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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的西北边陲,有这样一个地方,她神奇而美丽,她纯朴而多情,她粗犷而豪迈,她有湛蓝宽广的青海湖,生机盎然的鸟岛,金碧辉煌的塔尔寺,这就是青藏高原上那颗璀璨的明珠——青海省。这个地区,古称“羌戎之地”,建省很晚,(1928年,国民政府决定建立青海省,以西宁为省会。1929年,青海省政府正式成立。)因境内有青海湖而得名曰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接壤,东南部与四川毗邻,南连西藏,西通新疆。位居黄河、长江、澜沧江源头,雪山耸立,草原辽阔,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历史源远流长,民族众多,宗教多元,文化兼容并蓄,民风淳朴厚道,因此,这块地区又称“三江源”、“江河源”地区。
青海省地处三江源,这里曾经是炎黄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拥有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伟大的民族文化精神。因地域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种种因素,决定了三江源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祖国文化具有共性的一面外,又具有着十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据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在距今3万年前,青海境内就有人类活动着;1980年在青海贵南县拉乙亥(今龙羊峡水库淹没区)出土了1489件文物,后经专家们认定为中石器文化遗存,距今约6800年,这批文物中,不仅有加工谷物的磨器,还有精致的骨锥骨针;而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遗存,则更是遍布青海东、西部,尤以出土的彩陶而著称于世,仅乐都柳湾墓地一处就有1300余件精美绝伦的陶器被发现;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盆,内壁绘有15人3组舞蹈场面的图案,和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的绘有24人分组集体舞蹈画面的舞蹈纹彩陶,则雄辩地说明了青海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文化艺术的起源是很早的。在青海境内的考古发现中,属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尚有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齐家文化除精细的磨制石器和精美的烧制陶器外,还出现了冶铜业,贵南县尕马台遗址出土的七角星几何纹铜镜,和西宁市沈那遗址出土的巨型铜矛,标志着三江源地区的历史文化进入了新的时期,即“青铜器时代”。辛店、卡约、诺木洪文化类型在三江源广布,这些遗存表明农业有了发展,畜牧业和狩猎业是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有制陶、纺织、冶铜等,特别是经过染色的毛纺品和牛皮做成的革履的出现,说明当时青海这块地方已有较高的工业技术水平。从书面记载我们得知,从先史至近世的青海是古羌人活动的场所,殷、周时期,青海为“羌戎之地”,而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乃至马家窑文化,以时代和地域而论,亦应该是羌人文化的遗存,至少也当属“先羌”文化的范畴。当中原历经夏商周三代步入文明时代后,生活在青海地区的古羌人也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迈入青铜时代,并创造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江源这块地方,千百年一直传唱着有关西王母的神话故事,更为青海古老的文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据《山海经·西次三经》说:“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司天之厉及五残。”又,《穆天子传》说:“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执玄圭白璧以见西王母,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酉,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天天,山隳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曰:‘于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氏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又《汉书·地理志》记载说: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应作澪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莽曰盐池。”则知西王母神话来源于昆仑之丘,而这昆仑之丘,其地就在今青海地区。《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载的西王母虽是神话传说,尚谈不上信史,然亦有当时的历史影子在。所谓西王母“司天之厉及五残”,则说明了她是世俗兼领神权的羌人部落联盟的首领,而“蓬发戴胜”、“善啸”,与穆天子相会瑶池之上,能赋很雅正的诗,更说明羌人文化艺术的繁盛情况。
三江源地区,是古氐羌生息活动地的主要所在。至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秦俘去为奴,逃回湟中地区后把秦人的农耕、畜牧技术带回了湟中,教民以田、畜,湟中羌由此便得以发展壮大。西汉时,在河湟故地设置河西郡,不仅汉文化从此远播河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青海地区与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渐次趋向统一。尤其是赵充国受命在河湟地区屯田,不仅西起临羌、东至浩门的2000余顷土地得到了有效开垦,而且由于大兴水利,“缮乡亭”、“浚沟渠”、“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更是促进了青海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来自淮阳、汝南等地的士兵,更是把中原文化通过“军屯”的形式传到青海,推进了青海地区羌、汉等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大交流。到了东汉时代,由于河湟羌人更进一步强大,东汉王朝出于安边的愿望,把一部分羌人内迁入秦陇地区,旨在分散河湟羌人的势力,“但东西环境迥异,而游牧与农耕生活习俗又一时难于调和,致使酿成东汉的‘羌祸’。”为了控制和发展湟水流域,马援在平定陇西、金城羌乱后,于是奏请朝廷“悉还金城客民”3000余口,开导水田,劝以耕牧,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在羌人内、外迁徙移动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汉、羌民族的大融合,而且也促进了文化上的大融汇。
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迭起,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严重受挫,而地处边陲的青海,虽先后为魏、晋、前凉、前秦、后凉、西秦、北凉等政权所统辖,但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亦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尤其是立国于三江源地区18年的南凉政权和享国363年的吐谷浑政权,在青海历史文化上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南凉政权,是鲜卑秃发氏所建立。据《晋书·载记》云:其八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今甘肃靖远县东北部),西至湿罗(今青海大通县以西),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镜),北接大漠(今宁夏阿拉善腾格里沙漠)。”公元397年,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年号太初,是为南凉建国之始。至太初三年(公元399年)正月,乌孤迁都于乐都,广纳各族各方人才:“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俊;阴顺、郭倖,西川之德望;扬统、杨贞、卫殷、麴丞明、郭黄、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晃、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乌孤广罗才俊,为南凉建国奠定了基础,自不待言。而上述人才中尚有青海当地的豪强如麴丞明等,有秦雍一带的世族如赵晃等,有中原知名人士郭韶等;既有少数民族人才,更有包括今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汉族士人,他们共同参与南凉政权,而“乌孤纳苻浑之策,治兵以讨不宾;鹿孤从史暠之言,建学以延胄子,遂能开拓河右,抗衡强国。”则说明他们“在戎马倥偬之际,能课农桑以发展生产,劝吏治以安定地方,兴学校以培养子弟,重人才以加强争衡,这不仅为傉檀的恢复祖业奠定了基础,建立了规模,而且为当时的青海的东部地区引进中原文化,特别具有历史贡献。”而南凉文化,也和前燕、后燕、前秦、后秦、前赵、后赵一样,受中国文化的涵蕴熏陶,思想信仰,既渐称同,民情风俗,亦趋同一,汉文化与鲜卑文化交融汇合,形成了具有青海地方特色的三江源文化,而在民族关系上,终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将青海文化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此后,在今青、川、甘、新立国的吐谷浑族,享国长达363年,历时五代22王。吐谷浑原为辽西鲜卑的一支,西晋末西迁至黄河上游,东晋时曾以沙州(今青海贵南穆格滩)为根据地,并一度以浇河城(今青海贵德)为首都,到了北周时期又定都于伏俟城(今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古城),其最盛时的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至今新疆若羌且未,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由于吐谷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从事畜牧业,尤擅长养马,《魏书·吐谷浑传》云:“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母)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也。”又,《南史·夷貊传》(下)说:“有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吐谷浑不仅养马业发达,兵器制造、采矿冶炼亦较为先进,史载“控弦之士二十万”,“兵器有弓、马、甲”,则说明了吐谷浑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吐谷浑国交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当在青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北史·吐谷浑传》说,公元553年,“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又,《梁书·诸夷传·河南王传》云:“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这说明吐谷浑不仅与南朝汉族政权进行朝贡贸易,而且在双方边境进行互市和民间贸易,开展民族文化交流。且商团庞大,备有翻译、向导。距今人的研究表明,吐谷浑商业的繁荣,是与吐谷浑所处丝绸之路的要冲——青海道分不开的。自汉以来,河西走廊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魏晋以还,因战事纷争,丝路阻断,西域诸国所需丝绸等物,不得不改行祁连山南的青海道(羌中道)。青海道沿湟水西行,越过日月山,经过青海湖,跋涉浩瀚的柴达木盆地,向西抵达新疆。正是由于联系中西交通的青海路的兴盛,使占有此路的吐谷浑的地位日趋重要,国内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吐谷浑治下的青海各族人民担负起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重任,并树立了“游牧民族商业化”的典型。
北魏、西魏和北周在历史上曾次第统治过青海东部地区,特别是公元607年,隋朝在吐谷浑故地设置河源、西海、浇河三郡。公元609年四月,隋炀帝西巡河右,陈兵西宁,宴群臣于金山之上,进而把青海大部分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内,这对于促进经济文化之发展和祖国大家庭之形成,又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
唐代时,改西平郡为鄯州,辖有湟水(今乐都)、尤支(今民和古鄯)和鄯城(今西宁)三县;改宁塞郡为廓州,辖有化城(今化隆)、达化(今尖扎)和米川(今循化)三县。在青海历史上,唐、番间二度联姻,结为“甥舅之国”,意义尤为重大。文成公主进藏时所带佛像、经书、工艺品、绸缎、农作物种子及乐器、工匠等,和随之派留学生来长安学习,不仅有利于青藏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藏族和汉族之间的兄弟情谊和藏族与祖国大家庭的关系,因此,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所走的唐蕃古道,亦被人们称为连接汉、藏两族人民的“黄金桥”。历史上的唐、蕃关系的主流是和平友好的,但其间亦有一定的曲折。在唐太宗贞观以后,随着吐蕃势力的壮大,唐便在陇右和西域方面受到威胁,这样唐王朝与吐蕃处于对峙和联盟的局势,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唐军东撤,青海尽没于吐蕃。吐蕃于公元7世纪初崛起于青藏高原,并逐渐占领了包括今青海东部地区在内的广大河陇地区,因吐蕃统治者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羌族、吐谷浑及汉族等大量融入吐蕃民族中,所谓“一自萧关战尘起,河乡割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正是当时历史文化和民族关系的真实写照。9世纪时,吐蕃赞普朗达玛即位,实行尊苯灭佛的政策,西藏名僧藏饶赛、约格琼、玛·释迦牟尼来到青海,在今化隆的丹斗寺剃度喇钦贡巴饶赛为徒,传授佛法。贡巴饶赛遂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传法之始祖,今尖扎的阿琼南宗寺、智合寺,化隆的丹斗寺,互助的白马寺,平安的东寺和西寺,乐都的红岩洞窟以及西宁北禅寺和部分洞窟,当是此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说明了青海在藏传佛教传播史上曾发挥了主要作用。
11世纪初,唃厮啰政权兴起于青海东部,以青唐城(今西宁)为国都,政权强盛一时,幅员3000余里,人口多达100余万户。青唐城规模更是宏大,周回20里,分东、西两城,西城为唃厮啰统治者和部分汉族居住之地,东城则为各族人民和来自西城的商人居住区。唃厮啰政权重视和支持佛教,李远所著《青唐录》云:“城之西有青唐水(今西宁南川河)注宗河,水西平远,建佛祠,广五六里,缭以周垣,屋至千余楹……”,就是显例。公元1103年,宋兵进入湟水流域,改鄯州为西宁州。自此,西宁地名延用到了今天。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进军洮州,青海东部地区遂被纳入蒙古汗国的版图。蒙古帝国在占领西宁之后,曾设立西宁州,为元代甘肃行省所辖七路十二州之一。有元一代,在青海境内不仅有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各族人民活动着,回族此时亦大量入居青海,有“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之称,同时,还有从中亚撒马尔罕迁居今循化的撒拉人,后来成为撒拉族。自元代以来,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在青海地区盛行,对各族人民的思想、文化及思维方式、经济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至此开始形成,且传承至今。
明初,改西宁州为西宁卫,下辖西宁、镇海、北川、南川、碾伯、古鄯六个千户所;在黄河河曲地带设置了石、归德千户所和必力卫,属河州管辖;在今柴达木地区及海北一带设安定、曲先、阿端、罕东四卫,属西宁卫管辖;青南地区又属甘朵卫都司属下答思麻卫户府管辖。到了清初,又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在青海东部设西宁、碾伯两县和丹葛尔、贵德、循化、巴燕戎格4厅。在牧业区由设于西宁的“钦差大臣办理青海蒙古番事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又划蒙古族为29旗;对藏族居住区设置千、百户,进行有效的管理。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了因俗施政、发展经济等措施,青海民族文化的空前繁荣,宗教文化的空前普及,儒学教育的规模弘大,可谓超迈前古;而寺院教育与经堂教育,更成为青海文化教育中的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此一时期,出现了汉藏建筑风格的塔尔寺及其艺术三绝——酥油花、绘画、堆绣,产生了兼有汉、藏、回风格的伊斯兰建筑——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花儿”、“拉伊”、“安昭”、三川热贡艺术和藏族长篇史诗《格萨王传》,将古老的三江源文化推向了高峰。
纵览三江源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青海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积淀深厚,意蕴绵长,特色独具:
首先,中国自古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青藏高原地区,由于民族众多,各民族之间不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友好关系,而且在文化上形成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交融汇通的局面,因之体现在文化特质上便呈现出多元性、宗教性、包容性和稳定性,故而与今人盛称的渭、汾、洛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文化圈,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文化圈,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圈,以汉江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化圈,包括辽东、辽西燕山地区的燕辽文化圈,鄱阳湖——珠江三角洲的华南文化圈,以及巴蜀文化圈、云贵文化圈、岭南文化圈等不同的是,这里地居江河源头,为炎黄文化的渊源所在,且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伊斯兰、儒家文化为中心的独特风格的青藏高原文化圈。
其次,在青藏高原文化圈内,宗教文化又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徜徉于三江源地区,几乎处处都能感受到宗教文化的巨大影响:无论服饰、建筑、言语、文学,还是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日常行为,无不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同时,不论是土生土长的宗教,还是外来宗教,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能与三江源固有文化融为一体,呈现出本土化、地方化的特点,因而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在三江源地区并存着,同时亦受到三江源地区各族人民的尊重。如藏族、蒙古族、土族和民族杂居地区的汉族共同信仰藏传佛教,而青海藏族又同时多信仰关圣帝君和和文昌帝君,宗教上的互渗透、互相影响的特点十分明显。
再次,青海不仅有旧、中新石器的文化遗存,众多的文物古迹与色彩斑斓的宗教岩画,而且各民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歌舞、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表演、服饰、文学等艺术形式,如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六月“花儿会”,玉树藏族赛马会,海西蒙古族“那达慕”会,以及回族歌舞、土族婚礼曲、撒拉民居建筑与刺绣等,在三江源这片土地上传承至今,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亦成为三江源文化的典型代表。
次之,青海文化的地域性、包容性、宗教性以及它与中华民族的内倾性,长期以来便形成了统一的文化精神:即在三江源地区,各民族人民在政治上共戴一个天,共同维护祖国的统一。特别是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青海董福祥部和满、蒙古、汉等各民族组成的部队,共御外侮;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抵制英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阴谋,西藏热振活佛和九世班禅大师与广大僧俗群众一道,宣传抗日,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面对古老而悠久的三江源文化,面对新的世纪,作为青海儿女,如何将祖先们创造的优秀文化传承下来,发扬光大,并使之代代相传,灯灯不息,是摆在每一位有识之士面前的迫切而紧要的课题。
(一)
源远流长的青海文化
一、西宁表里山河,为得形势。而历代得失,每在五郡之先
(一)灿烂的中华文明源头之一
考古材料证明,至少在3万年前,三江源地区就有人类在活动着,柴达木盆地便是他们的家园。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格尔木河上游、沱沱河沿岸、可可西里采集到了一批石器,随即又在小柴旦湖东南岸的湖滨沙砾层中发现了与石器共存的原生层位及百余件打制石器。经碳14测定,它们距今约30000年。在格尔木南300公里的东昆仑山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古人类烧过的土、炭屑以及贝壳装饰品、石器等,它们距今已经有1万年。这些石器大部分经石锤直接打击而成,系旧石器时代之遗存。
自3万年前始,三江源地区的人类文明就一直绵延不绝,石器时代的遗址不断地被发掘出来:中石器时代的代表——拉乙亥遗址在龙羊峡水库淹没区被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代表——马家窑文化在民和、乐都、贵德、贵南有集中的呈现。马家窑文化以精美的彩陶著称于世,三江源地区不但有大批彩陶出土(仅乐都柳湾墓地就一次出土陶器13000余件),而且其中有不少富有文化意义和考古意义的精品,如大通县上孙家和同德县宗日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是我国最早的成型舞蹈图案:柳湾的彩塑裸体人像壶,大概是迄今已知最早的完整人体塑像等,这些均说明了三江源文明的久远与丰厚。
青铜器时代的青海文化主要有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等,其中卡约文化与诺木洪文化均在青海发现并以之命名。青海境内的青铜器时代遗址时间大约在前2900——前740年间,分布范围比较广,齐家文化遗址有430处,卡约文化遗址有1766处,辛店文化有97处,诺木洪文化有40处。结合史书《后汉书·西羌传》等材料的记载,学术界推定三江源青铜器时代的文明属于羌人早期文化。羌人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古老的民族,在西北的分布很广,但其活动的中心地区就在三江源。而据今人的研究,黄帝族和炎帝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也在今青海省的湟水和甘肃省的渭水之间,我省著名史学家李文实先生亦持此论。据此我们说,三江源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二)中外交通的十字路口
三江源地区,东接秦陇,西通西域,南交蜀藏,北护甘凉,形势险要,居军事要冲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一度还是东、西方贸易以及僧侣往来的重心所在。汉武帝最早派人寻找河源就是想在黄河源头建立一座城市以利于八方贸易。经过各族人民的长时间的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工作,历史上的三江源地区主要形成了以下几条道路:
1、古羌中道。此道西通西域,北去河西走廊。自金城(兰州西固)或甘肃临夏跨黄河,经今民和、乐都、西宁至青海湖,沿青海湖南北两岸西行,横贯柴达木盆地进入南疆。羌中道是属于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是中西方经济文化交通的纽带。此道历代相沿,长盛不衰。建中二年至元朔三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越阿尔金山进入柴达木地区,是史载最早通过羌中道的人。霍去病、赵充国都利用过部分羌中道。宋神宗时,拂森国向北宋贡方物,也走的是这条路。
2、古河南道,又名“氐羌道”,是以沙洲地区为中心建构的交通网。往东经同仁保安入土门关去和州,往东南去甘南,或经泽库、河南蒙古自治县下碌曲、松藩抵成都,东下建康;往西北越黄河去青海湖,或经吐屈真川同西去的羌中道相接。吐谷浑向刘宋、南齐、南梁遣使均走的是此道。西域各国的贡使,也屡经河南道往返南朝,而地处中亚的滑国(今阿富汗)及邻近小国与南朝往来,走的也是这条路。南朝的使者及僧侣也通过河南道到达过西域,如南齐建元元年的王洪范使柔然、江景玄使丁零,都经过了此道。历史上河南道与吐谷浑国家的产生、灭亡相始终。
3、河曲道,它以河州——贵德为主干道,东连甘肃,通向中原,连接和州、廓州、达化(尖扎县康扬西)、浇河(贵德)等地。
4、唐蕃古道:该道东起长安,渡渭水,跨黄河,越通天河、澜沧江、怒江,翻越巴颜喀拉山山口,至吐蕃首府逻些(今拉萨)。它是连接内地至西藏的一条重要的交通枢纽。此道贯穿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四省区,全长约3000公里,在青海省境内有1630公里,占全程的一半多。唐蕃古道将内地与西北、西南边陲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金玉绮绣,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 。
先秦时我国通往中亚、欧洲、印度北部等地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三条:一是居延路(关中北上——阴山——居延海——天山——西域);一是河西路(关中——陇山——河西走廊——西域);一是青海路(祁连山南——青海湖——柴达木盆地——新疆若羌)。在这三条道路中,有学者认为“湟水两旁地广肥沃,宜于人类居住,况湟河河谷文化发达,由史前至汉,皆为人类活动甚盛的地方,史前遗物,到处皆是,与渭河及洮河流域相类似”,所以认为汉以前的东西交通是以“青海道”作为最主要的道路的。故著名史学家裴文中教授在《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一文云:“汉以前东西文化交通的道路,似在湟水流域,不在河西走廊。”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由于劫掠商人,使国际商路衰败,而由唃厮啰政权控制下的河湟地区就成为西域诸国与宋朝往来的主要通道。明清时期,唐蕃古道更是充当了内地与西北少数民族联系的交通主干道。
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上述道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巨大十字,是中原与西域联系的主要纽带,也是西北、西南各民族的交通要道,维系着内地进入新疆、西藏、四川乃至中亚等地的交通生命线,对内地和三江源地区以及西部各地区之间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起了很好的系统整合功能。
(三)军事意义:大一统国家稳定的门户
“自三代以来,中国之患,恒在西北夷”。三江源地区由河湟谷地、河曲草原、环湖草原、噶斯草原、青南高原、祁连山地和柴达木盆地等几个区域组成,地域开阔,地形复杂,历史上基本是游牧民族聚居区。按照钱穆的分类法,人类文化精神主要有三类:农耕、游牧、商业。“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滋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亦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
三江源地区游牧民族本身的“内不足”及文化性格如尚勇武,易生变和反抗等,决定了游牧民族聚居地区的政局很难长期稳定,如东汉时的所谓“羌祸”,唐时的唐蕃之争,就是显例。从《西宁府新志》地理门所载古迹,如临羌故城,“汉置,……隋大业四年,吐谷浑为铁勒所破,走入西平界求救,诏宇文述出西平迎之。术至临羌,吐谷浑遁。”“安夷县故城,……汉置是县,……即今平戎城,……”,“倚郭县故城,……宋崇宁三年置。即今南川伏羌城地也。”“石堡城,在县治西南。……唐开元三年,吐蕃陷此城,……”,“神威城,在县西。唐天宝七年哥舒翰筑于青海上,吐蕃攻陷之,……”“古骨龙城,在石堡城。宋政和中熙和经略刘法大破夏人于此。后赐名震武城。”……,可知建筑确是凝固的文化,它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展现了当日三江源地区中原王朝与边陲少数民族战事不已、狼烟四起的情景。
“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从三江源地区的历史看,三江源长期处于封建王朝统治的边缘,中央政府的政治力量有时鞭长莫及。而一旦有事,派兵征讨又显得十分困难,因此往往出现了“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至于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彩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劳。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的情况。而三江源本身的交通枢纽位置、河湟谷地农业区的资源,使得它经常成为交战双方军事争夺的目标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中原政权必须依赖它为屏障来隔绝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的进攻。所以,汉武帝时中央政权就在此驻兵屯守,期望它能“阻塞羌胡交关之路,隔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对三江源地区尤其是其政权中心的西宁卫的重要军事意义,居此间近二十年的杨应琚总结说:
西宁表里山河,为得形势。而历代得失,每在五郡之先,其故何哉?盖兹郡一线东通,三面外暴,如以孤緪悬弹丸,掷之羌戎掌中。而又设有市口,诸货辐辏,不特五方杂厝,有不远数万里而至者。城中牝牡骊黄,冬日伏枥,常以数千计。乃堂皇篱落,自为中外。吁,危矣!……昔宋王韶谓:欲取西夏,必当先复河湟。明海夷火落赤云:留一部于海西,以为牵制,潜渡精兵,直捣洮、河,破其临、巩,则五郡皆囊中物。由此观之,西宁为重于河东西可知矣。
三江源地区经济落后,非但不能给国家缴纳赋税,而且还经常需要国家救济。戍边、战事所需物质“十之九皆取于内郡”,“而国家不惜帑廪以任用者,盖宁郡远通强虏,近逼羌戎,为河西之障,河西为河东之障,河东又为关中之障也。宁郡无重兵,则河西孤;河西孤则河东虚;河东虚则关中势弱。所谓唇齿相依,何其要哉!”由此可以看出,三江源地区得天独厚的军事位置,也是无与伦比的。
二、三江源地区历史文化的多元性
(一)三江源地区的行政建制
据考古研究和文献记载,三江源地区的最早居民是羌人,自殷、周始,便与中央王朝有着各种形式的联系。西汉中期以后青海东部地区已纳入中央政权郡县体制之内。汉武帝时,“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于元鼎六年(前121),在今西宁建西平亭,设护羌校尉,管理诸羌事务。元康三年(前63年),羌人返回湟水北岸放牧,诸羌占领湟中,攻打金城。公元前61年,汉派大将军赵充国率兵进入河湟地区,屯田垦地,诸羌归顺。汉王朝于是在今湟水中下游地区设破羌(今乐都县老鸦峡)、临羌(今湟中通海镇一带)、平夷(今平安县平安镇)等县。西汉末年,王莽设置西海郡,下辖环海五县,郡治在今海晏县三角城,其余四县在今海晏尕海古城、刚查北向阳古城、兴海支冬加拉古城和共和曹多隆古城。居摄元年(6年)羌人攻打西海郡,占领了青海湖地区。郡县制度在三江源地区的确立意义重大,它扩大了汉帝国的版图,加速了三江源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中原地区战乱迭起,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严重受挫,而地处边陲的青海,虽先后为魏、晋、前凉、前秦、后凉、西秦、北凉等政权所统辖,但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亦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尤其是立国于三江源地区18年的南凉政权和享国363年的吐谷浑政权,在青海历史文化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凉为鲜卑族秃发部所建,公元397年,始建都廉川(今甘肃永登),后迁都于落都、西平(今西宁市),建立地方割据政权。此后,鲜卑族慕容部的一支吐谷浑,西晋末年,西迁至黄河上游。东晋时曾以沙洲为根据地,并一度以浇河城(今贵德)为国都,至北周时定都于伏屹城,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统治青海长达363年之久。
公元607年,隋朝在三江源地区设浇河(治今贵德)、西平(治今乐都)两郡。三江源大部分地区归入中央政权统治之下。唐代时,改西平郡为鄯州,辖有湟水(今乐都)、尤支(今民和古鄯)和鄯城(今西宁)三县;改宁塞郡为廓州,辖有化城(今化隆)、达化(今尖扎)和米川(今循化)三县。在这一时期,吐蕃王朝兴起,时而与唐会盟,时而劫掠,边境少有宁日。公元757年吐蕃陷西平;次年,陷河源军、鄯城县,遂号青唐城。到了宋代初年,吐蕃王系后裔唃厮啰在河湟地区建立了地方政权,以鄯州为青唐城(今西宁市),唃厮啰与宋联合打击西夏势力,遏制了西夏侵吞河湟的野心,也使河湟吐蕃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生产环境。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进军洮州,青海东部地区遂被纳入蒙古汗国的版图。蒙古帝国在占领西宁之后,曾设立西宁州,为元甘肃行省所辖七路十二州之一。明初,改西宁州为西宁卫,下辖西宁、镇海、北川、南川、碾伯、古鄯六个千户所;在黄河河曲地带设置了石、归德千户所和必力卫,属河州管辖;在今柴达木地区及海北一带设安定、曲先、阿端、罕东四卫,属西宁卫管辖;青南地区又属甘朵卫都司属下答思麻卫户府管辖。到了清初,又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在青海东部设西宁、碾倡两县和丹蔼尔、贵德、循化、巴燕戎格4厅。在牧业区由设于西宁的“钦差大臣办理青海蒙古番事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又划蒙古族为29旗;对藏族居住区设置千、百户,进行有效的管理。
下面我们以西宁变迁之管来窥三江源这个全豹政权更迭的频繁:
古西羌所居,谓之湟中。汉武帝逐诸羌,筑令居塞。宣帝时赵充国伐先零诸羌,以其地开屯田,置破羌县属金城郡。后汉建安中分西平郡治西都县。晋初因之。东晋末,西凉秃发乌孤据为国都。后魏孝昌二年置鄯州,改破羌县为西都。后周置乐都郡。隋开皇初郡废,十八年改县曰湟水,大业初复为西平郡。唐武德二年复曰鄯州,仪凤二年置都督府,开元二十一年置陇右节度使,天宝初曰西平郡,乾元初复曰鄯州,属陇右道,宝应元年没入吐蕃。宋初属西夏,后为吐蕃所据,号青唐城,元符二年收复,复置鄯州陇右节度,三年弃之。祟宁三年收复,建陇右都护府,改鄯州为西宁州,后复属西夏,元至元中仍曰西宁州,属甘肃行省。明洪武十九年改为西宁卫,隶陕西行都司。清初因之,雍正三年改卫为府,领县二卫一,乾隆三年增领所一。
在三江源这个多民族的居住地,行政建制方面虽“因革屡易,或前大而后小,或古窄而今阔”,中央政府的管理亦时松时紧,然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边陲之地与各民族共同所具有的向心力则一。正因为此,各民族人民在中央政府(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统一管理下, “蕃汉交处,各擅五谷、材木、毡毛,旌罽、湩酪之利,安帖咸若。其子弟虽素朴鲁,尚气力,亦复知诗书,讲礼让,敦古处,所在闻弦诵声不辍。”进而为三江源的开发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多民族的聚居与融合
三江源是多民族聚居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着汉、藏、蒙古、土、回、撒拉、哈萨克等民族。以清代大通、贵德为例,“民间情状,则见土屋穹庐,番汉交处,各擅五谷、材木、毡毳、旄罽、湩酪之利,安贴咸若。”据第五次人口统计显示,全省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是54.49%∶45.51%。从人口增长速度来看,少数民族高于汉族一倍多。(藏族1134236人,占总人口的21.89%;回族823463人,占15.89%;土族199470人,占3.85%;撒拉族95815人,占1.85%;蒙古族88829人,占1.71%;其他少数民族16442人,占0.32%。 与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242886人,增长了9.41%;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481728人,增长了25.67%;其中:藏族增加了222376人,增长24.39%;回族增加了184616人,增长28.9%;土族增加了36605人,增长22.48%;撒拉族增加了18812人,增长24.43%;蒙古族增加了17314人,增长24.21%;其他少数民族增加了2005人,增长13.89%。)
多民族聚居的局面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逐渐形成的:
最早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是羌人,本是炎帝之裔姓。前202年汉朝建立时,古代羌人居住的河湟地区尚处于秦、汉帝国的西塞外。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他们“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号”,“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他们尚滞留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羌人的先祖无弋爰剑是秦厉公时的奴隶,逃亡回来以后,“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爰剑教之田畜”。汉文帝继位前,匈奴赶走本居于河西走廊的乌孙人和月氏人,羌人臣服于匈奴。在与周边民族及汉族政权的交锋中,羌人的居住地不断变化,环湖地区、玉树果洛草原以及柴达木盆地都是他们活动、生息的主要范围。
大约在永嘉末年,最早生活在辽东地区的鲜卑族经过数十年的迁徙,进入三江源地区。据《晋书·载记》云:鲜卑秃发氏八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今甘肃靖远县东北部),西至湿罗(今青海大通县以西),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镜),北接大漠(今宁夏阿拉善腾格里沙漠)。”公元397年,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年号太初,是为南凉建国之始。南凉政权虽在青海存在了18年,但对青海的开拓,贡献颇大。而慕容氏别部吐谷浑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争斗,与三江源的羌人达成和解,约在东晋咸和五年(330年)建立以吐谷浑为中心的与诸羌豪酋的联合政权。“吐谷浑族和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受汉文化程度较深。从吐谷浑王叶延开始,便已设置了司马、长史等汉官职,视罴时又任用秦陇英杰为谋主。……到拾寅时,更建立城郭,‘其居止出入窃拟王者’。……并由南朝引入佛教。这些事实都说明他们先于羌族广泛吸取了汉族的文化和佛教文化。”吐谷浑的外交政策是“远交近攻”。利用地理之便,通使刘宋,开展贸易,“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慑于北魏、西魏、北周的强大,吐谷浑向他们称臣奉贡,接受封号,但又割据一方,不受制约,所以也常遭“讨伐”。吐谷浑游牧于荒漠高原,地域辽阔,气候寒冷,北朝军队既无法一举歼灭,也不能长期驻剿,双方只有讲和、争斗,再讲和,再争斗,循环往复不止。与北朝的巧妙周旋保存了吐谷浑的国力,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融合的步伐。至隋炀帝时,吐谷浑才在炀帝的大规模进攻下放弃属地,南奔果洛。贞观时,吐谷浑完全成为唐的属国。显庆五年(660年),吐蕃开始大举进攻吐谷浑,唐未能给予及时的援助,导致立国363之久的吐谷浑在龙朔三年被吐蕃攻灭。吐谷浑时期,生活在西北地区的羌族、鲜卑族等完成了三江源地区又一次民族融合。
吐蕃王朝兴起于西藏山南,随着军事力量的强大,逐渐开始向青海扩张。它首先征服和兼并了藏北及青南的羌人部落,随即攻灭吐谷浑。在与唐朝的交往中,吐蕃时而结盟称好,时而寇边劫掠,甚至像清水之盟那样借盟誓机会伏击杀害会盟使,公然挑起事端。经过百余年的与唐朝较量后,吐蕃终于在上元元年夺得了包括青海东部地区在内的河陇地区,对境内的诸羌、吐谷浑、汉族等各部族采取了融合、同化政策;统一语言,藏语开始在青藏高原广泛流行。唐以后,大量的羌人及吐谷浑部落的人均融入到吐蕃族中,吐蕃成为当时三江源地区人数居多的一个民族。明代时称吐蕃为西蕃,也就是现在的藏族。清代把西宁及其周围的称为“蕃民”,有北山蕃民和南山蕃民。
元明时期,三江源地区出现了新的民族成分: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
回族:主要是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三江源地区回族的来源主要有三种:1、十三世纪初,随成吉思汗西征,被迫东迁的;2、经商、仕宦的商人、贵族;3、唐宋时经海道来中原经商、通使滞留于内地,元时被征发戍边、屯田的。史书称他们为“回回”。
土族:因为土族本身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学术界对土族的来源有下列几说:1、认为他们是吐谷浑的后裔。龙朔三年(663)吐谷浑被吐蕃并灭后,一部分东迁,大部分留居故地。留下的这部分除被吐蕃同化吸收的以外,其余的在河湟间繁衍、生息下来,成为土族先民。元明时期吸收了部分蒙古族人,发展形成今天的土族。2、阴山鞑靼后裔说。宋辽夏对峙时期,土族先民到河湟定居下来,到元明时期吸收部分蒙古族人发展而成。3、同仁的土族来源,主要是明初自内地拨来的屯民,也有一些是从民和三川迁去的。
撒拉族:本是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突厥乌古斯部的一支,元初经新疆、河西走廊辗转迁居于循化境内。他们初来时人数较少,约1000人。经过长期发展,到明嘉靖时人口已达1万余人。他们在族群特征上比较多地保留了中亚民族高鼻深目的特征。
蒙古族:1254年,忽必烈率军从临洮南下,分三路远征大理,其中一路经卓格浪地区(今甘肃玛曲县、四川若尔盖县和青海河南县一带)。在那里设立了驿站、马场。这部分人最后留了下来,成为较早留居该地的蒙古族部落。忽必烈即大汗位后,管理范围延伸至三江源的很多地区,分封诸王,分别驻守。诸王带来了他们各自的部属,三江源地区的蒙古族人数剧增。元亡后,明政府设“西宁塞外四卫”安置蒙古部众,“卫”的许多职务仍由蒙古贵族担任。约从正德七年(1512)到嘉靖三十年(1551),河套地区的蒙古族发生内争,其中一部万余人逃至柴达木地区,占据西海,役使诸番。正德十年(1515)后,内蒙古东部的又一部落也来到西海,以后陆续又有蒙古族部落来此,为争夺草场和势力范围不断发生各种斗争,战胜者留下,战败者暂时退出,一段时间后,又会卷土重来。据今人的研究表明:从明末到清末,生活在三江源的蒙古族主要是从新疆迁来的和硕特蒙古部落等五部。
汉族:汉武帝时将河西走廊和河湟地区纳入汉帝国版图。为经营这里,汉族开始大规模移民。元鼎六年(前111),西汉政府在此设护羌校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移民的进入使得河湟地区农牧业有了长足发展。东汉一直没有停止过向河湟地区移民实边。在实边民户中,有的是关东贫民,也有的是秦雍世家,他们纷纷到这里建立家园。因此,尽管几经战乱,但河湟地区的汉族人数仍不断增多。东汉以后,中原板荡,张轨占有凉州,史称前凉。张轨对内团结汉人,安抚胡羌;对外尊崇晋室,争取关陇汉族的支持同情,同时,还招揽中原士人,以加强统治。在这种背景下,秦雍人口不断向河西迁移,张氏新设郡县亦随着不断增多。隋大业四年(608)秋,隋军伐吐谷浑,获得大胜。大业五年(609)隋炀帝亲帅大军40万,在今海北州与吐谷浑主力激战,吐谷浑国覆灭。隋于是在此新设郡县。为戍守这几个新设郡县,“发天下轻罪徙居之”。又在今贵德置积石镇,命彭城人卫尉卿刘权率兵屯驻,“大开屯田,留镇西境。在边五载……贡赋岁入……道路无塞”。隋朝在迁徙轻罪犯到西海戍边时,一些饱学的正直之士也被贬往青海,如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褚亮,被贬为西海郡司户。“安史之乱”时,驻在甘青的军队悉数东调,边防空虚,吐蕃乘势东进。在此后不长的时间里,陇右、河西各地相继沦为吐蕃治下。在上百年的吐蕃统治和强迫同化政策下,河陇五十万汉人(其中青海境内当有五六万人)融合在藏族之中了。北宋时,凉州政权和青唐唃厮啰政权在这里活动,“河湟之地遂悉为戎”。北宋神宗熙宁时,开始有规复今甘肃陇西以西兰、会、河、洮及鄯、廓等州之举,前后三十余年,史书称作“熙河之役”。后来宋朝经营河湟并拓农田二十余年。1127年宋室南迁,北宋军政人员退出河湟。尔后,金国、西夏争夺河湟地区近百年。到1227年蒙古大汗国军队破灭西夏,攻占今甘青等地。直至明代,由于在青海实行军屯和民屯,“汉族移民达到高峰。其中既有从征将士的留居和一些家族因功封职定居者,又有朝廷组织调拨的大量内地农户。实行‘移民就宽乡’的政策,使汉族人口比例大大超出了其他民族,汉族精于农业,拙于经商,耕读传家是其传统……使得边陲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重新活跃起来,掀起了自汉末以来的第二次汉文化高潮。”清代时,驻扎在三江源地区的官员基本上来自内地,据《循化志》卷五记载,循化厅同知均为内地人,其中也有满族人,以及来自包括云南、浙江、湖南、安徽等各省的人士。
至此,青海境内有汉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众多民族生存、发展着,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和民族迁徙、融合,三江源地区小聚居、大分散的多民族格局终于形成。
从三江源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民族及其历史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1、三江源地区土著的民族成分比较简单,只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才逐渐进入,出现了今天的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局面。而之所以会有各民族逐渐进入这个地区,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关键在于三江源辽阔的空间可以容纳这些新的质素的加入。
2、三江源地区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民族文化多样(钱穆所说的三种文化类型在三江源地区民族中均有存在)。游牧民族占绝大多数,单纯从事农耕的民族基本是汉族移民。一部分定居河湟谷地的游牧民族也根据地理、气候等特点亦少量从事农业生产;回族、撒拉族有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生产的。
3、除汉族外,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坚定。在三江源地区,宗教是凝聚民族精神的伟大力量。
4、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复杂。宣战、讲和、盟誓、暂时屈服、反抗,似乎总处在这样一系列的循环过程中,但各民族人民始终能在政治上拥护中央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又共同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5、各民族、部落之间也存在斗争,尤其是在游牧民族之间,有时较为突出,但民族间友好往来始终是三江源地区民族关系的主流。
(三)文化的交融汇通
“历史上诸民族永远互相接触,无论其方式为和平为战争,总之均为接触;有接触即有混合,有混合斯有同化,有同化则民族之成分即复杂而不纯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华夏族吸收了很多的异质成分,已“非复初时之华夏系”,今天的藏族也不是当年的吐蕃。三江源地区文化现象丰富而复杂,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按生产方式可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按照宗教信仰可分为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道教文化;按照民族可分为羌文化、吐谷浑文化、藏族文化、蒙古族文化、土族文化等等。按照历史、地域又可分为昆仑文化、青藏高原文化、三江源文化等。但从整体上看,三江源文化呈现出交融会通的特色。下面,我们就简单地探讨一下三江源地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及其影响:
1、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交融
三江源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生态文化,使得它常常处于中原政权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替统治之间,如唐时,它处于唐、蕃两大王朝之间的征战、对峙、和好的拉锯状态下;宋时,唃厮啰在青海建立的青唐政权又处在宋、金、西夏的交替统治下。因此,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三江源既是两朝友好通使的必经之地,也是双方正面交锋的战略前沿。无论是友好往来还是厮杀掠夺,从客观效果上看,都直接造成了各民族在语言、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全方位的交汇乃至交融。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语言我们将列有专章论述。下面,仅围绕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展开。
首先,随着各民族之间的频繁往来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后汉书·西羌传》中说最早居住于河湟地区的羌人的生产方式有两种,即狩猎与游牧:“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后来“爰剑教之田畜”,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得以在河湟谷地扎根。汉代赵充国屯田,大量的汉人进入三江源地区,农业逐渐发达起来。河湟谷地的有些游牧民族也根据当地的气候、水土条件或放弃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而以农耕为主,或半农半牧。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着民族间的交往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唐代,随着与吐蕃的通好,尤其是文成公主入藏,农业、手工业等随之进入藏区,处于江河发源中心地带的玉树、果洛地区,也受其影响。据1950年调查,玉树有可耕地二万七千一百亩,果洛有一万一千余亩,主要种植青稞、豌豆、小麦、土豆等。这些地方的耕作方式和纯农业地区有所差别,玉树地区是“种收田禾,皆听命于活佛、喇嘛。彼言何时种收即于何时种收。收割只按顺序,不论生熟。如自东而西收获,虽东方尚青,西方早熟,亦须先东后西。”果洛地区的土司还用法律规定了备肥、下种等的时日,违反规定者将受到惩罚。如此耕作,收成如何可想而知。但是,它毕竟使得牧区的粮食来源多了一条渠道。
至于生活方式方面的互相影响,则几乎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唐朝的大量少数民族用具、艺术等进入中原,我们可以看出中原民族对边陲民族文化吸纳的痕迹和少数民族对中原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唐诗人张籍曾赋诗云:“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司空图的诗里也写到了这种文化交融的现象。同时,中原文化对边陲的影响亦是相当的明显和巨大的。汉唐以来,少数民族“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便是显例。历史学家的记载尤为真实、客观:“盖以羌番边儌之地,得承皇清列圣之恩,衣冠文物,渐与华同”,“其(蒙古族)近边者,少半濡染华风,筑土室而居之,且耕且牧。”……。茶马互市也是民族间互通有无的产物,“羌戎俱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而中原地区也同样存在着对战马、畜产品的需求。因此,三江源地区,不仅畜牧业发达,而且尤擅长养马,《魏书·吐谷浑传》云:“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母)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也。”……在三江源地区,由于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方式上,既能互通有无,交流生产经验,又能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劳作,共同开拓,从而促进了三江源经济文化的发展。
2、多种统治体制的并存
因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三江源地区的统治体制有郡县制、土司制、千百户制、盟旗制、政教合一制等多种。
据史书记载,羌人在东汉末年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末期。直至清代,在一些边远的游牧部落间还存在着氏族制的残余和血缘制的残迹,还有一些部落尚处于奴隶制阶段或者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的阶段。一些战争中的俘虏和破产的牧民成为了部落头人的塔娃、乌拉(奴隶)。在一些地方,僧侣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如甚至可以决定庄稼的种植时间等)。所以,在三江源地区有多种统治体制:河湟谷地的重要城市是郡县制和“土流参制”,即中央政府委派官员主持地方事务,土官参与地方事务;稍远是政府为“以夷制夷”而任命的土官;再远的草原地区多数是由部落首领或者僧侣把持。而清政府对不同民族部落首领的管理方式也有差异,蒙古族是盟旗制,藏族是千百户制。多种统治体制共存于三江源这块土地。
从《西宁府新志》、《续志》等罗列出的明、清间的西宁府兵备道副使,清代的西宁同知、知府、西宁府经略、总兵以及大通、循化、丹噶尔厅等史料可以看出,这些地方的主要职位都是中央政府委任的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员。他们全部来自外地,为政府效力,督办地方事务,接受政府的监督。他们的任期一般不会很长。如清西宁府知府,自乾隆十三年至同治十三年年间共有二十九人到任,平均任期五年。官员的考课、迁转制是为了防止在一地长期据守,所产生的腐败现象或者结成的地方势力,但是其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
土司制:在史书中被称作是土司,“宁郡诸土司,计十六家,皆自前明洪武时授以职,安置于西、碾二属。时是地广人稀,城池左近水地,给民树艺;边远旱地,赐各土司,各领所部耕牧。内惟土司陈子明为南人。元淮南右丞归附,余俱系蒙古及西域缠头,或以元时旧职投诚,或率领所部归命。嗣后李氏、祁氏、冶氏皆膺显爵,而建忠勋矣。迨至圣朝,俱被招抚。”
三江源的土官制最早开始于元代,当初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统治机构中,任用少数民族头人或酋长担任长官。因此,这些头领具有了双重身份——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和朝廷命官。他们既代表中央王朝,有指挥使、指挥佥事、指挥同知等官衔,又代表部落首领行使对当地的统治权。朝廷允许这些土司的职务、封地世袭(子女、妻、侄子、外甥、兄弟均可),其辖区的统治方式可以保持不变。他们主要在军事方面对中央政府负责,“治兵保塞”,“平定逆乱”。如果土司的属地处于交通要塞,则有义务负责使臣的迎送、接待等事宜。明朝时,土官制度广泛推行。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在雍正年间废除,即所谓“改土归流”,西南地区的地方官吏改由中央政府委派。而三江源地区的土司制度则一直持续到1931年,牧区的土司制甚至到了解放初。如洪武元年所封的碾伯副千户祁贡哥星吉直至乾隆时,子孙仍然世袭西宁土官。三江源地区土司大小不一,最大的土司有4000户,最小的土司只有62户。大土司中央政府会给他们发俸银,他们也需要给中央政府缴纳赋税,小土司则既没有岁俸也不需要缴纳赋税。
雍正初年,清政府统一青海后,把青海藏族各部从和硕特蒙古的统治下分离出来,查清田产,定贡赋,并给各部落首领授以千户、百户等职。千户、百户长的封号来自各自领地的属民户数。千户之上是总千户统管。各千百户长的责任和义务与土官一样。
政教合一的制度主要是在藏传佛教盛行的地区。唐武宗灭佛时,一批西藏地区的僧侣避居青海,佛教得以在此地广泛传播。十四世纪中叶,宁玛派、噶举派开始建寺。唐蕃古道上,僧俗往来不绝。随着佛教在三江源地区的广泛传播,寺院、僧人的数量剧增,一些寺院拥有了自己的庄园和属民,寺院对之进行政治经济的管理。随着庄园等的不断扩大和信众的增加,宗教势力就得以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直至把持地方事务。“宁属喇嘛咸有印敕,以本家子弟为徒,公然世袭,役使诸番,供其衣食。奢华靡丽,称为官府,联络青海(蒙古),欺凌贫民。”玉树地区由噶藏寺的胆巴国师主持,明代民和地区的弘化部落由弘化寺国师管理,灵藏部由马营寺禅师主持。许多部落的头人就是僧人。
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拥有的文化会有所不同。复杂多样的政权在三江源地区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势必使得其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土司、活佛治下,宗教色彩、神秘氛围、强权政治等因素会很浓重,而中央政府委派来的官员,则又进一步在三江源地区大力宣扬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因此,三江源地区,儒家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 共同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三江原文化。
3、价值观念、文化精神的趋同倾向
多民族的融合,多种统治体制的并存,最终使得三江源各民族在价值观念、文化精神方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大于异,呈现出趋同的倾向。三江源地区的各族群众,自古以来相互杂居,密切往来,不仅民族亲和,团结和睦,而且共同形成了以崇尚诚信、与人为善,互相帮助、共舟共济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精神。遇有生病、建房及灾害、困难袭来,不论亲疏远近,不论血缘种族,都能伸出援助的双手,体现了亲情般的关爱。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各族人民都能做到热情好客,讲求礼仪,孝敬父母,尊老爱友等,这些传统美德和博爱精神,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灯灯不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评判一切的价值标准与准则,一直传承到了今天。
三江源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精神方面的差异,则又通过信仰、文学艺术等表现出来。和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相同的是,三江源地区儒、释、道并存;和全国其他地区不一样的是,三江源地区儒、释、道三教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
三、遥想与探源:历史上人们对三江源的认识与描述
(一)“历代视此地为异域”
试看下列史书对三江源地区的描绘:
《汉书》卷23《窦融传》云:归德毗连青海,地近羌胡,地僻人朴,高上气力……民俗质朴。
《汉书》卷96《西域传》云:
迫近西戎,修习战略,高上气力,以涉猎为先,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
又云: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杜佑《通典·边防序》亦曰:
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掠,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他禁令。……甚耐寒苦,同之禽兽。”
《旧唐书》卷207《吐蕃传》上说:
寝处污秽,绝不栉沐。接手饮酒,以氈为盘,捻鋋为碗,实以羹酪,并而食之。多事羱羝之神,人信巫觋,不知节候,麦熟为岁首。围棋陆博,吹蠡鸣鼓为戏,弓剑不离身。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拜必两手据地,作狗吠之声,以身再揖而止。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
《旧唐书》卷208《吐蕃传》下:
赞曰:西戎之地,吐蕃是强。蚕食邻国,鹰扬汉疆。乍叛乍服,或弛或张。礼义虽摄。其心豺狼。
《元一统志》也说:
土地沃燠,人尽愚。
《明史》进一步指出:
西戎遗俗,耕牧之外,惟好武事。”“民俗质朴,风土壮猛,人性坚刚慷慨。穴居野处,以采猎为生,以织毛褐为业。崇尚释教。荷戈执戟,防奸御辱之功居多。
综上可知,正史对所有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人们的风俗及地域性格的描述有下面几个共同点:1、质朴淳厚;2、尚武、勇敢、顽强、好斗;3、不讲礼仪、不守信用。后两点都与温文尔雅以及尚文、崇礼的华夏族的价值评价体系有冲突,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夷狄为患久矣”之观念,所以,“历代视此地为异域”。
( 二)从对西羌等态度看史家的国家民族思想
这个问题是上一个问题的深入,因为国家、民族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史学家们对三江源地区以及广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风土人情等的评判。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问题首先应该是边疆的安定问题,强邻虎视,外患不断,人们就会有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故“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但中国历史上边疆安定的时候不是很多,“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因此,如何对待周边少数民族、以怎样的方式和他们相处就成为历代政治家关心、史学家大费笔墨探讨的问题。
综括地说,史学家的一致的看法有如下几点:
1、守在四夷
“和柔四夷以为诸夏之守”。和柔的目的有二: (1)消灭和四夷的摩擦;(2)以四夷做屏障,阻隔更远的侵伐。这种思想首先承认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生活大异其趣,文化上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亦即“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所以,要讲求德治,但也不放弃使用武力,以图国家的统一。在四夷对中央臣服的前提下,双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可以互通有无,尤其是边疆民族朝贡,中央政府一般回赠得更加丰厚。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是以大一统的思想和对中央政府权威地位的认同为理论前提的。这种治边思想较好地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对边疆地区的发展与稳定,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汉唐以来的中央政府对待周边民族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持这种观点的史家很欣赏汉光武帝,因为他主张“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班固曾经随军出击匈奴,也曾参与与匈奴的修好。他的经历使得他也赞同“守在四夷”:“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 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司马光亦持此论,“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今日收番,惟宁以旧居,安之习俗,偱疆圉荒服之故事,稽祖宗柔远之深仁,使之耳目如常在, 心志不惑。”
史家们从历史经验出发,认为历史上的“圣王”都是如此,现实也证明这种方法的效用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所以,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持此论。
2、以华变夷
以华夏文化影响并同化其他民族的文化,具体手段就是武力、文化征服。刘歆称赞汉武帝“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此观点的思想基础是四海一家、天人相成的思想和封建大一统思想。《元史》也是这个观点。王安石曾赋诗指出具体的操作手段。诗云:“朝廷今日四夷功,先以招怀后殪戎。胡地马牛归陇底,汉人烟火起湟中。投戈更讲诸儒艺,免胄争趋上将风。文武佐时惭吉甫,宣王征伐自肤公”。
3、以夷制夷
利用少数民族上层进行自上而下的统治。清前期,由于政权尚不稳定,国力不太强盛,清政府采取恩威并举的政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慑之以兵,怀之以德”而又偏于“怀之以德”的双重管理方针,从而给予少数民族中与中央政权积极合作的上层分子各种利益、特权和地位,实行怀柔笼络政策。
4、各随所便、和平共处
这种思想常常出现在国家疲于战事之时。边境之地往往地贫土瘠,边陲战事耗费颇大,“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至于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彩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劳。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结果往往是“(敌寇)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武力打击耗资巨万,怀柔呢?“使彼因吾资以德其民,且饱而思奋,又时期窥我厌兵欲和之意,以为欲战欲和皆全在我。以故轻犯边陲,利则进,否则复求和,无不可者。”所以无论以什么方式与边境民族往来,都是“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于是,便期待各自保持各自的状态,双方相安无事。但是,事实证明这又不可能,我不犯人,人要犯我,奈何?结果就是修筑长城、加固城池,加强防御。
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在对待边疆少数民族方面,历来的史学家虽提出了守在四夷、以华变夷、以夷制夷等具体的安边思想,然其愿望都在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他们都赞同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大的前提,亦即他们有着各民族共同团结在一个统一政府下的共同意识,也就是他们都持有春秋家所说的“中国而进于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观点。在对待民族方面,以文化而不以血统分,正是在这样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下,自夏、商、周以迄元、明、清,虽版图有大小,人口有消长,氏族有兴衰,政权有更替,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始终以大一统为国魂。这就是包括三江源在内的边陲之地,虽然民族众多,风情各异,“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历代被视为“异域”,而能历千年却始终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要原因所在。
(三)追根探“源”
“源”乃水流始出处,引申为来源,根源。中华文化非常注重根源、本源,认为事物的发端和本源是最接近事物的本质的,也是最正确的。离开“源”越久越远,错讹就越多,“古传之已久,多失本源。差之一画,讵惟千里?”“六籍旧文,相承传写,多求便俗,渐失本原……《尔雅》……肆意增益,不可观矣!” 纠正错误,探寻原委,唯一的做法就是回到源头、出发地。思想史上的“三代”理想,文学史中的“复古”都是重源、探源,期待从源中找到答案。“源”代表着正统、正确。“追本溯源”、“原始返中”、“原始要终”是古代中华文化解决问题、寻找出路的最主要,其实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
对地理上的“源”的探寻反映了人类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和向往,代表着人类的探索精神。而对江河源头的探索,一方面反映的是我们祖先渴望全面了解所居住之世界,进而完整地把握世界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祭礼”的需要。我们的祖先认为大地山川都有专职司掌的神灵存在,为了表达对这些神灵的敬畏,“以祈丰年”,帝王们都有祭祀天地山川的传统。周时告祭四渎,秦朝增加祭灞、沣、泾、渭等咸阳附近的河流。而三江源地区,也有由中央王朝主持的祭西海活动。青海湖,古称仙海、西海、卑禾羌海,天宝十年(751),唐朝封西海神为“广润公”;庆历元年(1041),宋朝又加封为“通顺广润王”,各于京郊“遥祭”。雍正四年,诏封“青海水神”为“灵显宣威青海神”,此后形成了祭海制度。民国时,于每年的七月十五,由钦差大臣主持祭海仪式,各蒙古王、公 及扎萨克为陪祭;先是依次上香,宣读祭文,行三跪九叩之礼,再由陪祭者献祭牛羊。祭海仪式后,又赴湖东的东科寺宴饮会盟。而当所有的祭祀活动告竣都无法解除灾害时,帝王们则会认为是没有祭祀到最根本的司掌神,于是,便期望到这些河流的源头去告祭。因此,自古以来,对江河源的探讨,就显得尤其重要。从《禹贡》、《山海经》到地方志所记载的材料看,青海是江河源头这一认识在古人心目中一直都十分明确的,“西海西有七百余里,为众水会归之所。” “论者谓雪山流潴,亦为大江发源之一”。所以,当人们追溯江河之源时,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三江源这片神奇的土地。
1、河源考察
因为早期的中华文明主要是在黄河两岸展开的,所以,对黄河源头的想象和寻访开始得非常早,其间亦经历了不少的曲折。有关河源的探寻,主要形成了下述几种观点:
(1)河出昆仑
《尚书·禹贡》有“导河积石”之说,“积石”即今阿尼玛卿山。说明早在公元前我们的祖先对黄河发源地的认识就已经到达了三江源地区。《山海经·海内西经》在《禹贡》的基础上将黄河的发源地向西推进:“昆仑之虚在西北,……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 入禹所导积石山”,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山海经》的《北山经》也说:“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枏,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汉代人许慎也持此论,他释“河”曰:“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源注海。”对于“河出昆仑”的说法,历代的学者进行了长期的考察与探索,到雍正八年(1730年),清政府“查河源发于昆仑,地隔遥边,人稀境僻,其流入内地之始则在秦省之西宁”,且认为积石山乃大禹“导河”之积石,于是在循化建河源神庙。“河出昆仑”的说法到此时已经比较接近黄河的发源地了。
(2)重源潜发
汉武帝前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穷河源隐悉睹” ,他回来后告诉武帝,黄河的源头在葱岭以东的山中,说那里有两股水源,“于寘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盐泽即今罗布泊。张骞对河源的认识,影响极大,《史记》、《汉书》、《水经注》均认定黄河发源于葱岭,然后进入盐泽。“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减。皆以为潜行于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张骞看到罗布泊水积蓄没有出口,而按照常理推断,它必定是有暗流潜泄的,于是,认定它的水流在地底潜行,到积石山方始露出。此说到了近代,才被认为是对前人的误解和假说,而被推翻。
(3)星宿海及其以西
西晋博物学家、文学家张华涉猎广泛,“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他比较确切地指出了黄河的具体发源地:“河源出星宿,初出甚清,带赤色,后以诸羌水注之而浊。”西晋大将、经学家杜预则说:“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晋西平郡在今西宁以东。杜预所认定的河源方位、距离都与今天的实地考察到的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之河源相吻合。隋炀帝平吐谷浑后,在吐谷浑所占领的青海黄河沿岸地区设立河源郡,说明隋代人也认为黄河的发源不在葱岭。至唐代,随着唐边境的扩大,对河源的认识更加深入,“观河源”、“望河源”之类的字眼屡屡出现在史书和诗文中。而贞观初年的侯君集、贞元末期的吕温、长庆元年的刘元鼎均相继有考察河源的记录。至此,汉代关于河源的错误认识已经完全得到纠正,人们对黄河源头的认识已经基本是实地考察而非间接经验或想象了。
从元代开始,曾有组织地对河源进行了考察。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1280)、岁在庚辰,钦承圣谕: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蕃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此次考察留下了专门的文字记载以及比较翔实的河源图。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部河源专著《河源志》亦在此时出现。遗憾的是,他们对河源的认识并没有比张华更深入一点,还是断定星宿海为黄河之源:“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胜人迹,逼观弗克。旁履髙山下视,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拉锡、舒兰前往青海考察河源,历时半年。可以说,他们比元代人都实、朱思本的探源前进了一步,找到了流入星宿海的三条支流,可惜没有继续前进,穷尽河源。
(4)巴颜喀拉山
七十八年后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豫省青龙岗漫口合龙未就,遣大学士阿桂之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复命,并据按定南针绘图具说,呈览据奏。”这次的考察将黄河的源头确定在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意为黄金色河),即今天的巴颜喀拉山东麓的噶达素齐老峰。近两百年后的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社科院历史所、国家测绘总局等多个专业部门联合考察,提出了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各姿各雅山的卡日曲之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家意见确认玛曲为黄河正源,并在约古宗列盆地的玛曲曲果树立了河源标志。
至此,黄河源头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2、江源探寻——三源说的确立
与抚育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相比,长江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意义至晋室南迁后才得以逐渐显现,所以,与探寻黄河之源的成绩相比,对长江源头的探索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参与人员亦较少。
自战国至北魏,人们一致认为长江发源于今甘肃天水。《尚书·禹贡》言:“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说大禹治水,曾到达过岷山。这句话中含有认为长江流经岷山的意思。《山海经·中山经》也记载“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荀子·子道篇》亦称“江出于岷山”。《汉书·地理志》云:“(蜀郡)湔氐道:《禹贡》岷山在西儌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因此,东汉的许慎在其所著的《说文解字》释“江”曰:“江水出蜀湔氐儌外崏山。”郦道元的《水经注》接着说:“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岷山,即渎山也,水曰渎水矣。又谓之汶阜山,在儌外,江水所导也。”岷山系指今甘肃嶓冢山,可见他们以天水西南的嶓冢山为长江的源头。
唐时,由于唐蕃古道上的人们往来频繁,使得大家对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有了相当的了解,对江源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入,“江源出吐蕃中节度西共笼川犛牛石下,故谓之犛牛河。”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循金沙江而上,抵达云南石鼓附近,撰写《溯江源纪考》,对传统的“岷江导源”说提出异议,指出金沙江为长江之源。清代,为了绘制全国地图,康熙多次派人到青藏地区进行考察。礼部侍郎齐招南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根据史料著《水道提纲》,对江源水系做出了详尽的描绘。但是,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对沱沱河和南边尕尔曲源头位置情况还不十分的了解。直至1948年,人们对长江之源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有认为发源于唐古拉山脉的格拉丹冬雪山群,有认为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还有认为长江多源的,还有主张长江与黄河同源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自1976年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部门组织了几次江源考察,提出了下述几种江源理论:1、一源说。按照“河源惟远”的原则,主张当曲或沱沱河为正源;2、两源说。沱沱河和当曲并列为源;3、三源说。沱沱河为正源,当曲为南源,楚玛尔和为北源。后经过反复论证,长江规划办公室于1987年报国家水利电力部,确定长江为三源。
3、澜沧江迷踪
澜沧江是亚洲唯一的一江连六国的国际河流,是云南和东南亚文明的摇篮。它发源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流经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于盐井进入云南北部高山峡谷区,至南阿河口以下改称湄公河。它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最后注入南海。因为澜沧江源头区的地理状况,更因为它与中原文明之间的联系不是十分紧密,所以,对澜沧江的认识以及探源工作开始得很晚。
人们认识澜沧江是从认识“南蛮”开始的。杜佑说是战国时期楚顷襄王的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到达云南后定国。因道路、战争等原因,和外界失去了联系。汉武帝拓边,将滇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三国时它归蜀,唐时为南诏。有时候它与吐蕃联合到内地劫掠,有时又通好,帮助唐朝政府打击别人,到异牟寻为王时它与唐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贞元元年,澜沧江第一次进入史书,“异牟寻徙居史城,僣封五岳四渎。……以黑惠江、金沙江、澄江、澜沧江为四渎。”史书记载较早进入云南的中央政府官吏是元世祖时的礼部侍郎张立道。他曾两次出使,并在那里任职过一段时间,颇得百姓爱戴。在他为政期间,昆明池为患,他曾寻找到池水的源头进行治理。但是,对澜沧江的情况却没有提及。《明一统志》卷八十七提到了澜沧江的源头:“澜沧江源出吐蕃嵯和歌甸,流经兰州西北三十里。东汉永平中始通愽南山道,渡澜沧水即此。” 明时兰州属陕西行省。显然,它不是澜沧江而有可能是黄河的一条支流。徐霞客于崇祯年间曾考察过西南地区。他横穿云南,对金沙江、澜沧江、丽江等诸水流实地调查勘测,纠正了《禹贡》以岷江为江源之谬。
清代经学家们在注经时,围绕澜沧江是否即是《禹贡》、《山海经》中所说的黑水展开了争论。《尚书埤传》、《禹贡长笺》均根据黑水入海,黑水发源于昆仑山等认为两者是同实异名,而《五礼通考》则根据现实中仍然存在黑水,且其源头就在云南,否认了这个说法。
康熙元年,刑部侍郎冯苏撰《滇考》,提出古若水今名金沙江,而澜沧江则是古黑水。接着,乾隆时期的齐召南指出了确切的澜沧江的两个源头:
澜沧江即古兰苍水,疑即《禹贡》黑水,番名拉楚河。有二源:一出西藏喀朩之匝,坐黑冈城西北千余里格尔吉匝噶那山,名匝楚河,即古鹿石山也;一源出匝坐里冈城西北八百余里巴喇克拉丹苏克山,名鄂穆楚河。
随着清朝对西北叛乱的平定,人们对澜沧江的源头有了比较确凿的了解:
澜沧江有二源,一源于喀木之格尔几杂噶尔山,名杂禇河;一源于济鲁肯搭拉,名鄂母绰河。二水会于察木多庙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云南境为澜沧江,南流至车里宣抚司,名九龙江,流入缅国。澜沧之西为喀喇乌苏,即《禹贡》之黑水,今云南所谓潞江也。
对澜沧江源头的实地考察开始于1866年。那年,六个法国人从越南湿热的森林出发,在没有任何澜沧江地图资料的情况下,到了中国西南部的寒冷山区,长途跋涉两年之久。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源头之所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为解决地区争端,国民党政府官员周希武到达玉树。他在所著的《玉树调查记》中说澜沧江有两个源头:“北曰杂曲河,南曰鄂穆曲河。”半个多世纪后,美国探险家米歇尔·佩塞尔等又从玉树州出发,沿澜沧江寻找源头。他们到了一个叫隆布拉的地方,认为那就是澜沧江的源头。1985年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编纂的《青海省志·长江黄河澜沧江志》一书中指出:澜沧江的源头在玉树杂多县西北、唐古拉山北麓的查加日玛西面四公里的高地。1999年6月,中科院的两支队伍同时踏上了寻找澜沧江源头的旅途:一支是由中国科学探险学会常务副主席高登义带队的,18位专家组成的德祥澜沧江考察队;一支是由刘少创带队的中科院遥感所考察队(遥感所的考察队员原为两名,其中一名队员中途退出,因此,实际上主力队员只有刘少创一人)。德祥考察队对澜沧江源头地区的河流水文、水化学、动植物、冰川、地貌、地质等进行了综合科学考察,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遥感系统(S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现代科学技术,确定了澜沧江的正源为扎阿曲,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扎青乡海拔5514m的果宗木查(亦译为功德木扎)山。他们把带去的刻有“澜沧江源”字样的石碑立在了那里。1999年7月19日,国内多家新闻媒体公布了他们的考察结果:澜沧江的源头位于拉赛贡玛的功德木扎山。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几乎在同时,刘少创博士将一面蓝色旗帜用石块压在他认定的澜沧江源头——吉富山冰川边上。吉富山源头与拉赛贡玛源头相距约六公里,仅一山之隔。两支考察队在同一时间段上的考察,得到了两个不同的结果。一时间,本来就众说纷纭的澜沧江源头就更加变得扑朔迷离。
澜沧江源区河网纵横,水流杂处,湖沼密布,认定河源的原则又比较灵活,也就无怪乎各家说法不一了。但确定无疑的是,澜沧江的源头在玉树杂多县西北部。至于具体将源头之“点”定在何处,则有待于“江河源”标准的更加细化,也有待于权威部门的介入。
从历史文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对江河源头的探寻就是对民族之根、民族血脉的追索,是对人类命运的思索,知道了“我来自哪里”,才可以继续思考“到哪里去”。而我们民族对“源”的不倦的追求,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精神的体现。同时,从客观效果来看,历史上对江河源的探讨,无疑促进了人们对三江源地区地形、气候、土壤、植被、山川河流、风土人情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认识与了解。
四、亲历:方志与调查记
随着元、明政府对三江源地区管理的加强,不少地方官吏来到了三江源。因此,从元、明开始,许多科举出身、有较高文化造诣的官员们开始组织人员编撰有关西陲尤其是三江源地区的地方志,也有一些学者把亲身的经历与考察用文字记录了下来。他们为三江源地区留下了宝贵的文字材料,也为外界了解这个地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三江源史志概述
因为历史上三江源地区地处偏远,中原王朝对它的了解和记录又十分粗浅和零碎,所以,留下的历史资料相当少,“旧志所载,寥寥若晨星”,“杞宋无征,文献澌灭”。现知最早进行方志编撰的是明嘉靖时的张莱,他曾“草创西宁卫旧志”。但对于张莱其人及他的撰述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也没有见到文献资料记载他的“草创”是否付诸实施。现在可知的有关三江源地区的地方志等史书与调查记大约有下列数种:
史书方面的有:
1、《万历西宁卫志》(佚)
(明)刘敏宽、龙膺修,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刻本。据乾隆《西宁府新志》卷21称“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兵备刘敏宽、同知龙膺修《西宁卫志》成。今不特无刻板,即当年印行者,遍觅仅得宦迹及艺文数卷。使其尤存,必不似现行西镇志之陋劣舛错也,惜哉”。
2、《西宁府新志》四十卷
这是我省现存旧地方志中部头较大,内容丰富,编写也特别得法的一部志书。虽为府志,但收集材料超越府属行政区域的范围,对青海牧区和西藏的情况记载颇详。
3、《西宁府续志》十卷
(清)邓承伟修,张阶卿、来维礼等纂。清光绪九年(1883年)修。抄本藏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卷一舆图,卷二地理志,卷三建志志,卷四祠祀志,卷五田赋志,卷六武备志,卷七官师志,卷八献征志,卷九纲领志,卷十艺文志。此书“起例发凡,立纲分目,悉遵杨公新志”。丹噶尔、循化两厅以杨志所无,记载较详。纪事与杨志紧接,至光绪四年(1878)止,颇有参考价值。
4、《民国西宁府续志》十卷
(清)邓承伟修,基生兰续纂。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铅印本。藏青海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刊印邓承伟光绪《西宁府续志》卷二至卷十(卷一舆图末刊),卷二地理志改编为卷一,其他备卷顺序依次提前一卷,第十卷由基生兰补光绪四年后至民国十七年(1928)建省时止资料。基生兰系西宁名儒,编撰此志时,他担任西宁县教育局局长、省建设厅科长、省政府秘书处科长等一系列重要的行政职务,具有很多资料方面的便利。而且,他为人耿介正直,具备很出色的史德和史识。这决定了此方志具有较高的价值。
5、《光绪大通县志稿》一册
原书藏浙江省温州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有油印复制本。无著者及修纂年代。但大体可以断定为1906年至民国成立前的抄本。
6、《碾伯所志》
(清)李天祥于清康熙间纂,抄本。李天祥于清康熙四十六至五十年(1707年至1711年)任碾伯千总,估计抄本成于此时。原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有复制本。编纂时间在青海省诸县志中最早,其收集的资料亦较珍贵。此书由梁景岱曾鉴定过。
7、《宣统丹噶尔厅志》八卷
(清)张庭武修,杨景昇纂,清宣统二年(1910年)甘肃官报书局铅印。此书主要是为修《甘肃通志》备采。光绪三十四年完成。该书的特点是“史论结合”,很多议论非常精彩,如:“风气固陋,苟安者多而进步者少。况乔野之习,远逊于文明;涓涓之流,难达于沧海。……则丹地虽陋,终不以穷僻而囿人也。……才不择地,岂于边陲而有所靳耶……穷边隔塞,事事向隅。盖以风气固陋,苟安者多而进步者少。”“(丹噶尔厅)农工商虽皆实业,而振兴无术,改良无自,固滞而不思变通,守旧而不谋维新。”对地方的保守性多有批判。这可能是任何一个外来者进入三江源地区的切身感受,张庭武很坦率地把它说了出来。
8、《顺治西镇志》(亦名《顺治西宁志》)
(清)苏铣纂,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刻本,现藏天津图书馆。
9、《大通县志》,刘运新修,1919年湘人廖傒苏游历来此地,受当时的令尹委托编撰。
10、《贵德县志稿》,1929年由姚钧修撰。
11、《西北史纲》,贺岳僧著,1943年由文信书局出版。
12、《青海志略》,许公武纂,1944年修,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近代以来,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渗透,国事危机,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西陲,他们亲履其地,考核一方文化,并著述成篇,对于祖国的统一和边防的巩固,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此亦可见研究、探讨边陲的历史文化,它的意义是重大而迫切的。考察、调查记最著名的有:
《湟中行记》,阔普通武(?)著。收入《豹隐房丛集》,1978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玉树调查记》,周希武著。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此书对玉树二十五族的部落、山脉、水道、地形、政治、宗教、风俗、实业、掌故等纵横古今,来龙去脉,记载详明。
《青海风土记》,杨希尧著,1929年新亚细亚协会铅印本。杨希尧曾为青海建省后第二任教育厅厅长,任职至1937年。此书存青海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
《最近之青海》,青海省民政厅编,由当时的青海省民政厅长王玉堂主编,1934年铅印本,藏青海省图书馆。有大量的风土调查材料。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一度迁到洛阳办公。国民党中央曾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以洛阳为行都,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此时国民党政府认为西北是中国未来生命之所系,决定开发西北做长期抗日的根据地。1932年11月,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一批社会名流、实业家、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对西北进行调查。他们创作了一大批这方面的书籍。包括:
《西北》戴季陶编,1931年,新亚细亚学会。
《西北旅行日记》,郭步陶,1932年,上海大东书局。
《到青海去》,顾执中、陆诒著,1933年,商务印书馆。
《西北视察记》陈赓雅,1936年。
《西北考察日记》顾颉刚,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
……
这些书籍,以创作者本人的亲见实感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三江源地区的行政建制、地理环境、民族关系、风土人情,很多人对这里的教育、民风等倾注了较大的精力,对今天了解三江源地区人们的生活习俗、文化等非常有帮助。
(二)《西宁府新志》四十卷
杨应琚(1696-1766),自佩之,辽海人,清康熙间进士。雍正十一年因罪贬官,任职西宁道。乾隆元年再任西宁道。后累迁两广总督,调闽浙总督,再移陕甘总督。拜东阁大学士。乾隆三十一年(1766)任云贵总督。时滇缅间土司屡与缅人冲突。他到任后,督师攻缅。遭缅兵反攻,战败。被清廷召还,削籍逮问,赐死。
杨应琚在青海“前后两度观察斯土,相阅十七八年”。尽管是“待罪于兹”,但仍然“深以为虑”,在任上没有丝毫的懈怠,仍能励精图治,“举于课士、训农、通商、惠工、授方、任能,靡不殚尽心力”,得到了地方上很高的评价。他的学识在当时享有盛名,“其为人学识并裕、文武兼资,当时甚为钦仰”。而他在文化史上的成就也令人瞩目。乾隆十一年七月至十二年五月,历时十一个月,编撰出《西宁府新志》四十卷。书成之际,杨应琚在《自序》里将编撰过程及目的予以陈述:“撰次校对,咸出余一人之手。噫,惫矣!虽然,自余总角受书,矻矻诸史,继困场屋,未能登玉堂,秉史笔。今于一郡之志,得以上下数千年讨论排纂,上扬国家之休光,下阐忠臣、烈妇之潜德,亦一时之遭。”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杨应琚个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编纂这样一部巨著的辛苦,也能体会到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治史的热情。有学者评价说它是现存地方志中部头最大、内容最丰富、体例最精当的一部志书。因为杨应琚的工作,三江源地区许多宝贵的资料得以保存,纂修《大清一统志》所需的当地材料完全仰仗《西宁府新志》。直至今日的有关研究还是需要大量采纳这本书的材料的。而在他的这本书后,又有连续两部续作出现。所以说杨应琚在青海史志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发凡创体之绩、博采精选之劳。他的成就,实在令人钦羡。
除了开创之功、资料齐备的特点外,《西宁府新志》还有很多优点:
首先是超凡的史识与史志中流露的对边地民族的情怀。在许多问题上,杨应琚能不惮提出自己的看法,“间有论断,使是非判然”。如民族问题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敏感问题,清政府又是一个以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能无所畏避,根据青海是边陲之地,各民族一直处在各种各样的纠纷中的情况提出:民族的斗争及在斗争中的融合到最后实现统一,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最终的融合也一定可以实现。大多数史书,专注在平定夷狄之乱的过程,而对于如何保持边鄙的长治久安,则基本只能记录当时一些主要政治家的观点。而杨应琚,因为有实际的管理边陲的经验,处理过许多民族纠纷,“洞夷情而固民气,虽老于边事者,犹噤不敢出一语以相难,况沾沾出目睫之论者乎?”他的观点,既来自现实经验,又在现实中得到了检验,旗帜鲜明,表现深透。再如他对三江源地区文化性格的描写:“惟是宁郡,自汉时设县以来,已属内地。而后屡为羌戎所没,且逼近青海,习俗颇异。高上气力,轻视诗书,尚鬼信巫,乡饮不举。而位兹土者,文武虽代不乏人,或开疆拓地,或积粟屯田,厥功茂矣。然多以战备为急,故泽宫卑隘,士气萎靡,百年之久,杳无乡荐。不知文武并用,乃为长久之术。”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热情,对国家、对所治理的这一方水土,以及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民,他从不静默旁观、高高在上地说三道四,而是对一切都感同身受,表现出巨大的悲悯的情怀。比如,很多正史中对边疆民族生活习俗的情况的描述基本是持有猎异甚至嘲弄的心态,他主张各民族可以充分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反对对他民族习俗的指责,“相时而制,溯源而行,何必改作?”单从语气我们就可以感觉出他对边地人民情怀的深厚。
其次,是此书语言的神采。陈銛评价它是“详细美备,直追前史”。“史官之才,在用其实”,杨应琚说他在写作时严格尊重历史事实,“不敢以易心乘之,不敢以浮词间之”。但是,客观不等于刻板,《西宁府新志》的语言精当而不枯瘦、朴质而不粗陋、错落参差却仍然气脉贯通。试看下例:
湟中郡邑自汉魏以来,举废靡常,非依编年法特书分注,则不能通贯明晰,于是尽猎历代诸史以至典章暨文集家乘,凡关大事为一志,翻阅之际,上下数千年,其得失利害如指诸掌。非故为矜博,实便于后人。
这段话长短句交杂,句子也很长,可以看出是完全出于表达的需要而没有作任何的修饰与剪削,但是句群在错落中保持了贯通的气脉。整个句群张弛有致,在长串的散句后以一骈句收束,简洁有力。《西宁府新志》中类似概括力、表现力都很强的句子很多,如“国有史,郡有志。志者,一郡之史;史者,天下之志也。”“爱礼不胜爱羊之心,重武逾于重文之念。”等等,都说明了这本书的文笔优美。
第三点,是体例方面的用心。杨应琚认为“志为史之先资,贵详而有体。”他在全书体例的编排上下了很大功夫。《西宁府新志》共四十卷,分为十纲,纲后列子目,有些子目尚附有小类。首卷先列《舆地图》十幅。十纲即1、野志,2、地理,3、建置,4、祠祀,5田赋,6、武备,7、官师,8、献征、9、纲领、10、文艺。《纲领志》是他的独创,“是现代大事记的权舆”。编年和断代的结合,既照顾了历史脉络的清晰,又不会限制具体内容进入志内,故陈銛评价说:“其志也,而史矣”。加上杨应琚“精笔削,密鉴裁”,做到了真正的“通贯明晰”。
(三)《循化志》八卷
龚景瀚撰。龚景瀚(1747——1802年),字海峰,福建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人。清高宗乾隆三十五年(1770)进士。龚景瀚先后在甘肃、宁夏的靖远、中卫、平凉、静宁、固原等地做过知县、知州,政绩卓越。乾隆五十七年(1792)为循化厅同知,两年后调任陕西,最后官至兰州知府。
《循化志》主要反映清乾隆时期循化地区的地方史事,分为八卷。卷一为建置沿革、形胜、疆域,卷二,山川、古迹、关津、城池,卷三,营汛、兵粮、官署、仓廒、学校、义学、驿站,卷四,族寨、工屯,卷五,官师、土司,卷六,祠庙、寺院、人物,卷七,水利、农桑、经费、风俗、物产、盐法、茶法,卷八,夷情、回变。芈一之先生称赞此书“组织贯穿,资料简当”。全书文笔流畅,材料来自文献档案,严谨可信,对当时循化地区流行的错误观点尚能加以考证纠误。虽然没有艺文目,但许多重要的艺文资料已揉合到各个类目中去了。
龚景瀚在书中提出了国家对待边地官吏的一系列问题,这在其他志书中是不多见的。如要求增加官员的编制,充分放权,提高他们的俸禄等:“国家设官之意,安边之略。官其可以数易平哉?得其人而久任之,优之以俸禄,假之以事权,使之无内顾之虑,则会诚亦无西顾之忧。孰得孰失,当早计之矣”。他还在卷七《经费目》中提到循化的下层办事人员“既远离父母妻子,又自糊其口,势不能赡”,结果“以渐散去”,导致人员的紧缺,而上级官吏也因为待遇过低,“谋衣食之不暇,而能尽心于地方之事哉?”他呼吁“使之则必报之。虽国家经费有常,在当事者之善为调剂矣”。
作为一个小邑,循化本身的材料不会很多,很多东西没有构成一卷的分量,所以需要将几项内容并为一卷。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将有些内容组合得比较好,如卷八将“夷情”、“回变”排在一起就比较适合。但是有些被龚景瀚编在一卷内的几个目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如卷六将“祠庙”、“寺院”、“人物”放在一起显然有问题,因为前两者均属宗教范围,而后者编者意在旌表儒学人物,两者之间的差距显然太大。卷一和卷二之间的安排也不是很合适,他们之间多少有一些交叉。当初编撰时,应进行更仔细的斟酌才对。
序跋能提供大量的有关书籍的资料,而《循化志》本身既没有注明成书年月,也没有任何的序跋,这也是此志的一点小小不足。
(五)《玉树调查记》二卷
周希武著。周希武(1885—1927),字子扬,甘肃天水人,是清末民初杰出的文化名士。1914年曾跟随勘界大员周务学(本斋)由兰州取道西宁,进入青海玉树地区。勘界任务结束后,他留在了青海,成为马麒智囊团的一员。1925年,他入秦川,出潼关,逾河南,南下江、浙,游览名山大川,遍访名家达士,并与梁启超结识。1928年,因国民军入青问题而在甘青军政界决策阶层中,出现不同政见。以周希武、黎丹等人为首的一派认为,应该迎接国民军入青,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权力交替的问题。而军界中实力派人物则坚决反对,拒不交出军队。因而西宁至兰州间,乱军杀人越货,道路不宁。七月间,马麒派周希武、朱绣等一行五人前往兰州,迎接国民军,恰谈有关和平解决时局问题。二十五日,周希武等人行至老鸦峡莲花台时,遭到袭击,周希武罹难,年仅44岁。
《玉树调查记》是周希武在1914年调查玉树地区的记录,目的是要解决玉树二十五族的归属问题。周希武参考旧时档案,结合实地勘察,将途经的山水源委、 形势要隘、风土方俗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此次勘探使得北洋政府最终决定玉树归甘肃省两宁总兵督辖。《玉树调查记》出版于1919年,它不仅“无单词只字向壁虚构”,揭开了玉树的神秘面纱,为人们认识玉树提供了翔实而准确的第一手资料,还驳正了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准备承认玉树地区为外藏的荒唐行径。书出版以后,深受海内外学者重视。地理学权威张其钧称其书为“很有价值的民族史志”,方志学家林传甲说“今读周子书,益知玉树天产、地质、人情,如身历其境,诚大中华青海地理志之蓝本也”;日本学者佐腾长在所写《清代青海拉萨间的道路》一文中,也多处引用此书原文,且评价甚高。
对于中原人士来说玉树地区历来是文化的空白区,“荒落僻远,学人足迹罕至,至者又率不学,不能抉摘稽比”,而周希武的著作“以供当代士大夫考证,兹足憾焉”。他自述创作此书的目的“为经略青海之嚆矢,并以质世之留心边事者”。这本书在三江源地区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该调查记的特点之一是体例的精当。它分为部落记、山脉记、水道记、地形记、政治记、宗教记、风俗记、实业记、掌故记、考证记等十部分。各部分之间条理分明,没有勾连而又共同凝结成一个有机体,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玉树地区各方面的面貌,而且图文并茂,对研究青南藏族史有着极宝贵的参考价值。
其次,作者的观点在书中有鲜明的体现。周希武一行调查的目的是要决定玉树的归属。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充分认识到了玉树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玉树不保,势将北扰蒙古,祸必中于湟中;东煽果洛,患且及于洮、岷。……今国家纵不能急切图藏,岂可坐令玉树为之资耶?”周希武在《自序》里指出了玉树重要的军事意义并提出了振兴玉树的方略:从西宁开始逐渐向玉树地区“拓殖”,假如“兵屯既列,亭障相连,道路无虞,来往玉树者渐多,然后以兵保商,以商兴屯,以屯足食,而瘠陲可化为沃壤。玉树之植基既固,即可联络川边,以为制藏之计。”这些对于帮助北洋政府制定政策,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对于藏区经济发展,巩固国防,也有积极的意义。
《玉树调查记》的第三个特点是对于藏区的风俗着墨较多。如他很欣赏对保留在藏族同胞身上的古风和尚武习俗:“甲族之人杀乙族之人,乙族出兵以报之。而其出兵也,虚张声势,迟廻不前,以待丙族之调停。苟甲族服罪、输财,则兵立罢。即至决裂,交绥亦不过戮一二人而止,不多杀也。盖犹有古封建时代之遗风也。”而对于玉树地区少数民族生活方面的某些习惯,周希武则不能做到宽容与理解。如天葬,他说:“噫!野蛮之惨无人理,一至此哉!”对于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也颇多微词,“男女终岁不沐浴,不栉发,蓬首垢面,狞恶可畏。女子又有面涂酥油及牛血者”,“此内地人不能一日居者,然番族则习而安之,不知为苦云。”他期待以自己的文化来影响和改变藏族民众,并且做好了长期卓绝的思想准备:“聚尘鸟葬,兽心未革,立教易俗,匪伊朝夕。” 周希武的这些认识,代表的是很大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对待少数民族文化的态度。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交融,如何做到既避免搜奇猎异,又不强加于人,“度”的把握十分重要。只是,我们今天应该充分肯定周希武的出发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三江源地方的稳定、进步、发展。这也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的结果和将来共同努力的目标。
总之,通过对三江源地区特殊的地理与历史变迁、人文景观的通论概览,我们可以说,三江源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政治、文化等意义。今天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呈现出水乳交融的一个共同体,是历史地形成的。而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上统一的文化精神,更是神奇、深厚,耐人寻味。从三江源地区的历史文化这一视角,我们也能体会到中华文明的江河兼济、南北汇聚的兼容特性,能够明白在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发展历程,经历了那么多的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中华文明仍然能够在异域和异族文明的交流、冲突和碰撞中保持生机、活力的真正原因所在。
青海省地处三江源,这里曾经是炎黄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拥有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灿烂的历史文化和伟大的民族文化精神。因地域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种种因素,决定了三江源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祖国文化具有共性的一面外,又具有着十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据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在距今3万年前,青海境内就有人类活动着;1980年在青海贵南县拉乙亥(今龙羊峡水库淹没区)出土了1489件文物,后经专家们认定为中石器文化遗存,距今约6800年,这批文物中,不仅有加工谷物的磨器,还有精致的骨锥骨针;而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遗存,则更是遍布青海东、西部,尤以出土的彩陶而著称于世,仅乐都柳湾墓地一处就有1300余件精美绝伦的陶器被发现;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盆,内壁绘有15人3组舞蹈场面的图案,和同德县宗日遗址出土的绘有24人分组集体舞蹈画面的舞蹈纹彩陶,则雄辩地说明了青海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文化艺术的起源是很早的。在青海境内的考古发现中,属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尚有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诺木洪文化。齐家文化除精细的磨制石器和精美的烧制陶器外,还出现了冶铜业,贵南县尕马台遗址出土的七角星几何纹铜镜,和西宁市沈那遗址出土的巨型铜矛,标志着三江源地区的历史文化进入了新的时期,即“青铜器时代”。辛店、卡约、诺木洪文化类型在三江源广布,这些遗存表明农业有了发展,畜牧业和狩猎业是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有制陶、纺织、冶铜等,特别是经过染色的毛纺品和牛皮做成的革履的出现,说明当时青海这块地方已有较高的工业技术水平。从书面记载我们得知,从先史至近世的青海是古羌人活动的场所,殷、周时期,青海为“羌戎之地”,而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乃至马家窑文化,以时代和地域而论,亦应该是羌人文化的遗存,至少也当属“先羌”文化的范畴。当中原历经夏商周三代步入文明时代后,生活在青海地区的古羌人也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迈入青铜时代,并创造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江源这块地方,千百年一直传唱着有关西王母的神话故事,更为青海古老的文化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据《山海经·西次三经》说:“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司天之厉及五残。”又,《穆天子传》说:“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执玄圭白璧以见西王母,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酉,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天天,山隳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曰:‘于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氏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又《汉书·地理志》记载说:金城郡临羌县“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应作澪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莽曰盐池。”则知西王母神话来源于昆仑之丘,而这昆仑之丘,其地就在今青海地区。《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载的西王母虽是神话传说,尚谈不上信史,然亦有当时的历史影子在。所谓西王母“司天之厉及五残”,则说明了她是世俗兼领神权的羌人部落联盟的首领,而“蓬发戴胜”、“善啸”,与穆天子相会瑶池之上,能赋很雅正的诗,更说明羌人文化艺术的繁盛情况。
三江源地区,是古氐羌生息活动地的主要所在。至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秦俘去为奴,逃回湟中地区后把秦人的农耕、畜牧技术带回了湟中,教民以田、畜,湟中羌由此便得以发展壮大。西汉时,在河湟故地设置河西郡,不仅汉文化从此远播河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青海地区与中原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渐次趋向统一。尤其是赵充国受命在河湟地区屯田,不仅西起临羌、东至浩门的2000余顷土地得到了有效开垦,而且由于大兴水利,“缮乡亭”、“浚沟渠”、“治湟陿以西道桥七十所”,更是促进了青海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来自淮阳、汝南等地的士兵,更是把中原文化通过“军屯”的形式传到青海,推进了青海地区羌、汉等民族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大交流。到了东汉时代,由于河湟羌人更进一步强大,东汉王朝出于安边的愿望,把一部分羌人内迁入秦陇地区,旨在分散河湟羌人的势力,“但东西环境迥异,而游牧与农耕生活习俗又一时难于调和,致使酿成东汉的‘羌祸’。”为了控制和发展湟水流域,马援在平定陇西、金城羌乱后,于是奏请朝廷“悉还金城客民”3000余口,开导水田,劝以耕牧,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在羌人内、外迁徙移动的过程中,不仅促进了汉、羌民族的大融合,而且也促进了文化上的大融汇。
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迭起,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严重受挫,而地处边陲的青海,虽先后为魏、晋、前凉、前秦、后凉、西秦、北凉等政权所统辖,但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亦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尤其是立国于三江源地区18年的南凉政权和享国363年的吐谷浑政权,在青海历史文化上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南凉政权,是鲜卑秃发氏所建立。据《晋书·载记》云:其八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今甘肃靖远县东北部),西至湿罗(今青海大通县以西),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镜),北接大漠(今宁夏阿拉善腾格里沙漠)。”公元397年,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年号太初,是为南凉建国之始。至太初三年(公元399年)正月,乌孤迁都于乐都,广纳各族各方人才:“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俊;阴顺、郭倖,西川之德望;扬统、杨贞、卫殷、麴丞明、郭黄、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晃、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乌孤广罗才俊,为南凉建国奠定了基础,自不待言。而上述人才中尚有青海当地的豪强如麴丞明等,有秦雍一带的世族如赵晃等,有中原知名人士郭韶等;既有少数民族人才,更有包括今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地的汉族士人,他们共同参与南凉政权,而“乌孤纳苻浑之策,治兵以讨不宾;鹿孤从史暠之言,建学以延胄子,遂能开拓河右,抗衡强国。”则说明他们“在戎马倥偬之际,能课农桑以发展生产,劝吏治以安定地方,兴学校以培养子弟,重人才以加强争衡,这不仅为傉檀的恢复祖业奠定了基础,建立了规模,而且为当时的青海的东部地区引进中原文化,特别具有历史贡献。”而南凉文化,也和前燕、后燕、前秦、后秦、前赵、后赵一样,受中国文化的涵蕴熏陶,思想信仰,既渐称同,民情风俗,亦趋同一,汉文化与鲜卑文化交融汇合,形成了具有青海地方特色的三江源文化,而在民族关系上,终于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将青海文化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此后,在今青、川、甘、新立国的吐谷浑族,享国长达363年,历时五代22王。吐谷浑原为辽西鲜卑的一支,西晋末西迁至黄河上游,东晋时曾以沙州(今青海贵南穆格滩)为根据地,并一度以浇河城(今青海贵德)为首都,到了北周时期又定都于伏俟城(今共和县石乃亥乡铁卜加古城),其最盛时的疆域东起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至今新疆若羌且未,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由于吐谷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从事畜牧业,尤擅长养马,《魏书·吐谷浑传》云:“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母)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也。”又,《南史·夷貊传》(下)说:“有青海方数百里,放牝马其侧,辄生驹,土人谓之龙种,故其国多善马。”吐谷浑不仅养马业发达,兵器制造、采矿冶炼亦较为先进,史载“控弦之士二十万”,“兵器有弓、马、甲”,则说明了吐谷浑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吐谷浑国交通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当在青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北史·吐谷浑传》说,公元553年,“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又,《梁书·诸夷传·河南王传》云:“其使或岁再三至,或再岁一至。其地与益州邻,常通商贾,民慕其利,多往从之。教其书记,为之辞译,稍桀黠矣。”这说明吐谷浑不仅与南朝汉族政权进行朝贡贸易,而且在双方边境进行互市和民间贸易,开展民族文化交流。且商团庞大,备有翻译、向导。距今人的研究表明,吐谷浑商业的繁荣,是与吐谷浑所处丝绸之路的要冲——青海道分不开的。自汉以来,河西走廊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魏晋以还,因战事纷争,丝路阻断,西域诸国所需丝绸等物,不得不改行祁连山南的青海道(羌中道)。青海道沿湟水西行,越过日月山,经过青海湖,跋涉浩瀚的柴达木盆地,向西抵达新疆。正是由于联系中西交通的青海路的兴盛,使占有此路的吐谷浑的地位日趋重要,国内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吐谷浑治下的青海各族人民担负起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重任,并树立了“游牧民族商业化”的典型。
北魏、西魏和北周在历史上曾次第统治过青海东部地区,特别是公元607年,隋朝在吐谷浑故地设置河源、西海、浇河三郡。公元609年四月,隋炀帝西巡河右,陈兵西宁,宴群臣于金山之上,进而把青海大部分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内,这对于促进经济文化之发展和祖国大家庭之形成,又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
唐代时,改西平郡为鄯州,辖有湟水(今乐都)、尤支(今民和古鄯)和鄯城(今西宁)三县;改宁塞郡为廓州,辖有化城(今化隆)、达化(今尖扎)和米川(今循化)三县。在青海历史上,唐、番间二度联姻,结为“甥舅之国”,意义尤为重大。文成公主进藏时所带佛像、经书、工艺品、绸缎、农作物种子及乐器、工匠等,和随之派留学生来长安学习,不仅有利于青藏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了藏族和汉族之间的兄弟情谊和藏族与祖国大家庭的关系,因此,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进藏所走的唐蕃古道,亦被人们称为连接汉、藏两族人民的“黄金桥”。历史上的唐、蕃关系的主流是和平友好的,但其间亦有一定的曲折。在唐太宗贞观以后,随着吐蕃势力的壮大,唐便在陇右和西域方面受到威胁,这样唐王朝与吐蕃处于对峙和联盟的局势,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唐军东撤,青海尽没于吐蕃。吐蕃于公元7世纪初崛起于青藏高原,并逐渐占领了包括今青海东部地区在内的广大河陇地区,因吐蕃统治者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羌族、吐谷浑及汉族等大量融入吐蕃民族中,所谓“一自萧关战尘起,河乡割断异乡春。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正是当时历史文化和民族关系的真实写照。9世纪时,吐蕃赞普朗达玛即位,实行尊苯灭佛的政策,西藏名僧藏饶赛、约格琼、玛·释迦牟尼来到青海,在今化隆的丹斗寺剃度喇钦贡巴饶赛为徒,传授佛法。贡巴饶赛遂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传法之始祖,今尖扎的阿琼南宗寺、智合寺,化隆的丹斗寺,互助的白马寺,平安的东寺和西寺,乐都的红岩洞窟以及西宁北禅寺和部分洞窟,当是此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说明了青海在藏传佛教传播史上曾发挥了主要作用。
11世纪初,唃厮啰政权兴起于青海东部,以青唐城(今西宁)为国都,政权强盛一时,幅员3000余里,人口多达100余万户。青唐城规模更是宏大,周回20里,分东、西两城,西城为唃厮啰统治者和部分汉族居住之地,东城则为各族人民和来自西城的商人居住区。唃厮啰政权重视和支持佛教,李远所著《青唐录》云:“城之西有青唐水(今西宁南川河)注宗河,水西平远,建佛祠,广五六里,缭以周垣,屋至千余楹……”,就是显例。公元1103年,宋兵进入湟水流域,改鄯州为西宁州。自此,西宁地名延用到了今天。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进军洮州,青海东部地区遂被纳入蒙古汗国的版图。蒙古帝国在占领西宁之后,曾设立西宁州,为元代甘肃行省所辖七路十二州之一。有元一代,在青海境内不仅有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等各族人民活动着,回族此时亦大量入居青海,有“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之称,同时,还有从中亚撒马尔罕迁居今循化的撒拉人,后来成为撒拉族。自元代以来,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在青海地区盛行,对各族人民的思想、文化及思维方式、经济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至此开始形成,且传承至今。
明初,改西宁州为西宁卫,下辖西宁、镇海、北川、南川、碾伯、古鄯六个千户所;在黄河河曲地带设置了石、归德千户所和必力卫,属河州管辖;在今柴达木地区及海北一带设安定、曲先、阿端、罕东四卫,属西宁卫管辖;青南地区又属甘朵卫都司属下答思麻卫户府管辖。到了清初,又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在青海东部设西宁、碾伯两县和丹葛尔、贵德、循化、巴燕戎格4厅。在牧业区由设于西宁的“钦差大臣办理青海蒙古番事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又划蒙古族为29旗;对藏族居住区设置千、百户,进行有效的管理。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了因俗施政、发展经济等措施,青海民族文化的空前繁荣,宗教文化的空前普及,儒学教育的规模弘大,可谓超迈前古;而寺院教育与经堂教育,更成为青海文化教育中的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此一时期,出现了汉藏建筑风格的塔尔寺及其艺术三绝——酥油花、绘画、堆绣,产生了兼有汉、藏、回风格的伊斯兰建筑——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花儿”、“拉伊”、“安昭”、三川热贡艺术和藏族长篇史诗《格萨王传》,将古老的三江源文化推向了高峰。
纵览三江源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青海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积淀深厚,意蕴绵长,特色独具:
首先,中国自古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青藏高原地区,由于民族众多,各民族之间不仅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友好关系,而且在文化上形成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交融汇通的局面,因之体现在文化特质上便呈现出多元性、宗教性、包容性和稳定性,故而与今人盛称的渭、汾、洛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游文化圈,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文化圈,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文化圈,以汉江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中游文化圈,包括辽东、辽西燕山地区的燕辽文化圈,鄱阳湖——珠江三角洲的华南文化圈,以及巴蜀文化圈、云贵文化圈、岭南文化圈等不同的是,这里地居江河源头,为炎黄文化的渊源所在,且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形成了以藏传佛教、伊斯兰、儒家文化为中心的独特风格的青藏高原文化圈。
其次,在青藏高原文化圈内,宗教文化又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徜徉于三江源地区,几乎处处都能感受到宗教文化的巨大影响:无论服饰、建筑、言语、文学,还是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日常行为,无不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同时,不论是土生土长的宗教,还是外来宗教,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能与三江源固有文化融为一体,呈现出本土化、地方化的特点,因而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在三江源地区并存着,同时亦受到三江源地区各族人民的尊重。如藏族、蒙古族、土族和民族杂居地区的汉族共同信仰藏传佛教,而青海藏族又同时多信仰关圣帝君和和文昌帝君,宗教上的互渗透、互相影响的特点十分明显。
再次,青海不仅有旧、中新石器的文化遗存,众多的文物古迹与色彩斑斓的宗教岩画,而且各民族人民创造了丰富的歌舞、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表演、服饰、文学等艺术形式,如多民族共同参与的六月“花儿会”,玉树藏族赛马会,海西蒙古族“那达慕”会,以及回族歌舞、土族婚礼曲、撒拉民居建筑与刺绣等,在三江源这片土地上传承至今,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且亦成为三江源文化的典型代表。
次之,青海文化的地域性、包容性、宗教性以及它与中华民族的内倾性,长期以来便形成了统一的文化精神:即在三江源地区,各民族人民在政治上共戴一个天,共同维护祖国的统一。特别是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青海董福祥部和满、蒙古、汉等各民族组成的部队,共御外侮;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抵制英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阴谋,西藏热振活佛和九世班禅大师与广大僧俗群众一道,宣传抗日,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面对古老而悠久的三江源文化,面对新的世纪,作为青海儿女,如何将祖先们创造的优秀文化传承下来,发扬光大,并使之代代相传,灯灯不息,是摆在每一位有识之士面前的迫切而紧要的课题。
(一)
源远流长的青海文化
一、西宁表里山河,为得形势。而历代得失,每在五郡之先
(一)灿烂的中华文明源头之一
考古材料证明,至少在3万年前,三江源地区就有人类在活动着,柴达木盆地便是他们的家园。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间,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格尔木河上游、沱沱河沿岸、可可西里采集到了一批石器,随即又在小柴旦湖东南岸的湖滨沙砾层中发现了与石器共存的原生层位及百余件打制石器。经碳14测定,它们距今约30000年。在格尔木南300公里的东昆仑山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古人类烧过的土、炭屑以及贝壳装饰品、石器等,它们距今已经有1万年。这些石器大部分经石锤直接打击而成,系旧石器时代之遗存。
自3万年前始,三江源地区的人类文明就一直绵延不绝,石器时代的遗址不断地被发掘出来:中石器时代的代表——拉乙亥遗址在龙羊峡水库淹没区被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代表——马家窑文化在民和、乐都、贵德、贵南有集中的呈现。马家窑文化以精美的彩陶著称于世,三江源地区不但有大批彩陶出土(仅乐都柳湾墓地就一次出土陶器13000余件),而且其中有不少富有文化意义和考古意义的精品,如大通县上孙家和同德县宗日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是我国最早的成型舞蹈图案:柳湾的彩塑裸体人像壶,大概是迄今已知最早的完整人体塑像等,这些均说明了三江源文明的久远与丰厚。
青铜器时代的青海文化主要有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等,其中卡约文化与诺木洪文化均在青海发现并以之命名。青海境内的青铜器时代遗址时间大约在前2900——前740年间,分布范围比较广,齐家文化遗址有430处,卡约文化遗址有1766处,辛店文化有97处,诺木洪文化有40处。结合史书《后汉书·西羌传》等材料的记载,学术界推定三江源青铜器时代的文明属于羌人早期文化。羌人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古老的民族,在西北的分布很广,但其活动的中心地区就在三江源。而据今人的研究,黄帝族和炎帝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也在今青海省的湟水和甘肃省的渭水之间,我省著名史学家李文实先生亦持此论。据此我们说,三江源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二)中外交通的十字路口
三江源地区,东接秦陇,西通西域,南交蜀藏,北护甘凉,形势险要,居军事要冲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一度还是东、西方贸易以及僧侣往来的重心所在。汉武帝最早派人寻找河源就是想在黄河源头建立一座城市以利于八方贸易。经过各族人民的长时间的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工作,历史上的三江源地区主要形成了以下几条道路:
1、古羌中道。此道西通西域,北去河西走廊。自金城(兰州西固)或甘肃临夏跨黄河,经今民和、乐都、西宁至青海湖,沿青海湖南北两岸西行,横贯柴达木盆地进入南疆。羌中道是属于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是中西方经济文化交通的纽带。此道历代相沿,长盛不衰。建中二年至元朔三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越阿尔金山进入柴达木地区,是史载最早通过羌中道的人。霍去病、赵充国都利用过部分羌中道。宋神宗时,拂森国向北宋贡方物,也走的是这条路。
2、古河南道,又名“氐羌道”,是以沙洲地区为中心建构的交通网。往东经同仁保安入土门关去和州,往东南去甘南,或经泽库、河南蒙古自治县下碌曲、松藩抵成都,东下建康;往西北越黄河去青海湖,或经吐屈真川同西去的羌中道相接。吐谷浑向刘宋、南齐、南梁遣使均走的是此道。西域各国的贡使,也屡经河南道往返南朝,而地处中亚的滑国(今阿富汗)及邻近小国与南朝往来,走的也是这条路。南朝的使者及僧侣也通过河南道到达过西域,如南齐建元元年的王洪范使柔然、江景玄使丁零,都经过了此道。历史上河南道与吐谷浑国家的产生、灭亡相始终。
3、河曲道,它以河州——贵德为主干道,东连甘肃,通向中原,连接和州、廓州、达化(尖扎县康扬西)、浇河(贵德)等地。
4、唐蕃古道:该道东起长安,渡渭水,跨黄河,越通天河、澜沧江、怒江,翻越巴颜喀拉山山口,至吐蕃首府逻些(今拉萨)。它是连接内地至西藏的一条重要的交通枢纽。此道贯穿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四省区,全长约3000公里,在青海省境内有1630公里,占全程的一半多。唐蕃古道将内地与西北、西南边陲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金玉绮绣,问遣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 。
先秦时我国通往中亚、欧洲、印度北部等地的陆路通道主要有三条:一是居延路(关中北上——阴山——居延海——天山——西域);一是河西路(关中——陇山——河西走廊——西域);一是青海路(祁连山南——青海湖——柴达木盆地——新疆若羌)。在这三条道路中,有学者认为“湟水两旁地广肥沃,宜于人类居住,况湟河河谷文化发达,由史前至汉,皆为人类活动甚盛的地方,史前遗物,到处皆是,与渭河及洮河流域相类似”,所以认为汉以前的东西交通是以“青海道”作为最主要的道路的。故著名史学家裴文中教授在《史前时期之东西交通》一文云:“汉以前东西文化交通的道路,似在湟水流域,不在河西走廊。”西夏占据河西走廊后,由于劫掠商人,使国际商路衰败,而由唃厮啰政权控制下的河湟地区就成为西域诸国与宋朝往来的主要通道。明清时期,唐蕃古道更是充当了内地与西北少数民族联系的交通主干道。
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上述道路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巨大十字,是中原与西域联系的主要纽带,也是西北、西南各民族的交通要道,维系着内地进入新疆、西藏、四川乃至中亚等地的交通生命线,对内地和三江源地区以及西部各地区之间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起了很好的系统整合功能。
(三)军事意义:大一统国家稳定的门户
“自三代以来,中国之患,恒在西北夷”。三江源地区由河湟谷地、河曲草原、环湖草原、噶斯草原、青南高原、祁连山地和柴达木盆地等几个区域组成,地域开阔,地形复杂,历史上基本是游牧民族聚居区。按照钱穆的分类法,人类文化精神主要有三类:农耕、游牧、商业。“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滋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亦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于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
三江源地区游牧民族本身的“内不足”及文化性格如尚勇武,易生变和反抗等,决定了游牧民族聚居地区的政局很难长期稳定,如东汉时的所谓“羌祸”,唐时的唐蕃之争,就是显例。从《西宁府新志》地理门所载古迹,如临羌故城,“汉置,……隋大业四年,吐谷浑为铁勒所破,走入西平界求救,诏宇文述出西平迎之。术至临羌,吐谷浑遁。”“安夷县故城,……汉置是县,……即今平戎城,……”,“倚郭县故城,……宋崇宁三年置。即今南川伏羌城地也。”“石堡城,在县治西南。……唐开元三年,吐蕃陷此城,……”,“神威城,在县西。唐天宝七年哥舒翰筑于青海上,吐蕃攻陷之,……”“古骨龙城,在石堡城。宋政和中熙和经略刘法大破夏人于此。后赐名震武城。”……,可知建筑确是凝固的文化,它从一个侧面形象地展现了当日三江源地区中原王朝与边陲少数民族战事不已、狼烟四起的情景。
“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从三江源地区的历史看,三江源长期处于封建王朝统治的边缘,中央政府的政治力量有时鞭长莫及。而一旦有事,派兵征讨又显得十分困难,因此往往出现了“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至于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彩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劳。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的情况。而三江源本身的交通枢纽位置、河湟谷地农业区的资源,使得它经常成为交战双方军事争夺的目标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中原政权必须依赖它为屏障来隔绝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的进攻。所以,汉武帝时中央政权就在此驻兵屯守,期望它能“阻塞羌胡交关之路,隔绝狂狡窥欲之源。又殖谷富边,省委输之役,国家可以无西方之忧”。对三江源地区尤其是其政权中心的西宁卫的重要军事意义,居此间近二十年的杨应琚总结说:
西宁表里山河,为得形势。而历代得失,每在五郡之先,其故何哉?盖兹郡一线东通,三面外暴,如以孤緪悬弹丸,掷之羌戎掌中。而又设有市口,诸货辐辏,不特五方杂厝,有不远数万里而至者。城中牝牡骊黄,冬日伏枥,常以数千计。乃堂皇篱落,自为中外。吁,危矣!……昔宋王韶谓:欲取西夏,必当先复河湟。明海夷火落赤云:留一部于海西,以为牵制,潜渡精兵,直捣洮、河,破其临、巩,则五郡皆囊中物。由此观之,西宁为重于河东西可知矣。
三江源地区经济落后,非但不能给国家缴纳赋税,而且还经常需要国家救济。戍边、战事所需物质“十之九皆取于内郡”,“而国家不惜帑廪以任用者,盖宁郡远通强虏,近逼羌戎,为河西之障,河西为河东之障,河东又为关中之障也。宁郡无重兵,则河西孤;河西孤则河东虚;河东虚则关中势弱。所谓唇齿相依,何其要哉!”由此可以看出,三江源地区得天独厚的军事位置,也是无与伦比的。
二、三江源地区历史文化的多元性
(一)三江源地区的行政建制
据考古研究和文献记载,三江源地区的最早居民是羌人,自殷、周始,便与中央王朝有着各种形式的联系。西汉中期以后青海东部地区已纳入中央政权郡县体制之内。汉武帝时,“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于元鼎六年(前121),在今西宁建西平亭,设护羌校尉,管理诸羌事务。元康三年(前63年),羌人返回湟水北岸放牧,诸羌占领湟中,攻打金城。公元前61年,汉派大将军赵充国率兵进入河湟地区,屯田垦地,诸羌归顺。汉王朝于是在今湟水中下游地区设破羌(今乐都县老鸦峡)、临羌(今湟中通海镇一带)、平夷(今平安县平安镇)等县。西汉末年,王莽设置西海郡,下辖环海五县,郡治在今海晏县三角城,其余四县在今海晏尕海古城、刚查北向阳古城、兴海支冬加拉古城和共和曹多隆古城。居摄元年(6年)羌人攻打西海郡,占领了青海湖地区。郡县制度在三江源地区的确立意义重大,它扩大了汉帝国的版图,加速了三江源地区的开发,促进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中原地区战乱迭起,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发展严重受挫,而地处边陲的青海,虽先后为魏、晋、前凉、前秦、后凉、西秦、北凉等政权所统辖,但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亦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尤其是立国于三江源地区18年的南凉政权和享国363年的吐谷浑政权,在青海历史文化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凉为鲜卑族秃发部所建,公元397年,始建都廉川(今甘肃永登),后迁都于落都、西平(今西宁市),建立地方割据政权。此后,鲜卑族慕容部的一支吐谷浑,西晋末年,西迁至黄河上游。东晋时曾以沙洲为根据地,并一度以浇河城(今贵德)为国都,至北周时定都于伏屹城,建立起自己的政权,统治青海长达363年之久。
公元607年,隋朝在三江源地区设浇河(治今贵德)、西平(治今乐都)两郡。三江源大部分地区归入中央政权统治之下。唐代时,改西平郡为鄯州,辖有湟水(今乐都)、尤支(今民和古鄯)和鄯城(今西宁)三县;改宁塞郡为廓州,辖有化城(今化隆)、达化(今尖扎)和米川(今循化)三县。在这一时期,吐蕃王朝兴起,时而与唐会盟,时而劫掠,边境少有宁日。公元757年吐蕃陷西平;次年,陷河源军、鄯城县,遂号青唐城。到了宋代初年,吐蕃王系后裔唃厮啰在河湟地区建立了地方政权,以鄯州为青唐城(今西宁市),唃厮啰与宋联合打击西夏势力,遏制了西夏侵吞河湟的野心,也使河湟吐蕃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生产环境。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进军洮州,青海东部地区遂被纳入蒙古汗国的版图。蒙古帝国在占领西宁之后,曾设立西宁州,为元甘肃行省所辖七路十二州之一。明初,改西宁州为西宁卫,下辖西宁、镇海、北川、南川、碾伯、古鄯六个千户所;在黄河河曲地带设置了石、归德千户所和必力卫,属河州管辖;在今柴达木地区及海北一带设安定、曲先、阿端、罕东四卫,属西宁卫管辖;青南地区又属甘朵卫都司属下答思麻卫户府管辖。到了清初,又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在青海东部设西宁、碾倡两县和丹蔼尔、贵德、循化、巴燕戎格4厅。在牧业区由设于西宁的“钦差大臣办理青海蒙古番事事务大臣”(简称西宁办事大臣)管理,又划蒙古族为29旗;对藏族居住区设置千、百户,进行有效的管理。
下面我们以西宁变迁之管来窥三江源这个全豹政权更迭的频繁:
古西羌所居,谓之湟中。汉武帝逐诸羌,筑令居塞。宣帝时赵充国伐先零诸羌,以其地开屯田,置破羌县属金城郡。后汉建安中分西平郡治西都县。晋初因之。东晋末,西凉秃发乌孤据为国都。后魏孝昌二年置鄯州,改破羌县为西都。后周置乐都郡。隋开皇初郡废,十八年改县曰湟水,大业初复为西平郡。唐武德二年复曰鄯州,仪凤二年置都督府,开元二十一年置陇右节度使,天宝初曰西平郡,乾元初复曰鄯州,属陇右道,宝应元年没入吐蕃。宋初属西夏,后为吐蕃所据,号青唐城,元符二年收复,复置鄯州陇右节度,三年弃之。祟宁三年收复,建陇右都护府,改鄯州为西宁州,后复属西夏,元至元中仍曰西宁州,属甘肃行省。明洪武十九年改为西宁卫,隶陕西行都司。清初因之,雍正三年改卫为府,领县二卫一,乾隆三年增领所一。
在三江源这个多民族的居住地,行政建制方面虽“因革屡易,或前大而后小,或古窄而今阔”,中央政府的管理亦时松时紧,然自古以来是中华民族的边陲之地与各民族共同所具有的向心力则一。正因为此,各民族人民在中央政府(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统一管理下, “蕃汉交处,各擅五谷、材木、毡毛,旌罽、湩酪之利,安帖咸若。其子弟虽素朴鲁,尚气力,亦复知诗书,讲礼让,敦古处,所在闻弦诵声不辍。”进而为三江源的开发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多民族的聚居与融合
三江源是多民族聚居区,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着汉、藏、蒙古、土、回、撒拉、哈萨克等民族。以清代大通、贵德为例,“民间情状,则见土屋穹庐,番汉交处,各擅五谷、材木、毡毳、旄罽、湩酪之利,安贴咸若。”据第五次人口统计显示,全省汉族人口和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是54.49%∶45.51%。从人口增长速度来看,少数民族高于汉族一倍多。(藏族1134236人,占总人口的21.89%;回族823463人,占15.89%;土族199470人,占3.85%;撒拉族95815人,占1.85%;蒙古族88829人,占1.71%;其他少数民族16442人,占0.32%。 与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242886人,增长了9.41%;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481728人,增长了25.67%;其中:藏族增加了222376人,增长24.39%;回族增加了184616人,增长28.9%;土族增加了36605人,增长22.48%;撒拉族增加了18812人,增长24.43%;蒙古族增加了17314人,增长24.21%;其他少数民族增加了2005人,增长13.89%。)
多民族聚居的局面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逐渐形成的:
最早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是羌人,本是炎帝之裔姓。前202年汉朝建立时,古代羌人居住的河湟地区尚处于秦、汉帝国的西塞外。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他们“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号”,“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他们尚滞留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氏族制阶段。羌人的先祖无弋爰剑是秦厉公时的奴隶,逃亡回来以后,“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爰剑教之田畜”。汉文帝继位前,匈奴赶走本居于河西走廊的乌孙人和月氏人,羌人臣服于匈奴。在与周边民族及汉族政权的交锋中,羌人的居住地不断变化,环湖地区、玉树果洛草原以及柴达木盆地都是他们活动、生息的主要范围。
大约在永嘉末年,最早生活在辽东地区的鲜卑族经过数十年的迁徙,进入三江源地区。据《晋书·载记》云:鲜卑秃发氏八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今甘肃靖远县东北部),西至湿罗(今青海大通县以西),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县镜),北接大漠(今宁夏阿拉善腾格里沙漠)。”公元397年,乌孤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年号太初,是为南凉建国之始。南凉政权虽在青海存在了18年,但对青海的开拓,贡献颇大。而慕容氏别部吐谷浑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争斗,与三江源的羌人达成和解,约在东晋咸和五年(330年)建立以吐谷浑为中心的与诸羌豪酋的联合政权。“吐谷浑族和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受汉文化程度较深。从吐谷浑王叶延开始,便已设置了司马、长史等汉官职,视罴时又任用秦陇英杰为谋主。……到拾寅时,更建立城郭,‘其居止出入窃拟王者’。……并由南朝引入佛教。这些事实都说明他们先于羌族广泛吸取了汉族的文化和佛教文化。”吐谷浑的外交政策是“远交近攻”。利用地理之便,通使刘宋,开展贸易,“招集秦、凉亡业之人及羌戎杂夷众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汉,北交凉州、赫连,部众转盛”。慑于北魏、西魏、北周的强大,吐谷浑向他们称臣奉贡,接受封号,但又割据一方,不受制约,所以也常遭“讨伐”。吐谷浑游牧于荒漠高原,地域辽阔,气候寒冷,北朝军队既无法一举歼灭,也不能长期驻剿,双方只有讲和、争斗,再讲和,再争斗,循环往复不止。与北朝的巧妙周旋保存了吐谷浑的国力,客观上也促进了民族融合的步伐。至隋炀帝时,吐谷浑才在炀帝的大规模进攻下放弃属地,南奔果洛。贞观时,吐谷浑完全成为唐的属国。显庆五年(660年),吐蕃开始大举进攻吐谷浑,唐未能给予及时的援助,导致立国363之久的吐谷浑在龙朔三年被吐蕃攻灭。吐谷浑时期,生活在西北地区的羌族、鲜卑族等完成了三江源地区又一次民族融合。
吐蕃王朝兴起于西藏山南,随着军事力量的强大,逐渐开始向青海扩张。它首先征服和兼并了藏北及青南的羌人部落,随即攻灭吐谷浑。在与唐朝的交往中,吐蕃时而结盟称好,时而寇边劫掠,甚至像清水之盟那样借盟誓机会伏击杀害会盟使,公然挑起事端。经过百余年的与唐朝较量后,吐蕃终于在上元元年夺得了包括青海东部地区在内的河陇地区,对境内的诸羌、吐谷浑、汉族等各部族采取了融合、同化政策;统一语言,藏语开始在青藏高原广泛流行。唐以后,大量的羌人及吐谷浑部落的人均融入到吐蕃族中,吐蕃成为当时三江源地区人数居多的一个民族。明代时称吐蕃为西蕃,也就是现在的藏族。清代把西宁及其周围的称为“蕃民”,有北山蕃民和南山蕃民。
元明时期,三江源地区出现了新的民族成分: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
回族:主要是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三江源地区回族的来源主要有三种:1、十三世纪初,随成吉思汗西征,被迫东迁的;2、经商、仕宦的商人、贵族;3、唐宋时经海道来中原经商、通使滞留于内地,元时被征发戍边、屯田的。史书称他们为“回回”。
土族:因为土族本身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学术界对土族的来源有下列几说:1、认为他们是吐谷浑的后裔。龙朔三年(663)吐谷浑被吐蕃并灭后,一部分东迁,大部分留居故地。留下的这部分除被吐蕃同化吸收的以外,其余的在河湟间繁衍、生息下来,成为土族先民。元明时期吸收了部分蒙古族人,发展形成今天的土族。2、阴山鞑靼后裔说。宋辽夏对峙时期,土族先民到河湟定居下来,到元明时期吸收部分蒙古族人发展而成。3、同仁的土族来源,主要是明初自内地拨来的屯民,也有一些是从民和三川迁去的。
撒拉族:本是中亚撒马尔罕一带突厥乌古斯部的一支,元初经新疆、河西走廊辗转迁居于循化境内。他们初来时人数较少,约1000人。经过长期发展,到明嘉靖时人口已达1万余人。他们在族群特征上比较多地保留了中亚民族高鼻深目的特征。
蒙古族:1254年,忽必烈率军从临洮南下,分三路远征大理,其中一路经卓格浪地区(今甘肃玛曲县、四川若尔盖县和青海河南县一带)。在那里设立了驿站、马场。这部分人最后留了下来,成为较早留居该地的蒙古族部落。忽必烈即大汗位后,管理范围延伸至三江源的很多地区,分封诸王,分别驻守。诸王带来了他们各自的部属,三江源地区的蒙古族人数剧增。元亡后,明政府设“西宁塞外四卫”安置蒙古部众,“卫”的许多职务仍由蒙古贵族担任。约从正德七年(1512)到嘉靖三十年(1551),河套地区的蒙古族发生内争,其中一部万余人逃至柴达木地区,占据西海,役使诸番。正德十年(1515)后,内蒙古东部的又一部落也来到西海,以后陆续又有蒙古族部落来此,为争夺草场和势力范围不断发生各种斗争,战胜者留下,战败者暂时退出,一段时间后,又会卷土重来。据今人的研究表明:从明末到清末,生活在三江源的蒙古族主要是从新疆迁来的和硕特蒙古部落等五部。
汉族:汉武帝时将河西走廊和河湟地区纳入汉帝国版图。为经营这里,汉族开始大规模移民。元鼎六年(前111),西汉政府在此设护羌校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移民的进入使得河湟地区农牧业有了长足发展。东汉一直没有停止过向河湟地区移民实边。在实边民户中,有的是关东贫民,也有的是秦雍世家,他们纷纷到这里建立家园。因此,尽管几经战乱,但河湟地区的汉族人数仍不断增多。东汉以后,中原板荡,张轨占有凉州,史称前凉。张轨对内团结汉人,安抚胡羌;对外尊崇晋室,争取关陇汉族的支持同情,同时,还招揽中原士人,以加强统治。在这种背景下,秦雍人口不断向河西迁移,张氏新设郡县亦随着不断增多。隋大业四年(608)秋,隋军伐吐谷浑,获得大胜。大业五年(609)隋炀帝亲帅大军40万,在今海北州与吐谷浑主力激战,吐谷浑国覆灭。隋于是在此新设郡县。为戍守这几个新设郡县,“发天下轻罪徙居之”。又在今贵德置积石镇,命彭城人卫尉卿刘权率兵屯驻,“大开屯田,留镇西境。在边五载……贡赋岁入……道路无塞”。隋朝在迁徙轻罪犯到西海戍边时,一些饱学的正直之士也被贬往青海,如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褚亮,被贬为西海郡司户。“安史之乱”时,驻在甘青的军队悉数东调,边防空虚,吐蕃乘势东进。在此后不长的时间里,陇右、河西各地相继沦为吐蕃治下。在上百年的吐蕃统治和强迫同化政策下,河陇五十万汉人(其中青海境内当有五六万人)融合在藏族之中了。北宋时,凉州政权和青唐唃厮啰政权在这里活动,“河湟之地遂悉为戎”。北宋神宗熙宁时,开始有规复今甘肃陇西以西兰、会、河、洮及鄯、廓等州之举,前后三十余年,史书称作“熙河之役”。后来宋朝经营河湟并拓农田二十余年。1127年宋室南迁,北宋军政人员退出河湟。尔后,金国、西夏争夺河湟地区近百年。到1227年蒙古大汗国军队破灭西夏,攻占今甘青等地。直至明代,由于在青海实行军屯和民屯,“汉族移民达到高峰。其中既有从征将士的留居和一些家族因功封职定居者,又有朝廷组织调拨的大量内地农户。实行‘移民就宽乡’的政策,使汉族人口比例大大超出了其他民族,汉族精于农业,拙于经商,耕读传家是其传统……使得边陲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重新活跃起来,掀起了自汉末以来的第二次汉文化高潮。”清代时,驻扎在三江源地区的官员基本上来自内地,据《循化志》卷五记载,循化厅同知均为内地人,其中也有满族人,以及来自包括云南、浙江、湖南、安徽等各省的人士。
至此,青海境内有汉族、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众多民族生存、发展着,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和民族迁徙、融合,三江源地区小聚居、大分散的多民族格局终于形成。
从三江源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可以看出,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民族及其历史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1、三江源地区土著的民族成分比较简单,只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才逐渐进入,出现了今天的多民族共存、共荣的局面。而之所以会有各民族逐渐进入这个地区,繁衍生息,发展壮大,关键在于三江源辽阔的空间可以容纳这些新的质素的加入。
2、三江源地区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带,民族文化多样(钱穆所说的三种文化类型在三江源地区民族中均有存在)。游牧民族占绝大多数,单纯从事农耕的民族基本是汉族移民。一部分定居河湟谷地的游牧民族也根据地理、气候等特点亦少量从事农业生产;回族、撒拉族有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生产的。
3、除汉族外,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坚定。在三江源地区,宗教是凝聚民族精神的伟大力量。
4、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复杂。宣战、讲和、盟誓、暂时屈服、反抗,似乎总处在这样一系列的循环过程中,但各民族人民始终能在政治上拥护中央政府,面对外敌入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又共同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5、各民族、部落之间也存在斗争,尤其是在游牧民族之间,有时较为突出,但民族间友好往来始终是三江源地区民族关系的主流。
(三)文化的交融汇通
“历史上诸民族永远互相接触,无论其方式为和平为战争,总之均为接触;有接触即有混合,有混合斯有同化,有同化则民族之成分即复杂而不纯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华夏族吸收了很多的异质成分,已“非复初时之华夏系”,今天的藏族也不是当年的吐蕃。三江源地区文化现象丰富而复杂,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文化类型:按生产方式可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按照宗教信仰可分为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道教文化;按照民族可分为羌文化、吐谷浑文化、藏族文化、蒙古族文化、土族文化等等。按照历史、地域又可分为昆仑文化、青藏高原文化、三江源文化等。但从整体上看,三江源文化呈现出交融会通的特色。下面,我们就简单地探讨一下三江源地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及其影响:
1、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交融
三江源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生态文化,使得它常常处于中原政权和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替统治之间,如唐时,它处于唐、蕃两大王朝之间的征战、对峙、和好的拉锯状态下;宋时,唃厮啰在青海建立的青唐政权又处在宋、金、西夏的交替统治下。因此,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三江源既是两朝友好通使的必经之地,也是双方正面交锋的战略前沿。无论是友好往来还是厮杀掠夺,从客观效果上看,都直接造成了各民族在语言、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全方位的交汇乃至交融。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语言我们将列有专章论述。下面,仅围绕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展开。
首先,随着各民族之间的频繁往来带来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后汉书·西羌传》中说最早居住于河湟地区的羌人的生产方式有两种,即狩猎与游牧:“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后来“爰剑教之田畜”,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得以在河湟谷地扎根。汉代赵充国屯田,大量的汉人进入三江源地区,农业逐渐发达起来。河湟谷地的有些游牧民族也根据当地的气候、水土条件或放弃了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而以农耕为主,或半农半牧。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随着民族间的交往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唐代,随着与吐蕃的通好,尤其是文成公主入藏,农业、手工业等随之进入藏区,处于江河发源中心地带的玉树、果洛地区,也受其影响。据1950年调查,玉树有可耕地二万七千一百亩,果洛有一万一千余亩,主要种植青稞、豌豆、小麦、土豆等。这些地方的耕作方式和纯农业地区有所差别,玉树地区是“种收田禾,皆听命于活佛、喇嘛。彼言何时种收即于何时种收。收割只按顺序,不论生熟。如自东而西收获,虽东方尚青,西方早熟,亦须先东后西。”果洛地区的土司还用法律规定了备肥、下种等的时日,违反规定者将受到惩罚。如此耕作,收成如何可想而知。但是,它毕竟使得牧区的粮食来源多了一条渠道。
至于生活方式方面的互相影响,则几乎可以说是俯拾皆是。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唐朝的大量少数民族用具、艺术等进入中原,我们可以看出中原民族对边陲民族文化吸纳的痕迹和少数民族对中原生活方式的影响。中唐诗人张籍曾赋诗云:“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司空图的诗里也写到了这种文化交融的现象。同时,中原文化对边陲的影响亦是相当的明显和巨大的。汉唐以来,少数民族“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便是显例。历史学家的记载尤为真实、客观:“盖以羌番边儌之地,得承皇清列圣之恩,衣冠文物,渐与华同”,“其(蒙古族)近边者,少半濡染华风,筑土室而居之,且耕且牧。”……。茶马互市也是民族间互通有无的产物,“羌戎俱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而中原地区也同样存在着对战马、畜产品的需求。因此,三江源地区,不仅畜牧业发达,而且尤擅长养马,《魏书·吐谷浑传》云:“青海周回千余里,海内有小山,每冬冰合后,以良牝马置此山,至来春收之,马皆有孕,所生得驹,号为龙种,必多骏异。吐谷浑尝得波斯草(母)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世传青海骢者也。”……在三江源地区,由于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方式上,既能互通有无,交流生产经验,又能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劳作,共同开拓,从而促进了三江源经济文化的发展。
2、多种统治体制的并存
因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三江源地区的统治体制有郡县制、土司制、千百户制、盟旗制、政教合一制等多种。
据史书记载,羌人在东汉末年还停留在原始社会的末期。直至清代,在一些边远的游牧部落间还存在着氏族制的残余和血缘制的残迹,还有一些部落尚处于奴隶制阶段或者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的阶段。一些战争中的俘虏和破产的牧民成为了部落头人的塔娃、乌拉(奴隶)。在一些地方,僧侣组织在社会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如甚至可以决定庄稼的种植时间等)。所以,在三江源地区有多种统治体制:河湟谷地的重要城市是郡县制和“土流参制”,即中央政府委派官员主持地方事务,土官参与地方事务;稍远是政府为“以夷制夷”而任命的土官;再远的草原地区多数是由部落首领或者僧侣把持。而清政府对不同民族部落首领的管理方式也有差异,蒙古族是盟旗制,藏族是千百户制。多种统治体制共存于三江源这块土地。
从《西宁府新志》、《续志》等罗列出的明、清间的西宁府兵备道副使,清代的西宁同知、知府、西宁府经略、总兵以及大通、循化、丹噶尔厅等史料可以看出,这些地方的主要职位都是中央政府委任的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员。他们全部来自外地,为政府效力,督办地方事务,接受政府的监督。他们的任期一般不会很长。如清西宁府知府,自乾隆十三年至同治十三年年间共有二十九人到任,平均任期五年。官员的考课、迁转制是为了防止在一地长期据守,所产生的腐败现象或者结成的地方势力,但是其负面影响也不可低估。
土司制:在史书中被称作是土司,“宁郡诸土司,计十六家,皆自前明洪武时授以职,安置于西、碾二属。时是地广人稀,城池左近水地,给民树艺;边远旱地,赐各土司,各领所部耕牧。内惟土司陈子明为南人。元淮南右丞归附,余俱系蒙古及西域缠头,或以元时旧职投诚,或率领所部归命。嗣后李氏、祁氏、冶氏皆膺显爵,而建忠勋矣。迨至圣朝,俱被招抚。”
三江源的土官制最早开始于元代,当初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统治机构中,任用少数民族头人或酋长担任长官。因此,这些头领具有了双重身份——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和朝廷命官。他们既代表中央王朝,有指挥使、指挥佥事、指挥同知等官衔,又代表部落首领行使对当地的统治权。朝廷允许这些土司的职务、封地世袭(子女、妻、侄子、外甥、兄弟均可),其辖区的统治方式可以保持不变。他们主要在军事方面对中央政府负责,“治兵保塞”,“平定逆乱”。如果土司的属地处于交通要塞,则有义务负责使臣的迎送、接待等事宜。明朝时,土官制度广泛推行。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在雍正年间废除,即所谓“改土归流”,西南地区的地方官吏改由中央政府委派。而三江源地区的土司制度则一直持续到1931年,牧区的土司制甚至到了解放初。如洪武元年所封的碾伯副千户祁贡哥星吉直至乾隆时,子孙仍然世袭西宁土官。三江源地区土司大小不一,最大的土司有4000户,最小的土司只有62户。大土司中央政府会给他们发俸银,他们也需要给中央政府缴纳赋税,小土司则既没有岁俸也不需要缴纳赋税。
雍正初年,清政府统一青海后,把青海藏族各部从和硕特蒙古的统治下分离出来,查清田产,定贡赋,并给各部落首领授以千户、百户等职。千户、百户长的封号来自各自领地的属民户数。千户之上是总千户统管。各千百户长的责任和义务与土官一样。
政教合一的制度主要是在藏传佛教盛行的地区。唐武宗灭佛时,一批西藏地区的僧侣避居青海,佛教得以在此地广泛传播。十四世纪中叶,宁玛派、噶举派开始建寺。唐蕃古道上,僧俗往来不绝。随着佛教在三江源地区的广泛传播,寺院、僧人的数量剧增,一些寺院拥有了自己的庄园和属民,寺院对之进行政治经济的管理。随着庄园等的不断扩大和信众的增加,宗教势力就得以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直至把持地方事务。“宁属喇嘛咸有印敕,以本家子弟为徒,公然世袭,役使诸番,供其衣食。奢华靡丽,称为官府,联络青海(蒙古),欺凌贫民。”玉树地区由噶藏寺的胆巴国师主持,明代民和地区的弘化部落由弘化寺国师管理,灵藏部由马营寺禅师主持。许多部落的头人就是僧人。
不同的政治体制下拥有的文化会有所不同。复杂多样的政权在三江源地区的权力运作过程中,势必使得其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土司、活佛治下,宗教色彩、神秘氛围、强权政治等因素会很浓重,而中央政府委派来的官员,则又进一步在三江源地区大力宣扬忠孝节义等儒家思想。因此,三江源地区,儒家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 共同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三江原文化。
3、价值观念、文化精神的趋同倾向
多民族的融合,多种统治体制的并存,最终使得三江源各民族在价值观念、文化精神方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大于异,呈现出趋同的倾向。三江源地区的各族群众,自古以来相互杂居,密切往来,不仅民族亲和,团结和睦,而且共同形成了以崇尚诚信、与人为善,互相帮助、共舟共济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文化精神。遇有生病、建房及灾害、困难袭来,不论亲疏远近,不论血缘种族,都能伸出援助的双手,体现了亲情般的关爱。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各族人民都能做到热情好客,讲求礼仪,孝敬父母,尊老爱友等,这些传统美德和博爱精神,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灯灯不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评判一切的价值标准与准则,一直传承到了今天。
三江源地区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精神方面的差异,则又通过信仰、文学艺术等表现出来。和全国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相同的是,三江源地区儒、释、道并存;和全国其他地区不一样的是,三江源地区儒、释、道三教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
三、遥想与探源:历史上人们对三江源的认识与描述
(一)“历代视此地为异域”
试看下列史书对三江源地区的描绘:
《汉书》卷23《窦融传》云:归德毗连青海,地近羌胡,地僻人朴,高上气力……民俗质朴。
《汉书》卷96《西域传》云:
迫近西戎,修习战略,高上气力,以涉猎为先,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
又云: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
《后汉书》卷87《西羌传》:
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杜佑《通典·边防序》亦曰:
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掠,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他禁令。……甚耐寒苦,同之禽兽。”
《旧唐书》卷207《吐蕃传》上说:
寝处污秽,绝不栉沐。接手饮酒,以氈为盘,捻鋋为碗,实以羹酪,并而食之。多事羱羝之神,人信巫觋,不知节候,麦熟为岁首。围棋陆博,吹蠡鸣鼓为戏,弓剑不离身。重壮贱老,母拜于子,子倨于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后。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终。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广众,必以徇焉,其俗耻之,以为次死。拜必两手据地,作狗吠之声,以身再揖而止。居父母丧,截发,青黛涂面,衣服皆黑,既葬即吉。
《旧唐书》卷208《吐蕃传》下:
赞曰:西戎之地,吐蕃是强。蚕食邻国,鹰扬汉疆。乍叛乍服,或弛或张。礼义虽摄。其心豺狼。
《元一统志》也说:
土地沃燠,人尽愚。
《明史》进一步指出:
西戎遗俗,耕牧之外,惟好武事。”“民俗质朴,风土壮猛,人性坚刚慷慨。穴居野处,以采猎为生,以织毛褐为业。崇尚释教。荷戈执戟,防奸御辱之功居多。
综上可知,正史对所有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人们的风俗及地域性格的描述有下面几个共同点:1、质朴淳厚;2、尚武、勇敢、顽强、好斗;3、不讲礼仪、不守信用。后两点都与温文尔雅以及尚文、崇礼的华夏族的价值评价体系有冲突,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夷狄为患久矣”之观念,所以,“历代视此地为异域”。
( 二)从对西羌等态度看史家的国家民族思想
这个问题是上一个问题的深入,因为国家、民族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史学家们对三江源地区以及广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地风土人情等的评判。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大的问题首先应该是边疆的安定问题,强邻虎视,外患不断,人们就会有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故“安边境,制四夷,国家大业不可废也”。但中国历史上边疆安定的时候不是很多,“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因此,如何对待周边少数民族、以怎样的方式和他们相处就成为历代政治家关心、史学家大费笔墨探讨的问题。
综括地说,史学家的一致的看法有如下几点:
1、守在四夷
“和柔四夷以为诸夏之守”。和柔的目的有二: (1)消灭和四夷的摩擦;(2)以四夷做屏障,阻隔更远的侵伐。这种思想首先承认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生活大异其趣,文化上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亦即“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所以,要讲求德治,但也不放弃使用武力,以图国家的统一。在四夷对中央臣服的前提下,双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可以互通有无,尤其是边疆民族朝贡,中央政府一般回赠得更加丰厚。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是以大一统的思想和对中央政府权威地位的认同为理论前提的。这种治边思想较好地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对边疆地区的发展与稳定,都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汉唐以来的中央政府对待周边民族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持这种观点的史家很欣赏汉光武帝,因为他主张“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班固曾经随军出击匈奴,也曾参与与匈奴的修好。他的经历使得他也赞同“守在四夷”:“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靡不 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司马光亦持此论,“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今日收番,惟宁以旧居,安之习俗,偱疆圉荒服之故事,稽祖宗柔远之深仁,使之耳目如常在, 心志不惑。”
史家们从历史经验出发,认为历史上的“圣王”都是如此,现实也证明这种方法的效用是积极的、建设性的。所以,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持此论。
2、以华变夷
以华夏文化影响并同化其他民族的文化,具体手段就是武力、文化征服。刘歆称赞汉武帝“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此观点的思想基础是四海一家、天人相成的思想和封建大一统思想。《元史》也是这个观点。王安石曾赋诗指出具体的操作手段。诗云:“朝廷今日四夷功,先以招怀后殪戎。胡地马牛归陇底,汉人烟火起湟中。投戈更讲诸儒艺,免胄争趋上将风。文武佐时惭吉甫,宣王征伐自肤公”。
3、以夷制夷
利用少数民族上层进行自上而下的统治。清前期,由于政权尚不稳定,国力不太强盛,清政府采取恩威并举的政策,“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慑之以兵,怀之以德”而又偏于“怀之以德”的双重管理方针,从而给予少数民族中与中央政权积极合作的上层分子各种利益、特权和地位,实行怀柔笼络政策。
4、各随所便、和平共处
这种思想常常出现在国家疲于战事之时。边境之地往往地贫土瘠,边陲战事耗费颇大,“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至于假人增赋,借奉侯王,引金钱缣彩之珍,征粮粟盐铁之积。所以赂遗购赏,转输劳来之费,前后数十巨万。或枭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载路,牛羊满山。军书未奏其利害,而离叛之状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劳。暴露师徒,连年而无所胜。官人屈竭,烈士愤丧。”结果往往是“(敌寇)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武力打击耗资巨万,怀柔呢?“使彼因吾资以德其民,且饱而思奋,又时期窥我厌兵欲和之意,以为欲战欲和皆全在我。以故轻犯边陲,利则进,否则复求和,无不可者。”所以无论以什么方式与边境民族往来,都是“罢弊中国以奉无用之地”。于是,便期待各自保持各自的状态,双方相安无事。但是,事实证明这又不可能,我不犯人,人要犯我,奈何?结果就是修筑长城、加固城池,加强防御。
由上面所述可以看出,在对待边疆少数民族方面,历来的史学家虽提出了守在四夷、以华变夷、以夷制夷等具体的安边思想,然其愿望都在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他们都赞同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样一大的前提,亦即他们有着各民族共同团结在一个统一政府下的共同意识,也就是他们都持有春秋家所说的“中国而进于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观点。在对待民族方面,以文化而不以血统分,正是在这样一种正确的历史观引导下,自夏、商、周以迄元、明、清,虽版图有大小,人口有消长,氏族有兴衰,政权有更替,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始终以大一统为国魂。这就是包括三江源在内的边陲之地,虽然民族众多,风情各异,“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历代被视为“异域”,而能历千年却始终为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要原因所在。
(三)追根探“源”
“源”乃水流始出处,引申为来源,根源。中华文化非常注重根源、本源,认为事物的发端和本源是最接近事物的本质的,也是最正确的。离开“源”越久越远,错讹就越多,“古传之已久,多失本源。差之一画,讵惟千里?”“六籍旧文,相承传写,多求便俗,渐失本原……《尔雅》……肆意增益,不可观矣!” 纠正错误,探寻原委,唯一的做法就是回到源头、出发地。思想史上的“三代”理想,文学史中的“复古”都是重源、探源,期待从源中找到答案。“源”代表着正统、正确。“追本溯源”、“原始返中”、“原始要终”是古代中华文化解决问题、寻找出路的最主要,其实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
对地理上的“源”的探寻反映了人类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和向往,代表着人类的探索精神。而对江河源头的探索,一方面反映的是我们祖先渴望全面了解所居住之世界,进而完整地把握世界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祭礼”的需要。我们的祖先认为大地山川都有专职司掌的神灵存在,为了表达对这些神灵的敬畏,“以祈丰年”,帝王们都有祭祀天地山川的传统。周时告祭四渎,秦朝增加祭灞、沣、泾、渭等咸阳附近的河流。而三江源地区,也有由中央王朝主持的祭西海活动。青海湖,古称仙海、西海、卑禾羌海,天宝十年(751),唐朝封西海神为“广润公”;庆历元年(1041),宋朝又加封为“通顺广润王”,各于京郊“遥祭”。雍正四年,诏封“青海水神”为“灵显宣威青海神”,此后形成了祭海制度。民国时,于每年的七月十五,由钦差大臣主持祭海仪式,各蒙古王、公 及扎萨克为陪祭;先是依次上香,宣读祭文,行三跪九叩之礼,再由陪祭者献祭牛羊。祭海仪式后,又赴湖东的东科寺宴饮会盟。而当所有的祭祀活动告竣都无法解除灾害时,帝王们则会认为是没有祭祀到最根本的司掌神,于是,便期望到这些河流的源头去告祭。因此,自古以来,对江河源的探讨,就显得尤其重要。从《禹贡》、《山海经》到地方志所记载的材料看,青海是江河源头这一认识在古人心目中一直都十分明确的,“西海西有七百余里,为众水会归之所。” “论者谓雪山流潴,亦为大江发源之一”。所以,当人们追溯江河之源时,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三江源这片神奇的土地。
1、河源考察
因为早期的中华文明主要是在黄河两岸展开的,所以,对黄河源头的想象和寻访开始得非常早,其间亦经历了不少的曲折。有关河源的探寻,主要形成了下述几种观点:
(1)河出昆仑
《尚书·禹贡》有“导河积石”之说,“积石”即今阿尼玛卿山。说明早在公元前我们的祖先对黄河发源地的认识就已经到达了三江源地区。《山海经·海内西经》在《禹贡》的基础上将黄河的发源地向西推进:“昆仑之虚在西北,……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 入禹所导积石山”,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山海经》的《北山经》也说:“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枏,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原。”汉代人许慎也持此论,他释“河”曰:“出敦煌塞外昆仑山,发源注海。”对于“河出昆仑”的说法,历代的学者进行了长期的考察与探索,到雍正八年(1730年),清政府“查河源发于昆仑,地隔遥边,人稀境僻,其流入内地之始则在秦省之西宁”,且认为积石山乃大禹“导河”之积石,于是在循化建河源神庙。“河出昆仑”的说法到此时已经比较接近黄河的发源地了。
(2)重源潜发
汉武帝前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穷河源隐悉睹” ,他回来后告诉武帝,黄河的源头在葱岭以东的山中,说那里有两股水源,“于寘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盐泽即今罗布泊。张骞对河源的认识,影响极大,《史记》、《汉书》、《水经注》均认定黄河发源于葱岭,然后进入盐泽。“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减。皆以为潜行于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张骞看到罗布泊水积蓄没有出口,而按照常理推断,它必定是有暗流潜泄的,于是,认定它的水流在地底潜行,到积石山方始露出。此说到了近代,才被认为是对前人的误解和假说,而被推翻。
(3)星宿海及其以西
西晋博物学家、文学家张华涉猎广泛,“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他比较确切地指出了黄河的具体发源地:“河源出星宿,初出甚清,带赤色,后以诸羌水注之而浊。”西晋大将、经学家杜预则说:“河出西平西南二千里”。晋西平郡在今西宁以东。杜预所认定的河源方位、距离都与今天的实地考察到的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之河源相吻合。隋炀帝平吐谷浑后,在吐谷浑所占领的青海黄河沿岸地区设立河源郡,说明隋代人也认为黄河的发源不在葱岭。至唐代,随着唐边境的扩大,对河源的认识更加深入,“观河源”、“望河源”之类的字眼屡屡出现在史书和诗文中。而贞观初年的侯君集、贞元末期的吕温、长庆元年的刘元鼎均相继有考察河源的记录。至此,汉代关于河源的错误认识已经完全得到纠正,人们对黄河源头的认识已经基本是实地考察而非间接经验或想象了。
从元代开始,曾有组织地对河源进行了考察。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1280)、岁在庚辰,钦承圣谕: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蕃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此次考察留下了专门的文字记载以及比较翔实的河源图。我国历史上现存的第一部河源专著《河源志》亦在此时出现。遗憾的是,他们对河源的认识并没有比张华更深入一点,还是断定星宿海为黄河之源:“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涣,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胜人迹,逼观弗克。旁履髙山下视,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拉锡、舒兰前往青海考察河源,历时半年。可以说,他们比元代人都实、朱思本的探源前进了一步,找到了流入星宿海的三条支流,可惜没有继续前进,穷尽河源。
(4)巴颜喀拉山
七十八年后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豫省青龙岗漫口合龙未就,遣大学士阿桂之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复命,并据按定南针绘图具说,呈览据奏。”这次的考察将黄河的源头确定在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意为黄金色河),即今天的巴颜喀拉山东麓的噶达素齐老峰。近两百年后的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社科院历史所、国家测绘总局等多个专业部门联合考察,提出了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麓各姿各雅山的卡日曲之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1985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家意见确认玛曲为黄河正源,并在约古宗列盆地的玛曲曲果树立了河源标志。
至此,黄河源头的问题终于得以解决。
2、江源探寻——三源说的确立
与抚育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相比,长江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意义至晋室南迁后才得以逐渐显现,所以,与探寻黄河之源的成绩相比,对长江源头的探索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参与人员亦较少。
自战国至北魏,人们一致认为长江发源于今甘肃天水。《尚书·禹贡》言:“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说大禹治水,曾到达过岷山。这句话中含有认为长江流经岷山的意思。《山海经·中山经》也记载“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荀子·子道篇》亦称“江出于岷山”。《汉书·地理志》云:“(蜀郡)湔氐道:《禹贡》岷山在西儌外,江水所出,东南至江都入海。”因此,东汉的许慎在其所著的《说文解字》释“江”曰:“江水出蜀湔氐儌外崏山。”郦道元的《水经注》接着说:“岷山在蜀郡氐道县,大江所出。……岷山,即渎山也,水曰渎水矣。又谓之汶阜山,在儌外,江水所导也。”岷山系指今甘肃嶓冢山,可见他们以天水西南的嶓冢山为长江的源头。
唐时,由于唐蕃古道上的人们往来频繁,使得大家对金沙江上游的通天河有了相当的了解,对江源的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入,“江源出吐蕃中节度西共笼川犛牛石下,故谓之犛牛河。”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循金沙江而上,抵达云南石鼓附近,撰写《溯江源纪考》,对传统的“岷江导源”说提出异议,指出金沙江为长江之源。清代,为了绘制全国地图,康熙多次派人到青藏地区进行考察。礼部侍郎齐招南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根据史料著《水道提纲》,对江源水系做出了详尽的描绘。但是,从书中可以看出,他对沱沱河和南边尕尔曲源头位置情况还不十分的了解。直至1948年,人们对长江之源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有认为发源于唐古拉山脉的格拉丹冬雪山群,有认为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还有认为长江多源的,还有主张长江与黄河同源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自1976年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部门组织了几次江源考察,提出了下述几种江源理论:1、一源说。按照“河源惟远”的原则,主张当曲或沱沱河为正源;2、两源说。沱沱河和当曲并列为源;3、三源说。沱沱河为正源,当曲为南源,楚玛尔和为北源。后经过反复论证,长江规划办公室于1987年报国家水利电力部,确定长江为三源。
3、澜沧江迷踪
澜沧江是亚洲唯一的一江连六国的国际河流,是云南和东南亚文明的摇篮。它发源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流经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于盐井进入云南北部高山峡谷区,至南阿河口以下改称湄公河。它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最后注入南海。因为澜沧江源头区的地理状况,更因为它与中原文明之间的联系不是十分紧密,所以,对澜沧江的认识以及探源工作开始得很晚。
人们认识澜沧江是从认识“南蛮”开始的。杜佑说是战国时期楚顷襄王的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到达云南后定国。因道路、战争等原因,和外界失去了联系。汉武帝拓边,将滇纳入中央政府管辖,三国时它归蜀,唐时为南诏。有时候它与吐蕃联合到内地劫掠,有时又通好,帮助唐朝政府打击别人,到异牟寻为王时它与唐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贞元元年,澜沧江第一次进入史书,“异牟寻徙居史城,僣封五岳四渎。……以黑惠江、金沙江、澄江、澜沧江为四渎。”史书记载较早进入云南的中央政府官吏是元世祖时的礼部侍郎张立道。他曾两次出使,并在那里任职过一段时间,颇得百姓爱戴。在他为政期间,昆明池为患,他曾寻找到池水的源头进行治理。但是,对澜沧江的情况却没有提及。《明一统志》卷八十七提到了澜沧江的源头:“澜沧江源出吐蕃嵯和歌甸,流经兰州西北三十里。东汉永平中始通愽南山道,渡澜沧水即此。” 明时兰州属陕西行省。显然,它不是澜沧江而有可能是黄河的一条支流。徐霞客于崇祯年间曾考察过西南地区。他横穿云南,对金沙江、澜沧江、丽江等诸水流实地调查勘测,纠正了《禹贡》以岷江为江源之谬。
清代经学家们在注经时,围绕澜沧江是否即是《禹贡》、《山海经》中所说的黑水展开了争论。《尚书埤传》、《禹贡长笺》均根据黑水入海,黑水发源于昆仑山等认为两者是同实异名,而《五礼通考》则根据现实中仍然存在黑水,且其源头就在云南,否认了这个说法。
康熙元年,刑部侍郎冯苏撰《滇考》,提出古若水今名金沙江,而澜沧江则是古黑水。接着,乾隆时期的齐召南指出了确切的澜沧江的两个源头:
澜沧江即古兰苍水,疑即《禹贡》黑水,番名拉楚河。有二源:一出西藏喀朩之匝,坐黑冈城西北千余里格尔吉匝噶那山,名匝楚河,即古鹿石山也;一源出匝坐里冈城西北八百余里巴喇克拉丹苏克山,名鄂穆楚河。
随着清朝对西北叛乱的平定,人们对澜沧江的源头有了比较确凿的了解:
澜沧江有二源,一源于喀木之格尔几杂噶尔山,名杂禇河;一源于济鲁肯搭拉,名鄂母绰河。二水会于察木多庙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云南境为澜沧江,南流至车里宣抚司,名九龙江,流入缅国。澜沧之西为喀喇乌苏,即《禹贡》之黑水,今云南所谓潞江也。
对澜沧江源头的实地考察开始于1866年。那年,六个法国人从越南湿热的森林出发,在没有任何澜沧江地图资料的情况下,到了中国西南部的寒冷山区,长途跋涉两年之久。但是,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源头之所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为解决地区争端,国民党政府官员周希武到达玉树。他在所著的《玉树调查记》中说澜沧江有两个源头:“北曰杂曲河,南曰鄂穆曲河。”半个多世纪后,美国探险家米歇尔·佩塞尔等又从玉树州出发,沿澜沧江寻找源头。他们到了一个叫隆布拉的地方,认为那就是澜沧江的源头。1985年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编纂的《青海省志·长江黄河澜沧江志》一书中指出:澜沧江的源头在玉树杂多县西北、唐古拉山北麓的查加日玛西面四公里的高地。1999年6月,中科院的两支队伍同时踏上了寻找澜沧江源头的旅途:一支是由中国科学探险学会常务副主席高登义带队的,18位专家组成的德祥澜沧江考察队;一支是由刘少创带队的中科院遥感所考察队(遥感所的考察队员原为两名,其中一名队员中途退出,因此,实际上主力队员只有刘少创一人)。德祥考察队对澜沧江源头地区的河流水文、水化学、动植物、冰川、地貌、地质等进行了综合科学考察,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遥感系统(SRS)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等现代科学技术,确定了澜沧江的正源为扎阿曲,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扎青乡海拔5514m的果宗木查(亦译为功德木扎)山。他们把带去的刻有“澜沧江源”字样的石碑立在了那里。1999年7月19日,国内多家新闻媒体公布了他们的考察结果:澜沧江的源头位于拉赛贡玛的功德木扎山。富有戏剧意味的是,几乎在同时,刘少创博士将一面蓝色旗帜用石块压在他认定的澜沧江源头——吉富山冰川边上。吉富山源头与拉赛贡玛源头相距约六公里,仅一山之隔。两支考察队在同一时间段上的考察,得到了两个不同的结果。一时间,本来就众说纷纭的澜沧江源头就更加变得扑朔迷离。
澜沧江源区河网纵横,水流杂处,湖沼密布,认定河源的原则又比较灵活,也就无怪乎各家说法不一了。但确定无疑的是,澜沧江的源头在玉树杂多县西北部。至于具体将源头之“点”定在何处,则有待于“江河源”标准的更加细化,也有待于权威部门的介入。
从历史文化、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对江河源头的探寻就是对民族之根、民族血脉的追索,是对人类命运的思索,知道了“我来自哪里”,才可以继续思考“到哪里去”。而我们民族对“源”的不倦的追求,正是这样一种文化精神的体现。同时,从客观效果来看,历史上对江河源的探讨,无疑促进了人们对三江源地区地形、气候、土壤、植被、山川河流、风土人情乃至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的认识与了解。
四、亲历:方志与调查记
随着元、明政府对三江源地区管理的加强,不少地方官吏来到了三江源。因此,从元、明开始,许多科举出身、有较高文化造诣的官员们开始组织人员编撰有关西陲尤其是三江源地区的地方志,也有一些学者把亲身的经历与考察用文字记录了下来。他们为三江源地区留下了宝贵的文字材料,也为外界了解这个地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三江源史志概述
因为历史上三江源地区地处偏远,中原王朝对它的了解和记录又十分粗浅和零碎,所以,留下的历史资料相当少,“旧志所载,寥寥若晨星”,“杞宋无征,文献澌灭”。现知最早进行方志编撰的是明嘉靖时的张莱,他曾“草创西宁卫旧志”。但对于张莱其人及他的撰述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也没有见到文献资料记载他的“草创”是否付诸实施。现在可知的有关三江源地区的地方志等史书与调查记大约有下列数种:
史书方面的有:
1、《万历西宁卫志》(佚)
(明)刘敏宽、龙膺修,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刻本。据乾隆《西宁府新志》卷21称“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兵备刘敏宽、同知龙膺修《西宁卫志》成。今不特无刻板,即当年印行者,遍觅仅得宦迹及艺文数卷。使其尤存,必不似现行西镇志之陋劣舛错也,惜哉”。
2、《西宁府新志》四十卷
这是我省现存旧地方志中部头较大,内容丰富,编写也特别得法的一部志书。虽为府志,但收集材料超越府属行政区域的范围,对青海牧区和西藏的情况记载颇详。
3、《西宁府续志》十卷
(清)邓承伟修,张阶卿、来维礼等纂。清光绪九年(1883年)修。抄本藏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卷一舆图,卷二地理志,卷三建志志,卷四祠祀志,卷五田赋志,卷六武备志,卷七官师志,卷八献征志,卷九纲领志,卷十艺文志。此书“起例发凡,立纲分目,悉遵杨公新志”。丹噶尔、循化两厅以杨志所无,记载较详。纪事与杨志紧接,至光绪四年(1878)止,颇有参考价值。
4、《民国西宁府续志》十卷
(清)邓承伟修,基生兰续纂。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铅印本。藏青海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刊印邓承伟光绪《西宁府续志》卷二至卷十(卷一舆图末刊),卷二地理志改编为卷一,其他备卷顺序依次提前一卷,第十卷由基生兰补光绪四年后至民国十七年(1928)建省时止资料。基生兰系西宁名儒,编撰此志时,他担任西宁县教育局局长、省建设厅科长、省政府秘书处科长等一系列重要的行政职务,具有很多资料方面的便利。而且,他为人耿介正直,具备很出色的史德和史识。这决定了此方志具有较高的价值。
5、《光绪大通县志稿》一册
原书藏浙江省温州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有油印复制本。无著者及修纂年代。但大体可以断定为1906年至民国成立前的抄本。
6、《碾伯所志》
(清)李天祥于清康熙间纂,抄本。李天祥于清康熙四十六至五十年(1707年至1711年)任碾伯千总,估计抄本成于此时。原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有复制本。编纂时间在青海省诸县志中最早,其收集的资料亦较珍贵。此书由梁景岱曾鉴定过。
7、《宣统丹噶尔厅志》八卷
(清)张庭武修,杨景昇纂,清宣统二年(1910年)甘肃官报书局铅印。此书主要是为修《甘肃通志》备采。光绪三十四年完成。该书的特点是“史论结合”,很多议论非常精彩,如:“风气固陋,苟安者多而进步者少。况乔野之习,远逊于文明;涓涓之流,难达于沧海。……则丹地虽陋,终不以穷僻而囿人也。……才不择地,岂于边陲而有所靳耶……穷边隔塞,事事向隅。盖以风气固陋,苟安者多而进步者少。”“(丹噶尔厅)农工商虽皆实业,而振兴无术,改良无自,固滞而不思变通,守旧而不谋维新。”对地方的保守性多有批判。这可能是任何一个外来者进入三江源地区的切身感受,张庭武很坦率地把它说了出来。
8、《顺治西镇志》(亦名《顺治西宁志》)
(清)苏铣纂,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刻本,现藏天津图书馆。
9、《大通县志》,刘运新修,1919年湘人廖傒苏游历来此地,受当时的令尹委托编撰。
10、《贵德县志稿》,1929年由姚钧修撰。
11、《西北史纲》,贺岳僧著,1943年由文信书局出版。
12、《青海志略》,许公武纂,1944年修,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近代以来,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渗透,国事危机,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西陲,他们亲履其地,考核一方文化,并著述成篇,对于祖国的统一和边防的巩固,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此亦可见研究、探讨边陲的历史文化,它的意义是重大而迫切的。考察、调查记最著名的有:
《湟中行记》,阔普通武(?)著。收入《豹隐房丛集》,1978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玉树调查记》,周希武著。191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此书对玉树二十五族的部落、山脉、水道、地形、政治、宗教、风俗、实业、掌故等纵横古今,来龙去脉,记载详明。
《青海风土记》,杨希尧著,1929年新亚细亚协会铅印本。杨希尧曾为青海建省后第二任教育厅厅长,任职至1937年。此书存青海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
《最近之青海》,青海省民政厅编,由当时的青海省民政厅长王玉堂主编,1934年铅印本,藏青海省图书馆。有大量的风土调查材料。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政府一度迁到洛阳办公。国民党中央曾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以洛阳为行都,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此时国民党政府认为西北是中国未来生命之所系,决定开发西北做长期抗日的根据地。1932年11月,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组织一批社会名流、实业家、科学家和文化界人士对西北进行调查。他们创作了一大批这方面的书籍。包括:
《西北》戴季陶编,1931年,新亚细亚学会。
《西北旅行日记》,郭步陶,1932年,上海大东书局。
《到青海去》,顾执中、陆诒著,1933年,商务印书馆。
《西北视察记》陈赓雅,1936年。
《西北考察日记》顾颉刚,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
……
这些书籍,以创作者本人的亲见实感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三江源地区的行政建制、地理环境、民族关系、风土人情,很多人对这里的教育、民风等倾注了较大的精力,对今天了解三江源地区人们的生活习俗、文化等非常有帮助。
(二)《西宁府新志》四十卷
杨应琚(1696-1766),自佩之,辽海人,清康熙间进士。雍正十一年因罪贬官,任职西宁道。乾隆元年再任西宁道。后累迁两广总督,调闽浙总督,再移陕甘总督。拜东阁大学士。乾隆三十一年(1766)任云贵总督。时滇缅间土司屡与缅人冲突。他到任后,督师攻缅。遭缅兵反攻,战败。被清廷召还,削籍逮问,赐死。
杨应琚在青海“前后两度观察斯土,相阅十七八年”。尽管是“待罪于兹”,但仍然“深以为虑”,在任上没有丝毫的懈怠,仍能励精图治,“举于课士、训农、通商、惠工、授方、任能,靡不殚尽心力”,得到了地方上很高的评价。他的学识在当时享有盛名,“其为人学识并裕、文武兼资,当时甚为钦仰”。而他在文化史上的成就也令人瞩目。乾隆十一年七月至十二年五月,历时十一个月,编撰出《西宁府新志》四十卷。书成之际,杨应琚在《自序》里将编撰过程及目的予以陈述:“撰次校对,咸出余一人之手。噫,惫矣!虽然,自余总角受书,矻矻诸史,继困场屋,未能登玉堂,秉史笔。今于一郡之志,得以上下数千年讨论排纂,上扬国家之休光,下阐忠臣、烈妇之潜德,亦一时之遭。”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杨应琚个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编纂这样一部巨著的辛苦,也能体会到一位中国知识分子治史的热情。有学者评价说它是现存地方志中部头最大、内容最丰富、体例最精当的一部志书。因为杨应琚的工作,三江源地区许多宝贵的资料得以保存,纂修《大清一统志》所需的当地材料完全仰仗《西宁府新志》。直至今日的有关研究还是需要大量采纳这本书的材料的。而在他的这本书后,又有连续两部续作出现。所以说杨应琚在青海史志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发凡创体之绩、博采精选之劳。他的成就,实在令人钦羡。
除了开创之功、资料齐备的特点外,《西宁府新志》还有很多优点:
首先是超凡的史识与史志中流露的对边地民族的情怀。在许多问题上,杨应琚能不惮提出自己的看法,“间有论断,使是非判然”。如民族问题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敏感问题,清政府又是一个以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能无所畏避,根据青海是边陲之地,各民族一直处在各种各样的纠纷中的情况提出:民族的斗争及在斗争中的融合到最后实现统一,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最终的融合也一定可以实现。大多数史书,专注在平定夷狄之乱的过程,而对于如何保持边鄙的长治久安,则基本只能记录当时一些主要政治家的观点。而杨应琚,因为有实际的管理边陲的经验,处理过许多民族纠纷,“洞夷情而固民气,虽老于边事者,犹噤不敢出一语以相难,况沾沾出目睫之论者乎?”他的观点,既来自现实经验,又在现实中得到了检验,旗帜鲜明,表现深透。再如他对三江源地区文化性格的描写:“惟是宁郡,自汉时设县以来,已属内地。而后屡为羌戎所没,且逼近青海,习俗颇异。高上气力,轻视诗书,尚鬼信巫,乡饮不举。而位兹土者,文武虽代不乏人,或开疆拓地,或积粟屯田,厥功茂矣。然多以战备为急,故泽宫卑隘,士气萎靡,百年之久,杳无乡荐。不知文武并用,乃为长久之术。”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热情,对国家、对所治理的这一方水土,以及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民,他从不静默旁观、高高在上地说三道四,而是对一切都感同身受,表现出巨大的悲悯的情怀。比如,很多正史中对边疆民族生活习俗的情况的描述基本是持有猎异甚至嘲弄的心态,他主张各民族可以充分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反对对他民族习俗的指责,“相时而制,溯源而行,何必改作?”单从语气我们就可以感觉出他对边地人民情怀的深厚。
其次,是此书语言的神采。陈銛评价它是“详细美备,直追前史”。“史官之才,在用其实”,杨应琚说他在写作时严格尊重历史事实,“不敢以易心乘之,不敢以浮词间之”。但是,客观不等于刻板,《西宁府新志》的语言精当而不枯瘦、朴质而不粗陋、错落参差却仍然气脉贯通。试看下例:
湟中郡邑自汉魏以来,举废靡常,非依编年法特书分注,则不能通贯明晰,于是尽猎历代诸史以至典章暨文集家乘,凡关大事为一志,翻阅之际,上下数千年,其得失利害如指诸掌。非故为矜博,实便于后人。
这段话长短句交杂,句子也很长,可以看出是完全出于表达的需要而没有作任何的修饰与剪削,但是句群在错落中保持了贯通的气脉。整个句群张弛有致,在长串的散句后以一骈句收束,简洁有力。《西宁府新志》中类似概括力、表现力都很强的句子很多,如“国有史,郡有志。志者,一郡之史;史者,天下之志也。”“爱礼不胜爱羊之心,重武逾于重文之念。”等等,都说明了这本书的文笔优美。
第三点,是体例方面的用心。杨应琚认为“志为史之先资,贵详而有体。”他在全书体例的编排上下了很大功夫。《西宁府新志》共四十卷,分为十纲,纲后列子目,有些子目尚附有小类。首卷先列《舆地图》十幅。十纲即1、野志,2、地理,3、建置,4、祠祀,5田赋,6、武备,7、官师,8、献征、9、纲领、10、文艺。《纲领志》是他的独创,“是现代大事记的权舆”。编年和断代的结合,既照顾了历史脉络的清晰,又不会限制具体内容进入志内,故陈銛评价说:“其志也,而史矣”。加上杨应琚“精笔削,密鉴裁”,做到了真正的“通贯明晰”。
(三)《循化志》八卷
龚景瀚撰。龚景瀚(1747——1802年),字海峰,福建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人。清高宗乾隆三十五年(1770)进士。龚景瀚先后在甘肃、宁夏的靖远、中卫、平凉、静宁、固原等地做过知县、知州,政绩卓越。乾隆五十七年(1792)为循化厅同知,两年后调任陕西,最后官至兰州知府。
《循化志》主要反映清乾隆时期循化地区的地方史事,分为八卷。卷一为建置沿革、形胜、疆域,卷二,山川、古迹、关津、城池,卷三,营汛、兵粮、官署、仓廒、学校、义学、驿站,卷四,族寨、工屯,卷五,官师、土司,卷六,祠庙、寺院、人物,卷七,水利、农桑、经费、风俗、物产、盐法、茶法,卷八,夷情、回变。芈一之先生称赞此书“组织贯穿,资料简当”。全书文笔流畅,材料来自文献档案,严谨可信,对当时循化地区流行的错误观点尚能加以考证纠误。虽然没有艺文目,但许多重要的艺文资料已揉合到各个类目中去了。
龚景瀚在书中提出了国家对待边地官吏的一系列问题,这在其他志书中是不多见的。如要求增加官员的编制,充分放权,提高他们的俸禄等:“国家设官之意,安边之略。官其可以数易平哉?得其人而久任之,优之以俸禄,假之以事权,使之无内顾之虑,则会诚亦无西顾之忧。孰得孰失,当早计之矣”。他还在卷七《经费目》中提到循化的下层办事人员“既远离父母妻子,又自糊其口,势不能赡”,结果“以渐散去”,导致人员的紧缺,而上级官吏也因为待遇过低,“谋衣食之不暇,而能尽心于地方之事哉?”他呼吁“使之则必报之。虽国家经费有常,在当事者之善为调剂矣”。
作为一个小邑,循化本身的材料不会很多,很多东西没有构成一卷的分量,所以需要将几项内容并为一卷。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将有些内容组合得比较好,如卷八将“夷情”、“回变”排在一起就比较适合。但是有些被龚景瀚编在一卷内的几个目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如卷六将“祠庙”、“寺院”、“人物”放在一起显然有问题,因为前两者均属宗教范围,而后者编者意在旌表儒学人物,两者之间的差距显然太大。卷一和卷二之间的安排也不是很合适,他们之间多少有一些交叉。当初编撰时,应进行更仔细的斟酌才对。
序跋能提供大量的有关书籍的资料,而《循化志》本身既没有注明成书年月,也没有任何的序跋,这也是此志的一点小小不足。
(五)《玉树调查记》二卷
周希武著。周希武(1885—1927),字子扬,甘肃天水人,是清末民初杰出的文化名士。1914年曾跟随勘界大员周务学(本斋)由兰州取道西宁,进入青海玉树地区。勘界任务结束后,他留在了青海,成为马麒智囊团的一员。1925年,他入秦川,出潼关,逾河南,南下江、浙,游览名山大川,遍访名家达士,并与梁启超结识。1928年,因国民军入青问题而在甘青军政界决策阶层中,出现不同政见。以周希武、黎丹等人为首的一派认为,应该迎接国民军入青,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权力交替的问题。而军界中实力派人物则坚决反对,拒不交出军队。因而西宁至兰州间,乱军杀人越货,道路不宁。七月间,马麒派周希武、朱绣等一行五人前往兰州,迎接国民军,恰谈有关和平解决时局问题。二十五日,周希武等人行至老鸦峡莲花台时,遭到袭击,周希武罹难,年仅44岁。
《玉树调查记》是周希武在1914年调查玉树地区的记录,目的是要解决玉树二十五族的归属问题。周希武参考旧时档案,结合实地勘察,将途经的山水源委、 形势要隘、风土方俗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此次勘探使得北洋政府最终决定玉树归甘肃省两宁总兵督辖。《玉树调查记》出版于1919年,它不仅“无单词只字向壁虚构”,揭开了玉树的神秘面纱,为人们认识玉树提供了翔实而准确的第一手资料,还驳正了北洋政府在外交上准备承认玉树地区为外藏的荒唐行径。书出版以后,深受海内外学者重视。地理学权威张其钧称其书为“很有价值的民族史志”,方志学家林传甲说“今读周子书,益知玉树天产、地质、人情,如身历其境,诚大中华青海地理志之蓝本也”;日本学者佐腾长在所写《清代青海拉萨间的道路》一文中,也多处引用此书原文,且评价甚高。
对于中原人士来说玉树地区历来是文化的空白区,“荒落僻远,学人足迹罕至,至者又率不学,不能抉摘稽比”,而周希武的著作“以供当代士大夫考证,兹足憾焉”。他自述创作此书的目的“为经略青海之嚆矢,并以质世之留心边事者”。这本书在三江源地区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该调查记的特点之一是体例的精当。它分为部落记、山脉记、水道记、地形记、政治记、宗教记、风俗记、实业记、掌故记、考证记等十部分。各部分之间条理分明,没有勾连而又共同凝结成一个有机体,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出玉树地区各方面的面貌,而且图文并茂,对研究青南藏族史有着极宝贵的参考价值。
其次,作者的观点在书中有鲜明的体现。周希武一行调查的目的是要决定玉树的归属。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充分认识到了玉树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玉树不保,势将北扰蒙古,祸必中于湟中;东煽果洛,患且及于洮、岷。……今国家纵不能急切图藏,岂可坐令玉树为之资耶?”周希武在《自序》里指出了玉树重要的军事意义并提出了振兴玉树的方略:从西宁开始逐渐向玉树地区“拓殖”,假如“兵屯既列,亭障相连,道路无虞,来往玉树者渐多,然后以兵保商,以商兴屯,以屯足食,而瘠陲可化为沃壤。玉树之植基既固,即可联络川边,以为制藏之计。”这些对于帮助北洋政府制定政策,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对于藏区经济发展,巩固国防,也有积极的意义。
《玉树调查记》的第三个特点是对于藏区的风俗着墨较多。如他很欣赏对保留在藏族同胞身上的古风和尚武习俗:“甲族之人杀乙族之人,乙族出兵以报之。而其出兵也,虚张声势,迟廻不前,以待丙族之调停。苟甲族服罪、输财,则兵立罢。即至决裂,交绥亦不过戮一二人而止,不多杀也。盖犹有古封建时代之遗风也。”而对于玉树地区少数民族生活方面的某些习惯,周希武则不能做到宽容与理解。如天葬,他说:“噫!野蛮之惨无人理,一至此哉!”对于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也颇多微词,“男女终岁不沐浴,不栉发,蓬首垢面,狞恶可畏。女子又有面涂酥油及牛血者”,“此内地人不能一日居者,然番族则习而安之,不知为苦云。”他期待以自己的文化来影响和改变藏族民众,并且做好了长期卓绝的思想准备:“聚尘鸟葬,兽心未革,立教易俗,匪伊朝夕。” 周希武的这些认识,代表的是很大一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对待少数民族文化的态度。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交融,如何做到既避免搜奇猎异,又不强加于人,“度”的把握十分重要。只是,我们今天应该充分肯定周希武的出发点——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三江源地方的稳定、进步、发展。这也是我们大家都期待的结果和将来共同努力的目标。
总之,通过对三江源地区特殊的地理与历史变迁、人文景观的通论概览,我们可以说,三江源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政治、文化等意义。今天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呈现出水乳交融的一个共同体,是历史地形成的。而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上统一的文化精神,更是神奇、深厚,耐人寻味。从三江源地区的历史文化这一视角,我们也能体会到中华文明的江河兼济、南北汇聚的兼容特性,能够明白在经历了那么漫长的发展历程,经历了那么多的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中华文明仍然能够在异域和异族文明的交流、冲突和碰撞中保持生机、活力的真正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