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有关方面决定重新修订红四方面军战史。期间，作为红四方面军战史的一位重要亲历者和见证者，李先念谈了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对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修订红四方面军战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在谈到如何正确评价红四方面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问题时，李先念提出了“三要”原则：
　　一要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既不超越历史条件去苛求，也不原谅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以避免发生的过火。
　　二要掌握大量可靠的资料，认真分析研究，看对重大问题的态度和表现，看大节，看主流。
　　三要坚持实事求是，功是功，过是过，是非分明。不夸张，也不隐瞒；不拔高，也不贬低。
　　他强调：“能够掌握这三点，对人物的评价大体上可以做到公正。”
　　李先念在回顾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时还指出，“就个人来看，徐向前做出的贡献最大，他是红四方面军的最杰出的代表”。在谈到红四方面军另一位主要领导人陈昌浩时，他指出，“陈昌浩同志的情况复杂一点”，但“他和张国焘有本质区别”；接着，对陈昌浩的功过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一方面，李先念指出了陈“能文能武，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对红四方面军的思想政治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支持徐向前军事指挥和作战部署的，自己也经常独立指挥部队战斗；陈打仗非常勇敢，不是纸上谈兵的书生，有时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尤其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拥护和支持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多次打电报叫张国焘北上，并同张进行过激烈的斗争。另一方面，李先念也不回避陈所犯的错误，明确指出：陈“也犯过严重错误，在鄂豫皖和川陕时期，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肃反中错杀了一些好同志”；“对西路军的失败，他负有重要责任”。在此基础上，李先念对陈昌浩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做出了“功大于过”的总评价。
　　可以说，李先念对陈昌浩的评价，坚持了“三要”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