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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小说在创作中时常处于一种两难境地。高阳在艺术创造与客观真实之间找到了历史小说特有的“实中求虚,虚中见实”的创作方法。本文以《胡雪岩全传》为例,着力分析高阳的创作手法,即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展开艺术的想象,是历史化的小说,而不是历史,不是对历史事实的重新忆述。而这一点正是当代学者评判和分析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正确的标准。
【关键词】高阳 胡雪岩 历史小说 创作手法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9(a)-0198-02
中国是一个历史著作卷帙浩繁的国度,历史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仅次于经学的一大显学,历史著作在古代享有崇高地位。因此我国古代作家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往往要用史著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杜甫的诗歌被美誉为“诗史”,王实甫的《西厢记》的表现手法也被金圣叹赞许为与《史记》、《左传》同源。小说有许多与“史”有关的别称,如“稗史”、“野史”、“小史”、“趣史”等,对小说作品的评价则更需同《史记》相比量,杰出的叙事才能往往被称为“史才”、“史笔”,优秀的小说家则成了“良史”。可以说中国小说从它产生开始就与史传文学有着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关系。西方的叙事艺术由史诗发展而来,许多小说家也常把自己的小说称为历史,巴尔扎克声明自己“是一个历史家”,塞万提斯把自己的《堂?吉诃德》称为“直笔的信史”。西方学者通常把小说看成是介于诗与历史之间的艺术:“他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1]
小说与历史这种密切的关系,使得处于二者结合点的历史小说更是位于两难的尴尬境地,更是时常要受着“历史的压迫”完全忠实于历史,拘泥于历史,事事实录,固然能做到言必有据,但却牺牲了艺术趣味,牺牲了生活的气息,不免流于平庸。而随意虚构想象,信马由缰,则又失之严谨,过于诞妄,这样从细致末节的记载中臆造出来的人物,与原有的历史人物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只是名字相同的两个不同的人。正因如此,深谙二者矛盾与冲突的高阳,在其早期创作里不敢有所尝试,从1951年到1961年的十年间,他只写了一些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谈不上什么艺术成就。但自小的耳濡目染与其自身的文化气质,使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别样的兴趣,他把主要精力花在了对祖国上下五千年浩瀚史料的研读和掌握上,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也形成了他独到的审视历史的眼光,这些准备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此时的高阳,仍然没有找到将史家求真求知的识断力与作家主体感知世界的艺术激情融合为一体的途径,他曾深深陷入“历史”和“小说”性质冲突的难题中。他说: “历史的考虑与小说的考虑,在我们的思维——构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实际与空想、谨慎与放纵;只能求一,不可兼得。”
“这个念头(写历史小说)起了不止一年,我也曾找过许多题材而终于废然罢手;唯一的症结,仍在历史与小说的性质的基本冲突上面。”[2]
直到1962年,他自信地宣称,已经在艺术创造与客观真实之间找到了历史小说特有的“实中求虚,虚中见实”的创作方法:“小说凭想象,历史讲真实,真实与虚构之间形成两极端。须想办法给予调和、贯通,而在这调和过程中,历史本质不能给予改变。”[3]他提出:“以虚构的人物,纳入历史的背景中,可能是历史研究与小说之间的两全之道。”在历史的小说化与小说的历史化中,高阳终于找到了历史和小说的切合点,由此建构起他的历史小说艺术殿堂。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历史文学历来可分为两类,一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4]高阳的创作大抵应属于后者,但在许多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上,又是以严格的历史记载为依据。二者结合的好处是既避免了过于信马由缰式的演义导致“世无信史”的弊端,又避免了由于缺少适当的“演义”而导致的“事事太实,而失于平庸”。高阳对胡雪岩进行了别具匠心的创造,采用了大处真实,枝节敷衍的布局。他的历史小说之所以会给人真实可信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的总体框架上、主要情节发展上基本是依据历史事实展开的,而非凭空虚构、任意编造。高阳笔下的胡雪岩的发迹、走红和败落的整个过程,与史料所揭示的胡雪岩生平基本是响应的。可见高阳是以极严谨的态度对这些史料做过详尽的研究并使其了然于胸。但高阳毕竟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治史,所以他又尽可能驰骋文学的想象,去弥补史料的不足,在基本框架上添上血肉,从胡雪岩生平的枝节繁衍开去,加入历史细节,赋予胡雪岩以鲜活的生命。例如,有关胡雪岩发迹的缘由,总体上可归结为他与王有龄的结交。但他究竟如何从底层崛起,如今已无处可考,只有种种传说:最通常的说法,他在杭州钱庄当跑堂期间,资助了穷困潦倒的王有龄,王有龄获升迁后知恩图报。但有的说,王有龄发迹前并无落魄情形,受胡资助,似无可能;胡发迹是因为曾私下资助过一个湘军军官,为钱庄老板不容,以至于流落街头,营官暴富后,以十万之资,让胡自立阜康银号,并推荐该浙府王有龄,胡遂成富商。还有一说,胡在钱庄做事,被老板于姓者器重,老板膝下无子,遂在病重之时,将钱庄之资金全部赠予胡,胡因之而富。[5]显然高阳主要取前说。在《平步青云》卷的开篇中,高阳详尽的讲述了王有龄如何寄居杭州,潦倒落拓,每天在一家茶店“穷泡”,胡雪岩又是如何有意结交,把收的“倒帐”五百两银子相送,让王北上捐官,自己却落得吃“门板饭”的下场,王有龄亦果真没让胡失望,他在做了“海运局”坐办之后,立刻派人四处寻找胡雪岩,并委以重任。“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种种细节都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这些细节可能并非确有其事,但都不影响胡雪岩交结王有龄这一总体事实的真实性,因而也就成为可接受的。譬如书中的一部分人物,如古应春、汪惟贤、朱宝如、宓本常等,都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人物,是子虚乌有者,但这些人物的出现,却使胡雪岩有了一个充分施展的历史活动空间。
同时,总体的真实也需要细节的蔓生使其更加真实、合理。譬如,史料中反映胡雪岩在1883年与洋商的生丝大战中,主要策略是囤茧囤丝,以求高价;而在高阳的小说中,则以神来之笔,增添了胡雪言与古应春密谋收购新式缫丝厂,想出“自己收茧,自己做丝,自己销洋庄,”“一条鞭”到底,不必怕洋人来竞争的“死中求活的仙着”。而在此之前,胡却因顾虑乡下丝户的生计,一直采用土法制丝,反对新式缫丝。这一转变,不仅令古应春“既惊又喜”,也凸显出胡雪岩在商战中的韬略和精明,同时也使这场关系胡雪岩生死存亡的生丝大战显得更加扑朔迷离、精彩纷呈。这种枝节的衍生,不但不影响到总体历史的真实,反而使人物更加鲜活、可信。
他在塑造人物时,总是不惜笔墨地修复或还原生成人物的历史综合情境,使之成为“历史的人”。为了营造这种文本的真实,高阳巧妙地把一些确有记载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事件嵌入叙事之中,造成一种想象的真实,李鸿章、左宗棠自不必说,因为胡雪岩的命运沉浮与他们二人的明争暗斗紧密相关。此外,慈禧太后、李连英、沈葆贞、恭亲王、文煜、德馨等,一干历史人物都在作品中亮相。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左宗棠平洪杨、征伊犁,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洋务运动中左宗棠创福州船政局等,这些事件无不给我们真实的历史感。同时,在叙事时空上,高阳也着力营造出真实的氛围,时间上,较多运用了确切的时间制度,如胡雪岩的生卒年限,他平生活动的每一个时间与著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的具体关联,如1861年,杭州城被太平军所困,胡雪岩从上海运军火米粮接济杭州清军;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业务,筹措军饷,代购军火,代借内外债;在最后一次商借外债时,办理的途中恰逢东太后驾崩,因而多所曲折,这些时间都非常精确。但高阳毕竟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治史,所以他又尽可能驰骋文学的想象,去弥补史料的不足,在基本框架上添上血肉,从胡雪岩生平的枝节繁衍开去,加入历史细节,赋予胡雪岩以鲜活的生命。罗四太太炒地皮,时间地点也交代得十分清楚。让人感觉这些事情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是史书上有记载的。并且,每一事件的因果叙事序列逻辑严密,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编制的没有漏洞,细密复杂。
喜读历史小说的读者,除着迷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外,往往更加陶醉于逼真的历史场景和社会氛围,这直接关系到历史小说的可信度和艺术感染力。高阳先生在早期作品《李娃》的序言中说:“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站在没有事实的阶石前面,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6]可见他的想象完全是基于对历史事实进行严谨考证的结果。比起现代小说,其准备工作显得更具体庞杂。高阳博学多闻,精于考证,他的创作准备方式多为直接看史料,尝试从历史的记载中找出戏剧化冲突的线索,他用“上穷碧落下黄泉”[7]来形容考据过程。高阳认为,历史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或许受即定史料的限制,但依可循的原理去还原过去的生活,使许多知名人物的生命重新复活,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因此除经典史籍外,高阳还在古人的笔记杂闻、日记及大量地方志研究上下功夫。高阳在台湾时就对中国大陆各地的地方志、乡土风俗和地图广为收集,作为创作的参考。回大陆探亲时每到一地都多方收集有关资料。在创作时,他常常用尺量地图,在草稿纸上演算书中人物的行程,以及事件发展所需的时间。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使他的作品经得起质疑和推敲,不至于犯常识性错误。[8]
在高阳的创作中,历史小说取得了与历史并立的独立的文化地位,这种独立不仅体现在文体形式上,而且体现于其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上和艺术整体特征上。其根本原因正在于他创作的小说,是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展开的艺术的想象,是历史化的小说,而不是历史,不是对历史事实的重新忆述。而这一点正是当代学者评判和分析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正确的标准。[9]
参考文献
[1]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2] 高阳.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台港文学选刊.1992年第8期.
[3] 引自.历史小说创作如何水到渠成——台湾小说家高阳谈创作.文学报.1987年3月27日.
[4] 鲁迅.故事新编·自序.见.故事新编.影印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参见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6] 见高阳.李娃.--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7] 白居易.长恨歌.
[8] 林青.描绘历史风云的奇才:高阳的小说和人生.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9] 王富仁.柳凤九.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8,9,第43页.
【关键词】高阳 胡雪岩 历史小说 创作手法
【中图分类号】I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9(a)-0198-02
中国是一个历史著作卷帙浩繁的国度,历史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仅次于经学的一大显学,历史著作在古代享有崇高地位。因此我国古代作家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往往要用史著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杜甫的诗歌被美誉为“诗史”,王实甫的《西厢记》的表现手法也被金圣叹赞许为与《史记》、《左传》同源。小说有许多与“史”有关的别称,如“稗史”、“野史”、“小史”、“趣史”等,对小说作品的评价则更需同《史记》相比量,杰出的叙事才能往往被称为“史才”、“史笔”,优秀的小说家则成了“良史”。可以说中国小说从它产生开始就与史传文学有着千丝万缕、难解难分的关系。西方的叙事艺术由史诗发展而来,许多小说家也常把自己的小说称为历史,巴尔扎克声明自己“是一个历史家”,塞万提斯把自己的《堂?吉诃德》称为“直笔的信史”。西方学者通常把小说看成是介于诗与历史之间的艺术:“他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1]
小说与历史这种密切的关系,使得处于二者结合点的历史小说更是位于两难的尴尬境地,更是时常要受着“历史的压迫”完全忠实于历史,拘泥于历史,事事实录,固然能做到言必有据,但却牺牲了艺术趣味,牺牲了生活的气息,不免流于平庸。而随意虚构想象,信马由缰,则又失之严谨,过于诞妄,这样从细致末节的记载中臆造出来的人物,与原有的历史人物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只是名字相同的两个不同的人。正因如此,深谙二者矛盾与冲突的高阳,在其早期创作里不敢有所尝试,从1951年到1961年的十年间,他只写了一些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谈不上什么艺术成就。但自小的耳濡目染与其自身的文化气质,使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着别样的兴趣,他把主要精力花在了对祖国上下五千年浩瀚史料的研读和掌握上,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也形成了他独到的审视历史的眼光,这些准备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此时的高阳,仍然没有找到将史家求真求知的识断力与作家主体感知世界的艺术激情融合为一体的途径,他曾深深陷入“历史”和“小说”性质冲突的难题中。他说: “历史的考虑与小说的考虑,在我们的思维——构成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实际与空想、谨慎与放纵;只能求一,不可兼得。”
“这个念头(写历史小说)起了不止一年,我也曾找过许多题材而终于废然罢手;唯一的症结,仍在历史与小说的性质的基本冲突上面。”[2]
直到1962年,他自信地宣称,已经在艺术创造与客观真实之间找到了历史小说特有的“实中求虚,虚中见实”的创作方法:“小说凭想象,历史讲真实,真实与虚构之间形成两极端。须想办法给予调和、贯通,而在这调和过程中,历史本质不能给予改变。”[3]他提出:“以虚构的人物,纳入历史的背景中,可能是历史研究与小说之间的两全之道。”在历史的小说化与小说的历史化中,高阳终于找到了历史和小说的切合点,由此建构起他的历史小说艺术殿堂。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历史文学历来可分为两类,一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一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4]高阳的创作大抵应属于后者,但在许多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上,又是以严格的历史记载为依据。二者结合的好处是既避免了过于信马由缰式的演义导致“世无信史”的弊端,又避免了由于缺少适当的“演义”而导致的“事事太实,而失于平庸”。高阳对胡雪岩进行了别具匠心的创造,采用了大处真实,枝节敷衍的布局。他的历史小说之所以会给人真实可信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在这些历史故事、历史人物的总体框架上、主要情节发展上基本是依据历史事实展开的,而非凭空虚构、任意编造。高阳笔下的胡雪岩的发迹、走红和败落的整个过程,与史料所揭示的胡雪岩生平基本是响应的。可见高阳是以极严谨的态度对这些史料做过详尽的研究并使其了然于胸。但高阳毕竟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治史,所以他又尽可能驰骋文学的想象,去弥补史料的不足,在基本框架上添上血肉,从胡雪岩生平的枝节繁衍开去,加入历史细节,赋予胡雪岩以鲜活的生命。例如,有关胡雪岩发迹的缘由,总体上可归结为他与王有龄的结交。但他究竟如何从底层崛起,如今已无处可考,只有种种传说:最通常的说法,他在杭州钱庄当跑堂期间,资助了穷困潦倒的王有龄,王有龄获升迁后知恩图报。但有的说,王有龄发迹前并无落魄情形,受胡资助,似无可能;胡发迹是因为曾私下资助过一个湘军军官,为钱庄老板不容,以至于流落街头,营官暴富后,以十万之资,让胡自立阜康银号,并推荐该浙府王有龄,胡遂成富商。还有一说,胡在钱庄做事,被老板于姓者器重,老板膝下无子,遂在病重之时,将钱庄之资金全部赠予胡,胡因之而富。[5]显然高阳主要取前说。在《平步青云》卷的开篇中,高阳详尽的讲述了王有龄如何寄居杭州,潦倒落拓,每天在一家茶店“穷泡”,胡雪岩又是如何有意结交,把收的“倒帐”五百两银子相送,让王北上捐官,自己却落得吃“门板饭”的下场,王有龄亦果真没让胡失望,他在做了“海运局”坐办之后,立刻派人四处寻找胡雪岩,并委以重任。“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种种细节都显得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这些细节可能并非确有其事,但都不影响胡雪岩交结王有龄这一总体事实的真实性,因而也就成为可接受的。譬如书中的一部分人物,如古应春、汪惟贤、朱宝如、宓本常等,都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人物,是子虚乌有者,但这些人物的出现,却使胡雪岩有了一个充分施展的历史活动空间。
同时,总体的真实也需要细节的蔓生使其更加真实、合理。譬如,史料中反映胡雪岩在1883年与洋商的生丝大战中,主要策略是囤茧囤丝,以求高价;而在高阳的小说中,则以神来之笔,增添了胡雪言与古应春密谋收购新式缫丝厂,想出“自己收茧,自己做丝,自己销洋庄,”“一条鞭”到底,不必怕洋人来竞争的“死中求活的仙着”。而在此之前,胡却因顾虑乡下丝户的生计,一直采用土法制丝,反对新式缫丝。这一转变,不仅令古应春“既惊又喜”,也凸显出胡雪岩在商战中的韬略和精明,同时也使这场关系胡雪岩生死存亡的生丝大战显得更加扑朔迷离、精彩纷呈。这种枝节的衍生,不但不影响到总体历史的真实,反而使人物更加鲜活、可信。
他在塑造人物时,总是不惜笔墨地修复或还原生成人物的历史综合情境,使之成为“历史的人”。为了营造这种文本的真实,高阳巧妙地把一些确有记载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事件嵌入叙事之中,造成一种想象的真实,李鸿章、左宗棠自不必说,因为胡雪岩的命运沉浮与他们二人的明争暗斗紧密相关。此外,慈禧太后、李连英、沈葆贞、恭亲王、文煜、德馨等,一干历史人物都在作品中亮相。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左宗棠平洪杨、征伊犁,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洋务运动中左宗棠创福州船政局等,这些事件无不给我们真实的历史感。同时,在叙事时空上,高阳也着力营造出真实的氛围,时间上,较多运用了确切的时间制度,如胡雪岩的生卒年限,他平生活动的每一个时间与著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的具体关联,如1861年,杭州城被太平军所困,胡雪岩从上海运军火米粮接济杭州清军;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为左宗棠办理采运业务,筹措军饷,代购军火,代借内外债;在最后一次商借外债时,办理的途中恰逢东太后驾崩,因而多所曲折,这些时间都非常精确。但高阳毕竟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治史,所以他又尽可能驰骋文学的想象,去弥补史料的不足,在基本框架上添上血肉,从胡雪岩生平的枝节繁衍开去,加入历史细节,赋予胡雪岩以鲜活的生命。罗四太太炒地皮,时间地点也交代得十分清楚。让人感觉这些事情就是实实在在发生的,是史书上有记载的。并且,每一事件的因果叙事序列逻辑严密,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编制的没有漏洞,细密复杂。
喜读历史小说的读者,除着迷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外,往往更加陶醉于逼真的历史场景和社会氛围,这直接关系到历史小说的可信度和艺术感染力。高阳先生在早期作品《李娃》的序言中说:“胡适之先生的‘拿证据来’这句话,支配了我的下意识,以至于变得站在没有事实的阶石前面,想象的足步便跨不开去”。[6]可见他的想象完全是基于对历史事实进行严谨考证的结果。比起现代小说,其准备工作显得更具体庞杂。高阳博学多闻,精于考证,他的创作准备方式多为直接看史料,尝试从历史的记载中找出戏剧化冲突的线索,他用“上穷碧落下黄泉”[7]来形容考据过程。高阳认为,历史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或许受即定史料的限制,但依可循的原理去还原过去的生活,使许多知名人物的生命重新复活,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因此除经典史籍外,高阳还在古人的笔记杂闻、日记及大量地方志研究上下功夫。高阳在台湾时就对中国大陆各地的地方志、乡土风俗和地图广为收集,作为创作的参考。回大陆探亲时每到一地都多方收集有关资料。在创作时,他常常用尺量地图,在草稿纸上演算书中人物的行程,以及事件发展所需的时间。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使他的作品经得起质疑和推敲,不至于犯常识性错误。[8]
在高阳的创作中,历史小说取得了与历史并立的独立的文化地位,这种独立不仅体现在文体形式上,而且体现于其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上和艺术整体特征上。其根本原因正在于他创作的小说,是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题材展开的艺术的想象,是历史化的小说,而不是历史,不是对历史事实的重新忆述。而这一点正是当代学者评判和分析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正确的标准。[9]
参考文献
[1] 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2] 高阳.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台港文学选刊.1992年第8期.
[3] 引自.历史小说创作如何水到渠成——台湾小说家高阳谈创作.文学报.1987年3月27日.
[4] 鲁迅.故事新编·自序.见.故事新编.影印版.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
[5] 参见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167页.
[6] 见高阳.李娃.--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7] 白居易.长恨歌.
[8] 林青.描绘历史风云的奇才:高阳的小说和人生.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9] 王富仁.柳凤九.中国现代历史小说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8,9,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