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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类文言文是高中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也是历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中考查的重点。课文《廉颇蔺相如列传》作为史传类文言文，编选为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四第四单元的第一课，具有重要的教学示范意义。《廉颇蔺相如列传》是《史记》中的名篇，本为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四人的合传，以蔺相如为本传核心人物，以廉颇的生平遭际为首尾，附叙赵奢、李牧二位名将事迹，将人物命运起伏作为线索，勾勒出战国时期的赵国兴衰史，抒发了作者“人之云亡，邦国殄瘁”[1]的无限兴亡之感。课文《廉颇蔺相如列传》节选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原文，以颇富情节性的“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历史故事，以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传记作品写法，生动形象地刻画出蔺相如、廉颇等历史人物形象，倾注着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敬佩、赞美之情。
高中阶段文言文的教学，在把握《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的“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大学科核心素养方面，涉及的课程目标较多，如“在探究中理解、掌握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基本规律”“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独特的美，增强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提升思维品质”“鉴赏文学作品”“传承中华文化”等。[2]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本篇课文的教学知识点常聚焦于文言字词及句式的掌握、词义的辨析及深层意蕴、人物形象的刻画、人物的评价等，基本上达成了以上课程目标，落实了学科核心素养。然而，“学习文言文，最终的落点是文化的传承与反思”[3]，我们达成了文言文“一体四面”中的“文言”“文章”“文学”[4]，但在“文化”方面较为缺失，多停留在体会“古代仁人贤士的情意与思想”[5]，忽略了文言文蕴含的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具体内容，也未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与文本解读之间的关系。课文《廉颇蔺相如列传》作为史传类文言文，其内容与中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若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解读本文，可将文本解读引入深度阅读，并在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加深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以期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因此，本文试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下，从以下四个方面重新解读文本内容，窥探文本的深层内涵。
一、“宦者令缪贤舍人”与春秋战国门客文化
在本篇课文的开头，司马迁以精简的文字介绍了蔺相如的出身——“蔺相如者，赵人也，为宦者令缪贤舍人”。舍人，即为“担有职事的门客”[6]。在春秋战国时期，“门客”流品芜杂，多出身于破落贵族或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但具有良好的知识文化或独特技能，依附于权贵并为其服务，从中寻觅机会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或人生理想。[7]对于门客，各诸侯国权贵们出于国家利益或自身利益，多加以拉拢和礼待，如战国四公子，其中齐国孟尝君就已食客三千。权贵们唯才任用、予以厚待，门客们投奔其主、竭尽己才，其中虽有鸡鸣狗盗之徒，但也不乏吴起、商鞅、苏秦、张仪等有才之士，甚至有豫让、荆轲等以死效主的忠勇豪侠。春秋战国时期权贵们的养士之风，为座下门客创造了上升途径，使门客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蔺相如同样是以门客的身份，逐渐登上赵国的政治舞台。与时人投奔平原君不同，蔺相如投效了当时的宦者令缪贤。宦者令，即宦官的首领，虽然近侍赵王左右，颇受信赖，也能自置舍人，但毕竟是阉人身份，且本身仅为六百石官吏[8]，与赵国宗室出身的贵公子平原君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蔺相如投效缪贤后，在关键时刻劝阻缪贤逃亡燕国，尽心为其出谋划策，救主于水火之中，显示了出众的政治才干，也因此得到缪贤的赏识与举荐，从“门客”逐步转变为赵国的能臣、重臣。然而，曾作为宦者令缪贤门客的蔺相如，无论是其投效的“宦者令”的出身官階，还是自己作为“舍人”的门客身份，都让他从一开始就为时人所轻视，即使日后拜为上卿，仍不能被人淡忘其低贱的出身，如廉颇便在后文直言“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本篇开头简短的这句人物介绍，为后文的“将相不和”埋下了伏笔，足见司马迁运笔之高超。
二、从“秦王坐章台见相如”到“设九宾礼于廷”
在缪贤的举荐下，蔺相如得到了赵惠文王的召见，之后顺利地通过了赵王的面试，成为此次出使秦国的人选。蔺相如出使秦国的使命，是代表赵国与强秦斡旋，力求“以璧换城”或“完璧归赵”。在秦强赵弱的情况下，加之赵国于赵惠文王十六年时“谢秦不击齐”[9]，背弃了“五国伐齐”的盟约，惹怒了秦国，此次出使入秦，要想圆满完成任务可谓难上加难。
果不其然，在此事件叙述的开端，司马迁便直截了当地写道：“秦王坐章台见相如。”这句看似颇不经意的交代，实际上特别点出了接见地点——“章台”。章台，即章华台，是“秦离宫中的一座台观建筑物”[10]。据韩兆琦的译注，不在朝廷接见外国使臣，而在离宫中接见，有对该国的轻视之意。[11]不仅如此，秦昭襄王还将和氏璧传示美人及左右，戏弄使臣，足见秦王自恃国力强盛，待人傲慢。为维护国家尊严，蔺相如持璧睨柱，正气凛然地指责秦王“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进而提出了对秦王“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的要求，并以玉石俱焚的决心迫使秦王不得不答应。
“设九宾于廷”不仅说明接见使臣的地点由一般的宫殿台观改为正式的朝堂，而且“九宾之礼”更是“当时外交上最隆重的礼节，由九名迎宾礼官依次传呼引客上殿”[12]。蔺相如虽然明知秦王使诈，秦国城池终不可得，和氏璧也终不能予秦，但仍以生命为赌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以“呈璧换城”为由，换来了秦国高规格的外交接见。从“秦王坐章台见相如”到“设九宾礼于廷”，故事情节反转的背后，是蔺相如以智慧和勇气搏来的国家尊严。
三、“鼓瑟”与“击缶”之辨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秦国对赵国的试探与挑衅从未停止。赵惠文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79年，秦王迫于南下伐楚的压力，欲与赵国交好，于西河外渑池会盟。在“渑池之会”上，秦国君臣蓄意羞辱赵王，上演了一出出咄咄逼人的戏码，以试探赵国的虚实。已升擢至赵国上大夫的蔺相如，用自身言行有理有节地一一回击，不仅使赵国再一次在秦赵外交中大获全胜，而且让秦国君臣反受其辱、自食其果，其中最精彩的交锋回合当属“赵王鼓瑟”与“秦王击缶”。 这一回合由秦王的挑衅开始——秦王借酒酣的时机，对赵王提出“请奏瑟”的要求，赵王畏秦，不得已进行了鼓瑟演奏。不曾想蔺相如挺身而出，以秦王性命相要挟，逼迫秦王击缶，对秦国的挑衅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击，最终获得了胜利。仅从文本表层内容上看，赵国获胜是值得疑惑的：秦赵二国君主一先一后都弹奏了乐器，都是在外在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一来一回之间，势均力敌，又何来赵国胜利一说？要弄明白这一点，需要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对文本内容进行深度挖掘。
（一）“鼓瑟”“击缶”本不应是诸侯王所为，且“击缶”比“鼓瑟”更为低贱粗鄙
在《墨子·三辩》中，曾提及“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13]。从这段话可知，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是有特定的适用阶层的。“鼓瑟”本是士大夫阶层使用的乐器，秦王“令赵王鼓瑟”，身为诸侯的赵王被迫当众鼓瑟表演，实为秦王羞辱赵王的行为;而“缶”本为“盛酒浆的瓦器”[14]，后来演变为农夫击打的乐器，比及士大夫阶层的“鼓瑟”更为低贱粗鄙[15]，在自身性命难保的威胁下，秦王被迫击缶，不仅“偷鸡不成蚀把米”，还挨了蔺相如一记重重的回击，颜面尽失，得不偿失。
（二）“击缶”讥讽了秦国落后的文化，直戳秦国文化自卑的痛处
《史记·魏世家》中，曾记述了同时期的信陵君对魏王的一段话：“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庆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16]由此可见，在东方诸国心目中，秦国缺乏礼义德行、唯利是图，是与“秦与戎翟同俗”造成的文化落后大有关系的。秦国虽在国力和军事上称霸一方，但在文化礼乐方面则始终被东方诸国轻视和不屑，不得不说此为秦国的痛处[17]。此外，在李斯的《谏逐客书》中，论及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乐舞时曾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18]，由此可见，“叩缶”是秦地的本土代表性音乐，那么蔺相如在请秦王击缶时特意提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秦王”，不仅把秦王拉下平民阶层进行击缶演奏，狠狠地泼回了秦王之前对赵王的羞辱，而且再次借两国会盟的平台提醒天下人，“击缶”这类粗鄙之乐是秦国的代表性音乐，现由秦王代表秦国上下进行演奏。这句话在讥讽之余无疑直戳秦国文化自卑的痛处，让秦王有苦说不出。
由此可见，仅在“赵王鼓瑟”与“秦王击缶”的这轮较量中，蔺相如便以其智勇，给予了秦王两记重拳回击，加之廉颇在边境重兵设防，秦国君臣除了自食其果，也只能无可奈何。
四、“忠恕观”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中的“忠恕观”出自《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9]此处的“忠”，是指忠于人、忠于事，衍生为忠于君、忠于国;“恕”指的是宽厚待人、推己及人，是孔子儒家思想核心“仁”的具体表现之一。本篇列传中的四位传主，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或“恕”，甚至二者兼备。
在这篇列传中，蔺相如身为赵人，便一心系于赵，从未离开故国谋求高就，与战国时贤才游士为利所计、竞相奔走于四方投效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不仅如此，蔺相如还在赵国屡次陷入外交险境时挺身而出，一次次以性命相搏，以其智勇，保全了赵国的利益和颜面，无怪乎赵惠文王对其大力提拔。在拜为上卿后，蔺相如对廉颇的宣言挑釁不发一言，路遇廉颇即引车避匿，座下门客深以为耻，相与请辞。直至此刻，蔺相如才吐露不与廉颇争斗交恶的原因在于要维持“将相和”的局面，一切应“以国为重”，这又一次证明了蔺相如对国家之“忠”。面对之后廉颇的“负荆请罪”，蔺相如不计前仇，与廉颇“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可见其以德报怨、待人宽厚。蔺相如以其“忠恕”，成为后世贤臣之典范。
廉颇身为赵国大将，早在赵惠文王十六年，便以攻城野战之大功位居上卿。文中说廉颇“以勇气闻于诸侯”，其“勇”不仅是征战之勇，更体现出忠君护国之“勇”。赵王前赴渑池之会，护送至边境的廉颇竟与赵王诀别，提议“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若非有大忠勇，常人是万万不敢对君主说出这类忤逆之言的，所以清代姚苎田曾在《史记菁华录》对此赞叹“廉将军之为社稷臣”[20];清代李晚芳在《读史管见》中点评此段时，更深入地认为“人只知廉颇善用兵，能战胜攻取耳，亦未足以尽廉颇;观其与赵王诀，如期不还，请立太子以绝秦望之语，深得古人社稷为重之旨，非大胆识，不敢出此言;非大忠勇，不敢任此事”[21]。廉颇对赵国之“忠”，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之“忠”，是突破狭隘的忠君思想的“大忠”，令人钦佩。所以，当廉颇被后继的赵孝成王、赵悼襄王无故削夺军权后，但凡君主重新召用，便不计前嫌，出征攻伐，为赵国再立一桩桩汗马功劳。在被迫离开赵国，辗转魏、楚两国时，当赵王意欲重新起用廉颇，廉颇便用“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22]的举动，向赵国使者证明自己虽已年老，但仍可上阵杀敌，表达了重回赵国的渴望。无奈因小人馋毁而未成，廉颇至死都只能在楚国喟叹“我思用赵人”[23]。不得不说，廉颇一生之“忠”都系于赵国，不因个人境遇而改变，实在是难能可贵。
综观整篇《廉颇蔺相如列传》，我们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本文在平实晓畅的语言之中，不仅塑造了蔺相如、廉颇等熠熠生辉的历史人物形象，而且客观地渗透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解读本文，让读者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更能体会司马迁《史记》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传记作品写法。因此，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学作品的解读，是我们今后可以多加尝试的文本解读方法。
参考文献：
[1]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69.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4-7.
[3][4][5]王荣生主编.文言文教学教什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4.6.
[6][14][21]司马迁.史记（节选）[M].张大可，解读.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216.222.221.
[7]鄢烈山.“门客文化”探源[J].社会科学论坛，2004（06）：58.
[8]陈直.史记新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6：137.
[9][16][22][2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297.307.495.495.
[10][12]纪丹阳.史记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12.213.
[11]韩兆琦.史记（全本全注全译）：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5263.
[13]张永祥，肖霞.墨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47.
[15]韩建飞，毕于阳.《廉颇蔺相如列传》教学设计[J].中学语文教学，2011（04）：53.
[17]翟琳，任海林.《廉颇蔺相如列传》课例赏鉴[J].语文教学通讯，2018（Z1）：82-83.
[18]潘慧惠，施明智，叶旦捷.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1分册[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179.
[19]陈晓芬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43.
[20]姚苎田选评.史记菁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0：87.
邱德璎，北京师范大学学科教学（语文）硕士研究生。
高中阶段文言文的教学，在把握《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提出的“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大学科核心素养方面，涉及的课程目标较多，如“在探究中理解、掌握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基本规律”“感受祖国语言文字独特的美，增强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提升思维品质”“鉴赏文学作品”“传承中华文化”等。[2]在以往的教学实践中，本篇课文的教学知识点常聚焦于文言字词及句式的掌握、词义的辨析及深层意蕴、人物形象的刻画、人物的评价等，基本上达成了以上课程目标，落实了学科核心素养。然而，“学习文言文，最终的落点是文化的传承与反思”[3]，我们达成了文言文“一体四面”中的“文言”“文章”“文学”[4]，但在“文化”方面较为缺失，多停留在体会“古代仁人贤士的情意与思想”[5]，忽略了文言文蕴含的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具体内容，也未充分认识到传统文化与文本解读之间的关系。课文《廉颇蔺相如列传》作为史传类文言文，其内容与中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若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解读本文，可将文本解读引入深度阅读，并在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加深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以期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因此，本文试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下，从以下四个方面重新解读文本内容，窥探文本的深层内涵。
一、“宦者令缪贤舍人”与春秋战国门客文化
在本篇课文的开头，司马迁以精简的文字介绍了蔺相如的出身——“蔺相如者，赵人也，为宦者令缪贤舍人”。舍人，即为“担有职事的门客”[6]。在春秋战国时期，“门客”流品芜杂，多出身于破落贵族或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但具有良好的知识文化或独特技能，依附于权贵并为其服务，从中寻觅机会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或人生理想。[7]对于门客，各诸侯国权贵们出于国家利益或自身利益，多加以拉拢和礼待，如战国四公子，其中齐国孟尝君就已食客三千。权贵们唯才任用、予以厚待，门客们投奔其主、竭尽己才，其中虽有鸡鸣狗盗之徒，但也不乏吴起、商鞅、苏秦、张仪等有才之士，甚至有豫让、荆轲等以死效主的忠勇豪侠。春秋战国时期权贵们的养士之风，为座下门客创造了上升途径，使门客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蔺相如同样是以门客的身份，逐渐登上赵国的政治舞台。与时人投奔平原君不同，蔺相如投效了当时的宦者令缪贤。宦者令，即宦官的首领，虽然近侍赵王左右，颇受信赖，也能自置舍人，但毕竟是阉人身份，且本身仅为六百石官吏[8]，与赵国宗室出身的贵公子平原君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蔺相如投效缪贤后，在关键时刻劝阻缪贤逃亡燕国，尽心为其出谋划策，救主于水火之中，显示了出众的政治才干，也因此得到缪贤的赏识与举荐，从“门客”逐步转变为赵国的能臣、重臣。然而，曾作为宦者令缪贤门客的蔺相如，无论是其投效的“宦者令”的出身官階，还是自己作为“舍人”的门客身份，都让他从一开始就为时人所轻视，即使日后拜为上卿，仍不能被人淡忘其低贱的出身，如廉颇便在后文直言“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本篇开头简短的这句人物介绍，为后文的“将相不和”埋下了伏笔，足见司马迁运笔之高超。
二、从“秦王坐章台见相如”到“设九宾礼于廷”
在缪贤的举荐下，蔺相如得到了赵惠文王的召见，之后顺利地通过了赵王的面试，成为此次出使秦国的人选。蔺相如出使秦国的使命，是代表赵国与强秦斡旋，力求“以璧换城”或“完璧归赵”。在秦强赵弱的情况下，加之赵国于赵惠文王十六年时“谢秦不击齐”[9]，背弃了“五国伐齐”的盟约，惹怒了秦国，此次出使入秦，要想圆满完成任务可谓难上加难。
果不其然，在此事件叙述的开端，司马迁便直截了当地写道：“秦王坐章台见相如。”这句看似颇不经意的交代，实际上特别点出了接见地点——“章台”。章台，即章华台，是“秦离宫中的一座台观建筑物”[10]。据韩兆琦的译注，不在朝廷接见外国使臣，而在离宫中接见，有对该国的轻视之意。[11]不仅如此，秦昭襄王还将和氏璧传示美人及左右，戏弄使臣，足见秦王自恃国力强盛，待人傲慢。为维护国家尊严，蔺相如持璧睨柱，正气凛然地指责秦王“大王见臣列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进而提出了对秦王“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的要求，并以玉石俱焚的决心迫使秦王不得不答应。
“设九宾于廷”不仅说明接见使臣的地点由一般的宫殿台观改为正式的朝堂，而且“九宾之礼”更是“当时外交上最隆重的礼节，由九名迎宾礼官依次传呼引客上殿”[12]。蔺相如虽然明知秦王使诈，秦国城池终不可得，和氏璧也终不能予秦，但仍以生命为赌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以“呈璧换城”为由，换来了秦国高规格的外交接见。从“秦王坐章台见相如”到“设九宾礼于廷”，故事情节反转的背后，是蔺相如以智慧和勇气搏来的国家尊严。
三、“鼓瑟”与“击缶”之辨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秦国对赵国的试探与挑衅从未停止。赵惠文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79年，秦王迫于南下伐楚的压力，欲与赵国交好，于西河外渑池会盟。在“渑池之会”上，秦国君臣蓄意羞辱赵王，上演了一出出咄咄逼人的戏码，以试探赵国的虚实。已升擢至赵国上大夫的蔺相如，用自身言行有理有节地一一回击，不仅使赵国再一次在秦赵外交中大获全胜，而且让秦国君臣反受其辱、自食其果，其中最精彩的交锋回合当属“赵王鼓瑟”与“秦王击缶”。 这一回合由秦王的挑衅开始——秦王借酒酣的时机，对赵王提出“请奏瑟”的要求，赵王畏秦，不得已进行了鼓瑟演奏。不曾想蔺相如挺身而出，以秦王性命相要挟，逼迫秦王击缶，对秦国的挑衅进行了强有力的回击，最终获得了胜利。仅从文本表层内容上看，赵国获胜是值得疑惑的：秦赵二国君主一先一后都弹奏了乐器，都是在外在压力之下，不得已而为之，一来一回之间，势均力敌，又何来赵国胜利一说？要弄明白这一点，需要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对文本内容进行深度挖掘。
（一）“鼓瑟”“击缶”本不应是诸侯王所为，且“击缶”比“鼓瑟”更为低贱粗鄙
在《墨子·三辩》中，曾提及“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13]。从这段话可知，春秋战国时期的乐器是有特定的适用阶层的。“鼓瑟”本是士大夫阶层使用的乐器，秦王“令赵王鼓瑟”，身为诸侯的赵王被迫当众鼓瑟表演，实为秦王羞辱赵王的行为;而“缶”本为“盛酒浆的瓦器”[14]，后来演变为农夫击打的乐器，比及士大夫阶层的“鼓瑟”更为低贱粗鄙[15]，在自身性命难保的威胁下，秦王被迫击缶，不仅“偷鸡不成蚀把米”，还挨了蔺相如一记重重的回击，颜面尽失，得不偿失。
（二）“击缶”讥讽了秦国落后的文化，直戳秦国文化自卑的痛处
《史记·魏世家》中，曾记述了同时期的信陵君对魏王的一段话：“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庆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此天下之所识也，非有所施厚积德也。”[16]由此可见，在东方诸国心目中，秦国缺乏礼义德行、唯利是图，是与“秦与戎翟同俗”造成的文化落后大有关系的。秦国虽在国力和军事上称霸一方，但在文化礼乐方面则始终被东方诸国轻视和不屑，不得不说此为秦国的痛处[17]。此外，在李斯的《谏逐客书》中，论及春秋战国时期秦国乐舞时曾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18]，由此可见，“叩缶”是秦地的本土代表性音乐，那么蔺相如在请秦王击缶时特意提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秦王”，不仅把秦王拉下平民阶层进行击缶演奏，狠狠地泼回了秦王之前对赵王的羞辱，而且再次借两国会盟的平台提醒天下人，“击缶”这类粗鄙之乐是秦国的代表性音乐，现由秦王代表秦国上下进行演奏。这句话在讥讽之余无疑直戳秦国文化自卑的痛处，让秦王有苦说不出。
由此可见，仅在“赵王鼓瑟”与“秦王击缶”的这轮较量中，蔺相如便以其智勇，给予了秦王两记重拳回击，加之廉颇在边境重兵设防，秦国君臣除了自食其果，也只能无可奈何。
四、“忠恕观”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中的“忠恕观”出自《论语·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19]此处的“忠”，是指忠于人、忠于事，衍生为忠于君、忠于国;“恕”指的是宽厚待人、推己及人，是孔子儒家思想核心“仁”的具体表现之一。本篇列传中的四位传主，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或“恕”，甚至二者兼备。
在这篇列传中，蔺相如身为赵人，便一心系于赵，从未离开故国谋求高就，与战国时贤才游士为利所计、竞相奔走于四方投效的普遍做法大相径庭。不仅如此，蔺相如还在赵国屡次陷入外交险境时挺身而出，一次次以性命相搏，以其智勇，保全了赵国的利益和颜面，无怪乎赵惠文王对其大力提拔。在拜为上卿后，蔺相如对廉颇的宣言挑釁不发一言，路遇廉颇即引车避匿，座下门客深以为耻，相与请辞。直至此刻，蔺相如才吐露不与廉颇争斗交恶的原因在于要维持“将相和”的局面，一切应“以国为重”，这又一次证明了蔺相如对国家之“忠”。面对之后廉颇的“负荆请罪”，蔺相如不计前仇，与廉颇“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可见其以德报怨、待人宽厚。蔺相如以其“忠恕”，成为后世贤臣之典范。
廉颇身为赵国大将，早在赵惠文王十六年，便以攻城野战之大功位居上卿。文中说廉颇“以勇气闻于诸侯”，其“勇”不仅是征战之勇，更体现出忠君护国之“勇”。赵王前赴渑池之会，护送至边境的廉颇竟与赵王诀别，提议“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若非有大忠勇，常人是万万不敢对君主说出这类忤逆之言的，所以清代姚苎田曾在《史记菁华录》对此赞叹“廉将军之为社稷臣”[20];清代李晚芳在《读史管见》中点评此段时，更深入地认为“人只知廉颇善用兵，能战胜攻取耳，亦未足以尽廉颇;观其与赵王诀，如期不还，请立太子以绝秦望之语，深得古人社稷为重之旨，非大胆识，不敢出此言;非大忠勇，不敢任此事”[21]。廉颇对赵国之“忠”，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之“忠”，是突破狭隘的忠君思想的“大忠”，令人钦佩。所以，当廉颇被后继的赵孝成王、赵悼襄王无故削夺军权后，但凡君主重新召用，便不计前嫌，出征攻伐，为赵国再立一桩桩汗马功劳。在被迫离开赵国，辗转魏、楚两国时，当赵王意欲重新起用廉颇，廉颇便用“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22]的举动，向赵国使者证明自己虽已年老，但仍可上阵杀敌，表达了重回赵国的渴望。无奈因小人馋毁而未成，廉颇至死都只能在楚国喟叹“我思用赵人”[23]。不得不说，廉颇一生之“忠”都系于赵国，不因个人境遇而改变，实在是难能可贵。
综观整篇《廉颇蔺相如列传》，我们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本文在平实晓畅的语言之中，不仅塑造了蔺相如、廉颇等熠熠生辉的历史人物形象，而且客观地渗透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解读本文，让读者在了解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加深了对文本内容的理解，更能体会司马迁《史记》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传记作品写法。因此，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进行文学作品的解读，是我们今后可以多加尝试的文本解读方法。
参考文献：
[1]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469.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4-7.
[3][4][5]王荣生主编.文言文教学教什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4.6.
[6][14][21]司马迁.史记（节选）[M].张大可，解读.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216.222.221.
[7]鄢烈山.“门客文化”探源[J].社会科学论坛，2004（06）：58.
[8]陈直.史记新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6：137.
[9][16][22][2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297.307.495.495.
[10][12]纪丹阳.史记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12.213.
[11]韩兆琦.史记（全本全注全译）：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3：5263.
[13]张永祥，肖霞.墨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47.
[15]韩建飞，毕于阳.《廉颇蔺相如列传》教学设计[J].中学语文教学，2011（04）：53.
[17]翟琳，任海林.《廉颇蔺相如列传》课例赏鉴[J].语文教学通讯，2018（Z1）：82-83.
[18]潘慧惠，施明智，叶旦捷.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第1分册[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179.
[19]陈晓芬译注.论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6：43.
[20]姚苎田选评.史记菁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0：87.
邱德璎，北京师范大学学科教学（语文）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