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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洛阳魏晋时期墓葬陶俑的系统梳理。从雕塑艺术的角度，总结出洛阳魏晋时期墓葬陶俑的艺术特点。点明了这一时期的陶俑为便于生产逐步简化动态，不断追求细节写实刻画的发展轨迹。结合雕塑的技法和工艺，以及当时历史的客观状态，分析和论述了洛阳魏晋墓葬陶俑艺术特点形成及发展创新的原因，并客观评价了洛阳魏晋墓葬陶俑的艺术价值及影响。
关键词：洛阳；魏晋；俑；雕塑
中图分类号：J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8-32-2
魏晋时期是一个战乱动荡的时期，洛阳于曹魏、西晋均被立为首都，曹魏与西晋是和平过渡的朝代。陵墓制度差异不大，但是墓内随葬各类陶俑的面貌，却随着时局风云不断变化发展。由于曹魏时间较短，且与东汉丧葬习俗接近，不易区分，所以洛阳地区目前发掘的墓葬中被确定为曹魏时期的陵墓不足十座，而特征较为鲜明的西晋陵墓则有百余座。曹魏时期长年战乱，民生凋敝，无力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营建墓葬，而且统治者于东汉末年亲见盗墓的猖獗，于是下令薄葬，不封不树。这一制度也被西晋所沿用。所以，曹魏、西晋时期陵墓地表既无封土，也无石象生。
洛阳魏晋墓中的俑类雕塑按其作用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供应墓主人生活所需的建筑器具、禽畜和供役使的仆从俑等；第二类是趋吉避凶的镇墓类雕塑，包括镇墓兽、武士等；第三类是彰显身份地位的仪仗类，包括牛车、鞍马、牵马俑等。
在第一类中，建筑器具模型类陶俑和畜禽俑继承了东汉的种类和造型，只是在品种上不及东汉时期丰富，主要有仓楼、井、猪圈、灶、磨、碓、狗、鸡、鸭、猪等，风格写实。建筑器具细节丰富，结构合理。畜禽的大形和特征把握得非常准确，姿态多恭立肃穆。由于战乱中制作陶俑的工匠变动较大，造成制作水平参差不齐，形制也不尽相同，有的接近东汉初期的简单概括，有的接近于东汉后期的复杂多变。
洛阳曹魏墓葬中的人物俑较东汉大为减少，只剩下不多的侍俑，造型朴素简单，与东汉侍俑相似，形体简单对称，略显呆板，只有面部五官和衣物细节刻画较为清晰，比东汉末年的塑造水平有所提高。除模制的陶俑外，还有个别墓葬出土有捏塑成型的人物俑，形体洗练简单，刻画较少但是动态自然舒展，表情怡然，别有一番韵味。
西晋时期墓葬中的侍俑与曹魏相似，模制成型。多为手交叉贴于腹前呈恭立状，仪态端庄，衣着头饰交代清晰。男侍俑一般戴冠下着裤子，女侍俑一般梳各式发髻，下着长裙。面部刻画更加清晰，而且大都带着和善的微笑，鼻唇沟明显，表情喜庆祥和。美中不足在于腿部略短。
第二类，镇墓类雕塑，曹魏时未见，西晋时出现，常见的有镇墓兽，一般单个出现于墓中，形体似牛，俯首前冲。通过翘起的尾巴、背部上竖的鬃毛和背覆的肉瘤，共同烘托出神兽的奇伟，据前辈学者考证其形象，应为穷奇。另外还有其他神兽也在墓中出现，代表性的如2004年12月于上阳路西南、涧河与洛河交汇处的东北角发掘的西晋墓葬C1M8632出土的铜鎏金兽，回首向后，形成盘形，形体组织极富形式感。这种造型应当是受到同时代伏虎帐座的影响。从狮虎肩膀带翼、头上双角的形象，都让我们联想到东汉墓表镇墓兽辟邪的形态。且此墓中除此一件再无镇墓题材造型出现，可以据此推断镇墓形象在西晋时出现于地下，其原因可能是魏晋陵墓制度的不封不树造成的，以前都是以墓表石象生镇墓，而如今只能将具有镇墓作用的形象由地上搬到地下。
在此基础上，武士俑以镇墓的身份出现是洛阳西晋墓葬的一大创新，由于魏晋时期战争不断，墓主人不仅需要神兽庇佑，也需要士兵护卫，体现出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兵甲的重视。镇墓武士俑多单个出现，与镇墓兽形成一对镇守在墓葬的入口处。当然也有少数墓葬中出土多个武士俑，但是除了与镇墓兽成对的镇墓武士俑以外，其余的武士俑无论是体量还是装备都要比镇墓武士俑低一个等级，可见镇墓武士俑是明显单列出来的。这种镇墓武士和镇墓兽成对出现成为西晋墓葬的一种随葬定式。
从镇墓武士俑的造型演变中我们最容易把握洛阳西晋时期陵墓陶俑塑造风格的转变。镇墓武士俑一般身着战服，左手持盾，右手握有武器，但武器多失。早期的镇墓武士俑以2004年2～3月于河南省新安县洛新开发区内市通用水泥除尘设备厂新厂发掘的曹魏晚期至西晋早期墓葬C12M262出土的镇墓武士俑为例。这一时期的镇墓武士俑一般右腿单膝跪地，左腿弓起，双腿的空间朝向呈适当的外张角度。面部、胸廓和盆骨的面相不同，整个躯干甩出一条流畅的扭转弧线。手臂虽显得粗短，但整个身体趋势带动手臂运动充满了张力，彰显出武士打击的杀伤力。全身除了头部的刻画，和基本衣饰的交代，基本无其他细节，却凸显出卓越的动态捕捉和表现能力，从中我们仍能看到东汉时期善于捕捉人物动态造型的影子。而后西晋中期的镇墓武士俑的双腿的弯曲消失了，虽然腿部直立但是似乎长度还没有相应地增加到位，显得有些短。整体造型上除了头部以外，其余的各段落都保持在一个平面上，之前各段落在空间中的方向被大大简化。最后我们以2006年10月于洛阳市吉利区河阳家园住宅区发掘的西晋中晚期墓葬C9M2492出土的镇墓武士俑为例，造型完全符号化了。略短的双腿完全平直，叉开的角度更小了，全身各段包括头部都处于同一个平面上。整体来看，武士呆板僵直的动态使得力度尽失，毫无杀伤力，更像乖巧可爱的人偶。值得注意的是，五官的刻画和盔甲的结构细节刻画却逐渐地精细明确起来。
镇墓武士俑的造型发展，一方面由于战争频仍和经济萧条的残酷现实，使人们更加注重现实，体现在艺术表现对现实的追求，也体现在对军事的重视。对军事的重视不仅表现在镇墓武士俑的出现，更表现在对兵甲和武士狰狞的面孔的认真刻画上。另一方面，虽然生产力有一定的恢复，但是依然没有回复到东汉的水平，陶俑的制作尽可能选择简单而易于生产的造型，使得形体空间关系不断简化，动态越发呆板。前期的武士需要多段模制粘接，而后期的武士基本上可以用双模模制了。出于上述原因，西晋的陶俑逐渐远离汉代的风格，呈现出不断简化几成符号的特点。但直至西晋晚期，镇墓武士俑也没有将双腿的长度加到适当的比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魏晋陶俑还没有形成自身成熟的风格和形制，就随着王朝的南迁而中断。
第三类以牛车仪仗作为俑群的中心，彰显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是西晋的一大创新。这种随葬题材可以上溯到周代的随葬车马。牛车在西晋时期是体现身份的交通工具，此外一般还配有供主人骑乘的鞍马，极个别墓葬中还配有牵马俑。形成了初步的仪仗形制，虽然没有充分的时间丰富仪仗的内容，但这一题材的引入对后代影响颇深。仪仗造型写实，牛塑造得朴实温顺，马躯干壮硕。可能是由于技术限制，为保证支撑稳定，四条腿略显粗短。牵马俑与男侍俑形象接近，同样面露笑容，只是动作上右手抬起做牵马状，左手自然下垂似持鞭状。
综上所述，洛阳魏晋时期的墓葬中的陶俑雕塑在题材上，继承了东汉的建筑器具类、禽畜类以及侍俑。在此基础上多有创新，如镇墓兽、镇墓武士、仪仗俑群等，这些创新多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由于历史客观环境的影响，在制作上逐步摒弃了东汉时期追求传神动态的造型风格，更加追求细节刻画，写实清晰。为便于生产，简化形象的动态。虽然在造型和俑群的构成规模上未发展为成熟的风貌，但作为当时首都地区实行的葬俗，对同时代的统治区域有着上行下效的垂范影响，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薛方，潘付生，胡小宝，高向楠，高虎.洛阳涧河东岸发现的一座西晋墓[J].文物，2007，（09）.
[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西晋墓（C12M262）发掘简报[J].文物，2004，（12）.
[3]程召辉，高虎，胡小宝，高向楠，张珠子，杨艾荣，范伟.洛阳吉利区西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08）
作者简介：
俞磊，洛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关键词：洛阳；魏晋；俑；雕塑
中图分类号：J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8-32-2
魏晋时期是一个战乱动荡的时期，洛阳于曹魏、西晋均被立为首都，曹魏与西晋是和平过渡的朝代。陵墓制度差异不大，但是墓内随葬各类陶俑的面貌，却随着时局风云不断变化发展。由于曹魏时间较短，且与东汉丧葬习俗接近，不易区分，所以洛阳地区目前发掘的墓葬中被确定为曹魏时期的陵墓不足十座，而特征较为鲜明的西晋陵墓则有百余座。曹魏时期长年战乱，民生凋敝，无力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营建墓葬，而且统治者于东汉末年亲见盗墓的猖獗，于是下令薄葬，不封不树。这一制度也被西晋所沿用。所以，曹魏、西晋时期陵墓地表既无封土，也无石象生。
洛阳魏晋墓中的俑类雕塑按其作用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供应墓主人生活所需的建筑器具、禽畜和供役使的仆从俑等；第二类是趋吉避凶的镇墓类雕塑，包括镇墓兽、武士等；第三类是彰显身份地位的仪仗类，包括牛车、鞍马、牵马俑等。
在第一类中，建筑器具模型类陶俑和畜禽俑继承了东汉的种类和造型，只是在品种上不及东汉时期丰富，主要有仓楼、井、猪圈、灶、磨、碓、狗、鸡、鸭、猪等，风格写实。建筑器具细节丰富，结构合理。畜禽的大形和特征把握得非常准确，姿态多恭立肃穆。由于战乱中制作陶俑的工匠变动较大，造成制作水平参差不齐，形制也不尽相同，有的接近东汉初期的简单概括，有的接近于东汉后期的复杂多变。
洛阳曹魏墓葬中的人物俑较东汉大为减少，只剩下不多的侍俑，造型朴素简单，与东汉侍俑相似，形体简单对称，略显呆板，只有面部五官和衣物细节刻画较为清晰，比东汉末年的塑造水平有所提高。除模制的陶俑外，还有个别墓葬出土有捏塑成型的人物俑，形体洗练简单，刻画较少但是动态自然舒展，表情怡然，别有一番韵味。
西晋时期墓葬中的侍俑与曹魏相似，模制成型。多为手交叉贴于腹前呈恭立状，仪态端庄，衣着头饰交代清晰。男侍俑一般戴冠下着裤子，女侍俑一般梳各式发髻，下着长裙。面部刻画更加清晰，而且大都带着和善的微笑，鼻唇沟明显，表情喜庆祥和。美中不足在于腿部略短。
第二类，镇墓类雕塑，曹魏时未见，西晋时出现，常见的有镇墓兽，一般单个出现于墓中，形体似牛，俯首前冲。通过翘起的尾巴、背部上竖的鬃毛和背覆的肉瘤，共同烘托出神兽的奇伟，据前辈学者考证其形象，应为穷奇。另外还有其他神兽也在墓中出现，代表性的如2004年12月于上阳路西南、涧河与洛河交汇处的东北角发掘的西晋墓葬C1M8632出土的铜鎏金兽，回首向后，形成盘形，形体组织极富形式感。这种造型应当是受到同时代伏虎帐座的影响。从狮虎肩膀带翼、头上双角的形象，都让我们联想到东汉墓表镇墓兽辟邪的形态。且此墓中除此一件再无镇墓题材造型出现，可以据此推断镇墓形象在西晋时出现于地下，其原因可能是魏晋陵墓制度的不封不树造成的，以前都是以墓表石象生镇墓，而如今只能将具有镇墓作用的形象由地上搬到地下。
在此基础上，武士俑以镇墓的身份出现是洛阳西晋墓葬的一大创新，由于魏晋时期战争不断，墓主人不仅需要神兽庇佑，也需要士兵护卫，体现出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兵甲的重视。镇墓武士俑多单个出现，与镇墓兽形成一对镇守在墓葬的入口处。当然也有少数墓葬中出土多个武士俑，但是除了与镇墓兽成对的镇墓武士俑以外，其余的武士俑无论是体量还是装备都要比镇墓武士俑低一个等级，可见镇墓武士俑是明显单列出来的。这种镇墓武士和镇墓兽成对出现成为西晋墓葬的一种随葬定式。
从镇墓武士俑的造型演变中我们最容易把握洛阳西晋时期陵墓陶俑塑造风格的转变。镇墓武士俑一般身着战服，左手持盾，右手握有武器，但武器多失。早期的镇墓武士俑以2004年2～3月于河南省新安县洛新开发区内市通用水泥除尘设备厂新厂发掘的曹魏晚期至西晋早期墓葬C12M262出土的镇墓武士俑为例。这一时期的镇墓武士俑一般右腿单膝跪地，左腿弓起，双腿的空间朝向呈适当的外张角度。面部、胸廓和盆骨的面相不同，整个躯干甩出一条流畅的扭转弧线。手臂虽显得粗短，但整个身体趋势带动手臂运动充满了张力，彰显出武士打击的杀伤力。全身除了头部的刻画，和基本衣饰的交代，基本无其他细节，却凸显出卓越的动态捕捉和表现能力，从中我们仍能看到东汉时期善于捕捉人物动态造型的影子。而后西晋中期的镇墓武士俑的双腿的弯曲消失了，虽然腿部直立但是似乎长度还没有相应地增加到位，显得有些短。整体造型上除了头部以外，其余的各段落都保持在一个平面上，之前各段落在空间中的方向被大大简化。最后我们以2006年10月于洛阳市吉利区河阳家园住宅区发掘的西晋中晚期墓葬C9M2492出土的镇墓武士俑为例，造型完全符号化了。略短的双腿完全平直，叉开的角度更小了，全身各段包括头部都处于同一个平面上。整体来看，武士呆板僵直的动态使得力度尽失，毫无杀伤力，更像乖巧可爱的人偶。值得注意的是，五官的刻画和盔甲的结构细节刻画却逐渐地精细明确起来。
镇墓武士俑的造型发展，一方面由于战争频仍和经济萧条的残酷现实，使人们更加注重现实，体现在艺术表现对现实的追求，也体现在对军事的重视。对军事的重视不仅表现在镇墓武士俑的出现，更表现在对兵甲和武士狰狞的面孔的认真刻画上。另一方面，虽然生产力有一定的恢复，但是依然没有回复到东汉的水平，陶俑的制作尽可能选择简单而易于生产的造型，使得形体空间关系不断简化，动态越发呆板。前期的武士需要多段模制粘接，而后期的武士基本上可以用双模模制了。出于上述原因，西晋的陶俑逐渐远离汉代的风格，呈现出不断简化几成符号的特点。但直至西晋晚期，镇墓武士俑也没有将双腿的长度加到适当的比例，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魏晋陶俑还没有形成自身成熟的风格和形制，就随着王朝的南迁而中断。
第三类以牛车仪仗作为俑群的中心，彰显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是西晋的一大创新。这种随葬题材可以上溯到周代的随葬车马。牛车在西晋时期是体现身份的交通工具，此外一般还配有供主人骑乘的鞍马，极个别墓葬中还配有牵马俑。形成了初步的仪仗形制，虽然没有充分的时间丰富仪仗的内容，但这一题材的引入对后代影响颇深。仪仗造型写实，牛塑造得朴实温顺，马躯干壮硕。可能是由于技术限制，为保证支撑稳定，四条腿略显粗短。牵马俑与男侍俑形象接近，同样面露笑容，只是动作上右手抬起做牵马状，左手自然下垂似持鞭状。
综上所述，洛阳魏晋时期的墓葬中的陶俑雕塑在题材上，继承了东汉的建筑器具类、禽畜类以及侍俑。在此基础上多有创新，如镇墓兽、镇墓武士、仪仗俑群等，这些创新多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由于历史客观环境的影响，在制作上逐步摒弃了东汉时期追求传神动态的造型风格，更加追求细节刻画，写实清晰。为便于生产，简化形象的动态。虽然在造型和俑群的构成规模上未发展为成熟的风貌，但作为当时首都地区实行的葬俗，对同时代的统治区域有着上行下效的垂范影响，并对后世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薛方，潘付生，胡小宝，高向楠，高虎.洛阳涧河东岸发现的一座西晋墓[J].文物，2007，（09）.
[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西晋墓（C12M262）发掘简报[J].文物，2004，（12）.
[3]程召辉，高虎，胡小宝，高向楠，张珠子，杨艾荣，范伟.洛阳吉利区西晋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0，（08）
作者简介：
俞磊，洛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