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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联在1933年
1933年，左联面临发展，但也遭到更严重的压迫，有不少喜报也有不少凶讯，还发生了一次思想论争。
深情厚谊
1932年11月30日晚6时鲁迅一回到家，就知道秋白来了。由于杨之华遇到叛徒盯梢，秋白接到紧急警报后，立即决定转移到鲁迅家中避难，这时鲁迅正在北平探视母病，许广平将瞿秋白妥善安置下来。随后，杨之华机警地甩掉跟踪的叛徒之后，也来到鲁迅家隐蔽。鲁迅见到秋白夫妇后又惊又喜，秋白、之华见到鲁迅也兴奋不已，彼此都有不少事情要告诉对方。当时瞿秋白受中共党內机会主义分子打击而被迫离开中央，在上海养病，心情郁闷，但和鲁迅朝夕相处，却有说不出的快慰。秋白夫妇在鲁迅家避难月余，12月24日那个雨夜，才由陈云同志(化名史平)接他们回到紫霞路原处隐居。
1933年2月的一天，地下党得到情报，说当晚敌特要去破坏我们党在紫霞路一带的某个机关，经分析，可能就是秋白夫妇的寓所。大家认为问题严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黄蚧然亲自去向秋白通报，商讨赶快搬家的问题。情况十万火急。秋白沉吟片刻，果断地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鲁迅那里，”于是黄蚧然把秋白夫妇送到了鲁迅家里。2月17日，英国文豪萧伯纳乘轮船环游世界来到上海，会见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人。萧伯纳在上海仅逗留半日，但关于萧的评论、报道成为中外各报刊的热门话题。鲁迅和秋白谈到此事，一致认为应当搜集这些难得的材料出一本书，不仅让人们从中认识萧伯纳，也可从中认识世人的真面目。许广平当即去北四川路各报摊搜购当天报刊，鲁迅和秋白选择、圈定需要的文章，杨之华和许广平一同剪贴，再由秋白、鲁迅分门别类进行编辑，共分为“welcome”、“呸萧的国际联合战线”、“政治的凹凸镜”、“萧伯纳的真话”、“萧伯纳及其批评”等5部分，收录《申报，自由谈》《时报》《艺术新闻》《论语》《大晚报》《字林西报》《大陆报》《每日新闻》(日文)《上海霞报》《上海日报》十余种中外报刊上的36篇文章，编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鲁迅作序，秋白作《写在前面——他并非西洋唐伯虎》，2月下旬即交野草书屋付排，3月3日开始校对，13日校讫，24日出书，全过程仅用5周时间，可谓神速。这本书体现了鲁迅、瞿秋白两家团结战斗的精神，也是两位左翼文学巨人友谊的纪念。
杰出人物的遭难，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 目睹秋白夫妇被鹰犬追逐而东躲西藏，鲁迅的心在隐痛、在滴血。他决心为他们寻觅一处较为安定的居所，让他们获得一点最起码的生存的权利、一丁点儿不可少的愉悦与幸福。鲁迅跟內山完造商量后，终于在內山书店附近的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找到一处亭子间，内山夫人陪着鲁迅去看屋，这里周围住户均为日本侨民，较为隐蔽，生活方便，离自己即将搬入的新居大陆新邨也近，便于照应。房屋租定后，3月4日和5日，秋白夫妇迁入新居，开始新的生活。秋白将新居布置得很有家庭气氛。由于环境安全，秋白全力投入写作，从3月5日到4月25日。他陆续写出《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內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等一批杂文。4月11日，鲁迅从北四川路底拉摩斯公寓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邨后，两家近在咫尺，鲁迅去东照里看望秋白，秋白也经常去看望鲁迅，两人无所不谈。秋白平日拘于言谈，喜欢沉思，但一见鲁迅，就会兴奋激动、无拘无束。秋白这些杂文，大多源于某个话题，随意点染、妙笔成趣，其中自然也揉和着鲁迅的某些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鲁迅拿到瞿秋白的每篇手稿后，署上自己常用的“干”、“何家干”等笔名寄往《申报·自由谈》发表，为了躲过文网，少数要文改了标题，为便于流传，还被编入鲁迅的《伪自由书》中，有学者认为这些杂文应视为他们共同智慧的结晶，是有道理的。
作为战斗者和社会批评家的鲁迅，是历来文人中遭受精神苦难最为深重的，因为正直而又敢怒敢骂敢打敢杀，常被诬蔑、攻击、谩骂，常被视为异端、妖魔，其实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的精魂、国家的脊梁。秋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挺身而出，为这些民族功臣拨乱反正、为这位革命作家洗刷泼来的污秽，以重现其人格的光辉、文学的光辉，把这面灿烂的左翼文学的大旗竖得更高，鼓舞大家在它的指引下胜利前进。于是在这个难忘的春天里，他多日佯装生病卧床，认真阅读鲁迅的《热风》《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华盖集》正续编等书，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万言长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秋白指出鲁迅的生命之路是“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鲁迅杂文的四大特质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及“反虚伪的精神”。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评价被后世学者奉为圭臬。
那时，为指导我国新兴木刻运动，鲁迅搜集材料编了一部苏联木刻专书《引玉集》，但缺少一篇序言，秋白得知后，立即译了一篇苏联A·D·楷戈达耶夫的论文《苏联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作为代序，为此书锦上添花。
6月初，东照里12号也不安全了，秋白夫妇不得不搬出，去王家沙鸣玉坊和冯雪峰一同住中共江苏地下省委机关。但7月下旬的一天，省委机关又被敌特发现，形势迫使他们必须在半小时搬迁，冯雪峰自己是早已做好准备的，但秋白他们又到何处藏身呢?沉思片刻，雪峰和秋白异口同声说：“到周先生家里去吧!”他们到鲁迅家后，雪峰赶去看秋白，看到两人正在起劲地聊天哩。几天后情况缓和，杨之华已由组织分配工作，秋白就和她一同到机关居住了。
9月的一天深夜2点钟，秋白突然接到紧急警报，要他们立即撤离机关。他们还是决定到鲁迅家去暂避。两人分乘两辆黄包车由不同的路去鲁迅家，一个到前门一个到后门，巧的是两人同时到达、同时敲门，鲁迅起身从楼上往下看，见后门外站着的像是杨之华，又看前门外是秋白，即要广平快去开门，他们进屋后连声表示歉意，鲁迅却不断问寒问暖，广平又送来点心让他们充饥。这次秋白夫妇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离开了。秋白四次避难鲁迅家，彼此结下了深厚情谊。
左联在壮大
据档案记载及有关人士回忆，青岛左联于1933年3月成立，逐步发展，到9月，已有盟员20余人，如于敏道(于黑丁)、乔天华、俞启威、杜宇、周世超、王苓非、姜宏、陈云涛、彭也夫、郭锡英、孙乐文、刘永生等，两位上海中国左联的成员孟超和风斯(刘西蒙)当时旅居青岛，也加入了青岛左联。大家经常讨论时事政治、学习马列主义、开展读书活动，后期(1935年)还每月举行文艺座谈 会。活动地点在福建路上的《青岛民报》馆內，盟员们在该报创办《艺林》《汽笛》《钟声》等副刊作为园地；《青岛晨报》也是左联的阵地之一。盟员除在这几个副刊上发表作品之外，也请王统照、臧克家、沈从文等到报社来坐坐，参加他们的活动。
在日本东京，原也有左联组织，但九一八事变后成员大多回国从事抗日活动，组织涣散。1933年9月，上海的左联成员林焕平东渡日本留学，行前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交给他任务：到东京后，迅速设法恢复左联组织，开展活动，并给了他盟员孟式钧的地址。他到东京后立即联络孟式钧着手工作，到12月间，东京左联组织已得到恢复，成员有林基路、欧阳凡海、林焕平、孟式钧、魏晋、陈一言、陈斐琴等7人，由林焕平、林基路、陈一言组成干事会，林焕平任书记。此后，就由林焕平通过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和周扬单线联系。由于留学生不断增加， 东京左联也不断发展，终于拥有了一批青年作家、诗人、评论家，先后创办了《东流》《杂文》(后改名《质文》《诗歌》)等刊物，得到了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的重视与支持，流亡东京的著名诗人郭沫若实际上成了东京左联的领路人。东京左联的盟员们加强了同日本左翼文学界的联系，江口涣、秋田雨雀、森山启、中野重治等日本左翼作家都积极支持东京左联，来自广东的诗人雷石榆还加入了日本左翼文学团体“诗精神社”，谱写了一曲中日文学友谊之歌。
文学的彩虹
1933年是左联诞生三年来喜获文学丰收的一年。年初，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问世，广大左翼文艺战士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成为中国新文学一座划时代的纪念碑；尔后，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脍炙人口、万民传颂，匕首式的《伪自由书》令奴才与虫豸们心惊胆战。紧随着鲁迅、茅盾之后，艾芜、征农、何谷天(周文)分别献出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名篇《咆哮的许家屯》《禾场上》《雪地》，诗人蒲风则创作了动人的诗篇《茫茫夜》。
这一年可说是杂文丰收年。留学法国归来的青年作家黎烈文接编《申报·自由谈》以后，对左翼作家来稿大开绿灯，鲁迅、茅盾发表杂文最多，鲁迅用何家干、干、丁萌、丰之余等笔名发表了《观斗》《航空救国三愿》《崇实》《战略关系》《电的利弊》《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文人无文》等100篇(其中14篇系鲁迅、瞿秋白合作)，茅盾用玄、阳秋、郎损等笔名发表《紧抓住现在!》《血战后一周年》《最近出版界的大活跃》《把握住几个重要问题》《阿Q相》等杂文36篇。鲁迅、茅盾的杂文切中时弊而又尖锐泼辣，即使用了化名，读者也能加以辨别，从而广为传诵。叭儿们自然也嗅到了这一点，特务刊物《社会新闻》在3月3日和24日两次惊呼：“鲁迅和沈雁冰现在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
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的还有郁达夫、郑伯奇、阿英、楼适夷、彭家煌、陈子谷、王任叔、廖沫沙、张天翼、沈起子、胡风、徐懋庸、穆木天、魏猛克、周扬、谢冰莹、李辉英、韩起、何谷天(周文)、方之中、李俊民、何家槐、袁殊、叶紫、祝秀侠、方土人等左联盟员作家，发表的作品连同鲁迅、茅盾的总数近400篇，抨击时弊、揭露黑暗，內容涉及社会政治文化诸多方面，且多为匕首式的尖锐泼辣之作，使这份小市民型的报纸副刊顿时意趣盎然、熠熠生辉，许多读者每天拿到报纸《申报》，首先就看其副刊《自由谈》，阅读被花边围绕的篇什(鲁迅许多杂文就常被饰以花边，以示重要，以至后来还被人讥为“花边文学”)，《申报·自由谈》由此名重一时、销路激增，成为30年代上海各大报副刊之首。
左翼电影开新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电影界武侠神怪片泛滥，还有就是描写多角恋爱、家庭纠葛或是色情味很浓的影片，所有这些都助长了时代的黑暗，蒙蔽了工农和小市民们的眼睛……
“九·一八”和“一·二八”后，抗日反帝浪潮迅猛高涨，作为左联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立刻向电影界进军，大胆向旧电影挑战，用现实主义的新电影去占领电影市场；也正是由于形势变了，武侠神怪影片已被冷落，电影市场萎缩，明星公司老板周剑云找到他的同乡好友钱杏邨(阿英)，希望这位知名左翼作家为他出出点子，使他的公司摆脱困境：通过钱杏邨的关系，周剑云结识了沈端先、郑伯奇等左翼作家，大家帮助周剑云出谋划策，提出新的制片原则，促其改弦易辙、重起炉灶，周剑云邀请他们三人去明星公司任编剧顾问。沈端先等向中共党组织汇报这一情况。在党的会议上瞿秋白指示他们打入这家公司，站稳脚跟，逐步在他们摄制的影片中掺入一些先进思想，在时机成熟时发展左翼电影。就这样，在瞿秋白的关心指导下，秘密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全面负责电影工作。电影小组由沈端先任组长，成员有剧作家和评论家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以及导演和技术专家司徒慧敏共五人。他们进入明星公司后一面自己动手创作剧本，一面动员阳翰笙、沈西苓、洪深等左联作家为该公司编写剧本。不长时间，沈端先就创作了《狂流》《脂粉市场》《前程》《上海24小时》等电影剧本，还将茅盾的名著《春蚕》改编成摄制台本；沈西苓写了电影剧本《女性的呐喊》；洪深写了电影剧本《压迫》《香草美人》(与马文源合著)；阳翰笙写了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陈英、郑伯奇将楼适夷的小说《盐场》改编为电影剧本《盐潮》，他们又和夏衍合作编写了电影剧本《时代的儿女》，阿英也写了电影剧本《丰年》，明星公司先后拍成影片公映，好评如潮，实现了左翼电影零的突破， 开创了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的历史新时期。
参加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
1933年2月对日本和中国左翼文坛都是难忘的。2月20日，日本著名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被警察逮捕后遭毒打死亡，左联当即在《中国论坛》上发表《小林同志事件抗议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此种空前的暴行”。此后，鲁迅、郁达夫、茅盾、田汉、洪深、丁玲、叶绍钧、陈望道、杜衡等九作家又在北平左联刊物《文学杂志》第2号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慰恤小林君家族，表示中国著作界对小林君之敬意”。鲁迅还以个人名义致电吊唁。
5月14日，左联党团书记、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被当局逮捕，左翼社会科学家潘梓年同时被捕，《中国论坛》杂志再次登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同时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面组成“丁潘营救委员会”组织营救，左联派楼适夷参加工作。
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会为去年被冤杀的抗日志士林惠元伸冤(林系福建漳州龙溪民众教育馆馆长兼龙溪抗日会常委)，会后发表《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蔡元 培、柳亚子、鲁迅、郁达夫等20位文化、新闻界人士列名，其中有左联成员杨骚、白薇(杨骚是漳州人)。
8月，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决定9月间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并派世界反战会议主席、法国作家巴比塞为首的代表团来上海出席大会，8月16日《大美晚报》刊出有鲁迅等105位左翼作家和进步文化人签署的《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在这一文件上签名的还有茅盾、田汉、沈端先、华汉、钱杏邨、洪深、穆木天、郑伯奇、郁达夫、彭家煌、华蒂、叶灵凤、蓬子、董每戡、森堡、韩起、何谷天、尹庚、适夷、达伍(廖沫沙)、叶紫、李辉英、张天翼、胡楣(关露)、杨骚、周起应(周扬)、沈起予、谷非(胡风)、沙汀、何家槐、白薇、祝秀侠、侯枫等左联作家。8月18日，鲁迅、茅盾、田汉发表《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载8月31日《反战新闻》第2期及《中国论坛》8月号。由于国民党当局阻挠，远东反战大会到9月30日才在上海虹口秘密举行，叶以群、何谷天、郑育之等几位左联成员受上级委派参加了大会的准备及后勤保卫工作，楼适夷则担任《反战新闻》编辑。
一场论争
1931年东北三省沦陷，1932年日军打到上海，而国民党当局毫不抵抗、节节退让。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大晚报》还在问作家“目下在读什么书”、“要介绍给青年什么书”。而作家施蛰存推荐给青年读的书是《庄子》和《文选》，说是可以“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当务之急是引导青年去参加抗日救亡还是诱使他们遁入书斋去进行什么“文学修养”?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识之士对施蛰存辈的观点颇有非议。左联的领袖鲁迅首先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感旧》一文，对施蛰存的观点提出质疑，并进行委婉批评，施蛰存也在《自由谈》发表《(庄子)与(文选)》进行辩解甚至反讽，此后鲁迅又发表《“感旧”以后(上)》《“感旧”以后(下)》《扑空》《(扑空)正误》《答“兼示”》等文，继续表明自己的观点。施蛰存又刊出了《推荐者的立场》《突围》《致黎烈文先生书》等文，继续“据理反驳”而且理直气壮。鲁迅《准风月谈》一书中收入了彼此的文章，此处不赘。
文化“围剿”在继续
1933年好几位左联优秀作家不幸被捕：艾芜、任白戈、金丁被关押在苏州国民党狱中；楼适夷被投入国民党南京狱中被判无期徒刑；洪灵菲、潘漠华在北平落入敌手并惨遭杀害。丁玲则被囚禁南京长达三年多。
左翼文学书刊不断被查禁，柔石的《希望》、丁玲的《水》等大批作品被焚烧，有的则和鸦片等毒品一起烧掉。
左翼电影的迅猛发展也使敌人恨恨不已。他们网罗打手组成“影界铲共同志会”，焚毁摄影棚、捣毁印刷厂、砸碎良好图书公司门市部的大玻璃窗，恐吓信满天飞，《大美晚报》上还登出一份蒋介石的“勾命单”(特别暗杀对象的黑名单)，鲁迅也名列其中……一时间，上海成为恐怖世界，特别刊物《社会新闻》《汗血月刊》《汗血周刊》《人民周报》《新垒》也四处煽风点火、火上加油，妄图彻底摧垮左翼文艺。然而鲁迅和广大左翼作家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遁入地下，依然以笔作枪，高歌猛进!
(待续)
(责编 韵 心)
1933年，左联面临发展，但也遭到更严重的压迫，有不少喜报也有不少凶讯，还发生了一次思想论争。
深情厚谊
1932年11月30日晚6时鲁迅一回到家，就知道秋白来了。由于杨之华遇到叛徒盯梢，秋白接到紧急警报后，立即决定转移到鲁迅家中避难，这时鲁迅正在北平探视母病，许广平将瞿秋白妥善安置下来。随后，杨之华机警地甩掉跟踪的叛徒之后，也来到鲁迅家隐蔽。鲁迅见到秋白夫妇后又惊又喜，秋白、之华见到鲁迅也兴奋不已，彼此都有不少事情要告诉对方。当时瞿秋白受中共党內机会主义分子打击而被迫离开中央，在上海养病，心情郁闷，但和鲁迅朝夕相处，却有说不出的快慰。秋白夫妇在鲁迅家避难月余，12月24日那个雨夜，才由陈云同志(化名史平)接他们回到紫霞路原处隐居。
1933年2月的一天，地下党得到情报，说当晚敌特要去破坏我们党在紫霞路一带的某个机关，经分析，可能就是秋白夫妇的寓所。大家认为问题严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黄蚧然亲自去向秋白通报，商讨赶快搬家的问题。情况十万火急。秋白沉吟片刻，果断地说：“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鲁迅那里，”于是黄蚧然把秋白夫妇送到了鲁迅家里。2月17日，英国文豪萧伯纳乘轮船环游世界来到上海，会见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伊罗生等人。萧伯纳在上海仅逗留半日，但关于萧的评论、报道成为中外各报刊的热门话题。鲁迅和秋白谈到此事，一致认为应当搜集这些难得的材料出一本书，不仅让人们从中认识萧伯纳，也可从中认识世人的真面目。许广平当即去北四川路各报摊搜购当天报刊，鲁迅和秋白选择、圈定需要的文章，杨之华和许广平一同剪贴，再由秋白、鲁迅分门别类进行编辑，共分为“welcome”、“呸萧的国际联合战线”、“政治的凹凸镜”、“萧伯纳的真话”、“萧伯纳及其批评”等5部分，收录《申报，自由谈》《时报》《艺术新闻》《论语》《大晚报》《字林西报》《大陆报》《每日新闻》(日文)《上海霞报》《上海日报》十余种中外报刊上的36篇文章，编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鲁迅作序，秋白作《写在前面——他并非西洋唐伯虎》，2月下旬即交野草书屋付排，3月3日开始校对，13日校讫，24日出书，全过程仅用5周时间，可谓神速。这本书体现了鲁迅、瞿秋白两家团结战斗的精神，也是两位左翼文学巨人友谊的纪念。
杰出人物的遭难，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 目睹秋白夫妇被鹰犬追逐而东躲西藏，鲁迅的心在隐痛、在滴血。他决心为他们寻觅一处较为安定的居所，让他们获得一点最起码的生存的权利、一丁点儿不可少的愉悦与幸福。鲁迅跟內山完造商量后，终于在內山书店附近的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找到一处亭子间，内山夫人陪着鲁迅去看屋，这里周围住户均为日本侨民，较为隐蔽，生活方便，离自己即将搬入的新居大陆新邨也近，便于照应。房屋租定后，3月4日和5日，秋白夫妇迁入新居，开始新的生活。秋白将新居布置得很有家庭气氛。由于环境安全，秋白全力投入写作，从3月5日到4月25日。他陆续写出《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內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等一批杂文。4月11日，鲁迅从北四川路底拉摩斯公寓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邨后，两家近在咫尺，鲁迅去东照里看望秋白，秋白也经常去看望鲁迅，两人无所不谈。秋白平日拘于言谈，喜欢沉思，但一见鲁迅，就会兴奋激动、无拘无束。秋白这些杂文，大多源于某个话题，随意点染、妙笔成趣，其中自然也揉和着鲁迅的某些思想观点、美学情趣。鲁迅拿到瞿秋白的每篇手稿后，署上自己常用的“干”、“何家干”等笔名寄往《申报·自由谈》发表，为了躲过文网，少数要文改了标题，为便于流传，还被编入鲁迅的《伪自由书》中，有学者认为这些杂文应视为他们共同智慧的结晶，是有道理的。
作为战斗者和社会批评家的鲁迅，是历来文人中遭受精神苦难最为深重的，因为正直而又敢怒敢骂敢打敢杀，常被诬蔑、攻击、谩骂，常被视为异端、妖魔，其实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民族的精魂、国家的脊梁。秋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应当挺身而出，为这些民族功臣拨乱反正、为这位革命作家洗刷泼来的污秽，以重现其人格的光辉、文学的光辉，把这面灿烂的左翼文学的大旗竖得更高，鼓舞大家在它的指引下胜利前进。于是在这个难忘的春天里，他多日佯装生病卧床，认真阅读鲁迅的《热风》《坟》《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华盖集》正续编等书，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万言长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秋白指出鲁迅的生命之路是“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鲁迅杂文的四大特质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及“反虚伪的精神”。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性评价被后世学者奉为圭臬。
那时，为指导我国新兴木刻运动，鲁迅搜集材料编了一部苏联木刻专书《引玉集》，但缺少一篇序言，秋白得知后，立即译了一篇苏联A·D·楷戈达耶夫的论文《苏联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作为代序，为此书锦上添花。
6月初，东照里12号也不安全了，秋白夫妇不得不搬出，去王家沙鸣玉坊和冯雪峰一同住中共江苏地下省委机关。但7月下旬的一天，省委机关又被敌特发现，形势迫使他们必须在半小时搬迁，冯雪峰自己是早已做好准备的，但秋白他们又到何处藏身呢?沉思片刻，雪峰和秋白异口同声说：“到周先生家里去吧!”他们到鲁迅家后，雪峰赶去看秋白，看到两人正在起劲地聊天哩。几天后情况缓和，杨之华已由组织分配工作，秋白就和她一同到机关居住了。
9月的一天深夜2点钟，秋白突然接到紧急警报，要他们立即撤离机关。他们还是决定到鲁迅家去暂避。两人分乘两辆黄包车由不同的路去鲁迅家，一个到前门一个到后门，巧的是两人同时到达、同时敲门，鲁迅起身从楼上往下看，见后门外站着的像是杨之华，又看前门外是秋白，即要广平快去开门，他们进屋后连声表示歉意，鲁迅却不断问寒问暖，广平又送来点心让他们充饥。这次秋白夫妇在鲁迅家只住了几天就离开了。秋白四次避难鲁迅家，彼此结下了深厚情谊。
左联在壮大
据档案记载及有关人士回忆，青岛左联于1933年3月成立，逐步发展，到9月，已有盟员20余人，如于敏道(于黑丁)、乔天华、俞启威、杜宇、周世超、王苓非、姜宏、陈云涛、彭也夫、郭锡英、孙乐文、刘永生等，两位上海中国左联的成员孟超和风斯(刘西蒙)当时旅居青岛，也加入了青岛左联。大家经常讨论时事政治、学习马列主义、开展读书活动，后期(1935年)还每月举行文艺座谈 会。活动地点在福建路上的《青岛民报》馆內，盟员们在该报创办《艺林》《汽笛》《钟声》等副刊作为园地；《青岛晨报》也是左联的阵地之一。盟员除在这几个副刊上发表作品之外，也请王统照、臧克家、沈从文等到报社来坐坐，参加他们的活动。
在日本东京，原也有左联组织，但九一八事变后成员大多回国从事抗日活动，组织涣散。1933年9月，上海的左联成员林焕平东渡日本留学，行前左联党团书记周扬交给他任务：到东京后，迅速设法恢复左联组织，开展活动，并给了他盟员孟式钧的地址。他到东京后立即联络孟式钧着手工作，到12月间，东京左联组织已得到恢复，成员有林基路、欧阳凡海、林焕平、孟式钧、魏晋、陈一言、陈斐琴等7人，由林焕平、林基路、陈一言组成干事会，林焕平任书记。此后，就由林焕平通过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和周扬单线联系。由于留学生不断增加， 东京左联也不断发展，终于拥有了一批青年作家、诗人、评论家，先后创办了《东流》《杂文》(后改名《质文》《诗歌》)等刊物，得到了鲁迅、茅盾等左联领导人的重视与支持，流亡东京的著名诗人郭沫若实际上成了东京左联的领路人。东京左联的盟员们加强了同日本左翼文学界的联系，江口涣、秋田雨雀、森山启、中野重治等日本左翼作家都积极支持东京左联，来自广东的诗人雷石榆还加入了日本左翼文学团体“诗精神社”，谱写了一曲中日文学友谊之歌。
文学的彩虹
1933年是左联诞生三年来喜获文学丰收的一年。年初，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问世，广大左翼文艺战士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成为中国新文学一座划时代的纪念碑；尔后，鲁迅的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脍炙人口、万民传颂，匕首式的《伪自由书》令奴才与虫豸们心惊胆战。紧随着鲁迅、茅盾之后，艾芜、征农、何谷天(周文)分别献出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名篇《咆哮的许家屯》《禾场上》《雪地》，诗人蒲风则创作了动人的诗篇《茫茫夜》。
这一年可说是杂文丰收年。留学法国归来的青年作家黎烈文接编《申报·自由谈》以后，对左翼作家来稿大开绿灯，鲁迅、茅盾发表杂文最多，鲁迅用何家干、干、丁萌、丰之余等笔名发表了《观斗》《航空救国三愿》《崇实》《战略关系》《电的利弊》《从讽刺到幽默》《从幽默到正经》《文人无文》等100篇(其中14篇系鲁迅、瞿秋白合作)，茅盾用玄、阳秋、郎损等笔名发表《紧抓住现在!》《血战后一周年》《最近出版界的大活跃》《把握住几个重要问题》《阿Q相》等杂文36篇。鲁迅、茅盾的杂文切中时弊而又尖锐泼辣，即使用了化名，读者也能加以辨别，从而广为传诵。叭儿们自然也嗅到了这一点，特务刊物《社会新闻》在3月3日和24日两次惊呼：“鲁迅和沈雁冰现在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现《自由谈》资为台柱者，为鲁迅与沈雁冰两氏。”
在《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的还有郁达夫、郑伯奇、阿英、楼适夷、彭家煌、陈子谷、王任叔、廖沫沙、张天翼、沈起子、胡风、徐懋庸、穆木天、魏猛克、周扬、谢冰莹、李辉英、韩起、何谷天(周文)、方之中、李俊民、何家槐、袁殊、叶紫、祝秀侠、方土人等左联盟员作家，发表的作品连同鲁迅、茅盾的总数近400篇，抨击时弊、揭露黑暗，內容涉及社会政治文化诸多方面，且多为匕首式的尖锐泼辣之作，使这份小市民型的报纸副刊顿时意趣盎然、熠熠生辉，许多读者每天拿到报纸《申报》，首先就看其副刊《自由谈》，阅读被花边围绕的篇什(鲁迅许多杂文就常被饰以花边，以示重要，以至后来还被人讥为“花边文学”)，《申报·自由谈》由此名重一时、销路激增，成为30年代上海各大报副刊之首。
左翼电影开新花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电影界武侠神怪片泛滥，还有就是描写多角恋爱、家庭纠葛或是色情味很浓的影片，所有这些都助长了时代的黑暗，蒙蔽了工农和小市民们的眼睛……
“九·一八”和“一·二八”后，抗日反帝浪潮迅猛高涨，作为左联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立刻向电影界进军，大胆向旧电影挑战，用现实主义的新电影去占领电影市场；也正是由于形势变了，武侠神怪影片已被冷落，电影市场萎缩，明星公司老板周剑云找到他的同乡好友钱杏邨(阿英)，希望这位知名左翼作家为他出出点子，使他的公司摆脱困境：通过钱杏邨的关系，周剑云结识了沈端先、郑伯奇等左翼作家，大家帮助周剑云出谋划策，提出新的制片原则，促其改弦易辙、重起炉灶，周剑云邀请他们三人去明星公司任编剧顾问。沈端先等向中共党组织汇报这一情况。在党的会议上瞿秋白指示他们打入这家公司，站稳脚跟，逐步在他们摄制的影片中掺入一些先进思想，在时机成熟时发展左翼电影。就这样，在瞿秋白的关心指导下，秘密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全面负责电影工作。电影小组由沈端先任组长，成员有剧作家和评论家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以及导演和技术专家司徒慧敏共五人。他们进入明星公司后一面自己动手创作剧本，一面动员阳翰笙、沈西苓、洪深等左联作家为该公司编写剧本。不长时间，沈端先就创作了《狂流》《脂粉市场》《前程》《上海24小时》等电影剧本，还将茅盾的名著《春蚕》改编成摄制台本；沈西苓写了电影剧本《女性的呐喊》；洪深写了电影剧本《压迫》《香草美人》(与马文源合著)；阳翰笙写了电影剧本《铁板红泪录》《中国海的怒潮》；陈英、郑伯奇将楼适夷的小说《盐场》改编为电影剧本《盐潮》，他们又和夏衍合作编写了电影剧本《时代的儿女》，阿英也写了电影剧本《丰年》，明星公司先后拍成影片公映，好评如潮，实现了左翼电影零的突破， 开创了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的历史新时期。
参加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斗争
1933年2月对日本和中国左翼文坛都是难忘的。2月20日，日本著名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被警察逮捕后遭毒打死亡，左联当即在《中国论坛》上发表《小林同志事件抗议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者此种空前的暴行”。此后，鲁迅、郁达夫、茅盾、田汉、洪深、丁玲、叶绍钧、陈望道、杜衡等九作家又在北平左联刊物《文学杂志》第2号发表《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慰恤小林君家族，表示中国著作界对小林君之敬意”。鲁迅还以个人名义致电吊唁。
5月14日，左联党团书记、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被当局逮捕，左翼社会科学家潘梓年同时被捕，《中国论坛》杂志再次登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丁潘被捕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宣言》，同时由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面组成“丁潘营救委员会”组织营救，左联派楼适夷参加工作。
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会为去年被冤杀的抗日志士林惠元伸冤(林系福建漳州龙溪民众教育馆馆长兼龙溪抗日会常委)，会后发表《为林惠元惨案呼冤宣言》，蔡元 培、柳亚子、鲁迅、郁达夫等20位文化、新闻界人士列名，其中有左联成员杨骚、白薇(杨骚是漳州人)。
8月，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决定9月间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并派世界反战会议主席、法国作家巴比塞为首的代表团来上海出席大会，8月16日《大美晚报》刊出有鲁迅等105位左翼作家和进步文化人签署的《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在这一文件上签名的还有茅盾、田汉、沈端先、华汉、钱杏邨、洪深、穆木天、郑伯奇、郁达夫、彭家煌、华蒂、叶灵凤、蓬子、董每戡、森堡、韩起、何谷天、尹庚、适夷、达伍(廖沫沙)、叶紫、李辉英、张天翼、胡楣(关露)、杨骚、周起应(周扬)、沈起予、谷非(胡风)、沙汀、何家槐、白薇、祝秀侠、侯枫等左联作家。8月18日，鲁迅、茅盾、田汉发表《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的宣言》载8月31日《反战新闻》第2期及《中国论坛》8月号。由于国民党当局阻挠，远东反战大会到9月30日才在上海虹口秘密举行，叶以群、何谷天、郑育之等几位左联成员受上级委派参加了大会的准备及后勤保卫工作，楼适夷则担任《反战新闻》编辑。
一场论争
1931年东北三省沦陷，1932年日军打到上海，而国民党当局毫不抵抗、节节退让。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大晚报》还在问作家“目下在读什么书”、“要介绍给青年什么书”。而作家施蛰存推荐给青年读的书是《庄子》和《文选》，说是可以“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当务之急是引导青年去参加抗日救亡还是诱使他们遁入书斋去进行什么“文学修养”?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识之士对施蛰存辈的观点颇有非议。左联的领袖鲁迅首先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感旧》一文，对施蛰存的观点提出质疑，并进行委婉批评，施蛰存也在《自由谈》发表《(庄子)与(文选)》进行辩解甚至反讽，此后鲁迅又发表《“感旧”以后(上)》《“感旧”以后(下)》《扑空》《(扑空)正误》《答“兼示”》等文，继续表明自己的观点。施蛰存又刊出了《推荐者的立场》《突围》《致黎烈文先生书》等文，继续“据理反驳”而且理直气壮。鲁迅《准风月谈》一书中收入了彼此的文章，此处不赘。
文化“围剿”在继续
1933年好几位左联优秀作家不幸被捕：艾芜、任白戈、金丁被关押在苏州国民党狱中；楼适夷被投入国民党南京狱中被判无期徒刑；洪灵菲、潘漠华在北平落入敌手并惨遭杀害。丁玲则被囚禁南京长达三年多。
左翼文学书刊不断被查禁，柔石的《希望》、丁玲的《水》等大批作品被焚烧，有的则和鸦片等毒品一起烧掉。
左翼电影的迅猛发展也使敌人恨恨不已。他们网罗打手组成“影界铲共同志会”，焚毁摄影棚、捣毁印刷厂、砸碎良好图书公司门市部的大玻璃窗，恐吓信满天飞，《大美晚报》上还登出一份蒋介石的“勾命单”(特别暗杀对象的黑名单)，鲁迅也名列其中……一时间，上海成为恐怖世界，特别刊物《社会新闻》《汗血月刊》《汗血周刊》《人民周报》《新垒》也四处煽风点火、火上加油，妄图彻底摧垮左翼文艺。然而鲁迅和广大左翼作家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遁入地下，依然以笔作枪，高歌猛进!
(待续)
(责编 韵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