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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华侨是重要的资源和财富”。5月26日，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何亚非在“新华侨的作用座谈会”上表示。
由国宾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该次会议，邀请了包括谷歌、罗斯柴尔德、西门子、美国新能源、英国沃达丰电信等世界500强企业的华人华侨高管与会。与会者认为，在中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有着丰富跨国公司高层经营管理经验的新华人华侨，将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克服消化并购后遗症，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上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何亚非表示，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才的竞争，这是决定性的因素”。
2004年底，联想并购IBM的PC（电脑）业务。以此为标志，新兴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反向并购兴起，其中，中国的反向并购占到了全球总数的70%。
与会的一位联想前高管表示，当时面临的挑战一是语言，二是一些国际化的游戏规则大家不是很清楚，中外高层的想法不一致。联想当时的做法就是请老师，请了戴尔亚洲区的总裁过来做CEO，放权了3年时间，整个公司都在学习西方的管理方法、经营理念，现在看来整合还是挺成功的。
和联想一样，中国化工集团在海外并购时同样遇到国际化管理人才短缺的难题。中化负责人曾经表示：“我们要收购的企业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管理团队，因为我的公司内部没有这样的管理团队没有国际化人才。中国的事情我们可以搞定，出了中国大门我们搞不定。”
上述掣肘，使中化不得不选择“做股东”，而“把管理权交给原来的团队，甚至把业务也交给原管理团队”。
但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尤其是“蛇吞象”的过程中，还遇到了文化的冲突。何亚非举例说：中石化花了80亿美元并购了瑞士一家300人左右的公司。这家公司在非洲有很多油田，中石化并购后就派了几个管理人员过去了，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没动，“这碰到了东西方文化、中外文化、西方公司文化和中国公司文化的差异”，“多种文化在公司内碰撞，公司的传播主管是一个讲法语的黑人，他就说这个文化沟通太困难了。这是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的问题”。
曾在外交部先后担任美大司司长、副部长的何亚非，在美工作生活多年。“美国人的逻辑思维很直接，很直白，中国人不能接受这一点，中国人的表达很含蓄，会有很多潜台词、引申意需要别人体会。美国人理解不了”，何亚非说，“现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我们走出去，如果因为文化沟通困难造成隔阂、误解、误判会产生很大问题。现在很多国与国的之间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的不同。”
在著名国际财团罗斯柴尔德中国董事总经理朴学谦看来，中国企业并购仍然流于简单，“大部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念是什么？大部分还是为了资源、技术，缺资源去买个矿，缺技术去买技术，缺设备买设备，为了满足国内市场，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将会阻挡国际化。关键是我们又没有做好一盘棋的战略”。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国际投行，罗斯柴尔德与诸多中国企业有着紧密的联系。朴学谦认为，中粮与可口可乐的合作，从战略上就是失败的，“中粮为了成为可口可乐的装瓶商，签订了不准生产饮料的协议”，“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走出去，有没有做到真正的国际化和强大，我们出口多、利润薄的情况有没有彻底改变？答案大家都很清楚”。
与会的投行界人士称，中国企业虽然花了很多钱，但是没有真正的国际化。而一些国企老总，甚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依旧排斥国际化。在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一次赴瑞士洛桑学院学术交流的活动上，一位国企老总说，中国是发展最快的市场、最有潜力的市场，我们为什么要国际化？我们搞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根据朴学谦的观察，有着同样思维的国企老总，并不在少数，“这为中国企业真正的国际化设置了许多障碍”。
既然水土不服，顺风顺水的新华人华侨就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
中国早期的海外移民素来以“厨刀、剪刀、剃头刀”的“三把刀”形象闻名于世，老一辈华人华侨普遍从事中低端行业。而他们的后代则在海外出生、成长、受教育，很多人已经进入了西方主流社会。另外一个群体则是近几十年移民到西方国家的。这些人“普遍知识层次很高、能量很大、资源很广，是我们国家很宝贵的资源”。何亚非表示。
何亚非将这些海外精英华人群体定义为新华人。他们大多供职于世界500强企业，担任驻华高管，在跨国公司摸爬滚打多年，在公司内部和西方主流社会有一定话语权。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植根于中国多年，对中国的文化、市场运作规律同样了若指掌。
2012年秋天，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海峰在香港遇到中实（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天怡。后者和他所服务的公司，以国宾企业家俱乐部为平台，长期以来为民间外交牵线搭桥。当王天怡说起“新华人”的概念和他们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之时，李海峰当即拍板，由侨办接手，推动新华人在海外并购、帮助中国融入全球化上获取更大的空间。
西门子中国区总裁程美玮在5月26日的会议上表示，他在中国近20年，服务过4家外企，“GE当初挖我，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派到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的员工都不熟悉，所以跨国公司在中国也犯了很多错误。他们现在雇佣很多美国的新华侨，因为他们在美国留学，语言、文化很熟悉，因此受到认可和信任”。
3年前，程美玮从福特退休，西门子邀请他来培训本土的下一代的管理层，这个计划长达 20年。
与新华人华侨非常熟络的中实（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天怡表示，新华人分布在诸多世界500强企业，高管不在少数，影响着万亿美元资产。如果这一资源获得拓展，通过企业并购，可以进一步吸纳国际先进的产品技术和管理经验。
何亚非代表官方表态称，我们也可以 设计一些固定的形式，比如成立新华人高管的沙龙、俱乐部、论坛，针对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企业‘走出去’中碰到的问题，大家一起研讨，并报送国家主管部门，“华人报效国家的抱负一定会有用武之地”。
由国宾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该次会议，邀请了包括谷歌、罗斯柴尔德、西门子、美国新能源、英国沃达丰电信等世界500强企业的华人华侨高管与会。与会者认为，在中国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之后，有着丰富跨国公司高层经营管理经验的新华人华侨，将在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克服消化并购后遗症，进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上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而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方面，何亚非表示，最为重要的就是“人才的竞争，这是决定性的因素”。
并购之困
2004年底，联想并购IBM的PC（电脑）业务。以此为标志，新兴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反向并购兴起，其中，中国的反向并购占到了全球总数的70%。
与会的一位联想前高管表示，当时面临的挑战一是语言，二是一些国际化的游戏规则大家不是很清楚，中外高层的想法不一致。联想当时的做法就是请老师，请了戴尔亚洲区的总裁过来做CEO，放权了3年时间，整个公司都在学习西方的管理方法、经营理念，现在看来整合还是挺成功的。
和联想一样，中国化工集团在海外并购时同样遇到国际化管理人才短缺的难题。中化负责人曾经表示：“我们要收购的企业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管理团队，因为我的公司内部没有这样的管理团队没有国际化人才。中国的事情我们可以搞定，出了中国大门我们搞不定。”
上述掣肘，使中化不得不选择“做股东”，而“把管理权交给原来的团队，甚至把业务也交给原管理团队”。
但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尤其是“蛇吞象”的过程中，还遇到了文化的冲突。何亚非举例说：中石化花了80亿美元并购了瑞士一家300人左右的公司。这家公司在非洲有很多油田，中石化并购后就派了几个管理人员过去了，其余的人基本上都没动，“这碰到了东西方文化、中外文化、西方公司文化和中国公司文化的差异”，“多种文化在公司内碰撞，公司的传播主管是一个讲法语的黑人，他就说这个文化沟通太困难了。这是我们‘走出去’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的问题”。
曾在外交部先后担任美大司司长、副部长的何亚非，在美工作生活多年。“美国人的逻辑思维很直接，很直白，中国人不能接受这一点，中国人的表达很含蓄，会有很多潜台词、引申意需要别人体会。美国人理解不了”，何亚非说，“现在中国的发展需要我们走出去，如果因为文化沟通困难造成隔阂、误解、误判会产生很大问题。现在很多国与国的之间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文化的不同。”
中国早期的海外移民素来以“厨刀、剪刀、剃头刀”的“三把刀”形象闻名于世，老一辈华人华侨普遍从事中低端行业。另外一个群体则是近几十年移民到西方国家的。这些人“普遍知识层次很高、能量很大、资源很广，是我们国家很宝贵的资源”。
在著名国际财团罗斯柴尔德中国董事总经理朴学谦看来，中国企业并购仍然流于简单，“大部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念是什么？大部分还是为了资源、技术，缺资源去买个矿，缺技术去买技术，缺设备买设备，为了满足国内市场，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将会阻挡国际化。关键是我们又没有做好一盘棋的战略”。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国际投行，罗斯柴尔德与诸多中国企业有着紧密的联系。朴学谦认为，中粮与可口可乐的合作，从战略上就是失败的，“中粮为了成为可口可乐的装瓶商，签订了不准生产饮料的协议”，“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走出去，有没有做到真正的国际化和强大，我们出口多、利润薄的情况有没有彻底改变？答案大家都很清楚”。
与会的投行界人士称，中国企业虽然花了很多钱，但是没有真正的国际化。而一些国企老总，甚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依旧排斥国际化。在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一次赴瑞士洛桑学院学术交流的活动上，一位国企老总说，中国是发展最快的市场、最有潜力的市场，我们为什么要国际化？我们搞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根据朴学谦的观察，有着同样思维的国企老总，并不在少数，“这为中国企业真正的国际化设置了许多障碍”。
新华人或可助力
既然水土不服，顺风顺水的新华人华侨就进入了决策层的视野。
中国早期的海外移民素来以“厨刀、剪刀、剃头刀”的“三把刀”形象闻名于世，老一辈华人华侨普遍从事中低端行业。而他们的后代则在海外出生、成长、受教育，很多人已经进入了西方主流社会。另外一个群体则是近几十年移民到西方国家的。这些人“普遍知识层次很高、能量很大、资源很广，是我们国家很宝贵的资源”。何亚非表示。
何亚非将这些海外精英华人群体定义为新华人。他们大多供职于世界500强企业，担任驻华高管，在跨国公司摸爬滚打多年，在公司内部和西方主流社会有一定话语权。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植根于中国多年，对中国的文化、市场运作规律同样了若指掌。
2012年秋天，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海峰在香港遇到中实（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天怡。后者和他所服务的公司，以国宾企业家俱乐部为平台，长期以来为民间外交牵线搭桥。当王天怡说起“新华人”的概念和他们所能起到的巨大作用之时，李海峰当即拍板，由侨办接手，推动新华人在海外并购、帮助中国融入全球化上获取更大的空间。
西门子中国区总裁程美玮在5月26日的会议上表示，他在中国近20年，服务过4家外企，“GE当初挖我，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派到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的语言、文化、中国的员工都不熟悉，所以跨国公司在中国也犯了很多错误。他们现在雇佣很多美国的新华侨，因为他们在美国留学，语言、文化很熟悉，因此受到认可和信任”。
3年前，程美玮从福特退休，西门子邀请他来培训本土的下一代的管理层，这个计划长达 20年。
与新华人华侨非常熟络的中实（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天怡表示，新华人分布在诸多世界500强企业，高管不在少数，影响着万亿美元资产。如果这一资源获得拓展，通过企业并购，可以进一步吸纳国际先进的产品技术和管理经验。
何亚非代表官方表态称，我们也可以 设计一些固定的形式，比如成立新华人高管的沙龙、俱乐部、论坛，针对一些发展中的问题、企业‘走出去’中碰到的问题，大家一起研讨，并报送国家主管部门，“华人报效国家的抱负一定会有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