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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走上街头”（《置身旷野》），还是“一个牙疼的人在屋子里踱步”（《一个牙疼的人》），诗人宋耀珍由“我”及“人”捕捉“走”的动势，总归将由“天空高远。一个人走着”（《悼念》）的无“我”之境所覆盖。诗人自1993～2013年间与诗神会多种机缘见其诗集《结局或开始》（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如若不曾磊落，情采何以披沥？所以，“一年将尽的月份”及“元旦”不期而至的时序更替，“寒风”凛冽的季候时令，“太阳”落下的“黄昏”及“夜晚”，宋耀珍每每出离自身、“忧心”涌迫、为之恻然的，无非是对转瞬即逝的当下/“现在”所持守的平淡而峻切的追忆，然而这迥非海德格尔“绽出”式的运思习惯所能比拟！诗人藉此舍我其谁的诗学建树，很显然将会昭然若揭，引人唏嘘了。
诗人宋耀珍作诗廿年间，继“新诗潮”（1980年代）之后因多位“诗人之死”而牵动的诗学力量再集结的敏感神经，不止是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大命题李代桃僵般的鼓噪；迄今“乡愁”遍地，俯拾即是，各类“地方性”知识碎片攒聚，脱衣舞般轻浮、自满，虽然带动了“对他人的召唤和罢免”，可“除了对自身形象外没有其他欲望和超越的时候，才能如此充分地实现”“这种迷人的完美的超越”，仿佛“拟像”无穷的运演，似乎已然确信了海德格尔意义上“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但想象“同质化”的窠臼实在是乏善可陈，毕竟：“诗之言说不可漂浮于一种诗歌的风光描绘”。“我在星光下，悄悄披衣，再次背井离乡”（《西里峡谷的夜》）如果说是诗人羁旅（“走”）之思不复堕入“摇啊摇”“找呀找”的恶趣，抑或因“外婆桥”“小朋友”而窃喜，那么独自潜行于生命的“暗夜”的主体，毋宁是在“同一”与“他者”非排斥性的关联中，重申存在担承的职责；也就是讲，面向总体和无限所溢满的存在质问，总之不致因为焦虑从而引入虚无。———海德格尔“向死而在”存在论的设定，遭到二战之后法国思想家的挑战，不啻对我们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宋耀珍不断地与由此及彼的“潜行”相神会的，俨然揭穿了已然破碎、然却欣然把玩的各类所谓的“乡愁”理念自欺欺人的假象，毕竟“在以撕裂并重续了无限之脉络的现在为出发点的对存在的介入中，包含着一种张力和一种挛缩。”他有关“父亲”的慨怀可做如是观。
“我是不准备再归去了/也许，你会因此伤心”，“在异地的大街上/我是一名孤独的诗人”；直斥胸臆，让人感动，可“当我的身影在你的惦记里”，反向缱绻，斗转星移，接着反诘“我心存的最高荣誉”又作何解？是在求得“父亲”的宽恕，还是在向“父亲”献出“祝福”？过往不待，犹来者之可追，宋耀珍《父亲》一诗“对存在的介入”，与将作为主体的我确认联系在一起，为此存在安定感、陌异感及必要的担承的才会在相应的唤醒时，得到妥善的“置放”，因为“自由不是自我否定，而正是凭借他人的相异性，让自身的存在获得宽恕。”这也就是讲，诗人负疚的情绪意向，难能可贵地超逾了本雅明意义上“可技术复制时代”一般艺术品高度“刻奇化”自身的“展览价值”；惟其出自“人之子”自觉的伦理认同下的担当，毋宁在为艺术“此地此刻”的本真灵韵而倾情奉献着什么。
平静而怆痛的《天空》，无疑将宋耀珍与诗神会所把持的尺度予以了有力的阐扬。
该诗计6节，每节四行。开头两节及末节均由“天空空无一物”一句引出，第3、4节该句略有变化，“我”如何如何，“我”看到如何如何，分别出现在各节2、4行，唯第5节由反诘逆转其义：
谁能挣脱大地的羁绊
谁能在梦中愈见天空
使得诗后半部涌现的在“看”、在“凝望”、在“把沙哑的歌/送上天空”的“我”，历久弥坚，意志强悍；不消说，他为他的“大地”和“天空”着色，以至于所谓的“贫瘠”和“苦难”、“灵魂”和“幸福”洵非其“概念”化明确的意指意向所能图解。它们形近“明喻”的修辞格，其实涌迫的是雅各布森意义上以“相邻性”（而非“相似”性的）为历时性取向的“转喻”策略；其中涉及的“说明”与“讲清”的微言大义无非取决于：
隐喻的概念说明了症状的概念（一個能指被另一个关联的能指所取代），转喻的概念则讲清了欲望的起源（通过能指和能指间的组合连接，产生一种把这一过程延伸到未知领域的无限制的扩张感。
然而“我”仍活在“父亲”的惦记里，只是“他转过头来，像望着一个陌生人”———
我没想到，死亡带走了那么多的父亲
如果他们从石头上站起来
如果他们叫嚷着要回来
《和解》）一诗中阴阳相隔陌异的当下/“现在”，“我”与“父亲”意欲和解的邂逅，何尝流于一种乡愿的满足？就列维纳斯意义上由“面孔”呈显的伦理关爱维度而言，其邂逅莫过于一种辩证局面的昭示，这是因为“父亲对儿子的爱实现出与一个他者之唯一性本身的唯一可能的关系”，“每一种爱都必须近似于父亲的爱”。这样的爱欲创造并不“与受造物的自由相矛盾”，父子关系中兼容的“无数的将来”被生产出来的自我，同时既作为世界上的唯一者又作为众兄弟中的一员而实存。……因此自我作为自我就从伦理上转向他者的面容，兄弟关系犹同“博爱”而施予“面容”可辨识的关系本身；主体（被）拣选与平等，亦即他者对我的支配性，也同时造就。而正“因为没有人能够代替自我来衡量自我责任的程度”，“这当然就证明了……人类自我在兄弟关系中确立，……就使得爱欲性的事物涌向社会生活，”“在这种生活中，自我并不消失，而是被允诺给和被唤往善良”民胞物与，潜泳涵藻，宋耀珍由平淡的“荒诞”构图，穿越了那把“父亲”与“儿子”分离开的“死亡”的时间性铭记，引向与存在伦理性“和解”的峻切，与其“超逾了对限定者的悬隔”，毋宁敞视着“那写在瞬间内盛开的青春所具有的新颖，伴随着所有那些被体验的青春，已渐趋沉重。”（同前）
宋耀珍的《幻觉》分明也传递着类似的“新颖”与“沉重”。
他的诗所以总散逸着“那白色，那蓄满泪水的语言的芬芳”。（《少女》） 所以，当他“把一枝玫瑰/插在日常生活的花瓶中”，他业已意识到“时髦的田园诗人笔下的乡村/仅是一堆凌乱的意象”，因为他“谨慎地使用比喻”（《在新庄谈美》）；又的确不致出乎意料！
抑或从小处讲，譬如他对“眼睛”作为喻体的使用，“像两家破產的银行”（《肖像》），“像两座兵工厂”（《四月》），出奇的想象拼接，一如他的名篇《一个牙疼的人》已经得到不少方家的称誉，在此就不叨扰了。我想发挥的是，当“眼睛”作为本体来使用时，作为循常的“看”的主体，再度践临“遇见”、“发现”之类戏剧性扭结的生活奇遇时，———《大街上》背着巨大的石块“长长的队伍”，被“熟悉人”所引领，处在“十字街头”的诗人“心里纳闷他们这是要去哪里”？
不经意包含着对西西弗斯式的现代性处境的间离或反讽：是执迷不悟，还是坚韧地自我救赎？诗人旁观者冷眼掠过的多重能指铰链的“想象”厚度，不但是“让它作一次简单的病理记录”（《谈心》），同时还会转变与之神会的笔调，随轻逸的体温简约着繁育生产的丰韵；《叶子》《青花虎》《长篇小说》《往事》《春天》诸篇譬如霁日晴云，清醇健朗，确实都会别开生面。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历来看作美谈，但从庄周“齐万物，等生死”方面讲，儒家济世怀抱岂不也是落入“有待”，不可方物。然而欹正不器亦为仁，揆诸道家大小之辨，免于拘形役使之厄计，同样都似天钧骏发，以期去蔽。关于“玫瑰”，诗人多次慨怀，它可以“在正午的阳光中挺立”（《玫瑰》）所云，也可以是“孤苦的”，“站立在秋风中”，“站立在大地上”，“像盲目的少女终将失却青春”（《歌谣中的玫瑰》），更意味着“纯粹的玫瑰在远处存在着，我的目力不能/到达，我的纯粹也因此成为疑问？”（《空白》）；一如诗人曾经诉诸“走”及当下/“现在”存在之介入的想象施为那样，饱满而深切；至若《歌谣中的玫瑰》末节的这般直接慨叹、呼吁：
歌谣中的玫瑰，是生命的玫瑰
是美好的玫瑰，到歌谣中来吧
这是大地上唯一永存的居所
一连串的“命名”翻新，犹同持续的“转喻”，如果参照本雅明有关普鲁斯特、卡夫卡的写作方式的品鉴，宋耀珍相关的“想象”取径的确非同小可。
或者这属于一种“具有挑衅性且喜怒无常的品性”；不但普鲁斯特，就是宋耀珍都喜欢那没完没了的“不是……就是”句式；它的语用属性无非是“从一个行为赖以存在的无数动机这一角度，极尽其详而又毫无生机地展现了这一行为，……透过这些并列的单元而显示出来的，即在知识上是超迈出世的，在审事时又是经受了考验的怀疑论者。”本雅明把这看作是普鲁斯特的“缺陷”与“天才”的齐凑，并归因于不给这“内在性的诱惑”以任何信任。
本着“内在性的诱惑”的宋耀珍如果神笃八荒，那也是通过频频的变化想象“凝眸”的角度，与其获悉想象“能指物”并置之所可以的隐秘。这样的话，其诗俨然接近卡夫卡《诉讼》中的族长———亚伯拉罕表现出“跑堂般的殷勤”那样难言的悲哀了；然而卡夫卡“只会透过形体姿态来理解事物，这个他无法破解的形体姿态就成了寓言中的晦暗之处。”宋耀珍与诗神会却不限于此。
《夏天》所以又不得不提。
它的起句尤其奇崛：“夏天在一枚果子上腐烂”；它的末句又格外霸气：“我侧身走进蓝色的天空”；但我更想追究的是，“大地上的一枚小小的果子”又究竟缘何“置放”在“夏季”这样的时令，然后令“我”陡然从澹远中获得其不平静的“与物神游”豪健的气魄？不消说，“腐烂”一变而为消极修辞的意指意向，岂不正蕴含着“结局”或“开始”的转瞬即逝间的辨证的“运动”？“他强大的精神有尝试自己力量的需要和快乐”，史蒂文斯如是称颂他的精神同道（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赞誉，揆诸宋耀珍一点也不为过。其形式外衣刻意平凡，但却饱含着诗的本质上的华丽。
宋耀珍《叶子》《土豆》《强权》以及《雪》，亦不例外。
一叶知秋，悲哉为气，“具有高怀能吊古，断无名士不悲秋”；不过5行的《叶子》揖别陈词滥调的修为，不能不引以为是！其前3行由外嵌内含的“叶子”、“好听”反复递进中组成；无外乎“叶子”被风粗暴地摘下来扔在地上，“叶子”的骨头被我们的脚踩碎：“声音很好听”。恰恰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反复地踩”。最后2行别出心裁地区别出“叶子”中另一类的当下际遇：“但有些叶子是自己腐烂的/这些死亡不关我们的事”，洵非同一、同质化的“腐烂”，如果必须上扬到“死亡”一侧而作比较的话，其筋骨思理，明显得益于其前3行“叶子”/“好听”反复吟唱邈远的风神气象；相异的时令物候牵涉出的“腐烂”意象，相去甚远，就不遑多言了吧？
计19行的《土豆》中有12行均从“土豆”引领的陈述组成，机智，洒脱，也不遑多言了。
围绕着“把”字句一顺布排的《强权》，更是将类似的话语“配置”推向了极致。它共计86行。其中含“单句”格式的不过8则；其他诗行，句式、句法异常繁复。各则先后堆垛，不拘一格，内在的“语义”牵连有讲对称而成排比之势，但不规则的参差构图又趁机占据了上风；因祈使语气所盘旋的语句主干形似“喻体”；若变换一个角度来看，它们却又分明属于“本体”辖制的想象领地，怪诞与反讽层出不穷，风格完全是《一个人的牙疼》的翻版，形同日常经验中“恶”的开具的明细清单；而话语祛魅偏偏又完全仰仗“暴力”美学者，甚嚣尘上，结果尽显其饕餮气象。
进而言之，宛若“把蚂蚁吊起来抽打”的《强权》，自然与《叶子》的轻逸、《土豆》的简劲相去甚远；其轻狂，蛮横，好比精心组织的一场轮盘赌，对馥郁的苍凉的“愿景”，———亦即前述所谓的“内在性的诱惑”予以了刻骨的仇视，语言承载想象的“边界”悠悠间得到了充分聒噪式的暴露。这是诗人“牙疼”美学发作后的登峰造极，诚如鲁迅所云：“并不拒惮……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雪》何尝不是这样？
简要地讲，《雪》中间几行“我知道”/“雪不知道”的逆转，于平行“并置”中兼有鲁迅《野草·雪》中对“朔方的雪”/“暖国的雨”迤逦的绎思。开头几行“雪字”连翩而出，不失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原野》奔涌的豪逸。至于首尾敞视的几处“飘落”（“落”）疏密相间的反复重奏，以及排比呈述，又俨然似徐志摩《雪花的快乐》浪漫而多情。而它最后的7行：
我们全部的智慧结合
抵不上一片雪花的重量。现在
我在屋子里注视着它，它飘落在
它的冬天里，只将一种感觉落在我的心上我体验到的已经不是一场真正的雪
我所写的诗篇也不能像一片雪花
走进冬天
诚如所云，他所“感觉”到的、“写下的”与“飘落”的，其实和所谓的时令物候全然无干。他的想象的生色活香，究天人之际，而成自家之言。他一如在他的“诞生地”（他一首诗的标题，亦标劲）担承着他的“存在”，他的“尖锐”，从“目睹真实的事物”中，从“已看到幻觉中的村庄”边，铭记着希望的“箴言”，因为———
一切被人视为虚幻的，必是真实的，
一切被人不忍抛却的，必是虚幻的。
“每一个有价值的灵魂都渴望过极致生活。”
佩索阿如是说。宋耀珍亦如此。
因为“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活出自己的生活”的极致，一如宋耀珍不可抵御的“内在性的诱惑”那样，总会在被延迟的焦虑中，产生令人赞叹的违抗，但“出现在这一超越之终点的，是一个渴求强力、渴望将强力神化并因此注定孤独的人。”列维纳斯又如是说。宋耀珍与诗神会的旅次见闻，概莫能外，当作如是观！
诗人宋耀珍作诗廿年间，继“新诗潮”（1980年代）之后因多位“诗人之死”而牵动的诗学力量再集结的敏感神经，不止是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大命题李代桃僵般的鼓噪；迄今“乡愁”遍地，俯拾即是，各类“地方性”知识碎片攒聚，脱衣舞般轻浮、自满，虽然带动了“对他人的召唤和罢免”，可“除了对自身形象外没有其他欲望和超越的时候，才能如此充分地实现”“这种迷人的完美的超越”，仿佛“拟像”无穷的运演，似乎已然确信了海德格尔意义上“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但想象“同质化”的窠臼实在是乏善可陈，毕竟：“诗之言说不可漂浮于一种诗歌的风光描绘”。“我在星光下，悄悄披衣，再次背井离乡”（《西里峡谷的夜》）如果说是诗人羁旅（“走”）之思不复堕入“摇啊摇”“找呀找”的恶趣，抑或因“外婆桥”“小朋友”而窃喜，那么独自潜行于生命的“暗夜”的主体，毋宁是在“同一”与“他者”非排斥性的关联中，重申存在担承的职责；也就是讲，面向总体和无限所溢满的存在质问，总之不致因为焦虑从而引入虚无。———海德格尔“向死而在”存在论的设定，遭到二战之后法国思想家的挑战，不啻对我们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宋耀珍不断地与由此及彼的“潜行”相神会的，俨然揭穿了已然破碎、然却欣然把玩的各类所谓的“乡愁”理念自欺欺人的假象，毕竟“在以撕裂并重续了无限之脉络的现在为出发点的对存在的介入中，包含着一种张力和一种挛缩。”他有关“父亲”的慨怀可做如是观。
“我是不准备再归去了/也许，你会因此伤心”，“在异地的大街上/我是一名孤独的诗人”；直斥胸臆，让人感动，可“当我的身影在你的惦记里”，反向缱绻，斗转星移，接着反诘“我心存的最高荣誉”又作何解？是在求得“父亲”的宽恕，还是在向“父亲”献出“祝福”？过往不待，犹来者之可追，宋耀珍《父亲》一诗“对存在的介入”，与将作为主体的我确认联系在一起，为此存在安定感、陌异感及必要的担承的才会在相应的唤醒时，得到妥善的“置放”，因为“自由不是自我否定，而正是凭借他人的相异性，让自身的存在获得宽恕。”这也就是讲，诗人负疚的情绪意向，难能可贵地超逾了本雅明意义上“可技术复制时代”一般艺术品高度“刻奇化”自身的“展览价值”；惟其出自“人之子”自觉的伦理认同下的担当，毋宁在为艺术“此地此刻”的本真灵韵而倾情奉献着什么。
平静而怆痛的《天空》，无疑将宋耀珍与诗神会所把持的尺度予以了有力的阐扬。
该诗计6节，每节四行。开头两节及末节均由“天空空无一物”一句引出，第3、4节该句略有变化，“我”如何如何，“我”看到如何如何，分别出现在各节2、4行，唯第5节由反诘逆转其义：
谁能挣脱大地的羁绊
谁能在梦中愈见天空
使得诗后半部涌现的在“看”、在“凝望”、在“把沙哑的歌/送上天空”的“我”，历久弥坚，意志强悍；不消说，他为他的“大地”和“天空”着色，以至于所谓的“贫瘠”和“苦难”、“灵魂”和“幸福”洵非其“概念”化明确的意指意向所能图解。它们形近“明喻”的修辞格，其实涌迫的是雅各布森意义上以“相邻性”（而非“相似”性的）为历时性取向的“转喻”策略；其中涉及的“说明”与“讲清”的微言大义无非取决于：
隐喻的概念说明了症状的概念（一個能指被另一个关联的能指所取代），转喻的概念则讲清了欲望的起源（通过能指和能指间的组合连接，产生一种把这一过程延伸到未知领域的无限制的扩张感。
然而“我”仍活在“父亲”的惦记里，只是“他转过头来，像望着一个陌生人”———
我没想到，死亡带走了那么多的父亲
如果他们从石头上站起来
如果他们叫嚷着要回来
《和解》）一诗中阴阳相隔陌异的当下/“现在”，“我”与“父亲”意欲和解的邂逅，何尝流于一种乡愿的满足？就列维纳斯意义上由“面孔”呈显的伦理关爱维度而言，其邂逅莫过于一种辩证局面的昭示，这是因为“父亲对儿子的爱实现出与一个他者之唯一性本身的唯一可能的关系”，“每一种爱都必须近似于父亲的爱”。这样的爱欲创造并不“与受造物的自由相矛盾”，父子关系中兼容的“无数的将来”被生产出来的自我，同时既作为世界上的唯一者又作为众兄弟中的一员而实存。……因此自我作为自我就从伦理上转向他者的面容，兄弟关系犹同“博爱”而施予“面容”可辨识的关系本身；主体（被）拣选与平等，亦即他者对我的支配性，也同时造就。而正“因为没有人能够代替自我来衡量自我责任的程度”，“这当然就证明了……人类自我在兄弟关系中确立，……就使得爱欲性的事物涌向社会生活，”“在这种生活中，自我并不消失，而是被允诺给和被唤往善良”民胞物与，潜泳涵藻，宋耀珍由平淡的“荒诞”构图，穿越了那把“父亲”与“儿子”分离开的“死亡”的时间性铭记，引向与存在伦理性“和解”的峻切，与其“超逾了对限定者的悬隔”，毋宁敞视着“那写在瞬间内盛开的青春所具有的新颖，伴随着所有那些被体验的青春，已渐趋沉重。”（同前）
宋耀珍的《幻觉》分明也传递着类似的“新颖”与“沉重”。
他的诗所以总散逸着“那白色，那蓄满泪水的语言的芬芳”。（《少女》） 所以，当他“把一枝玫瑰/插在日常生活的花瓶中”，他业已意识到“时髦的田园诗人笔下的乡村/仅是一堆凌乱的意象”，因为他“谨慎地使用比喻”（《在新庄谈美》）；又的确不致出乎意料！
抑或从小处讲，譬如他对“眼睛”作为喻体的使用，“像两家破產的银行”（《肖像》），“像两座兵工厂”（《四月》），出奇的想象拼接，一如他的名篇《一个牙疼的人》已经得到不少方家的称誉，在此就不叨扰了。我想发挥的是，当“眼睛”作为本体来使用时，作为循常的“看”的主体，再度践临“遇见”、“发现”之类戏剧性扭结的生活奇遇时，———《大街上》背着巨大的石块“长长的队伍”，被“熟悉人”所引领，处在“十字街头”的诗人“心里纳闷他们这是要去哪里”？
不经意包含着对西西弗斯式的现代性处境的间离或反讽：是执迷不悟，还是坚韧地自我救赎？诗人旁观者冷眼掠过的多重能指铰链的“想象”厚度，不但是“让它作一次简单的病理记录”（《谈心》），同时还会转变与之神会的笔调，随轻逸的体温简约着繁育生产的丰韵；《叶子》《青花虎》《长篇小说》《往事》《春天》诸篇譬如霁日晴云，清醇健朗，确实都会别开生面。
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历来看作美谈，但从庄周“齐万物，等生死”方面讲，儒家济世怀抱岂不也是落入“有待”，不可方物。然而欹正不器亦为仁，揆诸道家大小之辨，免于拘形役使之厄计，同样都似天钧骏发，以期去蔽。关于“玫瑰”，诗人多次慨怀，它可以“在正午的阳光中挺立”（《玫瑰》）所云，也可以是“孤苦的”，“站立在秋风中”，“站立在大地上”，“像盲目的少女终将失却青春”（《歌谣中的玫瑰》），更意味着“纯粹的玫瑰在远处存在着，我的目力不能/到达，我的纯粹也因此成为疑问？”（《空白》）；一如诗人曾经诉诸“走”及当下/“现在”存在之介入的想象施为那样，饱满而深切；至若《歌谣中的玫瑰》末节的这般直接慨叹、呼吁：
歌谣中的玫瑰，是生命的玫瑰
是美好的玫瑰，到歌谣中来吧
这是大地上唯一永存的居所
一连串的“命名”翻新，犹同持续的“转喻”，如果参照本雅明有关普鲁斯特、卡夫卡的写作方式的品鉴，宋耀珍相关的“想象”取径的确非同小可。
或者这属于一种“具有挑衅性且喜怒无常的品性”；不但普鲁斯特，就是宋耀珍都喜欢那没完没了的“不是……就是”句式；它的语用属性无非是“从一个行为赖以存在的无数动机这一角度，极尽其详而又毫无生机地展现了这一行为，……透过这些并列的单元而显示出来的，即在知识上是超迈出世的，在审事时又是经受了考验的怀疑论者。”本雅明把这看作是普鲁斯特的“缺陷”与“天才”的齐凑，并归因于不给这“内在性的诱惑”以任何信任。
本着“内在性的诱惑”的宋耀珍如果神笃八荒，那也是通过频频的变化想象“凝眸”的角度，与其获悉想象“能指物”并置之所可以的隐秘。这样的话，其诗俨然接近卡夫卡《诉讼》中的族长———亚伯拉罕表现出“跑堂般的殷勤”那样难言的悲哀了；然而卡夫卡“只会透过形体姿态来理解事物，这个他无法破解的形体姿态就成了寓言中的晦暗之处。”宋耀珍与诗神会却不限于此。
《夏天》所以又不得不提。
它的起句尤其奇崛：“夏天在一枚果子上腐烂”；它的末句又格外霸气：“我侧身走进蓝色的天空”；但我更想追究的是，“大地上的一枚小小的果子”又究竟缘何“置放”在“夏季”这样的时令，然后令“我”陡然从澹远中获得其不平静的“与物神游”豪健的气魄？不消说，“腐烂”一变而为消极修辞的意指意向，岂不正蕴含着“结局”或“开始”的转瞬即逝间的辨证的“运动”？“他强大的精神有尝试自己力量的需要和快乐”，史蒂文斯如是称颂他的精神同道（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赞誉，揆诸宋耀珍一点也不为过。其形式外衣刻意平凡，但却饱含着诗的本质上的华丽。
宋耀珍《叶子》《土豆》《强权》以及《雪》，亦不例外。
一叶知秋，悲哉为气，“具有高怀能吊古，断无名士不悲秋”；不过5行的《叶子》揖别陈词滥调的修为，不能不引以为是！其前3行由外嵌内含的“叶子”、“好听”反复递进中组成；无外乎“叶子”被风粗暴地摘下来扔在地上，“叶子”的骨头被我们的脚踩碎：“声音很好听”。恰恰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们反复地踩”。最后2行别出心裁地区别出“叶子”中另一类的当下际遇：“但有些叶子是自己腐烂的/这些死亡不关我们的事”，洵非同一、同质化的“腐烂”，如果必须上扬到“死亡”一侧而作比较的话，其筋骨思理，明显得益于其前3行“叶子”/“好听”反复吟唱邈远的风神气象；相异的时令物候牵涉出的“腐烂”意象，相去甚远，就不遑多言了吧？
计19行的《土豆》中有12行均从“土豆”引领的陈述组成，机智，洒脱，也不遑多言了。
围绕着“把”字句一顺布排的《强权》，更是将类似的话语“配置”推向了极致。它共计86行。其中含“单句”格式的不过8则；其他诗行，句式、句法异常繁复。各则先后堆垛，不拘一格，内在的“语义”牵连有讲对称而成排比之势，但不规则的参差构图又趁机占据了上风；因祈使语气所盘旋的语句主干形似“喻体”；若变换一个角度来看，它们却又分明属于“本体”辖制的想象领地，怪诞与反讽层出不穷，风格完全是《一个人的牙疼》的翻版，形同日常经验中“恶”的开具的明细清单；而话语祛魅偏偏又完全仰仗“暴力”美学者，甚嚣尘上，结果尽显其饕餮气象。
进而言之，宛若“把蚂蚁吊起来抽打”的《强权》，自然与《叶子》的轻逸、《土豆》的简劲相去甚远；其轻狂，蛮横，好比精心组织的一场轮盘赌，对馥郁的苍凉的“愿景”，———亦即前述所谓的“内在性的诱惑”予以了刻骨的仇视，语言承载想象的“边界”悠悠间得到了充分聒噪式的暴露。这是诗人“牙疼”美学发作后的登峰造极，诚如鲁迅所云：“并不拒惮……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
《雪》何尝不是这样？
简要地讲，《雪》中间几行“我知道”/“雪不知道”的逆转，于平行“并置”中兼有鲁迅《野草·雪》中对“朔方的雪”/“暖国的雨”迤逦的绎思。开头几行“雪字”连翩而出，不失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原野》奔涌的豪逸。至于首尾敞视的几处“飘落”（“落”）疏密相间的反复重奏，以及排比呈述，又俨然似徐志摩《雪花的快乐》浪漫而多情。而它最后的7行：
我们全部的智慧结合
抵不上一片雪花的重量。现在
我在屋子里注视着它，它飘落在
它的冬天里，只将一种感觉落在我的心上我体验到的已经不是一场真正的雪
我所写的诗篇也不能像一片雪花
走进冬天
诚如所云，他所“感觉”到的、“写下的”与“飘落”的，其实和所谓的时令物候全然无干。他的想象的生色活香，究天人之际，而成自家之言。他一如在他的“诞生地”（他一首诗的标题，亦标劲）担承着他的“存在”，他的“尖锐”，从“目睹真实的事物”中，从“已看到幻觉中的村庄”边，铭记着希望的“箴言”，因为———
一切被人视为虚幻的，必是真实的，
一切被人不忍抛却的，必是虚幻的。
“每一个有价值的灵魂都渴望过极致生活。”
佩索阿如是说。宋耀珍亦如此。
因为“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活出自己的生活”的极致，一如宋耀珍不可抵御的“内在性的诱惑”那样，总会在被延迟的焦虑中，产生令人赞叹的违抗，但“出现在这一超越之终点的，是一个渴求强力、渴望将强力神化并因此注定孤独的人。”列维纳斯又如是说。宋耀珍与诗神会的旅次见闻，概莫能外，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