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太康元年（280），晋武帝司马炎灭吴，结束了汉末以来“合久必分”的历史。这一年，陈寿（233-297）四十八岁，他从成都到洛阳，已经有十多年。泰始四年（268），原来的巴东太守罗宪有机会向晋武帝推荐他认为应该得到聘用的蜀人，名单中就有陈寿。陈寿就这样进入西晋王朝，举孝廉、为平阳侯相、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由于他在著作局的时间较长，能够接触到魏、蜀、吴三国的档案文献以及相关书籍，因此才有条件写出总计六十五篇的《魏书》《蜀书》和《吴书》。
　　陈寿是蜀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出生在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的，这是刘禅继位的第十一年，也是蜀建国的第十三年。他两岁时，丞相诸葛亮死在汉中，接替诸葛亮的，陆续是蒋琬、费祎、姜维等。陈寿早年为姜维丞相主簿，还做过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都是文职。当他二十岁前后，蜀后主任用宦官黄皓，姜维奈何不得，驻守沓中一去不还；陈寿不愿附和黄皓，因此度过了一段暗淡的岁月。而这一情形也并未维持太久，炎兴元年（263），魏军南下，蜀后主毫无抵抗，一夜之间就成了亡国之君。
　　这是在陈寿而立之年发生的一场重大变故。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在他心里有过怎样的震荡？
　　清代最富盛名的学者王鸣盛曾说：“计蜀亡之岁，寿年已三十有一，旧君故国之思，最为真切，具见篇中，可一一寻绎而得之。”（《十七史商榷》卷三九“陈寿史皆实录”条）他认为陈寿伤悼故国旧君的心情，都可以在《三国志》字里行间看得到。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蜀志·后主传》在写到后主向邓艾递上降书、邓艾接书大喜时，忽然插进一笔，讲当天后主的儿子刘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寥寥数字，把皆大欢喜底下的一点血腥气，就这么给挑了出来。《蜀志·姜维传》写到姜维那时正在剑阁与钟会对峙，一面等待后主的决定，是固守成都还是东入于吴，又或南下建宁，最后等来的却是缴械命令，他的军队只好“投戈放甲，诣会于涪军前，将士咸怒，拔刀砍石”。拔刀“砍石”而不是拔刀“向敌”，两个字的差别，也泄露出蜀军将士悲愤满怀。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描写，都表现出蜀人在这一历史转变时刻的挫败感、屈辱感，如果没有同样深刻的体验，陈寿恐怕也很难捕捉到这样的细节。
　　因此，当他后来身居洛阳，编写三国史，他面临的一个难题便是，如何在魏、蜀、吴三国的历史书写中，融入自己的观察和体验，在故国与新朝、过去与现在之间，作出自己的评断。对于一个史家来说，这几乎又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司马迁作《史记》、班固作《汉书》，都不曾遇到这样的问题。
　　二
　　蜀景耀六年（263），魏国大将邓艾、钟会、诸葛绪率军数道并攻，后主刘禅无力抵抗，似乎只剩下借改元换运气这一招，便匆匆忙忙改了“炎兴”的年号。可是没过几个月，邓艾就攻下绵竹，眼看要到成都，这时，听从光禄大夫谯周（201-270）的建议，后主“舆榇自缚”，自己抬着棺材向邓艾请降去了。请降书中还写着：魏的“天威既震”，蜀“敢不革面，顺以从命”？蜀军投戈释甲，仓房府第也完好无损，现在都交给“王师”，只希望“百姓布野，余粮栖亩”的局面，得以保全。
　　对于不战而降一事，陈寿的评价是：“刘氏无虞，一邦蒙赖，（谯）周之谋也。”（《蜀志·谯周传》）以为蜀能躲过生灵涂炭这一劫，功劳全在谯周。而在大兵压境之下，提议以投降换和平的谯周，正是陈寿的老师。
　　在《蜀志》里，陈寿为谯周写了一篇很长的传。谯周是巴西西充（今四川阆中）人，受诸葛亮提拔，为劝学从事、典学从事，官至光禄大夫。陈寿形容他是一个“家贫未尝问产业”“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的纯粹学者，经史方面的成就可比董仲舒、扬雄一流大学问家，并不直接参与政治，可是“以儒行见礼”，也常被官方顾问。《谯周传》所记载他的四篇上疏和廷论，都是针对时局发言。
　　这些上疏和廷论，表现出谯周在政治上认同的是汉王朝，他认为三国就像西汉末王莽时代，汉家历运中衰，正等待汉光武帝刘秀那样的人出现，“再受命”。他把希望放在后主刘禅身上，当后主守完三年父丧，他劝其削减乐宫、后宫经费，讲的就是刘秀如何“务理冤狱，节俭饮食，动遵法度”而“以弱为强”终成帝业的道理，当魏军迫近，他劝后主不要去“南方远夷之地”避难，也是拿刘秀当年不因王郎在邯郸称帝，就远走长安失去民心作为理由。
　　他还认为，三国鼎立，蜀、魏“传国易世”到了第二代，就好比周朝后期，“实有六国并据之势”。六国并据，就与秦末的“豪强并争，虎裂狼分”不同，因此他也反对刘邦式的“仗剑鞭马而取天下”。他说蜀国要“以少取多”“以弱毙强”，只有学周文王“养民”、勾践“恤众”，学汤武之师的“不再战而克”，而不是“军旅数出、百姓凋敝”（《仇国论》）。
　　至于他阻止后主最后往南中避难，也不同意向东吴求援，则是由于他知道，第一，南中曾经在诸葛亮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屈服，但那是暂时的，并不代表他们真心服从，有诚意接纳；第二，“大能吞小”，也就是说“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是势所必然，与其降吴后还要降魏，“再辱之耻，何与一辱”？在最后的上疏中，他还说：
　　故尧、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虽不肖，祸尚未及萌，而迎授与人，况祸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缚衔璧而归武王，岂所乐哉，不得已也。
　　这里提到尧、舜见自己儿子不成器，便传帝位给贤良的舜和禹，又提到殷纣王庶兄微子见“纣不可谏”，便归顺周武王，获封于宋，讲这两个故事，当然是为了安抚后主，说明降魏就等于尧舜的禅让与微子的从善如流，是万不得已中最好的选择。
　　后主投降后，果然以“爱民全国”获魏封安乐乡公，举家迁居洛阳，食邑万户，奴婢百人。谯周也因“有全国之功”，获封阳城亭侯。
　　三
　　蜀后主后来又见到魏晋禅代，在洛阳，活到泰始七年（287）。谯周则是泰始三年奉召到洛阳，三年后去世。在他去世前一年，陈寿返乡，去向他告别。谯周说：孔子死于七十二岁，刘向、扬雄死于七十一岁，我年过七十，恐怕也无缘再见面。陈寿说谯周能预知自己的死期，是“以术知之”。 　　陈寿说的“术”，即数术，是古人通过天象、气象、物候等等的观测，推断人事吉凶的一套办法。这一套办法，在汉代极其流行，也极其复杂，《汉书·艺文志》有“数术略”归纳这方面的书籍，就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五花八门，现代考古也发现在当时的书籍里，这一类几乎占了最大宗。三国时代的蜀地学者，见于《三国志》记载的周群、张裕、杜琼等人也都很擅长这一套，私底下，根据《春秋谶》的“代汉者当涂高”，他们早就在议论“当涂高”指的是魏，因此对蜀国的前景并不乐观，只不过在诸葛亮的蜀国，官方对这一套兴趣不大，“灾异靡书”（《蜀志·后主传》），这些舆论大概只是在蜀地“乡党学者”之间传播（《蜀志·周群传》）。谯周就是从杜琼那里学到这套方法，举一反三，“由杜君之辞而广之耳”，不仅准确预见了司马昭的死期和他自己的死期，还根据刘备、刘禅父子的名字，说“备”就是具有、“禅”就是授予，推测出蜀国的命运，必定是建于刘备而终于刘禅。景耀五年，宫中有大树突然折断，他又据以推定曹魏的运势不可阻挡，蜀国则已走到尽头，于是公开声称：“众（预示“曹”）而大（预示“魏”），期之会，具而授，若复何？”（《蜀志·杜琼传》）
　　从语言文字或自然现象中看到这种政治性暗示的，又叫“谶”。谶的依据，是建立在政治与天意具有相关性的认识上，视天子及王朝的合法性为“天命所授”。谶纬之学在汉代特别是东汉也很兴盛，借助“阴阳五行”原理，汉代人还创造了一种叫作“五德终始”的学说，讲的是天子必要得到五行中的一德，譬如黄帝土德、秦始皇水德，才表明上天赋予了他某种神圣性和权威性。土德衰，木克土，而木德起，水德衰，水生火，而火德起。自五帝以来的一个又一个王朝，就是按照这样金木水火土的顺序，循环往复、周而复始。顾颉刚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把汉儒制造并利用“五德终始说”的来龙去脉讲得相当清楚，说明它既是一种通往未来的政治学说，也是一种解释过去的历史理论。
　　谯周撰有二十五卷的《古史考》，主要是针对《史记》记载的周秦以上历史加以考辨，书已经亡佚，但有不少片断保留在《史记》三家注里，现存尚有清人辑佚的一卷本，显示他在古史方面学问很深，也显示他受到“五德终始论”的影响。据唐代刘知幾说，他曾有意立异，将司马迁所写李斯遭秦二世斩，改为“秦杀其大夫李斯”（《史通·模拟》）。称秦的宰辅李斯为“大夫”而非“丞相”，意思就是秦还没有“变诸侯为帝王”，而否认秦始皇父子已经成为天子，否认秦朝在历史上有过它的正统性，正是过去一班汉儒的想法，他们说汉代火德是周代木德所生，汉应该直接上承于周，秦以水德介乎周、汉之间，因此享国不久。谯周的历史观，可能就是受他们影响，他也相信王朝的命运是由天命所决定。因此，他曾说：“《易》曰：‘亢之为言，知得而不知丧，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言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蜀志·谯周传》）意思就是必须要了解存亡得失的天下大势，了解这一大势，才能理性地顺应它的变化。他是这样看待历史，也是这样看待现实。
　　在谯周的时代，无论蜀或吴，又或魏，“五德终始”仍是很重要的政治学说。当汉献帝禅位于魏文帝的时候，除了有“代汉者当涂高”这样的谶言四处流传，就是汉献帝自己，也对魏文帝说了一通“汉道陵迟”，“天之历数在尔躬”之类的话。汉献帝亦曾援引历史上的故事，说：“昔者帝尧禅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魏志·文帝纪》）拿尧的让位于舜来比喻自己的退位，这跟谯周说服蜀后主投降时讲的一番道理，实在异曲同工。
　　四
　　谯周年轻时，据陈寿说，还曾向广汉的秦宓问学。
　　秦宓在诸葛亮时代官至大司农，不仅才华出众，号为“一时之才士”，更有很深的蜀地情结。他认为“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意思是蜀国有巍峨的岷山、奔涌的长江、丰饶的大平原，带来沃土千里，都是受上天眷顾。而蜀地先贤，不仅有严君平、李弘，还有司马相如、扬雄，都应该为他们建祠堂，以为纪念和传扬。因为像司马相如对蜀国的贡献，就不但是使蜀学与齐、鲁之学比肩，其为汉武帝封禅大典制礼作乐，这一点，连董仲舒也无法与之相比。
　　在《蜀志·秦宓传》里，陈寿又特别提到“初，宓见《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秦宓如何“辨其不然之本”，因为没有留下来，现在已无法看到，不过话题既然是由“五帝皆同一族”引起，这个“五帝”，无疑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亦即汉代大一统之后，人们根据各种记载、传闻，整理出来的一个古代帝王世系。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以为黄帝以至舜、禹“皆同姓”，便是一种典型的“五帝皆同一族”观念，它要说明的是上古五帝相互间本来就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是出于一个源头，华夏民族拥有共同的祖先。
　　说中国人都为炎黄子孙、血脉相连，这是汉代大一统以来的共识，可是秦宓偏偏挑战这个共识，“辨其不然之本”，他要证明的当然也就是五帝并非一族、华夏民族并不拥有共同的祖先、中国有多元的起源。这个立论的出发点，与秦宓作为蜀人而有很深的蜀地情结，恐怕不无关系。
　　谯周曾记录秦宓的谈话，为《春秋然否论》，他是否也像秦宓那样，对《史记》那种帝王世系的叙述有所质疑，从他现存的只言片语的论述中已很难了解。但是，从他对《史记》的考订，如《殷本纪》说契的母亲“为帝喾次妃”、《周本纪》说弃（后稷）的母亲“为帝喾元妃”，他都给以纠正，指出契和弃都不是帝喾之子，他们的父亲也并“不著名”；还有如《五帝本纪》说黄帝姓公孙、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他也加以辩驳，指出颛顼妘姓、帝喾房姓，这两个姓就不在那十四人的十二个姓中，因此不能断言颛顼就是黄帝之孙昌意的儿子、帝喾就是黄帝的曾孙，从《古史考》诸如此类仍然保留的残篇断简里，还是可以看到谯周的古史系统，大概与《史记》就是有所不同，他要讲的似乎就是五帝不同姓、不同族，本来就是五个异地、异姓、异德的帝王。 　　这也就是说，与秦宓一样，谯周认为华夏民族并非为一个共同的祖先，蜀应该有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来源（参见蒙默《谯周古史学片断》）。而这样的看法，当然首先也是基于对蜀的很深的认同。
　　五
　　谯周“为世硕儒”，在蜀曾掌管教育，门弟子不少，据《晋书》就可知有陈寿、文立、李虔、罗宪、李密、杜轸等，当时还有“（文）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的说法。
　　蜀亡国后，他的这些弟子陆续都被魏、晋叙用，跟随时代的大潮翻卷。如巴郡临江人文立，入晋后拜济阴太守，官至散骑常侍。他曾上表晋武帝，要求启用“流徙中畿”的诸葛亮、蒋琬、费祎等蜀人后代，“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晋书·儒林·文立传》），都如愿以偿。还有像成都人杜轸，入晋后在南北各地任职，均有建树，为建宁令，“夷夏悦服”，为池阳令，“百姓生为立祠”，官至尚书郎（《晋书·良吏·杜轸传》）。其中比较特殊的是罗宪，他在蜀时已为太子舍人、宣信校尉，亡国前，正当巴东太守并都督巴东大将军副贰，那时成都已失守，他在永安城，却还与趁势袭击的吴军激战，蜀亡后，因此获魏封侯，泰始三年，又进位冠军将军、假节。翌年，在华林园的宴会上，由于晋武帝问到“蜀大臣子弟，后问先辈宜时叙用者”，他开列出一个十来人的名单，其中就有杜轸，也有陈寿（《蜀书》卷四十一注引《襄阳记》）。
　　与陈寿经历最为接近的，是犍为武阳人李密。李密在蜀时为从事尚书郎、大将军主簿、太子洗马，因“有才辩”，还常出使东吴。泰始初年，晋武帝诏他为太子洗马，他以奉养九十六岁的老祖母为由上表请辞，上表中有“圣朝以孝治天下”的恭维话，让武帝龙心大悦，特许他奉养祖母，而先不到官。他的这封请辞表，也叫《陈情表》，后来被收入《文选》，作为经典文学，一直到清人编《古文观止》，仍加收录。而在这篇上表里，李密既谈到自己“少仕伪朝”的经历，也自称“亡国贱俘”，他这种自我审查、自行贬低的姿态，多少反映出蜀的亡国对蜀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地覆天翻的政治事件，还迫使他们要重新检讨自己的历史，并接受蜀国并不具有合法性的观念，蜀国的历史是一段不被承认的历史（《蜀书·杨戏传》注引《华阳国志》）。
　　后来李密也到了洛阳，司空张华问他对蜀后主的看法，他说就像齐桓公，用诸葛亮能抗魏，用黄皓能丧国。张华又问他诸葛亮“言教何碎”，他说，如果是舜、禹、皋陶在一起谈话，自然简雅。可是《大诰》不也琐碎？因为它记的是周公对普通人的谈话。诸葛亮谈话的对象水平都不高，他的言论被记录下来，当然就很平常琐屑（《晋书·孝友·李密传》）。
　　泰始十年（274），陈寿整理编定《诸葛氏集》，在《诸葛氏集序》中，他也提到有人批评“（诸葛）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他同样是拿《尚书》里的《皋陶谟》和周公《大诰》作对比，说前者“略而雅”，后者“烦而悉”，是由于“皋陶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谈话对象不同，语言风格也便不同，诸葛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面对众人凡士，又能讲什么高妙的道理？“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
　　《三国志》编写在前，《晋书》编写在后，相同的说法，出自陈寿和李密两个不同人之口，也许是后来《晋书》的作者张冠李戴，把属于陈寿的记录搬到了李密头上了。不过，这两个人在很多方面确有共通性，对诸葛亮，大概也有同样的看法，值得注意的倒是他们极尽维护的态度，表现出面对“上国”，蜀人仍有很强的自尊心。
　　六
　　陈寿的传记，见于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与唐代房玄龄等编写的《晋书》。根据其中两篇《陈寿传》的记载，恰如谯周所预见，陈寿“以才学成名”，可是一生并不顺遂。早先他遭人举报在父丧期间让侍婢制药，在蜀国，就受到舆论谴责。他也曾以奉养老母为由辞去长广（今山东莱阳）太守，可是后来却又因母亲死后将其葬在洛阳，并没有归乡，又遭到谴责。两次都影响到仕途。
　　不过，他跟谯周学习历史，在蜀国已做过史官，泰始四年后入晋，得到位高而又博学的张华赏识，加入著作局，终究人尽其才，并由此收获他人生中最大的成就。首先，是在泰始十年编定《诸葛氏集》（又名《诸葛亮故事集》），然后，是在吴亡而“天下一统”的太康元年（280）到太康六年（285），编写出魏、吴、蜀《三国志》（参见杨翼驤《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直至晋惠帝元康七年（297）他死以前定稿。
　　这前后大约十六七年，如果从何进与袁绍召来董卓，谋诛宦官，从此“京都大乱”算起，差不多就是汉末以来将近一百年里最安定的一段时间。经过六十年的三国分裂，统一的西晋王朝也迎来它的黄金时代，就像稍后干宝在《晋纪总论》中的描述：“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陈寿二十多万字的《三国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而等到陈寿去世，事实上，距离“天祸晋邦”（惠帝语）又已经不远。不久，江统就在他著名的《徙戎论》里发出“四夷之中，戎、狄为甚”的警告，索靖也带着“会见汝在荆棘中”的担忧与洛阳宫门的铜驼告别。陈寿死后十年，晋惠帝便死于“八王之乱”，随后晋怀帝、晋愍帝也相继死于永嘉之乱后的“天下崩离”中。而整整二十年后，当晋元帝在从前东吴的首都建邺（今江苏南京）登基，建立东晋王朝，原来为西晋所有的北方大部，都变成为“胡族”相争之地，短短三十余年的西晋“大一统”彻底结束，中国又再一次陷入更长久的南北分裂当中。
　　《三国志》的编写，因缘际会，恰好是在西晋“大一统”的年代完成。
　　正是由于有政治上的统一，才有重建“大一统”话语的要求，要求文化上也实现东西南北的合流。于是在这个时代，既有年轻的诗人左思写下《三都赋》，以魏、蜀、吴三国的首都为题材，实际讲述“正位居体者，以中夏为喉，不以边陲为襟”而“榷惟庸蜀与鸲鹊同巢，勾吴与蛙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的道理；也有来自蜀国的陈寿写下《三国志》，叙说魏、蜀、吴三国的历史。而三国历史的叙述，在政治“大一统”的前提下，势必也要像《三都赋》写到西蜀公子、东吴王孙最终都被魏国先生折服，心甘情愿地接受“日不双立，世不两立，天经地纬，理有大归”的现实，而显示从魏、蜀、吴各自独立到西晋统一的历史脉络。 　　值得注意的是，若非从三国分立走向统一，无论在观念还是在技术上，都很难想象会有同时书写三国史的必要，也很难想象会有基于丰富史料来全面把握三国史的可能。当然另一方面，立足于统一的西晋回看三国历史，从新朝看故国，也不是简单地忠实于故国历史就能够满足，最重要的，是要把故国历史、把三国各自演化的历史，按照新朝的观念，编入一个大一统的新的体系。
　　从故国到新朝，从分裂到统一，不要说观念上的颠覆和更新，就是在现实生活里，遭遇的困境也相当不少。
　　太康元年，东平王相王昌就遇到一个难题。他父亲王毖原来住在长沙，有妻子儿女，有一次因公事来中国，刚好碰到吴国独立，便留下为魏国黄门侍郎，从此与妻子儿女“死生隔绝”，然后就娶了王昌母亲。“江表统一”后，王昌得知王毖的前妻亦即他的前母早已去世，他就问现在他还要不要为这个前母服丧？这个案子，根据《晋书·礼志（中）》的记载，在当时引起热烈讨论，博士、大臣纷纷表态。有人说王毖娶两个妻子是历史造成的，无可厚非，对他两个妻子，也该尽同样的责任。但是也有人说礼规定了一个人不可有两个妻子，王毖“更娶之辰，是前妻义绝之日”，即便他们三人都还活着，也不可能“二嫡专堂，两妇执祭”，给两个妻子以同等待遇。陈寿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礼无二嫡”，已经摆明了不能对两个妻子一视同仁，如果王毖和他两个妻子都还活着，王毖的前妻便是王昌的“前母”，这无可辩驳，如果王毖又带了他的前妻之子到中国，前母去世，自然也要按照母亲被离婚的规矩守丧，可是王毖从没讲过离婚的话，那么，王昌的异母兄长便没有什么理由不为他母亲服丧，可是王昌却不必服。
　　这是西晋灭吴后，发生在过去吴人身上的个案，不过从蜀到魏，再到西晋时代的首都洛阳，地理的转移和时间的变化，让陈寿还是很能够体会到摆在王昌面前的，是一个历史造成的复杂的家庭遗产，也使他了解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时刻，个人是何等渺小而又尴尬。当然，他更清楚地知道，历史就是历史，过去就是过去，今天的人实在不必为过去负责，“圣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所以，他认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案，就是承认历史，更尊重现实。
　　七
　　作为谯周的得意弟子，正如谯周以及秦宓都有很深的蜀地情结，陈寿的“旧君故国之思”，他的乡土之情，恰如王鸣盛所说，都掩埋在《三国志》的叙述当中；从他还专门为蜀人写有《益部耆旧传》也可以看得出来。不过，自从东晋的习凿齿发表《晋承汉统论》，主张“以晋承汉”，反对“虚尊不正之魏”，认为“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实际是“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对陈寿的《三国志》，渐渐地就有了一种批评的声音，说他一个蜀人，却处处站在魏的立场，不为故国张目，让人看了不舒服。如唐代的历史评论家刘知幾，就特别重视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把魏武帝当作“篡逆”、称蜀亡即汉亡的写法，评价他“以魏为伪国”，乃是“定邪正之涂，明顺逆之理”（《史通·探赜》）。
　　持这一观点而影响最大的，是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本来是依据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而编写，《资治通鉴》写三国历史，采取的是魏的年号，表示魏为正统所在，然而朱熹认为“三国当以蜀汉为正”（《朱子语类》卷105），到了《资治通鉴纲目》，统统改为蜀汉纪年。而这一做法，居然得到后来如元代赵居信的大加赞扬，称“一旦《通鉴纲目》之书出于千载之下，褒贬笔削，善恶俨然，向之讳诬之说，洗涤无疑，千载不平，一时净尽”（《蜀汉本末序》）。明清时代有名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也曾说：“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读三国志法》）
　　“正统”这个观念，传统史家看得很重，尤其当分裂时代，更是要争正统，也就是要争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所以南宋的洪迈说“晋魏以来，正闰之说纷纷”（《容斋随笔》），就是东晋南北朝以来，对于谁是正统，讲究得最厉害。这样，在历史叙述尤其是分裂时代的历史叙述中，便有了“正”与“不正”的区别，代表对历史的是非、善恶的评判，故欧阳修说：“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正统论》）
　　陈寿之为后来人诟病，主要就是他没有在《三国志》里替蜀国争一个正统。没有替蜀国争正统的表现，过去人又总结为大体两点：一是《三国志》中，只有《魏志》设了“纪”，分别为《武帝纪》《文帝纪》《明帝纪》和《三少帝纪》；《蜀志》写刘二牧（刘焉、刘璋）、先主刘备、后主刘禅，都只称“传”；《吴志》写孙破虏讨逆（坚、策）、吴主孙权、三嗣主孙亮，也称“传”。这显然是对刘备父子不尊重。因为当时的史书主要有两种体例，一种是《春秋》式的编年体，一种是《史记》式的纪传体，由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史书是以个人传记为中心的，为体现人物的地位不同、身份各殊，他把帝王传都叫“本纪”、贵族和大夫传叫“世家”，普通人的传才是“列传”。班固的《汉书》也沿用了这个体例。陈寿模仿《史记》《汉书》的写法，他对人物的评价包括支持这种评价的历史观、价值观，也就通过他对纪、传的分配传达出来，这就是说魏是正统所在，蜀、吴都非正统。《蜀志》又不像《魏志》那样，第一个写的就是魏武帝曹操，它还是以刘焉、刘璋为卷首，所以刘知幾就曾怀疑它“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史通·编次》）？
　　二是古时称天子死为崩，诸侯死为薨、殂，不同称谓，显示尊卑有别。《三国志》写曹操、曹丕、曹睿之死，都说是“崩”，写孙策、孙权之死，为“薨”，写刘备之死，则是“殂”，而刘禅之死是“薨”。这些用字，代表了陈寿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不同定位，于刘备、刘禅自然也很不公平、不尊敬。
　　这是过去人对陈寿的批评。当然也有人为他辩护，譬如清代编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四库馆臣就讲陈寿身为晋武帝臣下，这样做，是迫于时势，“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后来梁启超的《论正统》也是发挥这个观点，认为陈寿如果不以魏为正，就等于是在挑战继承了魏的晋的合法性：
　　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还是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
　　现代人已经不大会基于过去的正统观去责怪陈寿，相反，很多学者都出来替他平反。金毓黻就指出，陈寿以三国史并列分署来表示三国的鼎立，而不是像《晋书》的那种办法，譬如只写一个“魏书”，将蜀、吴都以“载记”的形式附录其下，已经是表现出他虽未帝蜀，也未尝尊魏的立场（《中国史学史》）。有日本学者考究得更仔细，他们注意到在《三国志》里，对孙权、孙皓，始终是称“权”“皓”，而对刘备、刘禅，却是称“先主”“后主”，刘备的夫人也叫“皇后”，这一类“春秋笔法”，也证明了在陈寿心里，旧君仍是旧君，故国仍是故国（参见中野美代子《三国志演义》，岩波书店1994；井波律子，《三国志を読む》，岩波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