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的艺术，还是要直指人心。艺术总是要直指人心的，但疫情使这种“直指人心”更尖锐、更焦灼。疫情之后，人们的心中留下了看不见的“伤口”，而艺术正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导引向世界上最温柔、最启发人心的精神世界。
　　這些年，艺术家们和评论家们太沉迷于笔墨，沉迷于闲适，作品形式大于内容，矫情多于纯真。艺术在外表的兴旺之下，其实隐藏着诸多的问题，泡沫经济带来泡沫艺术，艺术中介的造势与艺术家自身的虚饰，一言难尽。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曾说：“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我们说，疫情之后，矫情是虚伪的。伟大的艺术家，不管他描绘什么，其实都是在描绘人生_^生的惨烈、悲哀、欢欣、平和、安宁。哪怕是通过凡·高静物画中的一双靴子，观者也能感受到人生的况味。艺术让我们正视曾经的事实，而刻画这种事实，正是为了铭记历史、安放灵魂。
　　一场疫情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观念。但再怎么改变，疫情之后的艺术，应该是对已经形成的艺术格局的超越，是一种以疫情为观照的创作升华。疫情给艺术家带来复杂深邃的情感辙印，随后一定会有相当精彩的作品问世，而这种作品一定也是立足于现实的深刻表现。
　　从某种角度看，疫情给予艺术家一种深刻地表现生活与史实的机遇，而表现什么，以及选择怎样的表现形式则尤为重要。笔者已经观看过不少专业的和业余的画家表现钟南山院士及医护人员形象的作品，这肯定是应该表现的，但那疫情中亲人离别的场面，那空寂的街衢上飘着的落叶，那快递小哥风中的背影，等等，画家们表现得很少，甚至没有表现。对生活充满激情的投入，对一场灾难沉痛肃穆的凝视……总之，一种具有大视域、大场面的巨作，还没有出现！有的就是这些年惯常的构图、基本一致的表情、比比皆是的绘画技法，以及与生活浓重的色彩对比之下艺术家显现出的表达的贫瘠。
　　商业化的社会，作品的艺术与商品属性，创作因价值所产生的引导性、规定性，消磨着艺术家投入现实生活的热情。艺术家们陶醉于个人创作中，而当遭遇疫情冲击时，其创作有些不知所措。过去的，已经让人产生了审美疲劳;新颖的，没有激情与感情的投入，创作不出来。
　　当代绘画和书法技巧之丰富可谓空前，但为什么不打动人、不感动人？是因为作品中主题的情感因素没有饱蘸生活的情愫，就算拥有再美的形式、再精湛的技巧，又能表现什么呢？20世纪80年代，我们有罗中立的《父亲》、鹿永田的《在希望的田野上》、何多苓的《青春》等，这些年除了重大历史题材的主题创作，剩下还有什么呢？美术界看起来风生水起，可是有什么能够给后世交代？
　　投入伟大的斗争，不仅是一句口号，而要有深刻的内涵。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生活对艺术的反馈，不是去玩玩笔墨，而是投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l”艺术家也要用手中的笔“保护人民”，这就是疫情对艺术家最大的启迪。
　　疫情之后，我们依然要生活，衣食住行逐渐恢复了正常，但我们的心灵是不是已经被疫情“洗礼”，是不是还记着那些不能忘怀的场景？是不是应该用画笔记住曾经的这一刻，并能留给后人巨大的启示？
　　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一书中说：“我们从来就不只是看一样东西，我们总是在看东西和我们之间的关系。”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过太多的平庸，看到过太多和生命无关的画面，疫情之后，这些还能依然持续？谁会是艺术家中的警觉者？谁还能持重地以这场还未完全告别的疫情作为自己长时间表现的主题？这场疫情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疫情之后怎样避免这样的情况再发生，这会是一个长久的主题。
　　艺术史会为特殊的历史事件留下画面，谁会是这个画面的创造者？苏东坡当年梦醒后问自己：“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今朝问从艺者，是汝乎？艺术家个人的经验，观者对画面的感受，历史在特定时间的情绪和氛围，能否对这些有准确而又个性的把握？世界是复杂的，我们不能仅仅表现一个时代的伟大、群体的伟大，也要表现个人在此次疫情之中的“尊严的哀愁”（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语），“艺术提醒我们，哀愁在美好人生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我们不太会对自己遭遇的困难感到恐慌，而能够将这些困难视为高尚人生的一部分”（阿兰·德波顿《艺术的慰藉》）。在疫情之后，依然需要艺术家对精神的多重性进行更为深刻的表达！
　　陆机诗云：“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疫情之后，定会出现更多和以前不一样的“陌生的艺术作品”，这是疫情与现实所催生出来的，是我们在司空见惯的环境中所意想不到的。接受陌生也是在接纳我们的人性，接纳未来丰富的精神创作的实践。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将继续并行于艺坛，以艺术作为叙事形态的故事和文本，会成为以后的文献和例证。艺术要叙述疫情之后更为深远的故事，一如600多年前的《十日谈》。今天，全球之间的互动已非昔日可比，思想家们在思索，艺术家们同样在思索——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以怎样的形态出现并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文章转载自《艺术市场》2021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