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的当天，刘慈欣的手机收到了一条新闻推送，“民营火箭公司翎客航天新一代可回收火箭悬停飞行试验成功，这意味着国内火箭回收技术领域立下了新的里程碑”。类似的科技新闻是刘慈欣每天主要浏览追踪的内容，对他来说非常重要。
　　在辽阔磅礴的星辰宇宙之下，人类的高新技术突破才是未来所在。刘慈欣留意着这一切，也思考着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记者：您在2002年发表的小说《天使时代》中描写了一个靠吃草就可以活下来的基因编辑婴儿。您如何看待现实中发生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刘慈欣：这个事件我肯定是持反对态度。我的反对不是说基因编辑技术有什么不好，而是把不成熟的技术用到人类身上，可能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但是从长远来看，30年或者50年后，对人类进行基因编辑可能会变为成熟的技术。我有生之年不一定能遇上，但现在的“90后”“00后”，有很大的几率会遇到基因编辑技术成熟的那一天，这是他们很幸运的一件事。
　　记者：您关注过围绕基因编辑技术展开的伦理争议吗？
　　刘慈欣：当人类真正有生存需要的时候，会把伦理放到生存之后。我们设想下，如果基因编辑可以把人的寿命延长两倍或者把人的智力提高两倍，这个时候我可能会说：你给我做吧，我接受，只要没有后遗症就行。
　　道德伦理是人们为了某种方便而建立的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并非永恒不变，而是永恒变化。50年后如果技术完全成熟了，相应的伦理观也就发展了。
　　记者：您说过一生从未怀疑过科学，但是对科技内向的发展感到焦虑？
　　刘慈欣：倒也不是焦虑，只是说这个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和我想象中的方向有些不一样。我想象中人类是尽可能关注于外部空间，但现在整个人类社会呈现出一种向内发展的趋势。当然是好是坏，我也没有办法评价，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记者：您说过世界各国对于和外星人接触应该有一套预案，但这个想法提出后反响平淡，其中的严肃性是不是被忽略了？
　　刘慈欣：是的。这和科幻无关，这是很现实、很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有可能明天发生，也可能一万年都不发生。可是各个大国，还有国际社会的组织机构，目前什么预案和研究都没有，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现在最大的误解是，一说到外星人星际航行，大家认为这一定是外星球上的政府行为，实际上根本不是那样——外星人来地球可能只是星期天的一次远足而已，来太阳系野餐一下，喝一瓶酒，随手把酒瓶一扔，也许就把地球砸碎了。苏联有一部科幻小说叫《路边野餐》，讲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或者一个外星熊孩子，开着一辆破飞船逃学出来，可能他动一下手指头，我们整个世界就毁灭了。
　　外星人如果能够跨越至少四光年来到地球，他们的技术能力是人类没法想象的。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差别，可能比我们与蚂蚁的差别还大。如何接触和交流，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没人考虑。当然，人类要考虑的事可能太多了吧。
　　记者：过去一年里人类技术领域的哪些突破让您印象深刻？
　　刘慈欣：我一直在关注马斯克，关注大功率火箭和可回收火箭。马斯克代表着航天民营化的方向，你可以把他看作航天界的比尔·盖茨，实际上他的影响可能要更大。除此之外，我也关注外太空探索的进展，比如“新地平线”号探测器飞越冥王星，还有引力波探测。这些消息对我都很重要。
　　记者：过去一年里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觉得很科幻？
　　刘慈欣：不用瞬间，我们整个时代就是一部正在发展的科幻小说。技术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学的时候见到计算机感觉神奇甚至神圣，现在计算机到处都是，毫无新奇之处。当下的生活跟30年前简直是两个世界，这本身就很科幻。
　　记者：从2015年《三体》获奖至今，它的热度仍在延续，很多人包括您自己也说，这份热度的爆发有一定偶然性。现在回头看，科幻热的出现是否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密切相关？
　　刘慈欣：首先说到偶然性，更准确地说是机遇，机遇的出现确实有它的必然性。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发展本身就给科幻文学提供了一个很肥沃的土壤，给它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最后落到谁身上，落到哪本书上，这是个偶然。一个国家处于快速上升期，出现对科幻的关注，包括对科幻文学和电影的关注，是必然。就像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是美国快速的上升期，也正好契合了美国科幻黄金时代。
　　记者：韩松曾经说，科幻作家很难乐观地认为技术变革和民主改良能够带来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刘慈欣：我对未来还是乐观的，这是一個谨慎的理智的乐观。我认为只要科学技术在不断地发展，人类最终会建立一个很光明的未来。我的这种技术乐观主义在哲学上讲肯定是有缺陷的，不过作为一个科幻作家，我的这种信念很难改变。
　　（摘自《环球人物》2019年第4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