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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的标题中所用的“终结”一词，其对应德文原意有丰富的内涵，既是结束过去，又要开出新路，其文章的目的和内容也在于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都无法担负这样的历史使命；他们认为要终结旧哲学，就必须深入到旧哲学的内部，特别应从康德到费尔巴哈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中，认清他们的贡献和局限；要开辟新哲学，就必须立足现实，回应时代的呼唤，从理论到现实、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一场全新的哲学革命。
[关键词]德国古典哲学；终结；费尔巴哈；黑格尔；新哲学
[中图分类号]A8；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2-0016-06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是恩格斯为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而写就的不朽的经典著作。从标题名称上看，谁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似乎不言而喻，然而事实却不尽然。学术界对此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费尔巴哈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一种认为是黑格尔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那么到底谁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终结者，本文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和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作一探讨。
一、终结者：费尔巴哈抑或黑格尔？
长期以来，在大多数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阐释中，认为此文章的标题已经毫无疑义地说明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其依据在于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最后者即为终结者。这样想当然的推断，必然会带来另外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德国古典哲学？费尔巴哈是不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二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代表是否就是此种哲学的终结者？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德国古典哲学内涵及范围的理解，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最后代表与终结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性。
什么是德国古典哲学？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把德国古典哲学界定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创始人为康德，黑格尔为集大成者，费尔巴哈为最后的代表。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成就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新哲学，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性变革。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被表述为“最先冲破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后一个杰出的代表费尔巴哈。”[1]显然，费尔巴哈被明确地归入到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在有的哲学辞典中，把德国古典哲学所包括的主要哲学家，界定为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并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分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和德国古典唯物主义两类，“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形成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过程，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形成了德国古典唯物主义的理论。”[2]
但事实是这种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原意。早在1845年秋至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但这部书稿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被出版。1847年，马克思在发表的声明《驳卡尔·格律恩》一文中，对这部著作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显然，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哲学排除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外，把他归为现代德国哲学。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更是明确指出：“辩证法的第二种形态恰好离德国的自然科学家最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3]在这里，恩格斯已经很明确地把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界定为从康德到黑格尔，并未包括费尔巴哈。恩格斯在写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已经把费尔巴哈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家，排除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外，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和集大成者是黑格尔。
那么，黑格尔是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呢？有的学者做了肯定的回答，认为费尔巴哈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因而不是终结者，“黑格尔才真正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和集大成者。”[4]11-22其主要依据在于文章标题中的德文词Ausgang的复杂内涵，这个词的通常意思是：“Ausgang 乃是动词ausgehen的过去分词的名词化，而ausgehen的最基本、最常用的解释是‘外出’或‘出门’。所以，Ausgang的最基本的、最常用的解释也是‘出口’、‘出路’或‘出门’。……在不太常用的、边缘性的意义上，Ausgang这个德文名词也有‘终结’、‘终局’的含义。”“然而，当我们超出单纯字面的含义，从恩格斯当时写作的特定语境中来考量Ausgang的含义时，就会发现，上述书名中的Ausgang只能译为‘出路’？熏 而不能译为‘终结’。”[4]11-22因此，作者认为恩格斯的这篇名著应该翻译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黑格尔是终结者，费尔巴哈哲学只是德国古典哲学被黑格尔终结后的一个新出路。但这种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呢？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认为“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5]269这也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辩证法思想，把一切事物看成是一个不断生成和灭亡的过程，看成是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但由于传统的要求，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一无限的过程设定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人类一种完美理想状态的最终结束，这样，他就建立起一个看起来完美无缺的绝对精神运动的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都无可比拟的广大领域，涵盖着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这个体系满足了人们对永恒的需要，克服了一切矛盾，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得到了完全的解决，它们在绝对精神的外化运动中达到了高度的同一，世界历史就完结了，“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5]270在黑格尔自认为消除了一切矛盾的地方，恰恰隐藏着深刻的矛盾，辩证的、革命的内容和僵化的、保守的体系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说明，黑格尔既未能终结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反而深受旧的体系哲学影响，他创立这个庞大哲学体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终结包括自身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这个体系只能是对以往哲学体系的完成，“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5]273看来，恩格斯在标题中用的Ausgang一词，其真实的含义既有完成，也有出路之意，但完成并不是自我终结，也不是终结了以前的旧哲学。恰如克朗纳所说：“理解黑格尔就是要了解黑格尔是不可再被超越的。”[6]不能被超越，就只能被终结，这种被终结的动因虽有黑格尔哲学本身的内在矛盾，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自身的矛盾与局限性，但终究无法从内部完成这种终结，旧哲学的痕迹依然存在着，“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5]299，并且，黑格尔的体系“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5]273，黑格尔的观点在其死后依然具有独占的统治地位，大量渗入各种科学和日常生活。在这里，恩格斯强调了黑格尔哲学的被终结是一个过程，而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也不可能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互相攻击。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5]276问题的出路在于对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哲学进行革命性的批判，进行一场伟大的“扬弃”，批判他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阐释其科学内容，创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任何哲学的新哲学，才能真正实现对以往哲学的终结。可见，恩格斯这篇名著标题的内涵是要终结以往的旧哲学，不仅是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同时也包括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因此，恩格斯才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又重新找出阅读了四十年前写就而未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在马克思旧笔记本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的附录一同发表，并高度评价为“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5]266可见，这种“终结”，也不仅仅是结束，更重要的是在回顾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实现对旧哲学的终结，并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这才是这篇文章标题的真意。 二、旧哲学的终结：变革与局限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终结旧哲学，就必须深入到旧哲学的内部，把握他们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必须批判从康德以来到费尔巴哈的旧哲学，批判的线索就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德国古典哲学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高扬理性的旗帜，着力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思维如何切中存在问题。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他接过了法国启蒙运动中理性的大旗，开创了一个批判的时代，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批判的时代，一切东西都必须经受批判。”[7]其目的是要建立对理性批判的法庭，他提出了三大问题：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康德通过对理性的深刻考察，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对象，只是对我们而言的对象，即现象，认识的对象只是现象，现象背后的物自体，我们可以思维，但不能被认识，所谓的真理并不是传统上所理解的那样，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而是客观符合主观，因为对象是被主体能动地建构起来的，这就是人为自然界立法。康德通过把世界二分化为现象与物自体，把知识分为经验性的质料和先天形式的综合，重在考察理性中的先天形式，从而为理性划定了界限。理性一旦越出界限，进入物自体领域，即试图认识灵魂、自由、上帝，就会造成无法克服的二律背反，陷入先验的“幻相”，因此必须划清现象与物自体的界限。纯粹理论理性建构此岸的感性世界，体现的是人的自我意识；实践理性涉及彼岸的物自体，也就是关于人的自由、实践能力、意志的问题，人是从自已的欲望和意志出发，体现在实践活动中，来影响感性世界，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纯粹实践理性的根基就在于纯粹的自由意志，就是自由地实现自已的对象和目的的能力，就是道德，它遵循严格的道德律令：“要仅仅按照你能够同时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样一个准则去行动。”[8]自由意志自己给自己立法，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自由意志能够始终是自由意志，而不成为其他目的的手段，在这种意义上，人就是目的。康德认为，他自己对理性的严格的批判性考察，为哲学建立了牢固的科学基础，成功地回答了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实现了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
的确，康德哲学的革命性作用，正如黑格尔所说：“唤醒了理性的认识，或思想的绝对内在性”[9]127，“它绝对拒绝接受或容许任何具有外在性的东西，这有重大的意义。自此以后，理性独立的原则，理性的绝对自主性，便成为哲学上的普遍原则，也成为当时共信的见解。”[9]150但康德自认为完成了的“批判哲学”的体系，也注定被他所开创的“批判时代”所批判。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也蕴藏着深深的矛盾，客体被二分化为现象和物自体，主体被二分化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个矛盾必然要被他的后继者所批判。康德的学生费希特不满意于这个矛盾，认为康德的对理性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批判，他试图把理论理性中的“自我意识”和实践理性中的“自由意志”统一起来，提出自我就是自由，自我意识到的任何对象首先正是自己，本质上是把自己当作对象的意识，其次它能动地建立非我，由此产生与自我的对立，康德的自在之物就包含在非我之中，自在之物不是处在彼岸世界之中，也不存在与此岸世界不可逾越的鸿沟，自在之物就是自我能动的产物。最后，费希特试图建立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把主体的能动性延伸到物自体，进而实现现象与物自体、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为达到这一点，他提出“建立一个绝对无条件的和不能由任何更高的东西规定的绝对自我”[10]，这样，费希特从主观自我出发，跳到了客观的普遍的自我，但却始终无法摆脱唯我论的致命缺陷。
解决费希特哲学的致命缺陷，就成为谢林哲学的出发点。谢林认为，在自我与非我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东西，“这种更高的东西本身就既不能是主体，也不能是客体，更不能同时是这两者，而只能是绝对的同一性”，“整个哲学都是发端于、并且必须发端于一个作为绝对本原而同时也是绝对同一体的本原”。[11]这种“绝对同一”是主体与客体无差别的原始状态，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都是从中产生出来，绝对同一就是沉睡着的宇宙精神，在它慢慢苏醒的过程中，产生了自然界，人和人的自我意识是它的最高表现，个别天才人物通过艺术直观可以领会到这种宇宙精神。谢林晚年在哲学上逐渐沦为宗教神秘主义者，在政治上走向反动。青年恩格斯曾把谢林嘲讽为“基督哲学家”，称他的学说为“撒旦学”。
黑格尔不满意谢林把同一理解为绝对的不包含差别的同一，以及导致的神秘主义，主张同一是包含有差别的具体的同一，内含着自我否定的力量，构成自己运动的内在根据，这才是真正自身能动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2]10“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否定性，它是单一东西分裂为二并树立对立面的过程，此过程又是这种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12]11单一直接的同一性在自身否定力量的作用下，外化并重建的同一性才是现实的存在，现实的存在黑格尔也称之为“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中，存在也称为“绝对”。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思想，也被他表述为：“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这乃是绝对即精神这句话所要表达的观念。”[12]15黑格尔把实体与主体，绝对与精神同一起来，这种同一是一种实现着的、有规律的历史过程，自然界、人、社会和人的精神活动都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发展阶段。这样黑格尔就重建了主客同一性，建构起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的哲学体系。
在黑格尔之后，“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论争，是一场在黑格尔的思辨范围之内进行的论争。”[13]341两个人都片面地抓住了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要素攻击对方，其水平反而不如他们的老师，唯一作出积极批判的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5]281费尔巴哈发现黑格尔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中被扔在一边、失去地位的是感性，认为唯一现实存在的就是可感知的自然和人，而不是什么绝对精神。这样，费尔巴哈把哲学主题从理性转向感性，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但到了这里，他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5]296因而，费尔巴哈与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一样，“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5]296“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在一起的。”[5]296以往的哲学都无法真正实现对旧哲学的终结，只有马克思、恩格斯自觉地承担起了终结旧哲学，开辟新哲学的历史使命。 三、新哲学的开辟：从理论到现实
马克思开辟的新哲学，是在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中，立足于现实，回应时代的呼唤，在终结旧哲学的过程中，从理论到现实、从内容到形式的一次全新的革命。这一历程并不是以费尔巴哈哲学为起点的，而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改造为起点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5]265他们是直接从黑格尔哲学出发，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之路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2]280
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的作用是巨大的，海德格尔也曾说：“没有黑格尔，马克思不可能改变世界。”[14]在黑格尔哲学那里，蕴藏着后来由马克思所实现的批判性哲学革命的大量基因。黑格尔重建的主客体同一性，强调理性与现实统一的原则，在马克思看来是自然与精神在“现实的人”身上实现的同一性，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外化的动力源自内在的否定性，马克思说：“黑格尔《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3]280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从本质上说是批判的、革命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外化为自然界、人类社会，最后回归精神的这一历史过程，这一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的眼里是“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3]192恩格斯也对黑格尔的哲学予以高度评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5]
马克思曾经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但同时又表明他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有根本的区别，是把黑格尔头足倒立的、颠倒了的辩证法，再次颠倒过来，是剥去黑格尔哲学神秘外壳，发现和拯救其中合理内核，即辩证法思想，发挥它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的革命作用，把哲学从书斋引入现实，引入活生生的人类感性实践活动中。马克思早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就突出强调了感性个体的自由的创造性，这与黑格尔对理性的片面重视有着重大差别，以此为起点，马克思开始逐步重视感性实践活动。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完善这一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但马克思很快就超越了费尔巴哈，开始批判费尔巴哈把感性的人的本质看作只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抽掉了丰富的人的感性活动，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3]519，这个从事感性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个人，是能动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的本质异化。而“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3]185-186马克思以感性的实践活动，科学解决了以往旧哲学的种种问题，克服了他们的局限性，为新哲学的创立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种新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名符其实的，它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
四十余年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回顾当年德国哲学革命作政治变革前导时，所呈现出来的奇特的现象，德国的革命发生在头脑中，发起革命的德国教授们，是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甚至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难怪人们会发出疑问：“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5]267当然隐藏着革命，但那时，不管德国的反动政府还是革命的自由派，竟然无人发觉，除了海涅以诗人特殊的敏感，感受到了德国哲学深处跳动着的时代脉搏。他把康德看成是“驱降妖魔的力量”，其对社会的冲击作用更甚于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如果人们把罗伯斯庇尔与伊马努埃尔·康德相比较，那么人们确实对马克西米利亚·罗伯斯比尔给予了过多的荣誉”，康德的名著《纯粹理性批判》在海涅看来，“是一把刀，用它在德国处决了自然神论”。[16]273-274有谁能想到一辈子住在葛尼斯堡，生活极其规律的康德，在诗人海涅的眼里，竟然比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还要更彻底地冲击着封建旧制度，只不过康德战斗的武器是手中的笔，战场在头脑中。海涅把费希特与拿破仑相提并论，认为“拿破仑和费希特都代表了这个伟大的无情的自我，在这个自我之中思想和行动是统一，而他们两人知道要构造的巨大建筑，证明了一个极大的意志。”[16]289-290而黑格尔则“是只孵蛋的母鸟，面带可笑的严肃神情趴在危险的蛋上，我听见他咯咯的叫声。”[17]
但这一切都是在哲学领域中发生的，并且激进的革命内容与极端保守的形式奇特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再也不满意这种畸形状态，时代呼唤着从内容到形式相统一的新哲学。“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把全部哲学都撇在一旁”[5]276，时代提出了终结旧哲学、开创新哲学的迫切要求，要求新哲学走出理论，直面现实，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要立足现实，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这种新哲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13]220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哲学，科学地解答了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为新哲学确立了现实的时代与阶级基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3]17这既是为哲学接触现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为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铸就的锐利武器。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才真正是旧哲学的终结者和新哲学的开创者，这种开创是把哲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新改造，这种新哲学牢牢植根于感性实践活动，产生了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体现了经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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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章国锋，胡其鼎主编.海涅全集（8）[M].孙坤荣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74、273.
[17]章国锋，胡其鼎主编.海涅全集（12）[M].田守玉等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73.
责任编辑 姚黎君 彭 坤
[关键词]德国古典哲学；终结；费尔巴哈；黑格尔；新哲学
[中图分类号]A8；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2-0016-06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是恩格斯为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而写就的不朽的经典著作。从标题名称上看，谁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似乎不言而喻，然而事实却不尽然。学术界对此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费尔巴哈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一种认为是黑格尔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那么到底谁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真正终结者，本文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和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作一探讨。
一、终结者：费尔巴哈抑或黑格尔？
长期以来，在大多数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阐释中，认为此文章的标题已经毫无疑义地说明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其依据在于费尔巴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最后者即为终结者。这样想当然的推断，必然会带来另外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德国古典哲学？费尔巴哈是不是德国古典哲学家？二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代表是否就是此种哲学的终结者？第一个问题涉及到德国古典哲学内涵及范围的理解，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最后代表与终结者之间是否存在必然性。
什么是德国古典哲学？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把德国古典哲学界定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创始人为康德，黑格尔为集大成者，费尔巴哈为最后的代表。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成就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新哲学，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性变革。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被表述为“最先冲破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后一个杰出的代表费尔巴哈。”[1]显然，费尔巴哈被明确地归入到德国古典哲学家中。在有的哲学辞典中，把德国古典哲学所包括的主要哲学家，界定为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并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分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和德国古典唯物主义两类，“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形成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过程，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形成了德国古典唯物主义的理论。”[2]
但事实是这种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原意。早在1845年秋至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但这部书稿由于种种原因并未被出版。1847年，马克思在发表的声明《驳卡尔·格律恩》一文中，对这部著作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显然，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哲学排除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外，把他归为现代德国哲学。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更是明确指出：“辩证法的第二种形态恰好离德国的自然科学家最近，这就是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3]在这里，恩格斯已经很明确地把德国古典哲学的范围界定为从康德到黑格尔，并未包括费尔巴哈。恩格斯在写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时，已经把费尔巴哈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家，排除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外，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和集大成者是黑格尔。
那么，黑格尔是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呢？有的学者做了肯定的回答，认为费尔巴哈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因而不是终结者，“黑格尔才真正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和集大成者。”[4]11-22其主要依据在于文章标题中的德文词Ausgang的复杂内涵，这个词的通常意思是：“Ausgang 乃是动词ausgehen的过去分词的名词化，而ausgehen的最基本、最常用的解释是‘外出’或‘出门’。所以，Ausgang的最基本的、最常用的解释也是‘出口’、‘出路’或‘出门’。……在不太常用的、边缘性的意义上，Ausgang这个德文名词也有‘终结’、‘终局’的含义。”“然而，当我们超出单纯字面的含义，从恩格斯当时写作的特定语境中来考量Ausgang的含义时，就会发现，上述书名中的Ausgang只能译为‘出路’？熏 而不能译为‘终结’。”[4]11-22因此，作者认为恩格斯的这篇名著应该翻译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出路》，黑格尔是终结者，费尔巴哈哲学只是德国古典哲学被黑格尔终结后的一个新出路。但这种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呢？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认为“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5]269这也就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辩证法思想，把一切事物看成是一个不断生成和灭亡的过程，看成是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但由于传统的要求，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一无限的过程设定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人类一种完美理想状态的最终结束，这样，他就建立起一个看起来完美无缺的绝对精神运动的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以前任何体系都无可比拟的广大领域，涵盖着精神现象学、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这个体系满足了人们对永恒的需要，克服了一切矛盾，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得到了完全的解决，它们在绝对精神的外化运动中达到了高度的同一，世界历史就完结了，“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5]270在黑格尔自认为消除了一切矛盾的地方，恰恰隐藏着深刻的矛盾，辩证的、革命的内容和僵化的、保守的体系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说明，黑格尔既未能终结自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反而深受旧的体系哲学影响，他创立这个庞大哲学体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终结包括自身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这个体系只能是对以往哲学体系的完成，“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5]273看来，恩格斯在标题中用的Ausgang一词，其真实的含义既有完成，也有出路之意，但完成并不是自我终结，也不是终结了以前的旧哲学。恰如克朗纳所说：“理解黑格尔就是要了解黑格尔是不可再被超越的。”[6]不能被超越，就只能被终结，这种被终结的动因虽有黑格尔哲学本身的内在矛盾，乃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自身的矛盾与局限性，但终究无法从内部完成这种终结，旧哲学的痕迹依然存在着，“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5]299，并且，黑格尔的体系“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5]273，黑格尔的观点在其死后依然具有独占的统治地位，大量渗入各种科学和日常生活。在这里，恩格斯强调了黑格尔哲学的被终结是一个过程，而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也不可能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互相攻击。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5]276问题的出路在于对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哲学进行革命性的批判，进行一场伟大的“扬弃”，批判他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阐释其科学内容，创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任何哲学的新哲学，才能真正实现对以往哲学的终结。可见，恩格斯这篇名著标题的内涵是要终结以往的旧哲学，不仅是包括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同时也包括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因此，恩格斯才在写作这篇文章时，又重新找出阅读了四十年前写就而未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在马克思旧笔记本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的附录一同发表，并高度评价为“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5]266可见，这种“终结”，也不仅仅是结束，更重要的是在回顾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实现对旧哲学的终结，并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这才是这篇文章标题的真意。 二、旧哲学的终结：变革与局限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终结旧哲学，就必须深入到旧哲学的内部，把握他们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必须批判从康德以来到费尔巴哈的旧哲学，批判的线索就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
德国古典哲学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高扬理性的旗帜，着力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思维如何切中存在问题。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他接过了法国启蒙运动中理性的大旗，开创了一个批判的时代，宣称“我们的时代是批判的时代，一切东西都必须经受批判。”[7]其目的是要建立对理性批判的法庭，他提出了三大问题：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康德通过对理性的深刻考察，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对象，只是对我们而言的对象，即现象，认识的对象只是现象，现象背后的物自体，我们可以思维，但不能被认识，所谓的真理并不是传统上所理解的那样，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而是客观符合主观，因为对象是被主体能动地建构起来的，这就是人为自然界立法。康德通过把世界二分化为现象与物自体，把知识分为经验性的质料和先天形式的综合，重在考察理性中的先天形式，从而为理性划定了界限。理性一旦越出界限，进入物自体领域，即试图认识灵魂、自由、上帝，就会造成无法克服的二律背反，陷入先验的“幻相”，因此必须划清现象与物自体的界限。纯粹理论理性建构此岸的感性世界，体现的是人的自我意识；实践理性涉及彼岸的物自体，也就是关于人的自由、实践能力、意志的问题，人是从自已的欲望和意志出发，体现在实践活动中，来影响感性世界，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纯粹实践理性的根基就在于纯粹的自由意志，就是自由地实现自已的对象和目的的能力，就是道德，它遵循严格的道德律令：“要仅仅按照你能够同时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样一个准则去行动。”[8]自由意志自己给自己立法，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自由意志能够始终是自由意志，而不成为其他目的的手段，在这种意义上，人就是目的。康德认为，他自己对理性的严格的批判性考察，为哲学建立了牢固的科学基础，成功地回答了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实现了哲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
的确，康德哲学的革命性作用，正如黑格尔所说：“唤醒了理性的认识，或思想的绝对内在性”[9]127，“它绝对拒绝接受或容许任何具有外在性的东西，这有重大的意义。自此以后，理性独立的原则，理性的绝对自主性，便成为哲学上的普遍原则，也成为当时共信的见解。”[9]150但康德自认为完成了的“批判哲学”的体系，也注定被他所开创的“批判时代”所批判。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也蕴藏着深深的矛盾，客体被二分化为现象和物自体，主体被二分化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个矛盾必然要被他的后继者所批判。康德的学生费希特不满意于这个矛盾，认为康德的对理性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批判，他试图把理论理性中的“自我意识”和实践理性中的“自由意志”统一起来，提出自我就是自由，自我意识到的任何对象首先正是自己，本质上是把自己当作对象的意识，其次它能动地建立非我，由此产生与自我的对立，康德的自在之物就包含在非我之中，自在之物不是处在彼岸世界之中，也不存在与此岸世界不可逾越的鸿沟，自在之物就是自我能动的产物。最后，费希特试图建立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把主体的能动性延伸到物自体，进而实现现象与物自体、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为达到这一点，他提出“建立一个绝对无条件的和不能由任何更高的东西规定的绝对自我”[10]，这样，费希特从主观自我出发，跳到了客观的普遍的自我，但却始终无法摆脱唯我论的致命缺陷。
解决费希特哲学的致命缺陷，就成为谢林哲学的出发点。谢林认为，在自我与非我之上有一个更高的东西，“这种更高的东西本身就既不能是主体，也不能是客体，更不能同时是这两者，而只能是绝对的同一性”，“整个哲学都是发端于、并且必须发端于一个作为绝对本原而同时也是绝对同一体的本原”。[11]这种“绝对同一”是主体与客体无差别的原始状态，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都是从中产生出来，绝对同一就是沉睡着的宇宙精神，在它慢慢苏醒的过程中，产生了自然界，人和人的自我意识是它的最高表现，个别天才人物通过艺术直观可以领会到这种宇宙精神。谢林晚年在哲学上逐渐沦为宗教神秘主义者，在政治上走向反动。青年恩格斯曾把谢林嘲讽为“基督哲学家”，称他的学说为“撒旦学”。
黑格尔不满意谢林把同一理解为绝对的不包含差别的同一，以及导致的神秘主义，主张同一是包含有差别的具体的同一，内含着自我否定的力量，构成自己运动的内在根据，这才是真正自身能动的东西。在黑格尔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12]10“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否定性，它是单一东西分裂为二并树立对立面的过程，此过程又是这种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12]11单一直接的同一性在自身否定力量的作用下，外化并重建的同一性才是现实的存在，现实的存在黑格尔也称之为“精神”，在黑格尔哲学中，存在也称为“绝对”。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思想，也被他表述为：“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这乃是绝对即精神这句话所要表达的观念。”[12]15黑格尔把实体与主体，绝对与精神同一起来，这种同一是一种实现着的、有规律的历史过程，自然界、人、社会和人的精神活动都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发展阶段。这样黑格尔就重建了主客同一性，建构起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的哲学体系。
在黑格尔之后，“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论争，是一场在黑格尔的思辨范围之内进行的论争。”[13]341两个人都片面地抓住了黑格尔哲学中的一个要素攻击对方，其水平反而不如他们的老师，唯一作出积极批判的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5]281费尔巴哈发现黑格尔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中被扔在一边、失去地位的是感性，认为唯一现实存在的就是可感知的自然和人，而不是什么绝对精神。这样，费尔巴哈把哲学主题从理性转向感性，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但到了这里，他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5]296因而，费尔巴哈与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一样，“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这块土地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分支”。[5]296“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在一起的。”[5]296以往的哲学都无法真正实现对旧哲学的终结，只有马克思、恩格斯自觉地承担起了终结旧哲学，开辟新哲学的历史使命。 三、新哲学的开辟：从理论到现实
马克思开辟的新哲学，是在黑格尔学派的解体中，立足于现实，回应时代的呼唤，在终结旧哲学的过程中，从理论到现实、从内容到形式的一次全新的革命。这一历程并不是以费尔巴哈哲学为起点的，而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改造为起点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5]265他们是直接从黑格尔哲学出发，走向历史唯物主义之路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2]280
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形成的作用是巨大的，海德格尔也曾说：“没有黑格尔，马克思不可能改变世界。”[14]在黑格尔哲学那里，蕴藏着后来由马克思所实现的批判性哲学革命的大量基因。黑格尔重建的主客体同一性，强调理性与现实统一的原则，在马克思看来是自然与精神在“现实的人”身上实现的同一性，是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外化的动力源自内在的否定性，马克思说：“黑格尔《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创造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3]280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从本质上说是批判的、革命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外化为自然界、人类社会，最后回归精神的这一历史过程，这一运动过程，在马克思的眼里是“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3]192恩格斯也对黑格尔的哲学予以高度评价：“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15]
马克思曾经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但同时又表明他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有根本的区别，是把黑格尔头足倒立的、颠倒了的辩证法，再次颠倒过来，是剥去黑格尔哲学神秘外壳，发现和拯救其中合理内核，即辩证法思想，发挥它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的革命作用，把哲学从书斋引入现实，引入活生生的人类感性实践活动中。马克思早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就突出强调了感性个体的自由的创造性，这与黑格尔对理性的片面重视有着重大差别，以此为起点，马克思开始逐步重视感性实践活动。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完善这一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但马克思很快就超越了费尔巴哈，开始批判费尔巴哈把感性的人的本质看作只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抽掉了丰富的人的感性活动，强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3]519，这个从事感性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个人，是能动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在私有财产条件下，人的本质异化。而“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3]185-186马克思以感性的实践活动，科学解决了以往旧哲学的种种问题，克服了他们的局限性，为新哲学的创立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这种新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名符其实的，它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
四十余年后，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回顾当年德国哲学革命作政治变革前导时，所呈现出来的奇特的现象，德国的革命发生在头脑中，发起革命的德国教授们，是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甚至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难怪人们会发出疑问：“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5]267当然隐藏着革命，但那时，不管德国的反动政府还是革命的自由派，竟然无人发觉，除了海涅以诗人特殊的敏感，感受到了德国哲学深处跳动着的时代脉搏。他把康德看成是“驱降妖魔的力量”，其对社会的冲击作用更甚于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如果人们把罗伯斯庇尔与伊马努埃尔·康德相比较，那么人们确实对马克西米利亚·罗伯斯比尔给予了过多的荣誉”，康德的名著《纯粹理性批判》在海涅看来，“是一把刀，用它在德国处决了自然神论”。[16]273-274有谁能想到一辈子住在葛尼斯堡，生活极其规律的康德，在诗人海涅的眼里，竟然比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还要更彻底地冲击着封建旧制度，只不过康德战斗的武器是手中的笔，战场在头脑中。海涅把费希特与拿破仑相提并论，认为“拿破仑和费希特都代表了这个伟大的无情的自我，在这个自我之中思想和行动是统一，而他们两人知道要构造的巨大建筑，证明了一个极大的意志。”[16]289-290而黑格尔则“是只孵蛋的母鸟，面带可笑的严肃神情趴在危险的蛋上，我听见他咯咯的叫声。”[17]
但这一切都是在哲学领域中发生的，并且激进的革命内容与极端保守的形式奇特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再也不满意这种畸形状态，时代呼唤着从内容到形式相统一的新哲学。“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把全部哲学都撇在一旁”[5]276，时代提出了终结旧哲学、开创新哲学的迫切要求，要求新哲学走出理论，直面现实，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要立足现实，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这种新哲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13]220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哲学，科学地解答了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为新哲学确立了现实的时代与阶级基础，“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13]17这既是为哲学接触现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是为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铸就的锐利武器。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才真正是旧哲学的终结者和新哲学的开创者，这种开创是把哲学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新改造，这种新哲学牢牢植根于感性实践活动，产生了改变世界的强大力量，体现了经久不衰的旺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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