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下午，阳光很安静。不炙热不浓烈，所谓多云的天气。风吹在手臂上，微微的凉意。
　　昨天，表哥打来电话，姨父今日移坟。问来不来？来。我肯定地回答。在自幼丧父的我的童年生活中，姨父占有了很特殊的一个角色。他很凶，对我的三个表哥，拳打脚踢。对我，也少有笑意。却愿意在山间伐木时带着我。我在林间奔跑，在草地上打滚。他偶尔会发出几声轻微的咳嗽声。回去时，拉着我汗津津的手，迎着夕阳归家。
　　姨父的坟在后山。山上开路，其实没有人要求他们移坟。只是当年姨父去世时，自己要求葬在那座他经年栽树伐木的山里。一眨眼二十多年过去，山间林木渐少，一条笔直的公路通向山顶。想来也没有了姨父想要的安静。迁往柏家祖坟，也好。
　　后山墓地上，表嫂们哭了一通，烧了纸钱，放了鞭炮，把坟挖开。黑木棺材很肃穆地躺着。表哥们吆喝着抬棺动土，在祖坟安置下来。又是一通哭声，鞭炮呼啦啦响成一片，坟头挂了红白纸，烧了一大堆纸钱，擦净了溅在墓碑上的泥浆，该做的都做了。沉闷地默立了片刻，看一炷香燃到一半，大表哥说：回去吧。我们转身往山下走。山间草木郁郁葱葱，安静恬然。宛如什么都没有发生，又什么都在发生。
　　只是一份思念而已。而时间会带走许多过往。那一年，姨父正当壮年。忽然消瘦下来，咳嗽很剧烈。送到医院一查，肺癌晚期，三个月后，去世了。那时，我在外地求学。大家都为我好地不通知我，暑假回来，姨父坟上的草已经长成一米高了，在风中摇曳，絮絮叨叨。我到底没有听出它们的话。只是安静地坐了很久。
　　从坟地回来，我们坐在廊下谈天。姨妈在瓦屋里做中饭，油烟味从屋里哄地一下散到外面，空气又辣又浊。眼角有些湿润，见表嫂看着，笑笑说，烟真熏眼睛。表哥转头，睡一会儿去吧，从南京急急忙忙赶回来的。是想睡一会儿，哪怕小寐片刻。然而明晃晃的日光照过来，姨妈炒菜的声音又那么大，硬是没有办法。中枢神经罢工一样，整个思绪漂浮在半空中，像一只飞了老半天的蝴蝶，有点倦怠，停栖在新旧人事的枝头上，拍打着。
　　午饭气氛有些冷清。姨妈拿了瓶酒，没人喝，每个人闷头吃饭。也不是有多难受，只是大家都没有一丝兴致。也许，还是有些思念的。
　　饭后坐了一会儿，陪姨妈絮叨着。她累了，睡去。我还是了无睡意。起身走出院子。瓦屋旁边，是林立的新楼房。榨角村大部分人家都有了新居。我绕过新房子，转入莲田间那条通往水边的路。向北走，依山而筑，房子一幢接一幢，挨着。房子都是新的，不太熟稔，人也大多不认识了。但水塘边的稻田、莲田、河流、地里的农事，四周的山林，还有山岭上的植物，等等，每个细节都记得。我在这里呆了十年，十一岁离开。记忆与现实重重叠疊，牵牵扯扯。屋檐下一株泡桐树开满了紫白色的花朵，浓密的香气在小道弥漫。
　　沿着小道往前，日光热烈地射在草木间，草木下水波脉动。山脚边散落的黄泥屋还保持着旧样貌，山雀的鸣声在树丛里响起，更加幽深宁静。幼时这个房子里住着一个老太，会算命。看到我，偶尔会给一颗融化的糖。总说：这丫头命不错。如今，物是人非，想来老太应是早离人世了。那时，她就已经那么老了。
　　距土屋不远，路边的山坡上，有户上海下放来的人家。是我小学的老师。她家有个男孩，与我同桌，每次在书桌上划很长的三八线，也说过，以后要带我去上海看高楼。现在，几间白墙红瓦的房子门扉紧闭，门前的果园荒芜着，枝柯寥落。听说都去上海了，也不知道看见上海的高楼时，那个男孩是否会想起我？
　　来到一个塘边。当年姨父在这水塘里养鱼虾，每次出鱼，我都在旁边欢笑跳跃。离开的许多个日子里，我都梦见这个水塘，念着这里的粼粼波光。回忆中，水塘是安详的绿色，是一泓清水的境界，沉静。坦荡。岸边荻花摇曳，枫树与杉树密匝生长着。几只野鸟掠过水面，激起几圈盈盈水纹。但现在，闲散的阳光下，水塘干涸了三方之二，露出大片红色的岩土。塘边的枫树、杉树、野鸟，成了文字里的梦呓。生长多年的荻花倒很密集，在夕阳里纷披垂立。
　　曾多少次与丈夫说，等退休了就来这里，在水塘边盖个房子，搭个篱笆，种些果树，养几只鸡鸭。白天钓钓鱼，晚上在湖边看星星。如果是下雨天，依在木窗边读古书，练小楷。丈夫笑我老了。原来，记忆中的小水塘，比我老得还快。
　　风从山坡上漫游过来，像一支深沉的咏叹调，从头顶吹过。我们把黄昏丢在身后，把往事遗落风中，只有踢踢踏踏的赶路声，响在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