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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韦大卫驾驶蒋纬国专机冒险起义，飞赴祖国大陆，相继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台湾大陆，他曾两度入狱，数次逃亡。
韦大卫如今虽然已经80岁，仍然无肉不欢，无酒不贪，英雄豪气不减当年。除了吃饭和睡觉，他嘴里永远叼着烟卷；二锅头在他看来宛若清水，仰面就是咕咚一口——还必须是56度的红星二锅头，度数少了他不干。
在餐馆里，他跟河北籍服务员套近乎，“咱们是老乡”——其实他是广西人。这个老头儿天真顽劣，但是后生小辈们见了他无不尊称一声“韦公”。1956年1月7日，他驾驶蒋纬国的专机起义，飞赴祖国大陆，相继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接见。台湾大陆，他两度入狱，数回逃亡，每次都是死里逃生。
他更喜欢说起自己得逞过的种种小聪明和阴谋诡计，当年，就连对手都不得不佩服地称他是个“越狱专家”。他说得眉飞色舞，得意非常，一副跌宕自喜的样子，对自己的人生甚觉“满意”，旁人细想之下，才惊觉这些小把戏的背后无一不是辛酸和不得已。
对自己历经的那些波澜壮阔，他认为是他刚烈如火、敢作敢为的个性所致，因为“想干的事我就去干了，而且干成了”。风云谲变的时代又赋予他更多的传奇色彩，人如沧海一粟，终与国运沉浮。
被骗到台湾
我出生在桂林，11岁的时候，我就考取了空军幼年学校。我3个叔叔都是飞行员，两个在抗战的空战中牺牲，还有一个是飞行表演时摔死的，家里人都认为空军太危险了，不让我去。
那时的广州兵荒马乱，国民党的各支部队都在招兵买马，到处都是招贴广告——海军军官学校、陆军骑兵军官学校……我就报考了海军军官学校，想去台湾找个读书的机会。我哪想到它会那么远？
1949年8月，我们到了黄埔港，上了一艘叫“惠民轮”的军舰。一上船就知道被骗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军官学校，就是被拉去台湾当兵。那时国民党征用了一些商轮、客轮，每天往台湾那边一批批地送人。知道真相后，我十分愤慨，当时我就火了：老子一定要回来。
国民党派兵把我们押送到凤山陆军训练基地。受训完了，我们被派驻到红毛港，红毛港在台湾的西部海边，是国民党的“前线”。不到一个月，我就从那儿跑了。
7年谋划
我在屏东住了下来，找了个临时工的工作，待了5个多月。后来海军士官学校招考学员，我就去考了，海军受训不到两年，毕业后当了海军的士官。
我本来想从海军弄条船回来。当时海军成功起义的是“重庆号”，这艘舰是英国送给国民党的，蒋介石把它当宝贝。不过，那时有两艘军舰起义回大陆，舰上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相持不下，打起来了，台湾当局派军舰拦截，还枪毙了舰长和部分船员。
海军起义不容易，想来想去，我决定去考空军，后来果然考上了。考取之后，海军不肯放人，要求我工作５年以上才能离开。我一直往上找到海军总司令，表示不行的话，我只好开小差了。他说：“开小差？3天不到我就把你抓回来。”
那咱们就试试。我跑到台南的空军办事处，找到一个空军上校，空军招个人不容易，他们一看我就很喜欢。那个上校给了我一点钱，让我在空军新生社里住下，海军根本没法抓我。
海军知道我去空军报到后，就跟空军协商要把我领回去。空军不给人，海军打报告去“国防部”告状。后来在台北空军作战部，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一见我就说：“呀，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韦大卫啊，为了你，空军和海军打官司，国防部的卷宗都那么厚了。”
我在空军学飞行，海军政治部又来了文件，说我有共产党嫌疑。空军政治部不敢怠慢，赶紧审查我。空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飞行员都必须成为国民党员，我坚决不入，政治部就天天找我谈话，每天都谈到晚上１２点以后，凌晨３点多我又要起飞，睡眠严重不足。
有个看出门道的教官很同情我，他说：“韦大卫啊，为什么老找你个别谈话？”我说不知道。他说：“这还不清楚，他们没别的办法整你，只好希望你睡眠不足摔死。”那飞机不也得摔坏了吗？他说摔个飞机算什么，重要的是你这个人。
那时我单飞很长时间，也考虑跑了。这时一道命令下来，要调我去台北空军作战司令部，我那时既没毕业，也没作战经验，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但是不去又逃不掉。结果，在报到的当天我就被抓起来了。
当时一共抓了８个人，其实没一人是共产党。我们在台北关了１０天，既不问也不审，就被转移到台南的空军监狱。找律师打官司，律师也不敢接，说军事案件管不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局已经打算把我们送到火烧岛，就是后来的绿岛去了。真去的话，一辈子只能在那等死了。
我们８个人里，有个同学的姑父正好是周至柔。周是蒋介石的亲信，原来是空军总司令，退休后任“国防部”的参谋总长，他打电话把他的继任臭骂了一顿，下令把我们全放了。我算是沾光了。
出來以后，我悄悄地溜到了台北。我没证件，又是个大陆人，找工作十分困难，只能去歌厅唱歌。我混到台北的“中国之友社”，很多外国人在那喝酒跳舞，待遇也比较好。我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他把我荐到美军顾问团去做事。
后来，我“活动”到松山机场里的台北飞行社，在那当飞行教员。那里有20多架飞机，但是速度慢，油量少，不适合飞行。只有一架美国造的“塞斯纳”，性能无与伦比，那是装甲兵总司令蒋纬国指挥地面作战时的专机。这架飞机保密性很强，有专门的飞行员、机械师和警卫，别人根本不能靠近。
我从外面找了关于“塞斯纳”装备的资料，工作之余，就拿望远镜来观察它的飞行状况。当时台北有个“西方企业公司”，其实是美国的特务机构，他们经常利用这架飞机，秘密飞出去又飞回来，谁也不知道干什么去。
这架飞机有6个警卫员轮班，我有钱，就请他们抽烟喝酒，没多久就混熟了。
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1956年1月6日傍晚，看守“塞斯纳”的正是跟我最熟的那个警卫。我跟他说，这架飞机明天飞花莲港，早上让我试机。他知道我不能飞这架飞机，但“试机”是什么他搞不清楚。我让他帮我把飞机加满油，把零部件装上。
有两个朋友早就说好了要跟我走。这天晚上，我们去歌舞厅喝酒跳舞，通宵未眠。
1月7日凌晨５点多，我们离开舞厅，叫了个出租车，直奔台北松山机场。当天上午6点至8点值班的还是那个警卫。我本来打算把他也带上，他是国民党陆军79军退下来的，那支部队反共最激烈，他也不例外，他在大陆也没亲人。我一看，还是算了吧。
我让警卫把飞机推出机库，用自己配的钥匙启动了磁电机。确认一切运转正常后，我把警卫拉到值班室去喝咖啡，藏在暗处的两个朋友便趁机上了飞机。
不过，我第二次上飞机后，磁电机却启动不了，原来钥匙被拧弯了。我只能让他们下飞机隐蔽起来，去工作室叮叮咚咚敲打了一番，回到飞机上，又发动了。两个朋友急急忙忙冲上飞机，结果被那个警卫看到了，他知道出事了，冲出来大喊大叫。
警卫看我不停，马上掏出枪往飞机上射击，还好，5枪都没打中要害。我没有通行证，进入不了跑道，只能从停机坪起飞。停机坪距离很短，两边又停着很多飞机，稍微一点刮碰就飞不起来。那时候顾不得这么多了，虽然速度不够，我还是拉着飞机摇摇晃晃离开了地面。
塔台已经发现停机坪上居然起来了一架飞机。无线电里不停喊话：“谁从这里起飞？赶紧落地！”我说：“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这句话据说后来在台湾传得很厉害。
塔台又命令桃园新竹两个机场的F-86喷气式战斗机进入一级战备警戒状态。我本来想沿着淡水河飞到出海口，我计算了一下，大概需要８分鐘，依据F-86的速度，那时它也能赶到出海口了。我只好就改航。
那天下雨，云层很厚，我贴着地面低飞，从阳明山蒋介石的官邸上头钻出去。F-86的速度很快，地形也没我熟，不敢飞这么低，所以他们看不见我。飞出海一看，前面有3条军舰，那是美国第七舰队DD级的驱逐舰。这个武力太雄厚了，我只能掉头。
我回到基隆，从屏风山俯冲下去，贴着海面飞了出去，避开了第七舰队的范围。无线电里一直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说算了吧，老子都被你们骗了７年了，你们能打就打，反正我死也不回去了。
我本来想飞到福州，但是我跟大陆这边无线电联系不上，福州是中等城市，又是前线，火力比较强。还好我没飞福州，后来我在北京见到吴宝智，他就是当年带队飞我的中队长，1961年到大陆拍照的时候跳伞被俘了。他告诉我，有两架F-86在我起飞20分钟后就到福州上空等我了。
我往南飞到泉州。泉州湾的渔船很多，但是地面上空无一人，我意识到，这里肯定发警报了。果然，一进泉州湾，高射炮劈里啪啦就上来了。落地之后，他们告诉我，总共朝我打了270多发炮弹。
我一直往里飞，高射炮逐渐没有了。事后我才知道，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判断这架飞机很可能是起义的，并立即下令：如果继续朝大陆方向飞，就保护它；返回台湾的话就予以击落。
我一心一意想找个平坦的地方降落，但是福建那地方山特多。解放军的地面部队没接到命令，他们躲在树林里，机关枪、步枪的子弹十分密集。飞机中了四弹，我只能迫降。
落地之前，我把电门、油门全关死了。飞机刮着树枝，从树顶上“哗”地就下来了。大车道上烂泥很深，飞机虽然没栽跟头，但是不停地往前滑，前面有条很深很深的沟，眼看就要机毁人亡，刚到沟前面，飞机停了。
下来之前，我跟他们说，解放军让我们举手就举手，不要做引起误会的举动啊。
解放军匍匐前进，一直爬到我们跟前，嘴里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老乡们倒想到我们是起义的，欢呼着跑过来，和我们握手。解放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起义的。他们还问“那你飞机上为什么不挂白旗”，飞机上能挂白旗吗？他们那时还没经验。
我赶紧让他们把飞机推到树林藏起来，上面盖了树枝，后来还拉来了伪装网。台湾是一定要派人来毁灭痕迹的，以前有先例，打不下来就炸掉。
我们一帮人到了官桥镇上，镇上已经搭了一个小台子，让我演讲。我当时心情仍然沉重，因为国民党在台湾宣传，说大陆把南方人搬到北方，北方人搬到南方，祖宗坟墓都平掉了。我就讲了我的思乡之情，还有个女孩子给我献了野花。
讲完之后，他们通知我，福州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在莆田等我们吃午饭，让我赶紧上车走。
下午我就到了福州，说了家里的情况。共产党办事效率还真高，到福州的第三天，在天津大学读书的小妹妹就给我打电话了，告诉我家里人都好。
43号跑了
1956年6月11日，国务院下了命令，安排我在民航当驾驶员。回来以后，我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被邀请到各地做报告，领导人也相继接见我。见周恩来总理的次数最多，他经常到机场送往迎来，外宾还没到，他就来找我，有时我找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他说你不理解运动，群众也不了解你，你就别介入运动了，去西安学习吧。我那时也幼稚，我说总理呀，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次他又找我，还送了我两本精装本的《毛主席语录》，我一看他这么忙还关心我，实在过意不去，就说总理啊，你别再为我的事费心了，我去学习。他听了很高兴。
我和“两航起义”的领头人物潘国定秘密去了西安，在那钓钓鱼，散散步。几个月后，我听说北京贴出了批我的大字报，说我问题严重，躲到世外桃源去了。我决定会一会他们，急急忙忙跳上飞机回了北京。回单位也没事，我就跟他们干上了，他们贴，我也贴，一直贴到1968年我被抓起来。他们说我是“驾机叛国投敌阴谋”的首犯，我飞回来的那架“塞斯纳”也被当成了“反革命飞机”毁了。
1974年10月30日，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两个看守忙着聊天，一个去拿工具，瞭望台上的警卫去厕所了，我瞅准机会，飞快地奔向瞭望台。两道高墙越不过去，只能从瞭望台上往外跳。我两只脚挂在电网上，身子半边到了墙外。还好，白天电网没通电，不然又玩不过去了。
很快，监狱里警铃大作，看守们不停地喊：“43号跑了！43号跑了！”
不过，他们第一步就走错了。他们派出５个人，骑着自行车往火车站赶，他们怕我往外走，因为到了外地就等于大海捞针了。其实我是往城里走，因为我要告状。
我在菠菜地旁看到一辆空卡车，悄悄地爬了上去，正好，这辆卡车就是往市区开的。在牛街的红绿灯旁，我纵身一跳，开始钻胡同。
我辗转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的联合接待室。上访人员都要先填登记表，再统一接待，那得误时间啊。我拿出工作证，拦住一个从办公室出来的同志，运气还真好，他居然知道我这个人。我的情况被很快上报，叶剑英元帅亲自负责处理此案。
叶帅派了个联合调查组，调查了半年，证明我没有问题，后来就平反了。“文革”中我被打断两根肋骨，大出血一年多，专案组还宣布我“无权享受家庭幸福”，逼迫妻子和我离婚。我满腔义愤，离就离，出来了再和你们算总账。
纬国先生的遗憾
1981年，我恢复了工作，1982年加入民革，成为民革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经人介绍，跟小我15岁的国航英语教师靳玉珍组成了新家庭。1988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第二年，蒋纬国的机要秘书孟昭旭通过民革中央找到了我。
他说：“纬国将军很关心你，特地让我来看看你。”我很惊讶，我说当年把他飞机给飞回来，他不恨我啊。他说：“他不恨你，纬国将军还挺欣赏你的，知道台湾留不住你，也觉得台湾对你不公。”
蒋纬国当时是台湾的三星上将，也是“国家统一委员会”的委员。孟昭旭经常被他派到北京来，购买大陆拍的《华夏掠影》等风光片，拿到台湾去放映，很受欢迎。我和电影局有些联系，也为他们牵线搭桥。通过孟昭旭，我和纬国先生因了特殊的机缘而成了未曾谋面的朋友。
后来，中央芭蕾舞团去台湾演出，想请张学良和蒋纬国去现场观看他们的表演。白淑湘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她联系上蒋纬国先生。白淑湘的父亲曾是张学良的部下，跟蒋纬国也算有点联系。我写了封信让她带去，后来张学良和蒋纬国都去了。他们人不少啊，150人，结果蒋纬国还招待他们吃饭，每人送了纪念品，还请白淑湘给我带了些书啊、领带之类的小礼物。
1993年，蒋纬国又让孟昭旭给我带来了两本他写的书。闲谈中，我得知蒋纬国在台湾搞了个“中华梅花之友会”，国民党是把梅花当“国花” 的。我灵机一动，对孟昭旭说，回去跟将军商量一下，梅花之友会把总部设在北京会不会更方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我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促成蒋纬国回大陆访问。
蒋纬国给我写信，同意将“中华梅花会”总部设在北京。国民党很合作，北京这边也很赞同。大陆这边希望他尽快能来。他也很想回大陆看看，他说，希望自己能够“走着回去，不要躺着回去”。
可惜的是，蒋纬国死得太早了，那时台湾那帮人对蒋家逼得也很厉害，４年后，他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没能和纬国先生见上一面也成了我的遗憾，我两次申请赴台，都被台湾出入境管理局给拒绝了。
这么多年，我跟台湾联系一直没断，我在海军空军当年的那些老同学，只要来大陆，就一定会看我。我们經常聊聊过去，很多人说我是“传奇”，不过回头想一想，我这一辈子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和跨过的坎，都和这个时代紧密相联。
(摘自《新民周刊》2008年第41期 跃子荐)
新中国成立后台湾驾机起义的飞行员
江富考 1949年10月16日，国民党空军第十大队上尉飞行员江富考、机工长周震南、机械兵石建儒、陈尚明从台湾嘉义机场驾驶C-47运输机起飞，以超低空飞行摆脱国民党空军战斗机的追杀，安全降落在南京。次日凌晨为防止国民党空军报复轰炸，连夜转场济南。从嘉义机场起飞时，正好蒋介石结束了对菲律宾的访问，乘专机回到嘉义，亲眼目睹了江富考强行起飞的一幕，他走下专机舷梯，没有和迎接他的任何一名官员握手交谈，便匆匆驱车离去。
魏昌蜀 1949年10月17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魏昌蜀潜入台湾冈山机场驾驶AT-6教练机强行起飞，在福州机场降落，飞机落地不久就遭到国民党空军追击而来的P-51战斗机扫射，机身3处中弹，但无大碍。
吕辑人 1949年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副驾驶吕辑人、机械员领班苏文焕、机械员杨兆藩、谢超群，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以试机为名登上DC-3客机，从香港起飞，在已遭到破坏的广州白云机场上短距离紧急降落。为防止国民党空军的报复，又连夜从广州起飞经汉口飞抵北京。
陈卓林 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与2000余员工和80架飞机通电起义，当天有12架飞机在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和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率领下飞往北京、天津。史称两航起义。
岳哲安 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中尉军械员岳哲安从台湾台中机场乘警卫不备偷驾美制PT-17教练机强行起飞，安全降落在福州机场。
李纯 1950年1月3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二十八期飞行学员李纯，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策划下，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浦东湖乡海滩上迫降。
黄永华 1950年1月9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二十八期飞行学院黄永华，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策划下，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台南机场起飞，在广东潮安降落。
戴自谨 1951年3月27日，国民党空军第十大队专机组少校飞行员戴自谨、机械师史殿文，在台北上空劫持一架B-25轰炸机，安全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
刘希尚 1951年9月12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希尚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
叶刚 1953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少校领航员叶刚、第四大队少尉飞行员孙志强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金门飞往大陆，因燃料耗尽在浙江上虞迫降。
陶开府 1953年10月18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陶开府、监察总队测向台见习机务士秦保尊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
胡弘一 1954年1月26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胡弘一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同安迫降。
黄铁骏 1954年2月19日，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上尉参谋黄铁骏、射击军械士刘铭三驾驶B-25轰炸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因燃料耗尽在浙江三门迫降。
郝隆年 1955年1月12日，国民党空军少校联络官郝隆年、第二十大队少校参谋王钟达、机械师唐镜驾驶C-46运输机从台湾台中机场起飞，在福建福州机场安全降落。
刘若龙 1955年2月23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若龙、朱宝荣驾驶PT-17教练机从台湾虎尾机场起飞，在福建平漳海滩上迫降，两人各获奖金1000元。
何伟钦 1955年5月18日，国民党空军第三大队中尉参谋何伟钦驾驶P-47战斗机从台湾屏东机场起飞，在广东海丰迫降。
黄纲存 1956年8月15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少校教官黄纲存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仙游迫降，获得奖金8000元。
徐廷泽 1963年6月1日，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驶美制F-86战斗机从台湾新竹起飞，在福建龙田机场安全降落。徐廷泽被授予少校军衔，并获得2500两黄金的奖金。而这架F-86战斗机则被送到军事博物馆供人参观。
黄天明 1969年5月26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上尉教官黄天明和飞行学员朱京蓉驾驶美制T-33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广东惠阳迫降。
黄植诚 1981年8月8日，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考核官黄植诚驾驶美制F-5E战斗教练机借考核新飞行员之机，驾机起义。当他飞到福建龙田上空时，后座的飞行学员许秋麟坚决要求回台湾，黄植诚便掉头飞到东引岛以西让许秋麟跳伞，随后再次飞往大陆，在福建福州机场安全降落。黄植诚获得奖金65万元，1988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而台湾国防部长高魁元则因此事引咎辞职。
李大维 1983年4月22日，国民党陆军航空兵第一支队第一分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U-6A侦察机从台湾花莲飞往大陆，在福建宁德三都港海滩上迫降。李大维原籍安徽阜阳，他出身于台湾的军人世家，两次获得过国民党“国军英雄”称号，因此他的起义引发了台湾军界的巨大震动。李大维回归祖国大陆后，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并获得奖金15万元，现在在空军某部任职。
林贤顺 1989年2月11日，国民党空军中校辅导员林贤顺驾驶F-5E战斗机借空中考察之机，飞往大陆，燃料耗尽后在广东丰顺县上空弃机跳伞，左臂受伤。伤愈后被授予中校军衔。
（据中国八一网、凤凰网、雅虎网整理）
韦大卫如今虽然已经80岁，仍然无肉不欢，无酒不贪，英雄豪气不减当年。除了吃饭和睡觉，他嘴里永远叼着烟卷；二锅头在他看来宛若清水，仰面就是咕咚一口——还必须是56度的红星二锅头，度数少了他不干。
在餐馆里，他跟河北籍服务员套近乎，“咱们是老乡”——其实他是广西人。这个老头儿天真顽劣，但是后生小辈们见了他无不尊称一声“韦公”。1956年1月7日，他驾驶蒋纬国的专机起义，飞赴祖国大陆，相继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等领导人的接见。台湾大陆，他两度入狱，数回逃亡，每次都是死里逃生。
他更喜欢说起自己得逞过的种种小聪明和阴谋诡计，当年，就连对手都不得不佩服地称他是个“越狱专家”。他说得眉飞色舞，得意非常，一副跌宕自喜的样子，对自己的人生甚觉“满意”，旁人细想之下，才惊觉这些小把戏的背后无一不是辛酸和不得已。
对自己历经的那些波澜壮阔，他认为是他刚烈如火、敢作敢为的个性所致，因为“想干的事我就去干了，而且干成了”。风云谲变的时代又赋予他更多的传奇色彩，人如沧海一粟，终与国运沉浮。
被骗到台湾
我出生在桂林，11岁的时候，我就考取了空军幼年学校。我3个叔叔都是飞行员，两个在抗战的空战中牺牲，还有一个是飞行表演时摔死的，家里人都认为空军太危险了，不让我去。
那时的广州兵荒马乱，国民党的各支部队都在招兵买马，到处都是招贴广告——海军军官学校、陆军骑兵军官学校……我就报考了海军军官学校，想去台湾找个读书的机会。我哪想到它会那么远？
1949年8月，我们到了黄埔港，上了一艘叫“惠民轮”的军舰。一上船就知道被骗了，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军官学校，就是被拉去台湾当兵。那时国民党征用了一些商轮、客轮，每天往台湾那边一批批地送人。知道真相后，我十分愤慨，当时我就火了：老子一定要回来。
国民党派兵把我们押送到凤山陆军训练基地。受训完了，我们被派驻到红毛港，红毛港在台湾的西部海边，是国民党的“前线”。不到一个月，我就从那儿跑了。
7年谋划
我在屏东住了下来，找了个临时工的工作，待了5个多月。后来海军士官学校招考学员，我就去考了，海军受训不到两年，毕业后当了海军的士官。
我本来想从海军弄条船回来。当时海军成功起义的是“重庆号”，这艘舰是英国送给国民党的，蒋介石把它当宝贝。不过，那时有两艘军舰起义回大陆，舰上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相持不下，打起来了，台湾当局派军舰拦截，还枪毙了舰长和部分船员。
海军起义不容易，想来想去，我决定去考空军，后来果然考上了。考取之后，海军不肯放人，要求我工作５年以上才能离开。我一直往上找到海军总司令，表示不行的话，我只好开小差了。他说：“开小差？3天不到我就把你抓回来。”
那咱们就试试。我跑到台南的空军办事处，找到一个空军上校，空军招个人不容易，他们一看我就很喜欢。那个上校给了我一点钱，让我在空军新生社里住下，海军根本没法抓我。
海军知道我去空军报到后，就跟空军协商要把我领回去。空军不给人，海军打报告去“国防部”告状。后来在台北空军作战部，空军总司令王叔铭一见我就说：“呀，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韦大卫啊，为了你，空军和海军打官司，国防部的卷宗都那么厚了。”
我在空军学飞行，海军政治部又来了文件，说我有共产党嫌疑。空军政治部不敢怠慢，赶紧审查我。空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飞行员都必须成为国民党员，我坚决不入，政治部就天天找我谈话，每天都谈到晚上１２点以后，凌晨３点多我又要起飞，睡眠严重不足。
有个看出门道的教官很同情我，他说：“韦大卫啊，为什么老找你个别谈话？”我说不知道。他说：“这还不清楚，他们没别的办法整你，只好希望你睡眠不足摔死。”那飞机不也得摔坏了吗？他说摔个飞机算什么，重要的是你这个人。
那时我单飞很长时间，也考虑跑了。这时一道命令下来，要调我去台北空军作战司令部，我那时既没毕业，也没作战经验，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但是不去又逃不掉。结果，在报到的当天我就被抓起来了。
当时一共抓了８个人，其实没一人是共产党。我们在台北关了１０天，既不问也不审，就被转移到台南的空军监狱。找律师打官司，律师也不敢接，说军事案件管不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局已经打算把我们送到火烧岛，就是后来的绿岛去了。真去的话，一辈子只能在那等死了。
我们８个人里，有个同学的姑父正好是周至柔。周是蒋介石的亲信，原来是空军总司令，退休后任“国防部”的参谋总长，他打电话把他的继任臭骂了一顿，下令把我们全放了。我算是沾光了。
出來以后，我悄悄地溜到了台北。我没证件，又是个大陆人，找工作十分困难，只能去歌厅唱歌。我混到台北的“中国之友社”，很多外国人在那喝酒跳舞，待遇也比较好。我认识了一个美国人，他把我荐到美军顾问团去做事。
后来，我“活动”到松山机场里的台北飞行社，在那当飞行教员。那里有20多架飞机，但是速度慢，油量少，不适合飞行。只有一架美国造的“塞斯纳”，性能无与伦比，那是装甲兵总司令蒋纬国指挥地面作战时的专机。这架飞机保密性很强，有专门的飞行员、机械师和警卫，别人根本不能靠近。
我从外面找了关于“塞斯纳”装备的资料，工作之余，就拿望远镜来观察它的飞行状况。当时台北有个“西方企业公司”，其实是美国的特务机构，他们经常利用这架飞机，秘密飞出去又飞回来，谁也不知道干什么去。
这架飞机有6个警卫员轮班，我有钱，就请他们抽烟喝酒，没多久就混熟了。
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
1956年1月6日傍晚，看守“塞斯纳”的正是跟我最熟的那个警卫。我跟他说，这架飞机明天飞花莲港，早上让我试机。他知道我不能飞这架飞机，但“试机”是什么他搞不清楚。我让他帮我把飞机加满油，把零部件装上。
有两个朋友早就说好了要跟我走。这天晚上，我们去歌舞厅喝酒跳舞，通宵未眠。
1月7日凌晨５点多，我们离开舞厅，叫了个出租车，直奔台北松山机场。当天上午6点至8点值班的还是那个警卫。我本来打算把他也带上，他是国民党陆军79军退下来的，那支部队反共最激烈，他也不例外，他在大陆也没亲人。我一看，还是算了吧。
我让警卫把飞机推出机库，用自己配的钥匙启动了磁电机。确认一切运转正常后，我把警卫拉到值班室去喝咖啡，藏在暗处的两个朋友便趁机上了飞机。
不过，我第二次上飞机后，磁电机却启动不了，原来钥匙被拧弯了。我只能让他们下飞机隐蔽起来，去工作室叮叮咚咚敲打了一番，回到飞机上，又发动了。两个朋友急急忙忙冲上飞机，结果被那个警卫看到了，他知道出事了，冲出来大喊大叫。
警卫看我不停，马上掏出枪往飞机上射击，还好，5枪都没打中要害。我没有通行证，进入不了跑道，只能从停机坪起飞。停机坪距离很短，两边又停着很多飞机，稍微一点刮碰就飞不起来。那时候顾不得这么多了，虽然速度不够，我还是拉着飞机摇摇晃晃离开了地面。
塔台已经发现停机坪上居然起来了一架飞机。无线电里不停喊话：“谁从这里起飞？赶紧落地！”我说：“我是韦大卫，你告诉蒋介石，老子走了。”这句话据说后来在台湾传得很厉害。
塔台又命令桃园新竹两个机场的F-86喷气式战斗机进入一级战备警戒状态。我本来想沿着淡水河飞到出海口，我计算了一下，大概需要８分鐘，依据F-86的速度，那时它也能赶到出海口了。我只好就改航。
那天下雨，云层很厚，我贴着地面低飞，从阳明山蒋介石的官邸上头钻出去。F-86的速度很快，地形也没我熟，不敢飞这么低，所以他们看不见我。飞出海一看，前面有3条军舰，那是美国第七舰队DD级的驱逐舰。这个武力太雄厚了，我只能掉头。
我回到基隆，从屏风山俯冲下去，贴着海面飞了出去，避开了第七舰队的范围。无线电里一直劝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我说算了吧，老子都被你们骗了７年了，你们能打就打，反正我死也不回去了。
我本来想飞到福州，但是我跟大陆这边无线电联系不上，福州是中等城市，又是前线，火力比较强。还好我没飞福州，后来我在北京见到吴宝智，他就是当年带队飞我的中队长，1961年到大陆拍照的时候跳伞被俘了。他告诉我，有两架F-86在我起飞20分钟后就到福州上空等我了。
我往南飞到泉州。泉州湾的渔船很多，但是地面上空无一人，我意识到，这里肯定发警报了。果然，一进泉州湾，高射炮劈里啪啦就上来了。落地之后，他们告诉我，总共朝我打了270多发炮弹。
我一直往里飞，高射炮逐渐没有了。事后我才知道，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判断这架飞机很可能是起义的，并立即下令：如果继续朝大陆方向飞，就保护它；返回台湾的话就予以击落。
我一心一意想找个平坦的地方降落，但是福建那地方山特多。解放军的地面部队没接到命令，他们躲在树林里，机关枪、步枪的子弹十分密集。飞机中了四弹，我只能迫降。
落地之前，我把电门、油门全关死了。飞机刮着树枝，从树顶上“哗”地就下来了。大车道上烂泥很深，飞机虽然没栽跟头，但是不停地往前滑，前面有条很深很深的沟，眼看就要机毁人亡，刚到沟前面，飞机停了。
下来之前，我跟他们说，解放军让我们举手就举手，不要做引起误会的举动啊。
解放军匍匐前进，一直爬到我们跟前，嘴里喊着“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老乡们倒想到我们是起义的，欢呼着跑过来，和我们握手。解放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是起义的。他们还问“那你飞机上为什么不挂白旗”，飞机上能挂白旗吗？他们那时还没经验。
我赶紧让他们把飞机推到树林藏起来，上面盖了树枝，后来还拉来了伪装网。台湾是一定要派人来毁灭痕迹的，以前有先例，打不下来就炸掉。
我们一帮人到了官桥镇上，镇上已经搭了一个小台子，让我演讲。我当时心情仍然沉重，因为国民党在台湾宣传，说大陆把南方人搬到北方，北方人搬到南方，祖宗坟墓都平掉了。我就讲了我的思乡之情，还有个女孩子给我献了野花。
讲完之后，他们通知我，福州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在莆田等我们吃午饭，让我赶紧上车走。
下午我就到了福州，说了家里的情况。共产党办事效率还真高，到福州的第三天，在天津大学读书的小妹妹就给我打电话了，告诉我家里人都好。
43号跑了
1956年6月11日，国务院下了命令，安排我在民航当驾驶员。回来以后，我成了闻名全国的英雄，被邀请到各地做报告，领导人也相继接见我。见周恩来总理的次数最多，他经常到机场送往迎来，外宾还没到，他就来找我，有时我找他。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周总理找我谈话，他说你不理解运动，群众也不了解你，你就别介入运动了，去西安学习吧。我那时也幼稚，我说总理呀，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第二次他又找我，还送了我两本精装本的《毛主席语录》，我一看他这么忙还关心我，实在过意不去，就说总理啊，你别再为我的事费心了，我去学习。他听了很高兴。
我和“两航起义”的领头人物潘国定秘密去了西安，在那钓钓鱼，散散步。几个月后，我听说北京贴出了批我的大字报，说我问题严重，躲到世外桃源去了。我决定会一会他们，急急忙忙跳上飞机回了北京。回单位也没事，我就跟他们干上了，他们贴，我也贴，一直贴到1968年我被抓起来。他们说我是“驾机叛国投敌阴谋”的首犯，我飞回来的那架“塞斯纳”也被当成了“反革命飞机”毁了。
1974年10月30日，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两个看守忙着聊天，一个去拿工具，瞭望台上的警卫去厕所了，我瞅准机会，飞快地奔向瞭望台。两道高墙越不过去，只能从瞭望台上往外跳。我两只脚挂在电网上，身子半边到了墙外。还好，白天电网没通电，不然又玩不过去了。
很快，监狱里警铃大作，看守们不停地喊：“43号跑了！43号跑了！”
不过，他们第一步就走错了。他们派出５个人，骑着自行车往火车站赶，他们怕我往外走，因为到了外地就等于大海捞针了。其实我是往城里走，因为我要告状。
我在菠菜地旁看到一辆空卡车，悄悄地爬了上去，正好，这辆卡车就是往市区开的。在牛街的红绿灯旁，我纵身一跳，开始钻胡同。
我辗转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的联合接待室。上访人员都要先填登记表，再统一接待，那得误时间啊。我拿出工作证，拦住一个从办公室出来的同志，运气还真好，他居然知道我这个人。我的情况被很快上报，叶剑英元帅亲自负责处理此案。
叶帅派了个联合调查组，调查了半年，证明我没有问题，后来就平反了。“文革”中我被打断两根肋骨，大出血一年多，专案组还宣布我“无权享受家庭幸福”，逼迫妻子和我离婚。我满腔义愤，离就离，出来了再和你们算总账。
纬国先生的遗憾
1981年，我恢复了工作，1982年加入民革，成为民革中央“祖国和平统一促进委员会”的副主任，后来经人介绍，跟小我15岁的国航英语教师靳玉珍组成了新家庭。1988年，台湾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第二年，蒋纬国的机要秘书孟昭旭通过民革中央找到了我。
他说：“纬国将军很关心你，特地让我来看看你。”我很惊讶，我说当年把他飞机给飞回来，他不恨我啊。他说：“他不恨你，纬国将军还挺欣赏你的，知道台湾留不住你，也觉得台湾对你不公。”
蒋纬国当时是台湾的三星上将，也是“国家统一委员会”的委员。孟昭旭经常被他派到北京来，购买大陆拍的《华夏掠影》等风光片，拿到台湾去放映，很受欢迎。我和电影局有些联系，也为他们牵线搭桥。通过孟昭旭，我和纬国先生因了特殊的机缘而成了未曾谋面的朋友。
后来，中央芭蕾舞团去台湾演出，想请张学良和蒋纬国去现场观看他们的表演。白淑湘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她联系上蒋纬国先生。白淑湘的父亲曾是张学良的部下，跟蒋纬国也算有点联系。我写了封信让她带去，后来张学良和蒋纬国都去了。他们人不少啊，150人，结果蒋纬国还招待他们吃饭，每人送了纪念品，还请白淑湘给我带了些书啊、领带之类的小礼物。
1993年，蒋纬国又让孟昭旭给我带来了两本他写的书。闲谈中，我得知蒋纬国在台湾搞了个“中华梅花之友会”，国民党是把梅花当“国花” 的。我灵机一动，对孟昭旭说，回去跟将军商量一下，梅花之友会把总部设在北京会不会更方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我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促成蒋纬国回大陆访问。
蒋纬国给我写信，同意将“中华梅花会”总部设在北京。国民党很合作，北京这边也很赞同。大陆这边希望他尽快能来。他也很想回大陆看看，他说，希望自己能够“走着回去，不要躺着回去”。
可惜的是，蒋纬国死得太早了，那时台湾那帮人对蒋家逼得也很厉害，４年后，他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没能和纬国先生见上一面也成了我的遗憾，我两次申请赴台，都被台湾出入境管理局给拒绝了。
这么多年，我跟台湾联系一直没断，我在海军空军当年的那些老同学，只要来大陆，就一定会看我。我们經常聊聊过去，很多人说我是“传奇”，不过回头想一想，我这一辈子遇见的人，经历的事和跨过的坎，都和这个时代紧密相联。
(摘自《新民周刊》2008年第41期 跃子荐)
新中国成立后台湾驾机起义的飞行员
江富考 1949年10月16日，国民党空军第十大队上尉飞行员江富考、机工长周震南、机械兵石建儒、陈尚明从台湾嘉义机场驾驶C-47运输机起飞，以超低空飞行摆脱国民党空军战斗机的追杀，安全降落在南京。次日凌晨为防止国民党空军报复轰炸，连夜转场济南。从嘉义机场起飞时，正好蒋介石结束了对菲律宾的访问，乘专机回到嘉义，亲眼目睹了江富考强行起飞的一幕，他走下专机舷梯，没有和迎接他的任何一名官员握手交谈，便匆匆驱车离去。
魏昌蜀 1949年10月17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魏昌蜀潜入台湾冈山机场驾驶AT-6教练机强行起飞，在福州机场降落，飞机落地不久就遭到国民党空军追击而来的P-51战斗机扫射，机身3处中弹，但无大碍。
吕辑人 1949年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副驾驶吕辑人、机械员领班苏文焕、机械员杨兆藩、谢超群，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以试机为名登上DC-3客机，从香港起飞，在已遭到破坏的广州白云机场上短距离紧急降落。为防止国民党空军的报复，又连夜从广州起飞经汉口飞抵北京。
陈卓林 1949年11月9日，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在香港与2000余员工和80架飞机通电起义，当天有12架飞机在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和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率领下飞往北京、天津。史称两航起义。
岳哲安 1949年12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中尉军械员岳哲安从台湾台中机场乘警卫不备偷驾美制PT-17教练机强行起飞，安全降落在福州机场。
李纯 1950年1月3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二十八期飞行学员李纯，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策划下，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浦东湖乡海滩上迫降。
黄永华 1950年1月9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二十八期飞行学院黄永华，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策划下，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台南机场起飞，在广东潮安降落。
戴自谨 1951年3月27日，国民党空军第十大队专机组少校飞行员戴自谨、机械师史殿文，在台北上空劫持一架B-25轰炸机，安全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
刘希尚 1951年9月12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希尚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
叶刚 1953年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少校领航员叶刚、第四大队少尉飞行员孙志强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金门飞往大陆，因燃料耗尽在浙江上虞迫降。
陶开府 1953年10月18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陶开府、监察总队测向台见习机务士秦保尊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漳州机场安全降落。
胡弘一 1954年1月26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胡弘一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同安迫降。
黄铁骏 1954年2月19日，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上尉参谋黄铁骏、射击军械士刘铭三驾驶B-25轰炸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因燃料耗尽在浙江三门迫降。
郝隆年 1955年1月12日，国民党空军少校联络官郝隆年、第二十大队少校参谋王钟达、机械师唐镜驾驶C-46运输机从台湾台中机场起飞，在福建福州机场安全降落。
刘若龙 1955年2月23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飞行学员刘若龙、朱宝荣驾驶PT-17教练机从台湾虎尾机场起飞，在福建平漳海滩上迫降，两人各获奖金1000元。
何伟钦 1955年5月18日，国民党空军第三大队中尉参谋何伟钦驾驶P-47战斗机从台湾屏东机场起飞，在广东海丰迫降。
黄纲存 1956年8月15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少校教官黄纲存驾驶AT-6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福建仙游迫降，获得奖金8000元。
徐廷泽 1963年6月1日，国民党空军上尉飞行员徐廷泽驾驶美制F-86战斗机从台湾新竹起飞，在福建龙田机场安全降落。徐廷泽被授予少校军衔，并获得2500两黄金的奖金。而这架F-86战斗机则被送到军事博物馆供人参观。
黄天明 1969年5月26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上尉教官黄天明和飞行学员朱京蓉驾驶美制T-33教练机从台湾冈山机场起飞，在广东惠阳迫降。
黄植诚 1981年8月8日，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考核官黄植诚驾驶美制F-5E战斗教练机借考核新飞行员之机，驾机起义。当他飞到福建龙田上空时，后座的飞行学员许秋麟坚决要求回台湾，黄植诚便掉头飞到东引岛以西让许秋麟跳伞，随后再次飞往大陆，在福建福州机场安全降落。黄植诚获得奖金65万元，1988年被授予上校军衔。而台湾国防部长高魁元则因此事引咎辞职。
李大维 1983年4月22日，国民党陆军航空兵第一支队第一分队少校分队长李大维驾驶U-6A侦察机从台湾花莲飞往大陆，在福建宁德三都港海滩上迫降。李大维原籍安徽阜阳，他出身于台湾的军人世家，两次获得过国民党“国军英雄”称号，因此他的起义引发了台湾军界的巨大震动。李大维回归祖国大陆后，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并获得奖金15万元，现在在空军某部任职。
林贤顺 1989年2月11日，国民党空军中校辅导员林贤顺驾驶F-5E战斗机借空中考察之机，飞往大陆，燃料耗尽后在广东丰顺县上空弃机跳伞，左臂受伤。伤愈后被授予中校军衔。
（据中国八一网、凤凰网、雅虎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