是她理解的修养。
2010年，我要生孩子了，她听说我想剖腹产，就跟我讲：“我们学声乐的有优势，连呼吸法都不用学，只要顺势而为就好了。”孩子满月了，她叫我把孩子抱去给她看，—进门，她就伸手把胖小子接过去抱在了怀里，我担心她抱不动，下意识地托了托她的手臂，我惊讶于93岁高龄的她，手还那么有力量。她稳稳地抱着，俏皮地笑：“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我摔了孩子？”
孩子满月后，我马上回到她身边工作，她和蔼地对我说：“当年我女儿在襁褓里时，我每天照旧准时上下班，但是每天下班走到弄堂口，耳朵里就出现幻听，好像听见女儿在哭，于是就开始着急往家跑。”我知道，她一方面需要我，另一方面也从心底里心疼我、理解我。
2011年，她94岁了，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她依然腰杆挺拔、姿态优雅。曾有人私下问我：“周先生长寿有什么秘诀？”我转问她，她神秘地说：“我打坐啊！”我又问她打坐的时候手应该放在哪里，脚应该怎么盘，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心里又该想点什么？她说：“你随意好了。”我练了几天完全没感觉，就问她：“是不是很难练成啊，您不是在逗我吧？’她有点顽皮的样子，笑着说：“那得等你练到94岁看看有没有效果再说啊，我以前也是坐不住，直到60岁那年才慢慢坐住的。”
2012年，我在一个“向教书育人楷模学习”的主题活动中谈及向周先生学习的体会，第二天上课间隙，我看到她在读那篇发言稿，就戏谑地问她：“您不是说夸您的文章您都不看的吗？”她有点不好意思，挥挥稿子说：“向周小燕同志学习！” 她永远都在学习。每天下午课的间隙，是她雷打不动的下午茶时间，她请大家分享她的小点心，大家和她分享他们专业上和生活中的点滴。先生把她的慈爱和宽厚分享给学生，也从学生那里分享他们的成长。她说：“我分享给你们‘旧得’，你们分享给我‘新知’，总的来说还是我占便宜啊！”
2013年2月，中央组织部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她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兴奋得不得了，像个孩子一样回忆起当年组织宣布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的兴奋。她说：“我觉得光荣啊，兴奋得一直哭、一直哭，回家我告诉我爸爸，我爸爸也兴奋得哭了。他哭了，我跟着他又哭了一场……”说完，她沉默了，我知道，她是想念她的父亲了。
她身体不舒服进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就打算开溜，她的理由是“学生还等着我”。我把她的工作日历藏起来，她找出来，我再藏，她再找，她得意地笑着对我说：“我是猫，你是老鼠啊！”最后，我不得不配合她从医院开溜。
2014年，出席《一江春水》的首演，她认真地化妆，精心搭配出席首演时要穿的服装，我开玩笑说：“您又不上台，不要抢风头啊！’她笑着说：“这个风头我要抢，做中国歌剧的梦实现了，我得风风光光地享受这种孩子降生的喜悦。”
后来，她获得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我想整理一下她历年的获奖记录，却找不到大多数获奖证书，学生寄来的一张张贺卡倒是一叠叠地摆放得整整齐齐。她得意地说：“这些就是我最好的证书。”
2015年，她越来越多地提及多年的梦想——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基金来资助在全国各类学校中品学兼优、家境贫寒的艺术类学生和为此做出突出贡献的贫困教师。她向上海华侨基金会捐赠设立“祥燕艺术教育公益基金”。基金的名字取了自己的“燕”和丈夫张骏祥先生名字中的“祥”，她希望这个基金如吉祥的春燕般将善与美带入更多艺术爱好者心间。她说：“锦上添花的事情要少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才要多做，我这个基金要帮助那些有艺术天赋但家境贫寒的孩子。”她相信，天国里的张先生一定会为她的做法“点赞”的。
2015年5月6日，我把她送进瑞金医院，我们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送她入院。专家跟我们说了病情，我们知道时日无多但心里还是充满了对她创造奇迹的幻想。就像她腿骨骨折过依然穿了一辈子高跟鞋，就像她经历的很多病痛，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来一样。她却还像往常一样，认真仔细地对前来看望她的学校领导说：“我理疗的这段时间，不能参加教研组活动了，你们一定要抓紧啊。还有，青年歌剧团《费加罗的婚礼》、原创歌剧《一江春水》你们可都要好好地把关啊！”
在她生病住院期间，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因为身体不适而乱发脾气，护士扎针一下打不进去，她怕别人自责还会反过来拍拍护士的手。只要稍微舒服一点，她总是微笑地看着我们。我想，这也是她所理解的修养。
抗战70周年大阅兵，我与她在病房里看直播，不经意回首，发现她在无声地流泪。那是我第一次见她流泪，不知如何安慰她，她却反过来安慰我：“我是想到了我的爸爸和弟弟，如果爸爸和弟弟能看到今天……”我接着说：“他们一定为今天的中国而骄傲。”我帮她拭去泪水，她笑了，过了一会儿，她说：“以后我走了，你们都不许哭着送我，你们要用歌声、笑声来送我，那样我一辈子都会很满足的。”我哭了，想想她说的话，又含着眼泪笑了。
我与周先生的10年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细节的拼图。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之间，需要追忆。可是，毕竟还是到了告别的时刻。
复兴中路的梧桐树，夏天浓荫蔽日、清凉自在；冬日落叶散尽、阳光暖煦；沿着这条路，我从学校到她的寓所走了10年，以至于她走了以后，我好几次习惯性地从单位出发，走向她家的方向，走了一半才惊觉，然后，悲从中来。
这10年里，她在我的心中时而是德高望重的周先生，时而是调皮捣蛋的“小燕子”，时而又是慈祥亲切的老外婆；我在她心中，时而是严谨麻烦的涂秘书，时而是诚恳学习的小学生，时而又是她亲昵疼爱的小字辈。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用她与其他音乐老人告别的话来说，就是“聚散两依依”，但是“聚散终有时”。这么多年，我眼见她伤感地告别一个个老友，每次告别一位，她都要动情地跟我讲她见证过的那些老人们的过往，追忆和他们曾经经历的感人瞬间。每次她都会哀叹生命的脆弱和无力，然后，她就不再提起，像是从心底里完成了一个个沉重的告别。
可我却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她，也是要跟我告别的。
这位99岁的老人，我与她日日相处了10年，从开始的高山仰止到如朋友般的亲密无间，再到如亲人般的点滴在心。她以她的睿智、勤奋、慈爱和谦逊与我告别，她以她大写的波澜壮阔与辉煌的人生作别，我会永远记得，她留给这个世界的美丽与传奇！
再见了，美丽可爱的小燕子；再见了，歌声嘹亮的小夜莺……”
可能是她心理太强大，而我们，已经太习惯于她的强大，甚至时常不知不觉地依赖着她的强大，我们始终不相信，她会这样离开我们。可她还是走了，平静地走了。
我第一次近距离拜见先生是2006年1月31日在她的家中。记得当时她正指导学生上课，阳光穿过客厅的落地窗洒在她的身上。由于反光，我并不能看清她的脸，感觉她就像被一团光笼罩着，对于声乐学子，她是近乎传说一般的存在，那天的场景也如一幅画一样镌刻在我的心里，如今闭上眼睛还能回忆起当日阳光下她温暖的面容。
那天，我对她说：“先生，您是我的偶像。”她笑着说：“那你的工作可就不好做了，把‘偶像’当作研究对象是很容易脱离实际的。”我告诉她我是为了研究她的声乐教学法而来。她反对研究她个人，但是可以毫无保留地将所有课堂向我开放，她对我说：“要研究方法，留些资料给年轻人。”她还说：“我们以往全凭直觉唱和教，经验和教训都有，你不能写成表扬信，要真研究，真讨论。”
后来，她也和我真研究、真讨论，不回避任何问题，表述不清楚的时候她就说：“来，我给你上一课，你切身感受一下。”
2007年，上海市教委成立“周小燕大师工作室”，她坚决要把名字改成“周小燕声乐艺术工作室”，并且坚持不搞挂牌仪式。她说：“我还是做老师吧！”，工作室成立后我担任主任助理，于是我向周先生表态：“我一定会配合好您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她笑着说：“你是他们派来‘管’我的，我们一起来把我。管’好。”话来的日子证明，我不但“管”不好她，有时候还不得不配合她防着关心她的领导们“管”她。
工作室的项目一个接一个，她不肯轻慢，什么事都抢着亲自参加。我跟着她，从项目策划、拜会导演，到约访专家、组织讨论会，她忙到几次住院，可即使在医院里也未曾停下来工作。我说她是“倔老太”，她说：“不倔成不了事啊！”
2008年，我多次在先生家留宿，发现她是个老顽童，不但追剧看谍战片，而且喜欢看足球比赛，经常会看到半夜12点多。我不停地催她早睡：“不是说你归我‘管’吗，该睡了。”她却诙谐地反驳：“今天阿姨不在家，别剥夺我破坏规则的小乐趣哦！”
她的课程还是一如既往地多，有时多到除了午休一整天都停不下来，我和学生私下沟通后在她的排课日历本上悄悄划掉几节课，她立刻发现了，打电话直接把学生叫了过来。但凡邀请她参加的音乐活动，她一场不落地想参加，我筛选掉的她又再次勾上，陪着她观看一场又一场的演出，哪怕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毕业音乐会，只要给她发了邀请，她都要去参加。
某年我陪她过中秋，晚上，她跟我谈到了生死。我觉得这是个忌讳的话题，不想和她多谈，她却不然，谈的时候笑嘻嘻的：“人活一天就要精精神神、快快乐乐的，每天把自己能做的、想做的事努力去做，等到死了就没什么可以遗憾，不会不舍和留恋，因为你会觉得另外一个世界你也可以这样快乐地过。”她说：“以后我总归要走在你们年轻人前面的，我不要你们悲悲戚戚，一个人带给别人的应该是快乐。你们以后想起我来就掉眼泪，有什么好？”
这一年，她还亲自带队到南京艺术学院和武汉音乐学院讲学，主办单位看到的永远是神采奕奕的她，连我也很少意识到，她已经91岁高龄了。
2009年，两位学生记者想采访先生，我推了。她用严厉的眼神批评我：“比起大记者，这些小记者我更重视。我1947年回国，很多大学都请我去演唱，没有报酬我也去。青年人是未来，要重视他们的需求。”
我曾听她给我讲过战乱中的欧洲，以及她颠沛流离中的学习生涯，可是在讲述的时候她总是会过滤掉那些她经历的苦痛，只讲那段生涯如何让她更深切地知道了何为“爱国”。这一年，她两次参加大型音乐会，一次领唱《我爱你中国》，一次领唱《祖国颂》。
那一年，《唐卡洛斯》上演时邀请她参加首演仪式，她特意叫我陪她去做个发型，她说：“漂漂亮亮地出现在公共场合是对看到我的人最起码的尊重。”即使是在医院，有人来探望，她也必定是要收拾停当，精精神神地见人，这是她理解的修养。就连我这个整天和她在一起工作的人，每天结束一天的课程准备要离开时，她都一定会走到门口与我道别，并倚着门看我进电梯，直到看着电梯门合上再关门，这也是她理解的修养。
2010年，我要生孩子了，她听说我想剖腹产，就跟我讲：“我们学声乐的有优势，连呼吸法都不用学，只要顺势而为就好了。”孩子满月了，她叫我把孩子抱去给她看，—进门，她就伸手把胖小子接过去抱在了怀里，我担心她抱不动，下意识地托了托她的手臂，我惊讶于93岁高龄的她，手还那么有力量。她稳稳地抱着，俏皮地笑：“你是担心我，还是担心我摔了孩子？”
孩子满月后，我马上回到她身边工作，她和蔼地对我说：“当年我女儿在襁褓里时，我每天照旧准时上下班，但是每天下班走到弄堂口，耳朵里就出现幻听，好像听见女儿在哭，于是就开始着急往家跑。”我知道，她一方面需要我，另一方面也从心底里心疼我、理解我。
2011年，她94岁了，出现在公众视野里的她依然腰杆挺拔、姿态优雅。曾有人私下问我：“周先生长寿有什么秘诀？”我转问她，她神秘地说：“我打坐啊！”我又问她打坐的时候手应该放在哪里，脚应该怎么盘，眼睛是睁着还是闭着，心里又该想点什么？她说：“你随意好了。”我练了几天完全没感觉，就问她：“是不是很难练成啊，您不是在逗我吧？’她有点顽皮的样子，笑着说：“那得等你练到94岁看看有没有效果再说啊，我以前也是坐不住，直到60岁那年才慢慢坐住的。”
2012年，我在一个“向教书育人楷模学习”的主题活动中谈及向周先生学习的体会，第二天上课间隙，我看到她在读那篇发言稿，就戏谑地问她：“您不是说夸您的文章您都不看的吗？”她有点不好意思，挥挥稿子说：“向周小燕同志学习！” 她永远都在学习。每天下午课的间隙，是她雷打不动的下午茶时间，她请大家分享她的小点心，大家和她分享他们专业上和生活中的点滴。先生把她的慈爱和宽厚分享给学生，也从学生那里分享他们的成长。她说：“我分享给你们‘旧得’，你们分享给我‘新知’，总的来说还是我占便宜啊！”
2013年2月，中央组织部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她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兴奋得不得了，像个孩子一样回忆起当年组织宣布接受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的兴奋。她说：“我觉得光荣啊，兴奋得一直哭、一直哭，回家我告诉我爸爸，我爸爸也兴奋得哭了。他哭了，我跟着他又哭了一场……”说完，她沉默了，我知道，她是想念她的父亲了。
她身体不舒服进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就打算开溜，她的理由是“学生还等着我”。我把她的工作日历藏起来，她找出来，我再藏，她再找，她得意地笑着对我说：“我是猫，你是老鼠啊！”最后，我不得不配合她从医院开溜。
2014年，出席《一江春水》的首演，她认真地化妆，精心搭配出席首演时要穿的服装，我开玩笑说：“您又不上台，不要抢风头啊！’她笑着说：“这个风头我要抢，做中国歌剧的梦实现了，我得风风光光地享受这种孩子降生的喜悦。”
后来，她获得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我想整理一下她历年的获奖记录，却找不到大多数获奖证书，学生寄来的一张张贺卡倒是一叠叠地摆放得整整齐齐。她得意地说：“这些就是我最好的证书。”
2015年，她越来越多地提及多年的梦想——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基金来资助在全国各类学校中品学兼优、家境贫寒的艺术类学生和为此做出突出贡献的贫困教师。她向上海华侨基金会捐赠设立“祥燕艺术教育公益基金”。基金的名字取了自己的“燕”和丈夫张骏祥先生名字中的“祥”，她希望这个基金如吉祥的春燕般将善与美带入更多艺术爱好者心间。她说：“锦上添花的事情要少做，雪中送炭的事情才要多做，我这个基金要帮助那些有艺术天赋但家境贫寒的孩子。”她相信，天国里的张先生一定会为她的做法“点赞”的。
2015年5月6日，我把她送进瑞金医院，我们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送她入院。专家跟我们说了病情，我们知道时日无多但心里还是充满了对她创造奇迹的幻想。就像她腿骨骨折过依然穿了一辈子高跟鞋，就像她经历的很多病痛，不知道的人根本看不出来一样。她却还像往常一样，认真仔细地对前来看望她的学校领导说：“我理疗的这段时间，不能参加教研组活动了，你们一定要抓紧啊。还有，青年歌剧团《费加罗的婚礼》、原创歌剧《一江春水》你们可都要好好地把关啊！”
在她生病住院期间，我从来没有看过她因为身体不适而乱发脾气，护士扎针一下打不进去，她怕别人自责还会反过来拍拍护士的手。只要稍微舒服一点，她总是微笑地看着我们。我想，这也是她所理解的修养。
抗战70周年大阅兵，我与她在病房里看直播，不经意回首，发现她在无声地流泪。那是我第一次见她流泪，不知如何安慰她，她却反过来安慰我：“我是想到了我的爸爸和弟弟，如果爸爸和弟弟能看到今天……”我接着说：“他们一定为今天的中国而骄傲。”我帮她拭去泪水，她笑了，过了一会儿，她说：“以后我走了，你们都不许哭着送我，你们要用歌声、笑声来送我，那样我一辈子都会很满足的。”我哭了，想想她说的话，又含着眼泪笑了。
我与周先生的10年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细节的拼图。我从来没想过，我们之间，需要追忆。可是，毕竟还是到了告别的时刻。
复兴中路的梧桐树，夏天浓荫蔽日、清凉自在；冬日落叶散尽、阳光暖煦；沿着这条路，我从学校到她的寓所走了10年，以至于她走了以后，我好几次习惯性地从单位出发，走向她家的方向，走了一半才惊觉，然后，悲从中来。
这10年里，她在我的心中时而是德高望重的周先生，时而是调皮捣蛋的“小燕子”，时而又是慈祥亲切的老外婆；我在她心中，时而是严谨麻烦的涂秘书，时而是诚恳学习的小学生，时而又是她亲昵疼爱的小字辈。
人和人之间的缘分，用她与其他音乐老人告别的话来说，就是“聚散两依依”，但是“聚散终有时”。这么多年，我眼见她伤感地告别一个个老友，每次告别一位，她都要动情地跟我讲她见证过的那些老人们的过往，追忆和他们曾经经历的感人瞬间。每次她都会哀叹生命的脆弱和无力，然后，她就不再提起，像是从心底里完成了一个个沉重的告别。
可我却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她，也是要跟我告别的。
这位99岁的老人，我与她日日相处了10年，从开始的高山仰止到如朋友般的亲密无间，再到如亲人般的点滴在心。她以她的睿智、勤奋、慈爱和谦逊与我告别，她以她大写的波澜壮阔与辉煌的人生作别，我会永远记得，她留给这个世界的美丽与传奇！
再见了，美丽可爱的小燕子；再见了，歌声嘹亮的小夜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