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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以来，中央主流媒体相继刊登了彩电行业面临生存危机的报道，并从销售渠道、关税政策、国内竞争、政府支持等方面分析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但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渠道商的重利忘义、关税政策的“胳膊朝外”、国内同行的价格比拼、上游核心部件厂家的技术封锁，而是国内彩电行业自我选择的发展战略的必然结果，也算是一种因果报应吧。
国外技术的围剿
彩电显示屏的成本占彩电总成本的60%左右，是平板电视的关键技术和主要利润点。国内彩电厂商由于没有掌握显示屏的核心技术，因此，核心部件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国外同类厂家正是依靠技术优势打压我国的彩电生产厂家，这才是导致目前困境的直接原因。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并不是我国电视行业第一次遭受国外技术的围剿。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CRT时期，中国的彩电就是整套引进生产线和核心零部件，基本上成为海外企业的组装工厂，在技术上没有任何优势。20年过去了，情况依旧。
无独有偶。1960年，日本学者和田弘出版了《电子工业常识》一书，其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们的电子产业被国外的技术所包围着，一个信号发送机里面，大约有国外500个专利、一个信号接收机里面也大约有50个专利。根据零部件的不同，我们要向国外公司支付1%或4%的专利费用，7万日元的电视售价中有1800日元汇到了国外。去年，国内电视生产厂家仅向美国RCAI一家支付的专利使用费就超过了5亿日元。在《东芝85年史》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从总体来看，国外（主要是美国）卖给我们的技术决不是一流的，而是在本国过时了的专利或设计图纸。不仅如此，专利使用费的设定也很高，而且由于使用权的非独占性，经常出现日本的不同公司为同一专利重复付费的现象。更为不公平的是，我们只是某一个零部件使用了国外的专利，但是他们却对整个产品收取技术使用费。
由此看来，尽管方式不同，处于技术优势的一方滥用优势地位，打压技术引进方已经是国际技术贸易中由来已久的事实，而且，估计还会无期限地持续下去。针对这种情况，不同的国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应对方案，若干年以后，其结果当然完全不同：有的国家继续忍气吞声成为新一代成套设备与技术的购入者，而有的国家却趾高气扬地变成了新一代成套设备与技术的出售者。从2007年3月份开始，日本、韩国等国的上游液晶面板厂家将液晶电视用20英寸、26英寸、32英寸等液晶面板的价格普遍上涨5%~10%，直接引发了国产平板电视厂家的生存危机。
同是30年，差距为什么这样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产业技术与欧美国家相比有了较大的差距，1955年，日本《技术白皮书》估计整体相差20年。为了在短时间内缩小这种差距，日本制定了贸易立国、技术导入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国策，提出了主要设备的“一号机导入、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的技术发展战略。从结果来看，日本成功地实施了上述战略，在引进、消化吸收和改良创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比如，在二战过去31年的1976年，日本科技厅出版了《民间企业研究活动的调查报告》，这一资料表明，被调查企业的88%认为日本的生产技术已经领先或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认为环保技术达到上述水平的比例为79%，节能技术为69%，产品研发创新能力为59%。据此，日本政府认为，日本的整体产业技术水平已经进入欧美先进国家行列，又一次实现了技术上的“脱亚入欧”。
为了尽快缩短与国外的技术差距，二战后的日本企业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都实施了技术设备引进与自主研发相结合的原则。但从结果来看，日本企业基本上实现了技术设备导入、生产工艺改良、技术技能积累、产品功能创新、技术设备出口的良性循环。与此相比，我国大多数企业却陷入了技术设备导入、加班加点运转、日常生产维修、技术工艺落后、新一代技术设备进口的恶性循环。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算起，我们现在是第30年，同是3 0年，差距为什么这样大呢？
在企业层面上，我国企业和战后日本企业信奉的是不同的经营理念，实施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日本企业追求技术和工艺上的精益求精，悲观地认为技术是日本唯一的资源。这种心理上的劣势，源于1862年德川幕府派出的第一支遣欧使节团。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派出的第二支遣欧使节团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点，目睹欧美的技术发展和工业文明，闭关锁国近400年的日本政府决心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主要手段就是设立企业，从欧美引进技术设备和人才，然后消化吸收和改良。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让日本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技术优势带来的益处。因此，这种技术优先论或技术万能论在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中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在日本民间企业在国家研发支出中所占比例一直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先进国家。1954年，日本的研发总支出为400亿日元，其中，企业支出为168亿日元（这其中用于购买技术设备的支出为57亿日元），占全部支出的42%，远远高于美国的企业支出比率——不足20%。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则是积极诱导企业实施技术创新。1950年，日本政府制定实施了《外资法》和《外汇法》，对技术导入实施审批制。审批委员会由政府官员和大学技术专家等组成，审批内容主要包括申请企业的现有技术实力、拟导入技术的先进性、特别是上一次技术导入的实施效果，等等。通过审批制，政府一方面力图保证导入技术与企业的现有资金和人员实现最优匹配，同时，敦促企业要积极消化吸收、改良已经导入的技术，否则将失去资格。在当时的情况下，失去导入技术的资格，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在市场上竞争的优势，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问题。实际上，2003年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定量研究表明，实施技术导入的企业确实在生产效率、研发支出等方面明显高于其他企业。
低价格战略的恶果
与日本企业相比，我国的企业承认技术的重要性，但是更愿意实施成本领先的战略。上个世纪90年代，技、工、贸顺序先后之争的结果是贸、工、技的顺序得到了普遍的接受，技术被放到了最后。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先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者之一。
大家普遍认为，我们的优势在于低成本，特别是低劳动力成本，因此，应该积极实施低成本、低价格战略。这是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所信奉的经营理念和所采取的主要竞争战略。
被称为“价格屠夫”的长虹掌门人倪润峰在1996年的彩电价格大战中，曾一次性降价30%。2001年的时候，武汉等地甚至出现了彩电论斤卖的促销方式。
低价格战略使我们的制造企业的利润率维持在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上，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的恶果：为了控制成本，企业尽可能地压低工资水平，低收入和其他因素一起使我国的内需不振，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了实现薄利多销，我们要拼命扩大市场分额，包括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不断，导致了国际关系的不平衡；最为严重的是，低廉的利润使我们的企业无力实施研发创新，无法实现产业链的升级，于是，我们只能在技术设备的“引进--落后--再引进中循环”。
我们的制造企业是空心化的制造业，低成本战略可以是一些企业的选择，但不能是一个民族所推崇的模式。能源价格的暴涨，越南、印度的发展使我国空心化的制造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的制造业确实到了必须改变发展模式的时候了。
日本企业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积极组建自己的中央研究所，并于1968年实现了GDP世界第二的梦想，走上了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12年里（1973年至1985年），日本的实质GDP增长了60%，而原油进口量却从29000升减至19600升，单位GDP耗能减低了4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具有共性，因此，其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也具有可借鉴性。回顾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创新政策及相关的具体措施，可以为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并借鉴其经验教训提供基本素材。
国外技术的围剿
彩电显示屏的成本占彩电总成本的60%左右，是平板电视的关键技术和主要利润点。国内彩电厂商由于没有掌握显示屏的核心技术，因此，核心部件几乎全部依靠进口，国外同类厂家正是依靠技术优势打压我国的彩电生产厂家，这才是导致目前困境的直接原因。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这并不是我国电视行业第一次遭受国外技术的围剿。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CRT时期，中国的彩电就是整套引进生产线和核心零部件，基本上成为海外企业的组装工厂，在技术上没有任何优势。20年过去了，情况依旧。
无独有偶。1960年，日本学者和田弘出版了《电子工业常识》一书，其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们的电子产业被国外的技术所包围着，一个信号发送机里面，大约有国外500个专利、一个信号接收机里面也大约有50个专利。根据零部件的不同，我们要向国外公司支付1%或4%的专利费用，7万日元的电视售价中有1800日元汇到了国外。去年，国内电视生产厂家仅向美国RCAI一家支付的专利使用费就超过了5亿日元。在《东芝85年史》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从总体来看，国外（主要是美国）卖给我们的技术决不是一流的，而是在本国过时了的专利或设计图纸。不仅如此，专利使用费的设定也很高，而且由于使用权的非独占性，经常出现日本的不同公司为同一专利重复付费的现象。更为不公平的是，我们只是某一个零部件使用了国外的专利，但是他们却对整个产品收取技术使用费。
由此看来，尽管方式不同，处于技术优势的一方滥用优势地位，打压技术引进方已经是国际技术贸易中由来已久的事实，而且，估计还会无期限地持续下去。针对这种情况，不同的国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应对方案，若干年以后，其结果当然完全不同：有的国家继续忍气吞声成为新一代成套设备与技术的购入者，而有的国家却趾高气扬地变成了新一代成套设备与技术的出售者。从2007年3月份开始，日本、韩国等国的上游液晶面板厂家将液晶电视用20英寸、26英寸、32英寸等液晶面板的价格普遍上涨5%~10%，直接引发了国产平板电视厂家的生存危机。
同是30年，差距为什么这样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产业技术与欧美国家相比有了较大的差距，1955年，日本《技术白皮书》估计整体相差20年。为了在短时间内缩小这种差距，日本制定了贸易立国、技术导入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国策，提出了主要设备的“一号机导入、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的技术发展战略。从结果来看，日本成功地实施了上述战略，在引进、消化吸收和改良创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比如，在二战过去31年的1976年，日本科技厅出版了《民间企业研究活动的调查报告》，这一资料表明，被调查企业的88%认为日本的生产技术已经领先或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认为环保技术达到上述水平的比例为79%，节能技术为69%，产品研发创新能力为59%。据此，日本政府认为，日本的整体产业技术水平已经进入欧美先进国家行列，又一次实现了技术上的“脱亚入欧”。
为了尽快缩短与国外的技术差距，二战后的日本企业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企业都实施了技术设备引进与自主研发相结合的原则。但从结果来看，日本企业基本上实现了技术设备导入、生产工艺改良、技术技能积累、产品功能创新、技术设备出口的良性循环。与此相比，我国大多数企业却陷入了技术设备导入、加班加点运转、日常生产维修、技术工艺落后、新一代技术设备进口的恶性循环。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算起，我们现在是第30年，同是3 0年，差距为什么这样大呢？
在企业层面上，我国企业和战后日本企业信奉的是不同的经营理念，实施的是完全不同的发展战略。日本企业追求技术和工艺上的精益求精，悲观地认为技术是日本唯一的资源。这种心理上的劣势，源于1862年德川幕府派出的第一支遣欧使节团。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派出的第二支遣欧使节团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点，目睹欧美的技术发展和工业文明，闭关锁国近400年的日本政府决心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主要手段就是设立企业，从欧美引进技术设备和人才，然后消化吸收和改良。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让日本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技术优势带来的益处。因此，这种技术优先论或技术万能论在日本政府和民间企业中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在日本民间企业在国家研发支出中所占比例一直高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先进国家。1954年，日本的研发总支出为400亿日元，其中，企业支出为168亿日元（这其中用于购买技术设备的支出为57亿日元），占全部支出的42%，远远高于美国的企业支出比率——不足20%。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则是积极诱导企业实施技术创新。1950年，日本政府制定实施了《外资法》和《外汇法》，对技术导入实施审批制。审批委员会由政府官员和大学技术专家等组成，审批内容主要包括申请企业的现有技术实力、拟导入技术的先进性、特别是上一次技术导入的实施效果，等等。通过审批制，政府一方面力图保证导入技术与企业的现有资金和人员实现最优匹配，同时，敦促企业要积极消化吸收、改良已经导入的技术，否则将失去资格。在当时的情况下，失去导入技术的资格，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在市场上竞争的优势，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死问题。实际上，2003年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定量研究表明，实施技术导入的企业确实在生产效率、研发支出等方面明显高于其他企业。
低价格战略的恶果
与日本企业相比，我国的企业承认技术的重要性，但是更愿意实施成本领先的战略。上个世纪90年代，技、工、贸顺序先后之争的结果是贸、工、技的顺序得到了普遍的接受，技术被放到了最后。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先生可以说是这种观点的代表者之一。
大家普遍认为，我们的优势在于低成本，特别是低劳动力成本，因此，应该积极实施低成本、低价格战略。这是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所信奉的经营理念和所采取的主要竞争战略。
被称为“价格屠夫”的长虹掌门人倪润峰在1996年的彩电价格大战中，曾一次性降价30%。2001年的时候，武汉等地甚至出现了彩电论斤卖的促销方式。
低价格战略使我们的制造企业的利润率维持在一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水平上，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的恶果：为了控制成本，企业尽可能地压低工资水平，低收入和其他因素一起使我国的内需不振，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了实现薄利多销，我们要拼命扩大市场分额，包括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不断，导致了国际关系的不平衡；最为严重的是，低廉的利润使我们的企业无力实施研发创新，无法实现产业链的升级，于是，我们只能在技术设备的“引进--落后--再引进中循环”。
我们的制造企业是空心化的制造业，低成本战略可以是一些企业的选择，但不能是一个民族所推崇的模式。能源价格的暴涨，越南、印度的发展使我国空心化的制造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的制造业确实到了必须改变发展模式的时候了。
日本企业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积极组建自己的中央研究所，并于1968年实现了GDP世界第二的梦想，走上了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的12年里（1973年至1985年），日本的实质GDP增长了60%，而原油进口量却从29000升减至19600升，单位GDP耗能减低了40%。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具有共性，因此，其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教训也具有可借鉴性。回顾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创新政策及相关的具体措施，可以为我们更好地了解日本并借鉴其经验教训提供基本素材。