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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中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持续遭遇雾霾天气，造成严重空气污染，多地PM2.5（可入肺颗粒物）监测值濒临“爆表”。北京的PM2.5值一度逼近1000，是国务院2012年公布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日平均浓度的30倍，民众不得不戴上口罩，网友调侃为：自强不“吸”。1月13日，北京发布当地气象史上首个霾橙色预警。
但对更多城市的民众而言，当地的PM2.5值是多少，他们无从知晓。因为没有人去检测，更无从公布这样的数字。这时，很多人想到了冯永锋——早在2011年12月PM2.5刚刚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时，冯永锋就发起“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不仅为上海、广州、温州、武汉等城市募集了便携式PM2.5检测仪，而且直接推动了当地PM2.5的监测及发布。2013年1月12日，他通过微博呼吁：“让这些仪器飘流给更需要使用的地方。”
1月13日，冯永锋又发布微博号召各地环保组织、公益组织给执勤者送口罩。1月16日，已有环保组织在北京发放了近2000个口罩。在冯永锋的推动下，每一次行动都能收获相对理想的效果，因为这位环保先锋和他创办的公益环保组织已在环保界积聚了很高的人气，也正在获得更多人的信任。
赔钱出书
今年42岁的冯永锋，出生于福建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那里的森林覆盖率在全国排名靠前。1995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看上去与环保并不相干。随后，冯永锋去西藏日报社当了一名记者。在那里，他了解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以及思考方法。“当地藏民最大的智慧在于责己和助人，遇到问题永远认为是自己过去犯的错误；他们的信仰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子孙，而是为了整个自然界。”
1998年回到北京，冯永锋在光明日报科技部任职，继续当记者。真正踏入环保领域，是在2003年。“当时，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让我参加‘可持续能源记者俱乐部’的培训；同时，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又带我去观鸟。”从那时起，冯永锋就没离开过环保领域。
有一次去兰州出差，黄河两岸的十几个排污口令冯永锋触目惊心，它们直接将污水排入黄河，两岸居民甚至直接把厕所架在黄河上面，垃圾也直接倒到黄河里；去四川时，他往窗外一看，发现“森林怎么碎了”， 因滥砍乱伐而裸露出的土地，让森林看起来像得了皮肤病一样……
一篇篇稿件，让冯永锋的思想有了转变：“为什么非要等别人给你命令、给你经费、给你许可才能做事？”2005年，冯永锋“冒着被开除的危险”自己出钱跑到云南做调查。第二年，处女作《拯救云南》完稿。为把书传播出去，冯永锋想了个招：给朋友们写信，希望他们出300块钱买10本；后来，他把书寄过去，并告诉他们，愿意给钱就给，不愿意给就算了；再后来，他又附上了一封信，叫讨钱信。几个回合下来，冯永锋“讨”回来5万元左右——相对7万元的成本，亏了2万元。
冯永锋写书很快，自处女作问世之后，他又通过先调查再写作的方式陆续出版了《不要指责环保局长》、《环保——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没有大树的国家》、《边做环保边撒谎》、《为民间环保力量呐喊》、《狼无图腾——草原在哪里》、《教你如何做环保》、《别给环保一点机会》、《做环保，要趁早》9部作品。目前，他正在撰写与中国水危机有关的著作。
对环保更深的介入，始于2007年发起创建“自然大学”。自然大学有水学院、草木学院、健康学院、山川学院、鸟兽学院、垃圾学院等，每个学院有不同的课题。比如2007年，冯永锋组织各地开展“城市乐水行”活动，志愿者们沿河而行检测水质。后来，“乐水行”逐渐演变为自然大学水学院。自然大学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校”，学生都是环保志愿者，自愿报名上课，“课堂”就设在大自然中。自然大学成立近6年来，冯永锋已发起“让候鸟飞”等数十个活动。冯永锋倡导当地人在当地做环保，“他们更了解当地的情况，环保效率会更高。可以主动发现环境中的问题，及早解决，不用等政府亡羊补牢。”
2011年12月，当时国内鲜有PM2.5检测设备，冯永锋创建的另一家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起了“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他还在微博上发出号召，向网友筹集资金购买仪器，检测PM2.5含量。20天后，5万元筹集到位，2台便携式激光粉尘检测仪被先行送往上海和广州，随后温州、武汉等城市也有了检测仪。冯永锋告诉记者，PM2.5检测项目仍在继续，因为“每个环保项目都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污染不仅仅是环境问题
从最初的沙尘、扬尘，到现在的雾霾，空气污染对人身健康的危害，已从明枪易躲发展到暗箭难防。在不清楚这种细小的颗粒物到底会产生什么危害的情况下，人们只是本能地意识到，把口罩戴上就好。但以后还会不会有类似污染发生——口罩后面的每个面孔都充满忧虑和不安。冯永锋则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问题没有这么简单，雾霾只是冰山一角。
环球人物杂志：什么造成了这种恶劣天气？官方的说法是污染物排放量过大。
冯永锋：是的。很多人以为把东西烧了，它就没有了。其实，固体物质燃烧后进入空气中，体量会增长几千倍。比如说，垃圾如果被焚烧了，它并不会消失，我们只是把垃圾扔到了空中。
环球人物杂志：此前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4城市因PM2.5污染造成的早死人数高达8572人。你怎么看这个数字？
冯永锋：真实的数据可能比这还高。但我想，更严重的问题不是死去的人，而是那些没死去的人——每天都活在污染恐惧之中，承受污染这个慢性病的折磨。
环球人物杂志：会不会有下一次？
冯永锋：如果没有有效的治理，未来10年内，会有不止一次。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都很疑惑：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蓝天计划”到底有没有用？
冯永锋：每个城市的“蓝天计划”进度不同，我觉得各地多少都有些进展，但进展最差的是信息公开。一个城市是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城市，不是政府的城市，因此，决策过程应当由公众来参与，决策的结果更应当让公众知情。 环球人物杂志：看来空气污染不仅仅是个环境问题。
冯永锋：这是一心以为经济发展就能过上好日子的社会，必然要遭遇的宿命。在这个过程中，真正需要检讨的是政府和企业。中国的污染问题，很多是政府纵容企业导致的。
环球人物杂志：伦敦和洛杉矶等国际大都市在上世纪也都面临严重的空气污染，后通过立法、执法、改进设备等得以治理。
冯永锋：它们的经验可能不适用于我们。我觉得，现在政府首先得做到反应迅速，而我们还在将信将疑，还在拖延，期待大风把污染吹走。
症结是公众的权益被剥夺
1月16日晚上，冯永锋在河南南阳的一家快捷酒店给环球人物记者打电话，语调中带着淡淡的忧伤。他在调查当地的林木状况时，发现很多人在偷树。“好的时候跟村长说一声，给村长一点钱，就把树砍倒拉走；不好的时候就直接在月黑风高夜行动，很多树都是在那里生活了上百年的土著居民。”
环球人物杂志：你现在最关注的中国环保问题是哪方面？
冯永锋：环境污染尚未退去，生态伤害变本加厉。举个例子，我们说多植树可能对净化空气有用处。于是，我们就大胆地污染空气，以为有人植树能帮助吸附。一些人为了政绩，或干脆为了满足自己的种树欲，就把天然森林砍掉，然后种上几棵同样的树，还以为自己给祖国披上了绿装。其实，天然森林是最好的森林。他们这种做法是对自然生态的巨大破坏，因为树林或森林并不单纯是多少棵树，更是一个生态系统。
现在更可怕的是天然生态系统的“空心化”：湿地生态系统里的物种被捕捉净尽，河流生态系统里的物种被捕捉净尽，森林、草原甚至荒漠生态系统的物种，也都被捕捉净尽。再这样下去，中国的生态系统将濒临崩溃。
环球人物杂志：其实保护环境的道理现在大家都明白，但仍有人受经济利益驱动，破坏生态环境；还有人以为我知道哪些东西不好，我不用就行了。
冯永锋：想象一下，你通过污染环境生产出了一种有毒有害的产品，将它卖给别人，自己不用。可同时，别人也在做类似的事。其实这就等于你生活中所有的物品，你生产的、消费的这些物品都是有毒有害的，你自然也就受到了毒害。再想象一下，你把污水排到河中，以为水不会流回来。可是，空气和水，土壤和阳光，其实都是互通的。我们其实是在享受自己的污染。钱是个非常虚幻的东西，与其说我们获得了资金上的利益，不如说我们获得了污染的“利益”，心灵恶化的“利益”。
环球人物杂志：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吗？一两百年来，几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伴随了环境问题。
冯永锋：各国确实都产生过环境问题，但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出了问题，会马上反省，会迅速跟进新的法律来改善。最糟糕的是，出了几十年的问题，还不承认。我认为，我们在环境问题上最可怕的错误就是不承认。
环球人物杂志：那在你看来，环境问题的症结究竟是什么？
冯永锋：症结是公众的权益被剥夺。丧失了权利的公众会通过欺压、掠夺环境权益来获得自身的尊严。也就是说，环境成了公众任意践踏的最后的牺牲品。打个比方，最近发生在湖南东洞庭湖的小天鹅被毒杀事件，人们可能第一反应是毒鸟的人最残忍。可是，这些毒鸟的人，很可能是生活无着的人，权利受到侵害的弱势人群。如果我们再向前追溯，那些收购的人、制作的人、拿小天鹅当礼品的行贿者以及受贿者、法律赋予了他们神圣的执法权却从不认真执行的人，是不是该得到更加严厉的处罚？
环球人物杂志：你认为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什么？
冯永锋：公众参与，把保护环境的权利交给公众，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公众可以通过立法，把职责委托给政府。政府如果正当地执行这些法律，很多事情就可以避免。公众还可以把一些未知领域的探索，委托给环保组织。环保组织与政府的职责是不一样的。政府应当在法律框架内完成使命，而环保组织恰恰是探索当前法律或者说社会意识中尚未清晰、明确，甚至未察觉的边缘问题，然后通过持续的启蒙和倡导，将其逐步推进成社会公共意识，成为日常执守的一部分。
但对更多城市的民众而言，当地的PM2.5值是多少，他们无从知晓。因为没有人去检测，更无从公布这样的数字。这时，很多人想到了冯永锋——早在2011年12月PM2.5刚刚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时，冯永锋就发起“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不仅为上海、广州、温州、武汉等城市募集了便携式PM2.5检测仪，而且直接推动了当地PM2.5的监测及发布。2013年1月12日，他通过微博呼吁：“让这些仪器飘流给更需要使用的地方。”
1月13日，冯永锋又发布微博号召各地环保组织、公益组织给执勤者送口罩。1月16日，已有环保组织在北京发放了近2000个口罩。在冯永锋的推动下，每一次行动都能收获相对理想的效果，因为这位环保先锋和他创办的公益环保组织已在环保界积聚了很高的人气，也正在获得更多人的信任。
赔钱出书
今年42岁的冯永锋，出生于福建北部的一个小山村，那里的森林覆盖率在全国排名靠前。1995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看上去与环保并不相干。随后，冯永锋去西藏日报社当了一名记者。在那里，他了解了另一种生活方式以及思考方法。“当地藏民最大的智慧在于责己和助人，遇到问题永远认为是自己过去犯的错误；他们的信仰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子孙，而是为了整个自然界。”
1998年回到北京，冯永锋在光明日报科技部任职，继续当记者。真正踏入环保领域，是在2003年。“当时，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让我参加‘可持续能源记者俱乐部’的培训；同时，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又带我去观鸟。”从那时起，冯永锋就没离开过环保领域。
有一次去兰州出差，黄河两岸的十几个排污口令冯永锋触目惊心，它们直接将污水排入黄河，两岸居民甚至直接把厕所架在黄河上面，垃圾也直接倒到黄河里；去四川时，他往窗外一看，发现“森林怎么碎了”， 因滥砍乱伐而裸露出的土地，让森林看起来像得了皮肤病一样……
一篇篇稿件，让冯永锋的思想有了转变：“为什么非要等别人给你命令、给你经费、给你许可才能做事？”2005年，冯永锋“冒着被开除的危险”自己出钱跑到云南做调查。第二年，处女作《拯救云南》完稿。为把书传播出去，冯永锋想了个招：给朋友们写信，希望他们出300块钱买10本；后来，他把书寄过去，并告诉他们，愿意给钱就给，不愿意给就算了；再后来，他又附上了一封信，叫讨钱信。几个回合下来，冯永锋“讨”回来5万元左右——相对7万元的成本，亏了2万元。
冯永锋写书很快，自处女作问世之后，他又通过先调查再写作的方式陆续出版了《不要指责环保局长》、《环保——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没有大树的国家》、《边做环保边撒谎》、《为民间环保力量呐喊》、《狼无图腾——草原在哪里》、《教你如何做环保》、《别给环保一点机会》、《做环保，要趁早》9部作品。目前，他正在撰写与中国水危机有关的著作。
对环保更深的介入，始于2007年发起创建“自然大学”。自然大学有水学院、草木学院、健康学院、山川学院、鸟兽学院、垃圾学院等，每个学院有不同的课题。比如2007年，冯永锋组织各地开展“城市乐水行”活动，志愿者们沿河而行检测水质。后来，“乐水行”逐渐演变为自然大学水学院。自然大学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校”，学生都是环保志愿者，自愿报名上课，“课堂”就设在大自然中。自然大学成立近6年来，冯永锋已发起“让候鸟飞”等数十个活动。冯永锋倡导当地人在当地做环保，“他们更了解当地的情况，环保效率会更高。可以主动发现环境中的问题，及早解决，不用等政府亡羊补牢。”
2011年12月，当时国内鲜有PM2.5检测设备，冯永锋创建的另一家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发起了“我为祖国测空气”活动。他还在微博上发出号召，向网友筹集资金购买仪器，检测PM2.5含量。20天后，5万元筹集到位，2台便携式激光粉尘检测仪被先行送往上海和广州，随后温州、武汉等城市也有了检测仪。冯永锋告诉记者，PM2.5检测项目仍在继续，因为“每个环保项目都只有开始，没有结束”。
污染不仅仅是环境问题
从最初的沙尘、扬尘，到现在的雾霾，空气污染对人身健康的危害，已从明枪易躲发展到暗箭难防。在不清楚这种细小的颗粒物到底会产生什么危害的情况下，人们只是本能地意识到，把口罩戴上就好。但以后还会不会有类似污染发生——口罩后面的每个面孔都充满忧虑和不安。冯永锋则直截了当地告诉记者，问题没有这么简单，雾霾只是冰山一角。
环球人物杂志：什么造成了这种恶劣天气？官方的说法是污染物排放量过大。
冯永锋：是的。很多人以为把东西烧了，它就没有了。其实，固体物质燃烧后进入空气中，体量会增长几千倍。比如说，垃圾如果被焚烧了，它并不会消失，我们只是把垃圾扔到了空中。
环球人物杂志：此前北京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2012年北京、上海、广州、西安4城市因PM2.5污染造成的早死人数高达8572人。你怎么看这个数字？
冯永锋：真实的数据可能比这还高。但我想，更严重的问题不是死去的人，而是那些没死去的人——每天都活在污染恐惧之中，承受污染这个慢性病的折磨。
环球人物杂志：会不会有下一次？
冯永锋：如果没有有效的治理，未来10年内，会有不止一次。
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都很疑惑：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蓝天计划”到底有没有用？
冯永锋：每个城市的“蓝天计划”进度不同，我觉得各地多少都有些进展，但进展最差的是信息公开。一个城市是生活在这里的人的城市，不是政府的城市，因此，决策过程应当由公众来参与，决策的结果更应当让公众知情。 环球人物杂志：看来空气污染不仅仅是个环境问题。
冯永锋：这是一心以为经济发展就能过上好日子的社会，必然要遭遇的宿命。在这个过程中，真正需要检讨的是政府和企业。中国的污染问题，很多是政府纵容企业导致的。
环球人物杂志：伦敦和洛杉矶等国际大都市在上世纪也都面临严重的空气污染，后通过立法、执法、改进设备等得以治理。
冯永锋：它们的经验可能不适用于我们。我觉得，现在政府首先得做到反应迅速，而我们还在将信将疑，还在拖延，期待大风把污染吹走。
症结是公众的权益被剥夺
1月16日晚上，冯永锋在河南南阳的一家快捷酒店给环球人物记者打电话，语调中带着淡淡的忧伤。他在调查当地的林木状况时，发现很多人在偷树。“好的时候跟村长说一声，给村长一点钱，就把树砍倒拉走；不好的时候就直接在月黑风高夜行动，很多树都是在那里生活了上百年的土著居民。”
环球人物杂志：你现在最关注的中国环保问题是哪方面？
冯永锋：环境污染尚未退去，生态伤害变本加厉。举个例子，我们说多植树可能对净化空气有用处。于是，我们就大胆地污染空气，以为有人植树能帮助吸附。一些人为了政绩，或干脆为了满足自己的种树欲，就把天然森林砍掉，然后种上几棵同样的树，还以为自己给祖国披上了绿装。其实，天然森林是最好的森林。他们这种做法是对自然生态的巨大破坏，因为树林或森林并不单纯是多少棵树，更是一个生态系统。
现在更可怕的是天然生态系统的“空心化”：湿地生态系统里的物种被捕捉净尽，河流生态系统里的物种被捕捉净尽，森林、草原甚至荒漠生态系统的物种，也都被捕捉净尽。再这样下去，中国的生态系统将濒临崩溃。
环球人物杂志：其实保护环境的道理现在大家都明白，但仍有人受经济利益驱动，破坏生态环境；还有人以为我知道哪些东西不好，我不用就行了。
冯永锋：想象一下，你通过污染环境生产出了一种有毒有害的产品，将它卖给别人，自己不用。可同时，别人也在做类似的事。其实这就等于你生活中所有的物品，你生产的、消费的这些物品都是有毒有害的，你自然也就受到了毒害。再想象一下，你把污水排到河中，以为水不会流回来。可是，空气和水，土壤和阳光，其实都是互通的。我们其实是在享受自己的污染。钱是个非常虚幻的东西，与其说我们获得了资金上的利益，不如说我们获得了污染的“利益”，心灵恶化的“利益”。
环球人物杂志：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吗？一两百年来，几乎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伴随了环境问题。
冯永锋：各国确实都产生过环境问题，但可以看到，很多国家出了问题，会马上反省，会迅速跟进新的法律来改善。最糟糕的是，出了几十年的问题，还不承认。我认为，我们在环境问题上最可怕的错误就是不承认。
环球人物杂志：那在你看来，环境问题的症结究竟是什么？
冯永锋：症结是公众的权益被剥夺。丧失了权利的公众会通过欺压、掠夺环境权益来获得自身的尊严。也就是说，环境成了公众任意践踏的最后的牺牲品。打个比方，最近发生在湖南东洞庭湖的小天鹅被毒杀事件，人们可能第一反应是毒鸟的人最残忍。可是，这些毒鸟的人，很可能是生活无着的人，权利受到侵害的弱势人群。如果我们再向前追溯，那些收购的人、制作的人、拿小天鹅当礼品的行贿者以及受贿者、法律赋予了他们神圣的执法权却从不认真执行的人，是不是该得到更加严厉的处罚？
环球人物杂志：你认为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是什么？
冯永锋：公众参与，把保护环境的权利交给公众，他们可以做得更好。公众可以通过立法，把职责委托给政府。政府如果正当地执行这些法律，很多事情就可以避免。公众还可以把一些未知领域的探索，委托给环保组织。环保组织与政府的职责是不一样的。政府应当在法律框架内完成使命，而环保组织恰恰是探索当前法律或者说社会意识中尚未清晰、明确，甚至未察觉的边缘问题，然后通过持续的启蒙和倡导，将其逐步推进成社会公共意识，成为日常执守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