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与地域之间:论陈炯明昀国家建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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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努力将近代以来日益兴盛的地域认同和地方自治纳入国家建设的蓝图中,认为联省自治是实现社会和政治整合,在和平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保持“民主建设”的政治方案。相对于以党建国的路径,陈代表了国家建设的另一种声音。陈之思想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由于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无法承担起实现政治整合和国家统一的艰巨任务,最终被历史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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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FDI流入的因素很多,其中来源国货币对G-3汇率波动是一重要但却被忽视的因素。本文基于真实汇率增长率标准差的汇率波动测度模型,计算出中国FDI吸收的部分主要来源国对G-3汇率的波动值,检验这一波动值与中国FDI吸收值的长期关系。结果表明:在2000—2007年期间,各国货币对G-3汇率波动对中国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2008—2009年期间,国际金融出现动荡,这种汇率波动对FDI流入的影响减弱。
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金融监管必须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鉴于我国目前金融创新监管法律尚未成体系,当务之急是理清法律制度的总体框架,为制度构建指明方向。我国金融创新监管法律制度应包括三方面内容:制定《金融创新促进法》作为规范金融创新的基本法律;完善规制特定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特别法,夯实金融市场法律基础;制定《金融监管组织法》调整现有金融监管体制,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监管体制。
确立正确的价值基点,对认识“什么是好的发展,如何建构好的发展”意义重大。西方发展伦理学在本质上是传统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再运用,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非反思坚守,使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存在诸多深层问题。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由主义在现代性的早期曾具有重要的解放作用,但随着历史发展却日益表现出问题性、危害性。正确理解个体伦理与整体伦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理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树立自觉的历史意识、规律意识、过程意识、学科对话意识,建构深层发展伦理学,对形成更为合理的发展视域,探索更为可行的发展战略意义重大。
作为接续着中国思想流程出现的现代三大思潮,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三者对传统文化的取向有很大的差异。但无论是传统的反叛者还是守护者,传统都是其无法摆脱的梦魇,是其无法切割的脐带。传统情怀、传统情思、传统意识与传统价值系统与每一个现代学人都息息相关,影响和规约着不同文化倾向的知识精英.成为三大思潮的“共同架构”与并生系统。
与宗教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缺乏来世,即中国人的效用函数中没有来世效用。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家庭轻社会、重现世轻来世以及政府与民间关系疏远等特征。这些文化特征体现在中国人的经济态势上,就是中国人重个人奋斗轻合作、重竞争而轻制度、重财富而轻科学;体现在企业经营上,就是华人企业家族企业色彩较重、重模仿而轻创新以及企业与政府关系疏远等。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必然有一个改变阻碍经济发展的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过程。
白刚博士的学位论文《瓦解资本的逻辑: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曾获2009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该文的同名著作于2009年9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抓住马克思最为关心的“资本”概念,从马克思本人对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亲身体验出发,结合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及后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集中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进行具体的揭示和澄明,以充分展示马克思作为革命斗士的自由批判精神。
我国公共图书馆属于社会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蕴藏在图书馆内巨大的文化资源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从公共图书馆服务性质和服务产品来看,现代图书馆服务具有公共与产业的双重属性。新型的信息资源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可以与全社会的信息产业化和文化产业化接轨,但是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公益性是其赖以生存的立命之本。因此,我国公共图书馆文化产业必须在保持公益性的基础上适度发展。
徐涛,男,1976年2月出生于黑龙江省。2001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装饰艺术设计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现为东华理工学院艺术设计系教师,多幅漆画作品参加省级展览并获奖。
理论形态的评价标准具有不同的层次:有阿尔都塞从“认识论”高度立足于“总问题”进行的认识论层次评价,也有马克思从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关系的高度进行的最高层次的评价。前者仅仅局限于“认识论”层次对研究对象和领域的差异进行区分,后者则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对隐藏在形形色色的“总问题”之后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进行区分。’而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仅仅把“总问题”作为划分理论形态的唯一标准,就必然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形态作出错误的评价,得出费尔巴哈是“假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向黑
作为60年代台湾旅外作家的代表,丛避的境外书写既以凝重的写实和深刻的象征展现了60年代美国社会的病态和旅外华人的生存困境,构成了与其他60年代台湾旅外作家的群体合唱;又以鞭辟入里的精神剖析、大胆的心理独白和生动的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对人的生命存在进行了独到的探索,给人以强烈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