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之后,是郝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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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夏天在美国烟雾缭绕的小镇斯波坎见证了刘慈欣拿到世界科幻最高奖项雨果奖,我看着《三体》译者刘宇昆代表刘慈欣上台领奖,心里不由惦记着下一次——下一次中国作家站在上面会是什么时候?
  昨天深夜,科幻作家北星的一条微博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入选雨果奖提名。今年获得短中篇奖提名的小说一共有五篇,由1975名读者参与投票选出。
  这道数学题不难算。中国科幻作家连续两年拿到雨果奖的概率有20%。
  继刘慈欣后,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将有机会凭借她的优秀作品《北京折叠》斩获世界科幻雨果奖。有趣的是,在本报春节举办的科幻春晚接龙活动里,我鬼使神差地将她排在了刘慈欣后面……
  此次,《不存在日报》连夜采访了郝景芳。
  糖匪,素人幻想师,《不存在日报》主编。好奇心强烈,热爱捕捉与被捕捉。作品有《八月风灯》《面孔》《看见鲸鱼座的人》。
  从一开始我就在犹豫是不是要放出郝景芳的照片。理由,你们会懂。和这些年所有科幻圈的女作家一样,照片永远是一件尴尬事。普通长相会被议论,而容貌美丽的则会为之所累,人们的关注点会发生微妙的偏移。郝景芳显然属于后者。但她并不喜欢,也不需要这类关注的目光。
  她是骄傲的。你从她的站姿就可以看出,笔直挺拔,像山林里一根正在一点点向上生长的竹子,又像是天鹅。因为这样的骄傲,你不会在太多的活动上看到她。几年下来,我只见过她寥寥数次。一次是在朋友的山庄生日派对上,另一次是在2014年华语科幻星云奖大会上。 那年她的《北京折叠》得到了华语科幻星云奖的银奖。
  写作对她来说是一件纯粹的事,容不下杂质,也不需要其他多余经营。况且,她太忙了。
  和中国大部分科幻作家一样,写作是她必须见缝插针的业余工作。她的正职非常忙碌也非常重要,政策研究,学术调研,参与组织的论坛甚至有总理参加。
  这些内容不太会出现于其他报道。虽然认识好多年,点点滴滴对她有个模糊的印象,诸如新概念大赛一等奖,清华物理专业,后又转经济学博士,但是以防万一,又去百度搜索了一下她的名字,信息少得可怜。这个科幻作家对外的推广欲望和她对生活的热情成反比。
  她的好多事情你不可能会知道,她也不让我说,所以我只好摘取一些片段让大家稍微感受一下。比如,2012年,她参加了英国戏剧营。
  “参加英国戏剧营是因为当初参加了田沁鑫导演举办的‘新写作计划’选拔赛。在微博上看到消息,就写了一个话剧剧本投稿,没想到入围了最后的十人名单。活动是和苏格兰国家剧院共同举办的,由苏格兰的两位年轻制片人到北京指导我们话剧写作,训练营最后的作业是交一个全新创作的剧本,十人中有六人入选到苏格兰参加第二轮剧本修改的培训,最终有三个剧本进入实际演出。演出是作为苏格兰国家剧院的‘啤酒、派和话剧’系列的一场,在格拉斯哥演了一周。
  “这个系列很有意思,是在当地一家由教堂改造的酒吧剧院,每天中午一场戏,都不长,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来的人买了票,可以吃一个馅饼,喝一杯啤酒,看一场话剧,下午接着上班,文艺工作两不误。这个系列蛮受欢迎的,有时候当地人会排队买票,看话剧已经渗入他们的日常血液。当时深深感觉,‘生活苟且’与‘诗和远方’根本就不冲突,好的机制就兼顾双方。很多现实矛盾,实际上还是源于我们的懒惰和缺乏改造生活的推动力。”
  这是采访时她回答得最“精神”的一个问题。顺便提一下,采访是在早晨五点进行的。关于小说的回答,你们马上就会看到,不用着急。
  一个作者如何真正地热爱生活本身,也许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样她的想象才有更富足的燃料,足够她跨越大洋,征服异国他乡的读者。也许假以时日,她会在另一个星球上也找到心爱的读者。
  正如死评论家兔子瞧所说,她的小说所要诉说的,是究竟何为生活。生活是被迫的,被塑造的,但也是可以选择和改变的。我相信这不单单是郝景芳这个中国科幻作家某一篇小说的核心,更是她所有小说的基石,是她的小说能被更多人读懂和欣赏的根本。
  以下是 《不存在日报》主编糖匪与郝景芳的对谈。
  Q:你的“火星”系列的叙事风格特征显著,用刘慈欣的评语来说就是“彩色梦境”。而在《北京折叠》里,这种故事的血管里弥漫着散文诗的涟漪的风格化消失了。不单单是叙述风格变化,在故事设定上也更能感受到现实的重力。《北京折叠》和“火星”的风格有很大的差异,能不能把这看作一个转折,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转变呢?
  A:我不觉得是明显的转折。确实有一些变化,早期的创作对画面意象更在意,后期对人的内心冲突更在意。但你若是问我有没有转折点,我会说没有。我感兴趣的问题、我想写的内容、我喜欢的风格,从写作第一天到现在都是连续的,没有变。我想写的是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我关心的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的人如何生活。这两点兴趣是“火星”系列和《北京折叠》共同的,也是我未来写作的核心。根据“可能性世界”的不同,语言风格必然不同,但这不是阶段性变迁。
  Q: 创作《北京折叠》的契机是什么?写作时,你是在落笔前就对故事有了一个大概的把握,还是在创作过程中有了新的想法,偏离了原来的路线?
  A:创作的契机就是生活所见。以前我住在北京城乡接合部,有时候会和楼下的人聊天,聊他们远方的孩子,聊他们生病的隐忧,而几个小时之后我又进入另一个世界。我会觉得北京是几个不同空间叠加在一起的,就进行了更夸张的衍生。落笔的时候,我就是知道整体梗概和结尾的。我写的所有故事都要想清楚结尾再写开头。
  Q:你在创作我报春晚接龙《宇宙尽头的眼睛》时,是写得最快的一个作者。写《北京折叠》用了多久?加上酝酿期和前期准备呢?
  A:大概写了三天吧。当时是在水木BBS上每天发一段,分成上、中、下发了三天,后来又改了改。加上酝酿和准备也许有一个月,但这个已经记不清了。   Q:在驾驭不同篇幅的小说时你会有哪些不同的侧重点?
  A:短篇一般单线,也只考虑如何开头,如何结尾。长篇可以容纳更多,就会从设计人物开始,然后分别设计他们的故事走向。
  Q:你的正式工作是什么?作为妻子、母亲和一名忙碌的职业女性,如何还能兼顾写作呢?怎样安排时间的?
  A:我的正式工作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工作。写作一直是业余,见缝插针。小孩子睡觉的时候是最好的写作时光。
  Q:听说你的长篇《生于1984》即将正式发行,这篇小说是在什么时候创作的呢?愿意和我们讲讲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吗?
  A:这部小说最初写于2014年,后来在2015年初和2015年秋天又做过两次全面修改,到11月正式定稿。
  这是一部“自传式小说”,加引号是因为它其实并非自传小说,只是口吻上用了自传式。它写了一个普通女孩的成长经历,她出生于1984年,小说写了她大学毕业之后的一些事,而副线是她父亲从1984年开始在世界各地的追寻。书里用了《1984》的一些语句,也有一点不明显的内容关联。但还是那句话,我对政治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始终是人心。
  Q:《北京折叠》是什么时候被翻译到美国的,和译者刘宇昆在翻译过程中就哪些细节有过深入沟通?
  A:这篇小说于2015年1月发表在一个电子杂志上。宇昆给了我很多帮助。他的译稿翻得很好,发给我看的时候,只是对其中一些词句加以说明,说明他为何选用了一个更接近当地人理解习惯的语汇。这些方面我都接受了他的建议。一部小说在国外是否受到认可,与翻译密切相关。这一点我非常感谢宇昆兄。
  Q:在异国文化语境下读这篇小说是否会有偏差?你对这类偏差的态度是什么?
  A:可能会有偏差,也很正常。但是从我收到的一些反馈来看,西方的读者从我描绘的世界中也读到西方世界的不平等,大概其中有一些矛盾是共通的。不平等是古往今来各个社会的共同点,与不平等的抗争可以串联起很多历史。
  除了这种普适性的感受,也不排除有一些各异的反应,我一向是不大关心的。我甚至很少去看评论。小说写出来,就有接受批评、甚至偏见的义务,因此我的态度是,从此抛入风雨,任其飘摇。
  Q: 谈谈平时的爱好,向大家推荐你最近看的书和电影吧。
  A:平时喜欢读书写作,喜欢游泳跳舞,喜欢旅行。有关书和电影可以看我的微博“郝景芳”,上面没什么别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记录看过的书和电影。
  Q:今年夏天会去参加WorldCon(世界科幻大会)吗?
  A:不确定,单位工作忙,不一定能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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