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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燕是来自新疆的一位女作家，2011年进入东莞文学艺术院。有人说，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比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还要多，若要深入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法是近距离接触这些外来哥、外来妹。在东莞的樟木头镇，丁燕隐瞒了作家的身份，进入一家工厂，和女工同吃同住同劳动，面对面感受她们梦想和希望、辛劳和迷茫……
2013年10月26日，丁燕的小说《工厂女孩》获得2013年鲁迅文化奖“年度图书”提名。
无声的叹息，疲惫的青春
第一天卧底并不顺利。
那是2011年年初的一天，丁燕骑着电动自行车在樟木头镇的大街上搜寻招工广告，一般工厂招工都要求女工年龄在35岁以下，丁燕已经40出头了。
她来到一家放宽了年龄要求的工厂，可一面试就被人家揪出来：“你，戴眼镜的，可以走了。”“你连我的资料都没有看，怎么就知道我不合适？”丁燕据理力争。“戴着眼镜，一看就知道吃不了苦，凭这个就不能要你。”
回去后，丁燕马上配了一副隐形眼镜。
第二天，丁燕找到一家音像带盒制造厂应聘。这次她学乖了，说自己是高中学历，家在农村。负责人问她要毕业证，她说没有带，负责人手一挥：“行，通过了！”
丁燕和一群年轻女孩被带到厂里，先是排队领工装——土黄色的旧工服，软塌塌的帽子。随后有人带着她们进入车间，两侧的重型注塑机发出的噪音很大，下脚料的碎屑乱飞，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刺激得人们的鼻腔生疼。
丁燕被安排将装满成品的塑料箱搬到车间的一侧，那里的箱子已经摞了一人多高。丁燕一口气搬了两百多箱，虽然箱子不重，但反复弯腰，起身欠身摆放箱子，把没干过重体力活的丁燕累惨了。
晚上6点钟下了班，丁燕来到女工宿舍楼下的管理处，交上自己的工牌和身份证。宿管人员将一把钥匙给她，叫她自己去316房间入住。这是一栋6层宿舍楼，年轻的女孩子们来来去去，提着开水瓶去打水，有人边走边打电话。丁燕从楼梯经过，看见走廊的宿舍门口堆满了塑料袋、一次性饭盒，敞开门的宿舍里有女孩躺在床上，把手机的音乐放到最大。
丁燕找到316房间，铁皮房门正敞开，房间里有4张上下铺，下铺住人，上铺放行李。有一个女孩在收拾东西，她叫卢小咪。“这个床位的人辞职了，没人住，你可以睡这里。”卢小咪指着自己床铺对面的那张床说。
卢小咪来自安徽农村，19岁的她高高瘦瘦，脸色蜡黄，头发也是稀疏发黄。她从16岁起开始在无锡打工，在制衣厂踩缝纫机，流水线上的工作，只做衣领。一年到头车间里布毛翻飞，上班第二天她买了个口罩，被工友嘲笑了好几次。夏天一坐就是10个小时，中间难得起身几趟，屁股捂得生疮。她忍了3年，再也做不下去了，于是舍弃一个月工资，南下东莞，进了这家电子厂。随小咪来广东的，还有她的好朋友艳萍。
发了工资，别的女孩都去买化妆品，做头发，买新衣。打工4年里，小咪基本上是窝在宿舍里，很少逛街，她对自己比较抠，挣的钱给家里盖了一栋两层小楼。小咪每月基本工资1500元，一天饭费补贴10块钱，平时加班给双倍工资，每月15号发工资后，她准时到邮局寄钱回家。
每天晚上10点加班回到宿舍，小咪坐在床边攥起拳头捶打自己的肩膀和脖子，往床上一躺，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啊！真累啊！”丁燕洗漱回来，看见小咪已经睡熟了。
2011年6月，小咪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她母亲身体不舒服，家里麦收没人帮忙，叫她请假回家。小咪知道母亲身子弱，干不了重活，她跑去跟组长请假，组长很为难："厂里刚接一批订单……要不你去找主管？"
小咪从组长手里要了假条填好，去找主管。不到5分钟，她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主管不准假。”小咪快哭了，一年四季，她只能在春节回去一次，她挂念家里。
“为什么不辞职呢？”丁燕问小咪。小咪觉得不可思议：“我一个月好歹也有两千多块钱工资，辞职回家，上哪挣钱？”小咪总是能说服自己留下，她天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在食堂里打两毛钱米饭，一块五毛钱的青菜豆腐，解决肚子问题。
身份转换中，她将命运之轮抓在自己手里
2011年年9月1日，广东的天气闷热潮湿，高中毕业的申雨荷来到了东莞，她是投奔在东莞打工18年的父母。
父亲在厚街珠宝厂做定型技工，月收入4000元，母亲在樟木头镇纸箱厂做普工，月收入2500元。迎接雨荷的是贫民区，高高低低的楼房破败不堪，窄窄的巷子间小路上铺着煤渣，石子陷在泥地里，路旁一堆堆无人处理的垃圾上，苍蝇翻飞。楼道狭窄昏暗，散发着霉气。
父母住在3楼，屋里铺着劣质地板砖，卧室里一张双人床，衣柜发黄，唯一一台电器是木凳上对床放置的电风扇。阳台上有一个水池，摆着牙膏牙刷和塑料杯，客厅里一张单人床，铺着凉席。周六周日不加班，雨荷会回出租屋与父母团聚。
雨荷18岁，只做了两个月普工，就被提升为质检员。雨荷不缺钱花，但她不买新潮的衣服，她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歌，报名学跳街舞。
昏暗的车间里，雨荷仔细检查着每件产品，还没有到下午，她就开始头晕恶心，视力模糊起来，眼前白花花的一片。“我觉得工厂生活很讨厌，空气都有毒，噪音也大，一进车间我就恶心……”雨荷跟丁燕诉苦，“我早晚会辞职！”
在2012年元旦的工厂迎新文艺晚会上，雨荷跳了一曲现代舞。银色紧身上衣，黑皮短裤，黑色长筒靴，扭臀，摆手，踢腿，雨荷在强劲的音乐节奏中不停舒展着肢体……她最后获得了二等奖，成了电子厂的名人。
年初，老板在湖南开分厂，把东莞的工人调走了一大半，以前满满的宿舍楼变得空荡荡的，只剩底下两层亮着灯。2012年春节刚过，雨荷打了辞职报告，辞职原因上写“回老家发展”。
经理是个中年男子，神情坚毅，总是严肃地紧绷着嘴，让工人们心存畏惧。
“你找到另一份工作了吗？”经理看出了雨荷在撒谎。 “没有。”她有些慌乱，“家里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你回老家能做什么？”经理的声音很温柔，让雨荷心里发软，“东莞是个好地方，在这里你能找到更多的事情做。”
“那您认为我还能干什么？”
“你能干好任何你想干的工作。”经理把雨荷的辞职报告扔进纸篓，“你现在有机会做文员。”
就这样，雨荷成为建厂20年来，第一个从车间出来到办公室做文员的打工妹。此时，她的父母已经辞职回南充老家盖房子去了，18年打工生涯，他们存了23万元，准备在家乡盖一座3层小楼。
雨荷在办公室附近租了间民房，月租180元，仅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小矮桌和一个电饭煲。丁燕看望雨荷时，连可以落座的凳子也没有，只好坐在床沿。
雨荷做文员后，大家传闻，她与杜经理关系暧昧。杜经理是河北人，清华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博士毕业后成为电子厂的高管，他和妻子是留学时认识的。
雨荷的工作环境并不轻松，因为曾经是车间女工，她很难和办公室同事融洽相处，她除了要处理琐碎的文员工作，还要学会察言观色。即使是这样，她仍旧受到同事的排挤。因为语言的限制，她只能处理国内的订单，而不能接日本的订单，这让雨荷下定决心：学好日语！她上网查到了黑龙江鸡西外国语学院，打电话去问。
“我们学校的日语专业很出名，可以从零学起，只要参加全国高自考统一考试，过了12门课程，就能拿到国家承认的专科文凭。”
“学费是多少？”
“3万元。”
雨荷辞了职，准备坐火车去鸡西。一切都收拾妥当后，雨荷拨通了杜经理的电话。杜经理的声音有些颤抖：“不要去，哪里都一样。”雨荷轻声笑着说：“那边会下雪的哦，我好喜欢下雪啊。”杜经理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不要去，嫁给我，我要娶你！”
雨荷哭了，挂断电话。
2012年11月25日，雨荷拉着行李箱来到东莞火车站，箱子里塞了羽绒服、厚毛衣，绒线帽、棉手套、羊毛袜——应对鸡西寒冷的天气，雨荷准备得非常充分。
中年女工的悲哀：无法协调的工作、婚姻和子女教育
陈大姐45岁，贵州人，在这个厂里，她已经工作了15年。她长得精瘦，头发又干又黄，脸上的皮肤因为疏于保养而粗糙苍老。陈大姐在樟木头镇跟丈夫一起租了个房间，丈夫曾在玻璃厂工作了很长时间，得了肺结核，被工厂开除，从此窝在家里不上班，还爱发脾气。
厂里接到一批韩国订单，陈大姐准备先回家做饭，再返回工厂来加班：“我要回去给他炒菜，不然他会发脾气的。”丁燕劝他：“你叫他吃泡面！”“他不肯，说是吃惯了我做的菜，不能凑合。”陈大姐神色坦然，“以前，他也是拿钱回家的……”
晚上8点，车间重新变得忙碌起来。主管巡视着车间，工人们埋头苦干，加班4小时，给1.5倍工资，许多人的工资都是靠加班才多一些。然而，陈大姐始终没有出现。
早上，刚推开玻璃门，丁燕就听到陈大姐的笑声，循声望去，她顿时怔住：陈大姐的左眼淤血，右脸有道刮痕，上唇也裂开了口子。见到丁燕疑惑的眼神，陈大姐毫不介意地笑了：“是那个死鬼打的！”“为什么？”丁燕愤愤不平，“他还有什么理由打你？”
陈大姐低下头，懊恼地说：“昨晚回去的路上，我买了彩票，输了50块钱，50块钱可以吃一顿大餐，买好些蔬菜和肉，买一袋子米，或者等女儿来了好好招待她吃一顿丰盛的饭菜……”陈大姐数落着自己：“他一听说我输了50元，就扑上来打我。”陈大姐头一扭，抬高了声音：“我跟他对打，本来他就弱，又有病，还饿了这么久，我打得他趴在地上起不来。”陈大姐得意地说，“我自己挣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他管不着！”
她将丈夫拖上床，自己收拾混战后的屋子，扫地拖地，淘米洗菜。
“周末来我家吃饭吧！”陈大姐说，“我让小兰从老家带了腊肉，很正宗的！”
小兰是陈大姐的女儿，个子高挑，唇油闪闪发光，指甲涂成宝蓝色，金色长发直垂到腰，身穿窄腿裤，短袖圆领衬衫紧裹，凸显出年轻人的曲线。
她懒散地坐在凳子上，咬着手指上的一根倒刺，高跟鞋的后跟轻轻敲打凳子腿。陈大姐给女儿指路：“进电子厂，先当普工，等干到主管后，找个老乡结婚生子……”但女儿一扭头：“不！你要把你吃过的苦让我尝一遍才心安？我要到酒店当服务员。”
“去那里的都是坏女人，回老家不让祭祖！”
“那我去商业大厦卖服装，底薪900元，加提成，能拿1500元，将来自己开店，再开分店……”
“成天挂着笑，老了怎么办！”
两人打起来，撕扯着对方，扭成一团，夹杂着咒骂，尖叫。这幅画面让丁燕发毛，她动弹不得，她心目中的女人不该这样滑稽、野蛮、凶狠，她们应衣着整洁，头发蓬松，弹琴诵诗……
最后，小兰把头发梳好，恢复了平静，既不悲伤，也不委屈，对母亲说了句“你不用找我了”，推门而去。她的背影看起来美丽极了，飘散的长发，刚好遮住脖颈上被母亲指甲抓破的伤口。
小兰再也没有出现过，她将自己隐匿于人海中。陈大姐并不为女儿担忧，她认为女儿离家出走，只是借故不再麻烦她，让拮据的日子稍好一些。女儿已懂事，可以到外面去闯荡了。
200天后，丁燕离开了工厂。
200天，丁燕见证了女工们青春、爱情和梦想……
编辑 魏光
2013年10月26日，丁燕的小说《工厂女孩》获得2013年鲁迅文化奖“年度图书”提名。
无声的叹息，疲惫的青春
第一天卧底并不顺利。
那是2011年年初的一天，丁燕骑着电动自行车在樟木头镇的大街上搜寻招工广告，一般工厂招工都要求女工年龄在35岁以下，丁燕已经40出头了。
她来到一家放宽了年龄要求的工厂，可一面试就被人家揪出来：“你，戴眼镜的，可以走了。”“你连我的资料都没有看，怎么就知道我不合适？”丁燕据理力争。“戴着眼镜，一看就知道吃不了苦，凭这个就不能要你。”
回去后，丁燕马上配了一副隐形眼镜。
第二天，丁燕找到一家音像带盒制造厂应聘。这次她学乖了，说自己是高中学历，家在农村。负责人问她要毕业证，她说没有带，负责人手一挥：“行，通过了！”
丁燕和一群年轻女孩被带到厂里，先是排队领工装——土黄色的旧工服，软塌塌的帽子。随后有人带着她们进入车间，两侧的重型注塑机发出的噪音很大，下脚料的碎屑乱飞，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刺激得人们的鼻腔生疼。
丁燕被安排将装满成品的塑料箱搬到车间的一侧，那里的箱子已经摞了一人多高。丁燕一口气搬了两百多箱，虽然箱子不重，但反复弯腰，起身欠身摆放箱子，把没干过重体力活的丁燕累惨了。
晚上6点钟下了班，丁燕来到女工宿舍楼下的管理处，交上自己的工牌和身份证。宿管人员将一把钥匙给她，叫她自己去316房间入住。这是一栋6层宿舍楼，年轻的女孩子们来来去去，提着开水瓶去打水，有人边走边打电话。丁燕从楼梯经过，看见走廊的宿舍门口堆满了塑料袋、一次性饭盒，敞开门的宿舍里有女孩躺在床上，把手机的音乐放到最大。
丁燕找到316房间，铁皮房门正敞开，房间里有4张上下铺，下铺住人，上铺放行李。有一个女孩在收拾东西，她叫卢小咪。“这个床位的人辞职了，没人住，你可以睡这里。”卢小咪指着自己床铺对面的那张床说。
卢小咪来自安徽农村，19岁的她高高瘦瘦，脸色蜡黄，头发也是稀疏发黄。她从16岁起开始在无锡打工，在制衣厂踩缝纫机，流水线上的工作，只做衣领。一年到头车间里布毛翻飞，上班第二天她买了个口罩，被工友嘲笑了好几次。夏天一坐就是10个小时，中间难得起身几趟，屁股捂得生疮。她忍了3年，再也做不下去了，于是舍弃一个月工资，南下东莞，进了这家电子厂。随小咪来广东的，还有她的好朋友艳萍。
发了工资，别的女孩都去买化妆品，做头发，买新衣。打工4年里，小咪基本上是窝在宿舍里，很少逛街，她对自己比较抠，挣的钱给家里盖了一栋两层小楼。小咪每月基本工资1500元，一天饭费补贴10块钱，平时加班给双倍工资，每月15号发工资后，她准时到邮局寄钱回家。
每天晚上10点加班回到宿舍，小咪坐在床边攥起拳头捶打自己的肩膀和脖子，往床上一躺，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啊！真累啊！”丁燕洗漱回来，看见小咪已经睡熟了。
2011年6月，小咪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她母亲身体不舒服，家里麦收没人帮忙，叫她请假回家。小咪知道母亲身子弱，干不了重活，她跑去跟组长请假，组长很为难："厂里刚接一批订单……要不你去找主管？"
小咪从组长手里要了假条填好，去找主管。不到5分钟，她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主管不准假。”小咪快哭了，一年四季，她只能在春节回去一次，她挂念家里。
“为什么不辞职呢？”丁燕问小咪。小咪觉得不可思议：“我一个月好歹也有两千多块钱工资，辞职回家，上哪挣钱？”小咪总是能说服自己留下，她天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在食堂里打两毛钱米饭，一块五毛钱的青菜豆腐，解决肚子问题。
身份转换中，她将命运之轮抓在自己手里
2011年年9月1日，广东的天气闷热潮湿，高中毕业的申雨荷来到了东莞，她是投奔在东莞打工18年的父母。
父亲在厚街珠宝厂做定型技工，月收入4000元，母亲在樟木头镇纸箱厂做普工，月收入2500元。迎接雨荷的是贫民区，高高低低的楼房破败不堪，窄窄的巷子间小路上铺着煤渣，石子陷在泥地里，路旁一堆堆无人处理的垃圾上，苍蝇翻飞。楼道狭窄昏暗，散发着霉气。
父母住在3楼，屋里铺着劣质地板砖，卧室里一张双人床，衣柜发黄，唯一一台电器是木凳上对床放置的电风扇。阳台上有一个水池，摆着牙膏牙刷和塑料杯，客厅里一张单人床，铺着凉席。周六周日不加班，雨荷会回出租屋与父母团聚。
雨荷18岁，只做了两个月普工，就被提升为质检员。雨荷不缺钱花，但她不买新潮的衣服，她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歌，报名学跳街舞。
昏暗的车间里，雨荷仔细检查着每件产品，还没有到下午，她就开始头晕恶心，视力模糊起来，眼前白花花的一片。“我觉得工厂生活很讨厌，空气都有毒，噪音也大，一进车间我就恶心……”雨荷跟丁燕诉苦，“我早晚会辞职！”
在2012年元旦的工厂迎新文艺晚会上，雨荷跳了一曲现代舞。银色紧身上衣，黑皮短裤，黑色长筒靴，扭臀，摆手，踢腿，雨荷在强劲的音乐节奏中不停舒展着肢体……她最后获得了二等奖，成了电子厂的名人。
年初，老板在湖南开分厂，把东莞的工人调走了一大半，以前满满的宿舍楼变得空荡荡的，只剩底下两层亮着灯。2012年春节刚过，雨荷打了辞职报告，辞职原因上写“回老家发展”。
经理是个中年男子，神情坚毅，总是严肃地紧绷着嘴，让工人们心存畏惧。
“你找到另一份工作了吗？”经理看出了雨荷在撒谎。 “没有。”她有些慌乱，“家里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你回老家能做什么？”经理的声音很温柔，让雨荷心里发软，“东莞是个好地方，在这里你能找到更多的事情做。”
“那您认为我还能干什么？”
“你能干好任何你想干的工作。”经理把雨荷的辞职报告扔进纸篓，“你现在有机会做文员。”
就这样，雨荷成为建厂20年来，第一个从车间出来到办公室做文员的打工妹。此时，她的父母已经辞职回南充老家盖房子去了，18年打工生涯，他们存了23万元，准备在家乡盖一座3层小楼。
雨荷在办公室附近租了间民房，月租180元，仅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小矮桌和一个电饭煲。丁燕看望雨荷时，连可以落座的凳子也没有，只好坐在床沿。
雨荷做文员后，大家传闻，她与杜经理关系暧昧。杜经理是河北人，清华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博士毕业后成为电子厂的高管，他和妻子是留学时认识的。
雨荷的工作环境并不轻松，因为曾经是车间女工，她很难和办公室同事融洽相处，她除了要处理琐碎的文员工作，还要学会察言观色。即使是这样，她仍旧受到同事的排挤。因为语言的限制，她只能处理国内的订单，而不能接日本的订单，这让雨荷下定决心：学好日语！她上网查到了黑龙江鸡西外国语学院，打电话去问。
“我们学校的日语专业很出名，可以从零学起，只要参加全国高自考统一考试，过了12门课程，就能拿到国家承认的专科文凭。”
“学费是多少？”
“3万元。”
雨荷辞了职，准备坐火车去鸡西。一切都收拾妥当后，雨荷拨通了杜经理的电话。杜经理的声音有些颤抖：“不要去，哪里都一样。”雨荷轻声笑着说：“那边会下雪的哦，我好喜欢下雪啊。”杜经理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不要去，嫁给我，我要娶你！”
雨荷哭了，挂断电话。
2012年11月25日，雨荷拉着行李箱来到东莞火车站，箱子里塞了羽绒服、厚毛衣，绒线帽、棉手套、羊毛袜——应对鸡西寒冷的天气，雨荷准备得非常充分。
中年女工的悲哀：无法协调的工作、婚姻和子女教育
陈大姐45岁，贵州人，在这个厂里，她已经工作了15年。她长得精瘦，头发又干又黄，脸上的皮肤因为疏于保养而粗糙苍老。陈大姐在樟木头镇跟丈夫一起租了个房间，丈夫曾在玻璃厂工作了很长时间，得了肺结核，被工厂开除，从此窝在家里不上班，还爱发脾气。
厂里接到一批韩国订单，陈大姐准备先回家做饭，再返回工厂来加班：“我要回去给他炒菜，不然他会发脾气的。”丁燕劝他：“你叫他吃泡面！”“他不肯，说是吃惯了我做的菜，不能凑合。”陈大姐神色坦然，“以前，他也是拿钱回家的……”
晚上8点，车间重新变得忙碌起来。主管巡视着车间，工人们埋头苦干，加班4小时，给1.5倍工资，许多人的工资都是靠加班才多一些。然而，陈大姐始终没有出现。
早上，刚推开玻璃门，丁燕就听到陈大姐的笑声，循声望去，她顿时怔住：陈大姐的左眼淤血，右脸有道刮痕，上唇也裂开了口子。见到丁燕疑惑的眼神，陈大姐毫不介意地笑了：“是那个死鬼打的！”“为什么？”丁燕愤愤不平，“他还有什么理由打你？”
陈大姐低下头，懊恼地说：“昨晚回去的路上，我买了彩票，输了50块钱，50块钱可以吃一顿大餐，买好些蔬菜和肉，买一袋子米，或者等女儿来了好好招待她吃一顿丰盛的饭菜……”陈大姐数落着自己：“他一听说我输了50元，就扑上来打我。”陈大姐头一扭，抬高了声音：“我跟他对打，本来他就弱，又有病，还饿了这么久，我打得他趴在地上起不来。”陈大姐得意地说，“我自己挣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他管不着！”
她将丈夫拖上床，自己收拾混战后的屋子，扫地拖地，淘米洗菜。
“周末来我家吃饭吧！”陈大姐说，“我让小兰从老家带了腊肉，很正宗的！”
小兰是陈大姐的女儿，个子高挑，唇油闪闪发光，指甲涂成宝蓝色，金色长发直垂到腰，身穿窄腿裤，短袖圆领衬衫紧裹，凸显出年轻人的曲线。
她懒散地坐在凳子上，咬着手指上的一根倒刺，高跟鞋的后跟轻轻敲打凳子腿。陈大姐给女儿指路：“进电子厂，先当普工，等干到主管后，找个老乡结婚生子……”但女儿一扭头：“不！你要把你吃过的苦让我尝一遍才心安？我要到酒店当服务员。”
“去那里的都是坏女人，回老家不让祭祖！”
“那我去商业大厦卖服装，底薪900元，加提成，能拿1500元，将来自己开店，再开分店……”
“成天挂着笑，老了怎么办！”
两人打起来，撕扯着对方，扭成一团，夹杂着咒骂，尖叫。这幅画面让丁燕发毛，她动弹不得，她心目中的女人不该这样滑稽、野蛮、凶狠，她们应衣着整洁，头发蓬松，弹琴诵诗……
最后，小兰把头发梳好，恢复了平静，既不悲伤，也不委屈，对母亲说了句“你不用找我了”，推门而去。她的背影看起来美丽极了，飘散的长发，刚好遮住脖颈上被母亲指甲抓破的伤口。
小兰再也没有出现过，她将自己隐匿于人海中。陈大姐并不为女儿担忧，她认为女儿离家出走，只是借故不再麻烦她，让拮据的日子稍好一些。女儿已懂事，可以到外面去闯荡了。
200天后，丁燕离开了工厂。
200天，丁燕见证了女工们青春、爱情和梦想……
编辑 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