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校正21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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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自刊成之后,问题较多.今校以《明实录》、万斯同《明史》、王鸿绪《明史稿》、《明史》初修时汤斌等人所存底稿等,订正中华书局本《明史》21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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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虎的《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是清代后期重要的校勘学著作,在《史记》校勘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此次校刊参酌众本,工作量较大,仅凭张文虎与唐仁寿二人之力,《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难免会存在一些讹误.用参校本之一的评林本《史记》与其中相关校勘记进行对比细读,可以发现《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存在因《史记评林》版本产生的讹误,因错校、漏校产生的讹误.
由于相关典籍的亡佚,以及对史料记载的不同理解,黄伯思所撰《古器说》《博古图说》《秘阁古器说》与《博古图》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争议的话题,尚无定论.本文在厘清黄氏三书相互关系的基础上,结合黄伯思生平履历,对其著作与《博古图》的关系进行了考述.
宋元时期,中日两国禅宗僧侣的往来交流频繁而密切,直接促成了宋元禅僧墨迹在今日日本的大量保存.针对这批数量巨大、藏所分散、类型特殊的珍贵文献,当代中日学人皆有力求全面的关注、搜集与整理成果,既揭示了墨迹资料之于文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也为学界的参考、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本文主要围绕《日藏宋元禅僧墨迹选编》一书中的宋代禅僧墨迹,辑录《全宋诗》失载的僧诗作品,并结合总集编纂的具体实践,就墨迹文献在与传世典籍的内容对比中所体现的校勘、考证价值,略做探讨分析.
今存汪应辰诗文集有《汪文定公集》和《文定集》两个版本系统.以往学者因为《文定集》内容更完备,遂对《汪集》不甚关注.本文介绍了《汪集》的编刻、版式与存世情况,分析了《汪集》正文十三卷与附录一卷的价值,另辑考了其中的9篇宋代佚文.最后指出,要充分发挥《汪集》的价值,最根本的在于利用其以整理汪应辰诗文.具体有四条措施,而这正见出《汪集》相较于《文定集》所不可替代的原因.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多处校改《说文》篆形,颇为清人诟病.近一百余年,古文字资料大量涌现.依据与段氏改篆相合的古文字字形,学者往往转而赞同段改.但在利用出土文献校勘篆形的同时,却往往掉入轻改古书的陷阱.本文从“昏”“磨”两个典例出发,试谈《说文》篆形的校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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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四年至十六年,清廷进行了一次由内外高级官员保举潜心经术之士的选拔.此次保举,除散见各处的材料外,最为全面和系统的记载应属梁锡玙所撰《辛未保举经学录》.乾隆十四年发布上谕后,内外大臣共保举49人,但乾隆帝对保举结果并不满意,经过两次核定删汰,最终取中4人,实际在朝任职则只有2人.本文对被举49人的籍贯、功名、任职、应选等情况进行考证和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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